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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著名家教选介：颜氏家训
一、《颜氏家训》的作者及内容
　　《颜氏家训》是北齐颜之推作的一部家训。颜之推（531年～591以后），字介。颜氏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家训”一书当在隋灭陈（589）以后完成。颜之推是当时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学问，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后人颇有影响，著有《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
　　《颜氏家训》全书总共八卷二十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被称为中华“家训之祖”。颜之推生逢乱离之世，目睹许多大家族宦海沉浮。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以长辈身份，将自己的见闻及对人生的体悟，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诫子孙。其中夹叙夹议，与晚辈娓娓道来，没有丝毫说教的色彩，读来倍觉亲切。
　　《颜氏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阐述立身治家的方法，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与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内容切实，语言流畅，内容质朴明快，说理深刻，有“篇篇药石，字字龟鉴”之誉。是我国古代伦理学、教育学的名著，书中所论述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颜氏家训》对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产生于六世纪的一部教育史和学术名著，《颜氏家训》不但适合于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而且其中所反映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现代教育也具有普遍的启迪意义。
二、《颜氏家训》的教育思想
　　《颜氏家训》中有关教育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教子》，《治家》，《慕贤》,《勉学》，《音辞》，《杂艺》等篇章。《教子》主要阐述对士大夫子弟的教育问题。《治家》主要探讨和总结了治家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慕贤》谈如何向贤才学习。勉学》，是该书的著名篇章，作者对当时士族子弟不务学业、凭门第而猎取高位的现状进行了抨击。作者还通过各种事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学习方法和观念，这一篇章不仅论述子女教育及学习态度的问题，也讲述了一些安身立命的道理。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职业的贵贱，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应当受到尊敬。《音辞》主要讲述语言和音韵方面的内容。
　　在颜之推之前，儒家亦有儿童教育的规范，但是面向全社会，强调的是共性。《颜氏家训》的意义在于，在道德共性的指导下，突出了一家一户教育的个性，调动起了家长为子女垂范立训的文化自觉。家庭是社会文明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文化传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入德的起点，是人生第一要务。家是微缩的社会，伦常者五，家庭有其三（夫妇、父子、兄弟）。只有每个家庭都按照道德要求和谐相处，治国、平天下才有坚实的基础。
　　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十分兴盛，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要从胎教开始。这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家教的关键是父母，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切忌“无教而有爱”。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颜之推还非常重视家教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甚至对语言教育也很重视。颜之推本人一生虽未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仍不失为我国六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思想教育家。他以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所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许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颜氏家训》所涉及的家庭教育理论及实际问题非常广泛、全面，纵观全书，颜之推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以儒学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教育中，颜之推尤其重视家庭伦理的培养。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是其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成材的重要因素。（二）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思想。颜之推不仅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而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批判当时士大夫存在的不学无术，理论脱离实际，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的三大弊端，是深刻而准确的。因此，他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才培养的六条目标：“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见《涉务》篇）。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如首先要勤奋读书；其次要学以致用；再次是主张士大夫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也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具备“德艺周厚”的要求，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
　　但是，出于当时的时代和士大夫的视野，《颜氏家训》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对有的问题的认识和论述甚至是错误的。如《教子篇》提出“上智不教而成”，《勉学篇》的“生而知之者上”，都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反映。《治家篇》中提出妇女只可“主中馈，惟事酒食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于盅”，是作者完全继承了世俗中轻视妇女的传统偏见。还提到“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不见”，这种封建家长的棍棒教育法，显然不足为训。《归心篇》中，作者深信佛教的“三世说”和因果报应，以此为教，势必将人们导入宗教迷信的歧途。
三、《颜氏家训》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代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家训”的先河，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直斋书录题解》）。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其主要价值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书中内容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以及培养人才力主“治国有方、营家有道”之实用型新观念等，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以“明人伦”为宗旨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
　　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　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他路可走。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他也深致不满。且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得淋漓尽致。如《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当时士大夫的心态和作者的取舍判然分明。
　　另外，《颜氏家训》在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上所表达的思想也是弥足珍贵的：一是学无迟早。二是博学和专精。学比不学好，博学比少学好。必须把博与精很好地结合起来。三是强调切磋交流。学习绝不是一个人自我封闭的过程，必须经常与人交流，方能打破自己的局限，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这些思想都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颜氏家训》在教育实践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仅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思古，书法为世楷模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钦羡不已。
　　我们重建当代家风家教，需要借鉴此书处甚多，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把读书做人作为家训的核心。颜之推把圣贤之书的主旨归纳为“诚孝、慎言、检迹”六字；认为读书问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认为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读书学习，“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其次，选择正确的人生偶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怎样的偶像，就会有怎样的人生。北齐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弹琵琶，希冀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获取富贵。颜之推对此非常不屑，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即使能到卿相之位，亦不可为之。他要求子女“慕贤”，将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并且“心醉魂迷”地向慕与仿效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
　　再次，确立家庭教育的各项准则。家长要成为子女的楷模：“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要在践行“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等细小的生活礼仪中树立“士大夫风操”。持家要“去奢”“行俭”“不吝”。在婚姻问题上做到“勿贪势家”，反对“贪荣求利”。务实求真，不求虚名，摒弃“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的行为，“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杜绝迷信，绝对不谈“巫觋祷请”之事，“勿为妖妄之费”。
　　《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乃至文学艺术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颜氏家训》对当时诸如“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等社会思想文化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颜氏家训》还“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其《文章》篇，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颜之推很重视文学。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包括学问、口辩、作文等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他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他的文章内容真实，“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文笔平易近人，具有一种独特的朴质风格。其《书证》篇，考据名物，讨论语词训诂，《音辞》篇辨析声韵，“斟酌古今，掎摭利病”，都颇具精义，反映出颜氏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造诣。
　　正由于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宋代以后《颜氏家训》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南宋高宗时礼部侍郎沈揆称赞《颜氏家训》说：“颜黄门学殊精博，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辨析援证，咸有根据；自当启悟来世，不但可训思鲁、愍楚辈（按：指颜之推之子辈）而已”（见《嘉定赤城志》卷九）。明代著名教育家、《三字经训解》作者王三聘对《颜氏家训》的评价是“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古今事物考》）；明人袁衷的继母贤良识大体，袁衷认为他的家庭受《颜氏家训》影响最大：“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庭帏杂录》）；明正德年间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张璧称赞道：“乃若书之传，以褆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顺治年间进士著名学者王钺也认为：“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盲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朱子语类纂》）；从这些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的评价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颜氏家训》对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至于今日，《颜氏家训》不仅作为中小学生思想品德课的选读本，陕西、福建、辽宁、安徽等多省的教师资格考试也将其纳为课件和考试内容。
《颜氏家训》的主要刊本有宋淳熙七年(1197年)台州公库本，明万历甲戌(1574年)颜嗣慎刻本和程荣《汉魏丛书》本，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朱轼评点本、雍正二年(1724年)黄叔琳刻节钞本、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卢文招刻《抱经堂丛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今人王利器撰有《颜氏家训集解》，并附各本序跋、颜氏传及其全部佚文，迄今为止，最为完备。
历代著名家教选介：颜氏家训
六、风操篇
　　【原文】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1]，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2]，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3]，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4]。汝曹生于戎马之间，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传示子孙。