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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暨南史学》第3辑( 暨南大学出版社 12月)

隋唐长安水利设施的地理复原研究
郭声波

【内容提要】 本文在吸取前人、 今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根据大量文献资料、 考古材料及实地考察, 对隋唐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设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详细的地理复原研究。其中, 对龙首流路的补正、 黄渠下游的推测、 昆明池进出水道的考定, 漕渠与滋堤、 广运潭的关系和城内外井泉分布的研究等, 均有一定学术价值, 可与《西安历史地图集》互补。
【关键词】 隋代长安 唐代长安 水利设施 漕渠 广运潭

二十年前 1984年) , 笔者在陕西师大史念海先生指导下作了一篇4万馀字的题为《隋唐长安水利》的硕士论文, 获得答辩委员会一致好评, 经过答辩。不久, 应史先生之约, 将其部分内容精简为1万馀字的论文, 以《隋唐长安的水利》为名, 发表在她主编的《唐史论丛》第四辑( 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上。后来笔者因承担其它研究课题, 未能将其全部整理出来, 公开发表。近年承陕西师大历史地理所惠赠史先生主编的印制精美的《西安历史地图集》( 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 非常高兴, 感到以史先生为首的西安历史地理研究集体, 不但为学术界作了一个以地图形式集古今学术研究成果之大成的表率, 而且可为发展西安经济、 开发旅游资源, 进行城市规划、 保护古都风貌与整治环境提供借鉴, 功莫大焉。笔者注意到, 由于篇幅的限制, 地图集的文字说明比较简明扼要, 尽管在该图集出版的前后, 作为编辑、 研究人员的一批相关成果也陆续发表出来, 然而涉及隋唐长安水利的主要论文, 仅见有曹尔琴《长安黄渠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期) 、 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2期) 、 《隋唐永安渠渠首的福堰遗址》( 《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1998年) 、 史念海《唐长安城的池沼与林园》(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 , 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辑) 等数篇, 不能满足读者全面、 详细了解和研究地图集相关内容的需要, 而且在图集和相关论文中, 尚有容可商榷的地方。因此, 笔者感到自己当年的硕士论文还有全部整理发表的必要, 论文里当年精心编绘的地图, 也有一定用处 如其中的《隋唐长安水利设施》、 《隋唐长安城市给水区划》两图, 即有幸被李令福《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 人民出版社 ) 采用。
, 可与《西安历史地图集》有关内容互参。这里先发表水利设施部分, 其中尽可能地汲取最近的研究成果, 并对有关分歧部分阐述自己的观点。不当之处, 敬祈教正。

长安的水利由来已久, 西周时就有了”滮池北流, 浸彼稻田”的歌咏 《诗·小雅·白华》。
, 但长安水利的大规模开发, 还是从西汉开始的。八水荡荡, 周绕长安, 东有浐、 灞, 北有渭, 西有镐、 沣、 涝。南有洨( 滈) 、 泬( 潏) , 历史上的长安水利便仰给于此。据《水经注》载, 汉长安辟有泬水支渠入城, 又引洨注泬, 以补充水量。武帝元光时, 又自长安西引渭为漕渠, 东至河, 更发谪吏穿昆明池, 以扩大水源, 自石闼堰引洨为源, 下游流入揭水陂、 漕渠, 长安水利网初步形成 参详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 《历史地理论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载。以下引黄盛璋先生观点皆出此文, 不另注。
。新莽灭亡后, 长安沦废, 水利设施大多湮灭, 惟昆明池系统得以幸存, 漕渠渠迹也基本保留下来。这些水利遗存, 为后来恢复长安水利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隋朝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分崩乱离, 长安不但重新成为全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也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城市。巩固和发展这样一个城市, 使得沉寂了五百多年的长安水利重获生机; 全国的统一, 中央集权的加强, 也为兴修这样的水利提供了可能。隋代的力役制度沿袭北朝, 役丁及匠轮番承役, 唐前期发展为”有身则有庸”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 《陆宣公集》卷二二载。
, 这是兴建大中型水利工程可靠而充分的人力来源, 开皇、 天宝年间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 也是长安水利得以兴修的重要原因。德宗后两税法的施行, 给直接地、 大规模地征调力役带来一定困难, 个别陂渠的维修实际上转而依靠神策军士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 卷一七《文宗纪》; 《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
, 因此唐后期再也没能大规模兴修长安水利。
如前所述, 隋唐长安水利设施主要兴建于隋代和唐前期, 可考者有渠道、 陂池、 堤堰、 井泉等, 今分为八个系统探讨其沿革兴废及大致分布, 并以地图形式进行复原。

一、 龙首渠系统

龙首渠( 如图1) 在隋唐长安城东, 以浐水为源, 宋敏求《长安志》云凿于隋开皇三年( 583年) 。本名浐水渠, 俗名龙首渠 《雍录》卷六引《两京道里记》。
。朱泚乱时, 龙首渠遭到破坏, 但随即修复。龙首渠在长安诸渠中寿命最长, 五代后方涸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五《寺观》、 卷六《泉渠》。
。
龙首堰, 《长安志》说在城东南的马头埪( 今马腾空) , 黄盛璋先生曾在马腾空村北发现了隋唐龙首遗迹, 似可证实这一点, 故《西安历史地图集》沿用此说。马腾空的古渠遗迹今尚可见, 高出浐水水面8米, 史念海先生认为是隋唐以后浐水下切所致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1期。
。但笔者在该村南四里的余家土扁也找到了该渠遗迹, 而且还有向南延伸的迹象, 据地形分析, 龙首渠引水口应在马腾空南八里的秦沟村 郭声波《隋唐长安龙首渠流路新探》, 《人文杂志》1985年3期载。
。龙首渠傍浐河西岸北流, 至长乐坡西北, 分为东、 西二渠 宋敏求《长安志》卷九《唐京城》。
。黄盛璋先生及《西安历史地图集》复原的龙首东、 西二渠分水处, 在通化门东六里的长乐坡中部, 与宋人所载略有出入, 不详其故。李令福先生认为在长乐坡中部分水于工程也不经济 李令福《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第205页, 人民出版社 。
, 此说有理。
龙首西渠从长乐坡西北屈而西南流, 从通化门南入永嘉坊, 高程为420米。经兴庆宫入胜业坊东北隅宁王九曲池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三《苑囿池台》。吕大防《长安城图》绘池在坊东南隅, 误。
, 又经崇仁坊东南隅资圣寺 王维《资圣寺送甘二》, 《王右丞集》卷五载。
、 西南隅景龙观入皇城, 然后历少府监南屈而北流, 经都水监、 太仆寺内坊之西, 又北, 流入成桥下。吕大防《长安图》复原的此段渠路与《长安志》所载基本相同, 但不沿安上门街东而沿街西北流。考尚书省东南隅有”拗项桥” 赵璘《因话录》卷五。
, 即此渠穿景风门街处, 故当以吕《图》为是。成桥北为长乐门, 据吕《图》, 渠径长乐门东, 紧贴太极宫西垣北流, 至紫云阁折而西, 径神龙殿、 延嘉殿至咸池殿合清明渠。《长安志》说, 此段渠又名”金水河”。《西安历史地图集》除《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将其下游画成自紫云阁折而东, 至兴安门合龙首东渠南支外, 其馀各图皆画成西流至凝阴阁东海池而止, 自身似有矛盾之处, 未敢遽从。
龙首西渠的附属设施有东市支渠。《长安志》说东市支渠自城外分水南流至道政坊东入城, 经坊北入东市东北隅放生池( 亦曰海池) , 考古发掘证实东市放生池的水源来自道政坊西北隅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 《考古》1963年11期。
。但考古工作者及《西安历史地图集》皆以为水源直接来自兴庆坊的龙池, 《地图集》还将平康坊东南李林甫宅渠画成是从东市放生池向西南延伸的支渠, 未详所据。
龙首东渠傍东城墙入禁苑, 高程为407米, 入苑后又分为南、 北两支渠。
南支渠紧靠北城墙经东内苑入大明宫, 穿望仙、 建福两下马桥( 即东、 西下马桥) 西去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
。据清人王森文考察的结果, 此支渠傍龙首山一直西流至太极宫西北与清明渠相会 王森文《汉唐都城图》, 陕西省博物馆藏。
。龙首山在龙首原最高处, 东起辛家庙, 西至讲武殿, 长约16公里, 高约20米, 是横亘在隋唐长安城北的一道地理屏障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长安县谓: ”龙首山, 在县北一十里, 长六十里, 头入渭水, 尾达樊川。”是包括少陵、 鸿固、 凤栖、 乐游、 龙首诸原在内, 两者概念不同。
, 只有开挖汉长安城的东城濠时曾凿断山脉, 渠水得以沿濠北流, 其馀地段未闻有过开凿。但《西安历史地图集》却将龙首东渠的南支渠画成在兴安门北折而往北, 穿过龙首山中部流入大明宫北部的太液池。须知兴安门高程为海拔396米, 龙首山中部高程为海拔410米( 含元殿更高达416米) , 不知唐人有没有必要为此支渠开挖一条深达10多米的沟壑, 笔者没有见到记载, 不敢相信。
北支渠自东内苑分水, 西北流注龙首池, 由于龙首池北阻高原, 考古工作者误以为龙首渠至此不再入太液池, 太液池水当来自苑中漕渠或鱼藻池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唐长安大明宫》四,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其实苑中漕渠海拔高程( 387米) 低于太液池 398米) , 鱼藻池更在漕渠北, 绝不可能流往高处。龙首山虽横亘于龙首山与太液池之间, 但不是不能够绕过的。龙首池东北不远处有灵符池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 ”灵符池应圣院在龙首池东。”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三《苑囿池台》: ”灵符池在龙首池( 西) 〔东〕北。”
, 灵符池水西北流入太液池, 这就意味着龙首池、 灵符池、 凝碧池和太液池之间应当有一水相通, 元人说得很明白:
隋开皇三年, 自府城东南三十里马头埪堰浐水, ……北流经长乐坡西北, 灌凝碧、 积翠, 西北入大明宫后, 灌太液池。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六《泉渠》。

这就是说, 龙首东渠北支缘此绕过龙首山之首。唐人陈羽《小苑春望宫池柳色》云: ”夹堤连太液, 还似映天津。”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三四八。《文苑英华》卷一八八亦载此诗, 名《御沟新柳》。
小苑在大明宫, 宫池即龙首池, 也证实龙首池确实与太液池相通。太液池的下游是从东小池向东再偏北流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唐长安大明宫》四,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 前面有一条往东北通向浐、 灞之会的冲沟, 龙首东渠当入此沟, 至今浮沱寨合漕渠。从给水对象是太液池来看, 龙首东渠的这条支渠当凿于大明宫建成后。有资料表明, 大明宫中的渠道是用石料甃砌的 常衮《晚秋集贤院即事》( 《文苑英华》卷一九一) : ”金铺深内殿, 石甃净寒渠。”
。
龙首东渠的附属设施有贞元十三年( 797年) 开凿的太清宫支渠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
。如《唐两京城坊考》所述, 是自通化门北入兴宁坊, 西流入大宁坊太清宫。马正林先生以此渠为龙首西渠的支渠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第322页,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恐非。

二、 黄渠系统

黄渠( 如图2) 在城东南, 是曲江的进水渠。曲江早在汉武帝时即已存在, 当时的水源
只是少陵原下的泉水, 后世称为”汉武泉” 司马相如《哀秦二世赋》, 《史记》卷一一七载; 康骈《剧谈录》卷下。
。唐武德六年( 623年) , 宁民县令颜昶引南山水入京城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 此水道当是黄渠的前身。开元中, 对曲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疏凿, 正式开辟黄渠, 以扩大曲江水源 康骈《剧谈录》卷下; 张礼《游城南记》, 《宝颜堂秘笈》本。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胡注引《长安志》说, 黄渠、 芙蓉池俱为隋宇文恺所凿, 然查今本宋敏求《长安志》无此语, 当依张礼《游城南记》改正。文宗之前, 黄渠又曾失修, 因此大和九年( 835年) , 更淘曲江、 重修黄渠, 至唐末不废 王驾《乱后曲江》, 《唐百家诗选》卷一九载; 黄滔《省试奉诏涨曲江池》, 《黄御史公集》卷四载。
。
黄渠源于义谷( 今大峪) , 谷口有堰截水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六《泉渠》。
, 北流至龙渠村。《西安历史地图集》将今大峪乡至王莽乡一段义谷水画成唐代的人工河道, 不详何据。据张礼《游城南记》, 黄渠自龙渠村又西北至甫张村( 今甫江村) 、 三像寺, 上少陵原。寺在玄宗武皇后敬陵前, 即庞留村南侧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九《胜游》、 卷一○《石刻》。
。又北, 过戎店村, 分为东、 西二渠。
黄渠东渠, 经鲍陂东北、 三兆镇东, 至黄渠头, 折西南入曲江。张礼《游城南记》云: ”鲍陂之东北, 今有亭子头, 故巡渠亭子也。”可证。亭子头在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常家圪塔附近。
黄渠西渠, 笔者曾据[嘉庆]《咸宁县志》卷三的记载, 复原为西北流注鲍陂( 今小鲍陂村西) , 又经南伍村、 五典坡、 春临村, 入于曲江。但曹尔琴先生根据该县志卷二《历代疆域水道城郭名胜图》的记载, 认为这段渠迹是自清大兆村、 东曹村抵鲍陂, 则鲍陂当在今大鲍陂村一带。黄渠从鲍陂流出后, 又经伍府井、 东伍村、 五典坡、 春临村入曲江。此段渠迹曹先生曾亲临考察, 据云五典坡至春临村一带的黄渠遗迹”仍清晰可辨, 当地老者尚能历历指出” 曹尔琴《长安黄渠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期。
。因此, 笔者今次根据其说作了修正。

不过, 在[嘉庆]《咸宁县志》的记载中, 还有两条与黄渠有关的支渠。一条是从东支渠的黄渠头分出, 继续北流, 但黄盛璋先生认为这条支渠未见于其它记载, 以地望度之, 恐非黄渠故道, 笔者同意这样的判断。另一条是自留公村有一渠引浐水西至亭子头, 曹尔琴先生认为它与黄渠东支渠相合, 继续西流入曲江, 成为曲江的又一水源 曹尔琴《长安黄渠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期; 《张礼和〈游城南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3期。
。
曲江位于少陵原西北的漫坡地带, 地形较为复杂。曲池坊内有丘, 迤南低处及迤北江西岸应当有人工堤, 人云”长堤十里” 赵璜《曲江上巳》, 《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四载。
, 盖是之谓。曾有考古工作者认为曲江仅芙蓉苑一隅之地: ”池为南北长、 东西短的不规则形状, 面积约为700000平方米( 按即0.7平方公里) ” 陕西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考古学报》1958年3期载。
, 稍嫌狭隘。诚如夏承焘先生指出, 升道坊及其以南的水体也叫曲江, 因此唐人才能在乐游原上吟赏曲江烟霞 夏承焘《据〈白氏长庆集〉考唐代长安曲江池》, 《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 中华书局1963年版。
。估其面积, 应有1平方公里。近年李令福先生则提出, 曲江分为南、 北两池, 南池叫芙蓉池, 为皇帝专用, 北池在今北池头村南侧, 官民公用, 是开放的曲江池 李令福《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第210页, 人民出版社 。
。
曲江的下游流向, 很少有人探讨, 但并不意味着偌大一个陂池就是死水一潭。笔者以为, 曲江往北流至升道坊西北隅龙华寺南的”屈曲” 宋敏求《长安志》卷九《唐京城》。
, 并非尽头, 而是受阻于乐游原转向西流的暗示。曹尔琴先生进一步认为: ”以流水屈曲相称, 显系指渠道而言, 并非能够载舟的曲江, 当是指黄渠而言。” 曹尔琴《长安黄渠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期。
汉时乐游庙遗址至唐犹存, 在升平坊东北隅, 据说也是”南临曲江”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关西道》; 宋敏求《长安志》卷五引《关中记》。
。曹尔琴先生指出: ”乐游原下的的流水, 除由升道坊引黄渠西流外, 别无她水足以当之。” 曹尔琴《长安黄渠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期。
笔者同意这样的判断, 因为唐诗亦云升平坊有”乱水藏幽径” 许棠《题张乔升平里居》, 《全唐诗》卷六○三载。
, 据《西安历史地图集》还有元宗简宅渠。由此可见, 曲江下游确是傍乐游原西南流。然后, 至昭国坊韦应物宅 韦应物《寄冯著》( 《韦江州集》卷二) : ”披衣出茅屋, 盥漱临清渠。”应物宅在昭国坊, 见同书卷六《过昭国里故地》。
, 屈而北流, 绕过乐游原头, 径永宁坊南门东之永宁园 羊士谔《永宁小园即事》( 《石仓历代诗选》卷六七) : ”阴苔生白石, 时菊覆清清渠。”
, 北过独孤公宅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引《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 ”先人之旧庐也, 有通渠、 转池。”
, 又西北至长兴坊东北隅安德公杨师道山池 褚遂良《安德山池宴集》( 《文苑英华》卷一六五) : ”行云泛层皂, 蔽月下清渠。”
, 再往前, 流向不明, 但贾岛《杨秘书新居》( 《长江集》卷一○) 诗有云: ”城角新居邻静寺, 时从新阁上经楼。南山泉入宫中去, 先向诗人门外流。”按南山泉自城角入长安者, 惟有黄渠, 因此判断黄渠是沿长兴坊东街( 启夏门街) 北流, 至皇城东南角与龙首西渠相合, 最终流入宫城。这几段被呼为”清渠”的水道, 从地形上看, 基本上同处于海拔450米的等高线上, 完全能够直接相连, 能够认为它就是曲江的下流。从皇家园林芙蓉苑流向宫城, 因此又唤作”御沟” 杨续《安德山池宴集》( 《文苑英华》卷一六五) : ”簪绂启宾馆, 轩盖临御沟。”
, 它不应当是私人凿取的涓涓细流。
曲江的西支, 经晋昌坊慈恩寺南、 若耶女子渠宅, 西流经通善坊北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若耶女子宅渠见《西安历史地图集·唐长安城园林池沼井泉分布图》。
。此后流路未有记载, 然大业、 昌乐二坊间有一东西向凹地, 即所谓六冈之间的隙地, 可能为此支渠所经。笔者曾据此怀疑其下游流至安乐坊合清明渠 郭声波《隋唐长安的水利》, 《唐史论丛》第4辑( 三秦出版社1988年) 载。
, 然据曹尔琴先生所说: ”这条残渠遗迹后改为排水渠道。排水渠道西流经过八里村北红专街, 再折北经小寨而与防洪渠相合。” 曹尔琴《长安黄渠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期。
今小寨防洪渠是往北流向草场坡, 渠路相当于唐长安城安上门街。马正林先生则怀疑此支渠是自慈恩寺往北一直流到永宁坊, 与永崇、 永宁坊池相通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第322页,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比较三说而言, 可能曹说更有理, 今即依之修正。
据张礼《游城南记》, 北宋时, 黄渠在少陵原上被人为截断, 于是曲江渐趋干涸。

三、 清明渠系统

清明渠( 如图3) 在城南, 凿于隋开皇初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关西道》。
, 唐末仍有人提到清明渠的存在 郑谷《街西晚归》( 《云台编》卷下) : ”御沟春水绕闲坊, 信马归来傍短墙。”郑谷宅在宣义坊, 见《云台编》卷中《宣义里舍冬暮自贻》。
, 城外段
至北宋时尚存, 见于张礼《游城南记》。
清明渠的水源是泬( 潏) 水, 张礼云, 分水处在朱坡东南( 今长安县杜曲镇西北) 。徐
松《唐两京城坊考》以为是从丈八沟分引泬水, 史念海先生已辨其非 史念海《龙首原和隋唐长安城》,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年4期。
, 不赘论。其后, 清明渠傍少陵原西侧西北流, 经杜牧九曲池、 皇子陂至渠北村, 转东北流 张礼《游城南记》云: 清明渠”至渠北村, 西北流, 入京城”。与《长安志》不合, ”西北”当是”东北”之误
, 至今北三门口村东, 经安化门紧西入城 陕西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资料》, 《人文杂志》1958年1期; 陕西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考古学报》1958年3期。
。渠北村既为清明渠转向处, 当在今雁塔区丈八沟乡杜城村( 即古下杜城) 附近。杜城村东至安化门遗址间今尚有一笔直的东北北向古水道遗迹, 清晰可辨, 应是清明渠故道 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2期) 也认为”不当排除有清明渠的蚀切和塑造”。
。故道所经之双桥头村, 今无河渠, 然既称”桥头”, 表明以前曾有河渠。
清明渠自安化门入城后的流路, 据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是: 经大安坊南街( 按当是东南街) , ”又屈而东流, 至安乐坊之西南隅, 屈而北流, 经安乐、 昌明、 丰安、 宣义、 怀真、 崇德、 兴化、 通义、 太平九坊之西”。这段流路, 已被考古工作者证实其在上述诸坊西坊墙内, 而《西安历史地图集》画在坊墙外的安化门大街中, 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李健超《隋唐长安清明渠》,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期。
。
清明渠”又北, 流经布政坊之东, 右金吾卫之东南, 屈而东南流入皇城, 经大社北, 又东至含光门后, 又屈而北, 经尚食局东, 又流经将作监、 内侍省东, 又北, 流入宫城”。这段流路, 在宋吕大防《长安图》残石中尚可见其片段。右金吾卫在布政坊东北, 靠近顺义门, 即今西安城西门, 据报导, 1984年曾在西门以南城墙内发现清明渠渠道砌体的遗存 《唐皇城遗址探察记》, 《西安日报》1984年7月4日。
, 而《西安历史地图集》所画清明渠在布政坊东南即已向东折入皇城, 距顺义门尚远, 恐有偏差。
流入宫城的路径,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云是承天门西广运门, 史念海先生已驳其非, 认为更在广运门西的永安门 史念海《龙首原和隋唐长安城》,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年4期。
, 今从之。
入宫后的去向, 据吕大防《长安图》, 可知是径嘉猷门东至咸池殿西海池, 与龙首西渠合。再往后, 吕《图》上就杳无踪迹了。不过从地形上看, 清明渠应该是径北海池入苑, 与龙首东渠南支合流, 因受阻于龙首山, 改向西北流, 至芳林园入永安渠。王森文经过实地考察, 也认为清明渠北出宫城与龙首东渠南支合, 西流入永安渠 见王森文《汉唐都城图》和据说是王氏主绘的《长安志水道图》( ［嘉庆］《咸宁县志》卷二) 。
。《西安历史地图集》未采纳此说, 将清明渠只画到西海池为止, 成为断尾渠, 似未合情理。
清明渠的附属设施有黎干渠, 即黎干开凿的漕渠。
《旧唐书·代宗纪》载, 永泰二年( 776年) , 京兆尹黎干为解决”京城薪炭不给”的问题, 奏请从南山谷口引水开凿漕渠, 《唐会要》称其为”运木渠”( ”木”原误”水”) 。从地形上看, 她的原意可能是要利用韩朝宗开凿的南山漕渠, 将城内段延长至宫苑内, 也有可能是经过清明渠引南山水开漕渠。不论她的原意是什么, 史籍很清楚地记载了黎干渠凿成后的实际起点是光德坊东南隅的京兆府廨 王溥《唐会要》卷八七《漕运》: ”永泰二年七月十日, 凿运木渠, 自京兆府直东至荐福寺东街。”
, 而非南山漕河的终点——西市放生池。黄盛璋先生等及《西安历史地图集》皆据《新唐书·地理志》以为黎干渠已与南山漕河衔接, 但都没有解释从京兆廨至西市放生池约2公里的距离如何沟通, 未能证明黎干渠的起点就是南山漕河的终点。如果从西市放生池引南山漕河至荐福寺, 必须横越永安、 清明两渠, 三渠水位有一定高差, 从西市放生池到清明渠属于逆行, 既要通流, 又要行舟, 工程技术很难解决。因此笔者认为黄先生等所论是因袭《新唐志》疏误之故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于长安县条连述天宝二年韩朝宗开南山漕河( 文中误将”引漕水”记为”引渭水”) 及大历元年黎干”自南山开漕渠”二事。按黎干”自南山开漕渠”据《旧唐书·代宗纪》只是奏议中文, 施工中当有改动, 或者奏议原意是欲引南山水( 即清明渠水) 开漕渠。《新唐志》不察, 记事有误。
。《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其流经路线是经荐福寺东街, 北抵景风、 延喜门入苑。黎干渠的开凿历时仅两个月, 只挖通了京兆府廨以东的一段便草草收工, 显然不可能修建横越永安 清明二渠的工程, 只能引取清明渠为源。清明渠水量毕竟有限, 因此黎干渠宽仅八尺( 折今2.4米) , 不便行舟, 故《通鉴》称其”功竟不成”, 并不是说渠没有开通。渠成之日, 代宗”幸安福门以观之” 《旧唐书》卷一二《代宗纪》。
。按荐福寺在开化坊东南, 荐福寺东街即安上门街, 安福门即顺义门, 在皇城西, 景风、 延喜二门在皇城东, 皇城东西相距十二里, 在安福门上是不可能观看到黎干渠的。史念海先生认为”可能是黎干故弄玄虚, 以安福门内的清明渠代替漕渠, 以取信于唐代宗” 史念海《龙首原和隋唐长安城》,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年4期。
。可是黎干渠、 清明渠皆近在帝居, 无人不晓, 黎干有没有胆量、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必要做出偷梁换柱的勾当糊弄代宗, 实属可疑。笔者认为真实情况可能是: 由于长安城内地形是西低东高, 黎干渠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南山漕渠不可能按先前的设计引入苑内, 只好改引清明渠, 或者是该渠原本就是想经过清明渠引南山水。总之渠成之日, 代宗亲临安上门观礼, 而《旧唐书》误将安上门记为安福门。安上门在皇城东南, 面朝荐福寺东街, 应是观览黎干渠极佳的处所。

四、 永安渠系统

永安渠( 如图3) 在城西南, 凿于隋开皇二年 二年: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作”三年”, 今依《太平寰宇记》卷二五《雍州》。
, 以引水处在香积寺南洨( 交) 水上,
又名洨( 交) 渠、 香积渠 王溥《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六《泉渠》。
。德宗朝朱泚乱时, 引水堰坏, 一度绝流, 宪宗元和八年发神策军士修复 王溥《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
。昭宗时尚存, 见于士人诗咏 郑谷《访题进士孙秦延福南街居》, 《云台编》卷上载; 李洞《赠曹郎中崇贤所居》, 《石仓历代诗选》卷九○载。
。
关于永安渠的水源, 今所见最早记载是《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 ”永安渠, 隋文帝开
皇三年开, 在县南, 引交水西北入城, 经西市而入苑。沈水自南入焉, 有福堰, 下分为二水, 流一里, 一水合交水, 一水西流, 又东流为渎, 越沈水上过流, 名永安渠。”永安渠究竟引自洨水还是引自泬水( 即”沈水”) , 这里含糊不清。笔者认为引泬说是不准确的, 因为洨水又名福水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关西道》。
, 福堰则必在洨水上。据《类编长安志》卷五, 香积寺西南旧有香积堰, 堰水入城中。福堰当即此堰。吕卓民先生曾对福堰有过考察, 已能证实这一点 吕卓民《隋唐永安渠渠首的福堰遗址》, 《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载。
。从地形上看, 如永安渠直接引泬, 大可不必自香积寺而应从今崔家营附近引水。因此能够说《长安志》的这段记载有传抄错误, 加点句原文应该是: ”泬水自南入焉, 流一里, 有福堰, 下分为二水, 一水合洨水, 一水西流。”这里之因此提到泬水, 是因为泬水经过泬水新道流入洨水, 间接地成为永安渠的水源。
永安渠在香积寺福堰引水后, 西北流经赤阑桥至羊原坊 温庭筠《杨柳枝》, 《温飞卿集》卷九载;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六《泉渠》。
。此段渠道据地质水文部门钻
探考察, 原是一条古河道, 杨思植先生等认为是交河的遗弃河谷, 吕卓民先生则认为是滈水故道, 原来是往西北一直通向昆明池, 汉代以后才改道向西南流, 入沣水 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2期。
。其实两说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滈水是早先的名称, 洨水是后来的名称。
永安渠在羊原坊离开滈( 洨) 水故道, 绕过神禾原头转东北流, 经第五桥, 至沈家桥越南山漕河 张礼《游城南记》;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六《泉渠》。
, 又东北, 至南山门口村北, 以30°角入大安坊西南隅 陕西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 《考古学报》1958年3期) 云: ”永安渠从南山门口村东南角以30度斜度流入城内。”按若经村东南则与清明渠相接, 不确, 当经村北。
, 入城处高程为海拔416米。然后经大安、 大通、 敦义、 永安、 延福、 崇贤、 延康诸坊西, 又经西市东, 傍布政、 颁政、 辅兴、 修德四坊西, 入内苑芳林园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唐京城》。

。永安渠入苑的地点, 宋敏求说是修德坊西北隅的兴福寺西, 即穿光化门( 《西安历史地图集》作景耀门) 而入, 可是吕大防《长安图》中却是将永安渠从兴福寺东引至芳林门入苑, 黄盛璋先生亦因仍其说。孰是孰非, 当以地形为据。今大白杨村东有一宽约一里的南北向凹地, 中有古渠遗迹, 正对光化门, 应当是永安渠故道。凹地两侧都是高3～5米的原阜, 永安渠若踅而往东, 何以能穿越龙首山? 可见此处《长安志》的记载当比吕《图》准确。
永安渠径光化门入芳林园后, 与来自太极宫的清明渠相会, 往北注入汉长安城东南的漕渠, 再沿汉城东城濠直北注渭。吕《图》将漕渠与永安渠析为二途, 以为两渠并行入渭, 乃是考察不周的结果。
永安渠的附属设施有定昆池支渠和西市支渠。
定昆池乃唐中宗时安乐公主所凿, 黄盛境先生认为, 池在今长安县祝村乡河池寨北, ”河
池”即”涸池”、 ”鹤池”之讹。其东地名有东滩村, 西有湖村, 西北有黄沙岭, 北有西滩, 结合地形, 即可复原池形( 如图) 。《旧唐书·武延秀传》云: ”定昆池延袤数里。”《长安志》卷一二引《景龙文馆记》则作”延袤十数里”。按今河池寨北洼地以唐尺计, 周长不及十里, 前者当是。《长安志》卷一二又载: 定昆池在县西南十五里。按长安县治在延寿坊, 以宋制度之, 距复原的定昆池直线距离基本上就是十五里。定昆池南二里有三会寺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 ”三会寺在宫张村。”宫张村即今长安县祝村乡恭张村。
, 清人记述三会寺村( 今恭张村) 南有汉故渠, 径村东合唐永安渠 ［嘉庆］《长安县志》卷一四《山川志》。
。其实永安渠渠干只从恭张村东南四里经过, 流向是西南—东北, 绝不会流经三会寺东, 因此清人在三会寺村东见到的”唐永安渠”, 应是通往定昆池的永安渠支渠, 可见定昆池水源来自永安渠, 唐宋人关于定昆池水源系”引水”、 ”引流”的记载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引《景龙文馆记》; 张鷟《朝野佥载》卷三。
, 盖即此而言。定昆渠支渠既在恭张村东与汉故渠相交, 则当接近于西南—东北走向, 而《西安历史地图集》却将此支渠画成东西走向 即自第五桥北分引永安渠水, 经恭张村北入定昆池, 与清人所见有所不同, 不详其据。关于定昆池的下游, 张礼《游城南记》云有水道与昆明池相通, 按定昆池地形高于昆明池, 则此水道应是定昆池的泄水道。
西市支渠是武后长安中沙门法成为灌注西市西北隅的放生池所凿 《永安渠石铭》, 《全唐诗》卷八七五载。
。渠自市东引永安渠水西北流, 宽3～4米, 深6米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 《考古》1961年5期。原作”宽34米”, 按永安渠口的洨河河床宽度尚不及此数, 疑此数字有印刷错误, 中脱一”～”号。
。西市放生池的泄水道流路不详, 但能够肯定黎干渠不是它的泄水道, 因为黎干渠晚凿半个多世纪, 且未与西市放生池接通( 详上文”清明渠系统”) 。

五、 泬水两道

泬水两道指泬水新道和南山漕河( 如图3) 。
泬水, 又曰潏水, ”泬”、 ”潏”皆音jué, 在唐长安城西。北魏以前的流路, 《水经注》
云是出樊川, 北流傍汉城西入渭。北周保定二年, 庾信下南山之材, 放至汉城 庾信《终南山义谷铭》, 《初学记》卷五载。
, 开漕木之先河。自后泬水遂有”漕渠”、 ”漕水”之名: 隋开皇中, 城西南四里的袁村( 今袁旗寨) 就曾被漕渠的洪波吞噬 《隋书》卷二三《五行志》。
; 唐人亦称”漕水即沈水”《长安志》卷一一引《十道志》。
。自后滥觞, ”沉”、 ”坹”、 ”坑”、 ”坃”之类读音与”泬”、 ”潏”迥异的错别字亦相继出现。唐以后, 自梁山堰以下之的泬水故道, 多称”漕水”, 又讹作”皂水”。按《广韵》: 漕, 昨劳切; 皂, 昨早切, 可见唐宋时”皂”与”漕”同音。
泬水新道是人工水道, 清人说是唐代杜正伦所开, 今人有同意其说者 ［嘉庆］《长安县志》卷一三《山川志》; 杨思植等《西安地区河流及水系的历史变迁》, 《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3期。
, 吕卓民先生认
为可能是在汉代 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2期。
。笔者则认为是隋开皇间伴随永安渠的开凿而开凿的, 稍晚于永安渠, 因为新道不但有排泄泬水夏洪之功, 也有增加永安渠水量之用( 见上文”永安渠系统”) 。泬水新道改道处在瓜洲村, 起梁山堰, 堰水至申店, 上神禾原, 斩原而济, 凿深五、 六十尺( 折今15～18米) , 西至香积寺注洨水, 今尚存。泬水新道至今被视为泬( 潏) 河主流, 故连同上游俱被称为”潏河”。
与泬水有关的另一水利设施有南山漕河。天宝初, 京兆尹韩朝宗引漕水入金光门, 至西市, 以漕南山之材, 是为”南山漕河”, 引水处可能在丈八沟。”引漕水”, 《唐会要》卷八七《疏凿利人》、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都误记为”引渭水”。按西市海拔高程为403米, 若引渭, 则只能从今周至县终南镇以西分水, 沿途跨河十馀, 长百馀里, 偌大工程竟毫无记载, 可见引渭水入金光门的漕河并不存在。黄盛璋先生提出”渭”字系”潏”字之误, 其意亦同, 但从字形上看, 不如解释为”漕”字之误更好。

六、 漕渠系统

漕渠( 如图4) 在大兴城北, 始凿于隋开皇四年六月, 其年九月告竣 《隋书》卷一《高祖纪》。
。施工时曰富民
渠 《隋书》卷六一《郭衍传》。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作”富渠”, 当是因唐人记载避太宗讳略”民”字而来。
, 竣工后更名广通, 正如《隋书·食货志》所载: ”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 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馀里, 名曰广通渠。”炀帝即位, 乃避讳改广为永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曰: ”永通渠, 初名富渠, 仁寿四年改。”中脱改广通渠一事。
。隋漕渠长三百馀里, 只用三个月凿成, 尽管利用了部分汉漕渠故道, 也不能不说是仓促的, 工程质量可能有些问题, 再加上战乱, 隋漕渠至隋末便无形废弃。

长安漕渠的重新修凿, 《唐会要》说是在唐天宝元年( 742年) 至天宝二载间, 《元和郡县图志》则说渠成于天宝三载。唐漕渠基本上是隋漕渠的恢复, 渠路没有明显改动, 只是增辟了广运潭, 作为停泊漕船的新码头。又缘渠首兴城堰, 亦称兴城渠 《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大历后, 漕渠病夏水, 渐不通舟 杜佑《通典》卷一○《食货典》;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华州。
。宝历二年( 826年) , 广运潭转赐司农寺 《旧唐书》卷一七《敬宗纪》。
, 表明漕渠正式废弃。
大和后, 岁旱河涸, 渭水漕运颇为艰苦。开成元年( 836年) , 在咸阳县令韩辽提议下, 宰相李石面奏文宗请复开漕渠, 但遭到右相李固言反对 《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黄盛璋、 马正林先生等都以为渠已凿成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 《历史地理论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载; 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 《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4期载。
, 实由《新唐书·食货志》一段曲解《旧唐书·李石传》原意的转述所致 考详郭声波《韩辽是否疏凿了漕渠》,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2期。
。据《唐会要》卷八七、 《新唐书》卷一八三,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大和后至大中五年, 长安漕运仍由渭水, 舟止东渭桥仓, 丝毫未见漕渠已经恢复的痕迹。
漕渠引水堰名兴城, 在唐咸阳县西南十八里渭水上《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兴成渠旧漕, 在咸阳县西十八里。”
, 地名短阴原。按唐咸阳即古之杜邮, 在今咸阳市东北渭城镇, 揆之地理, 兴城堰当在今咸阳市西南渭滨镇两寺渡与钓台镇文王嘴之间 辛德勇《论西渭桥的位置与新发现的沙河古桥》, 《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 中华书局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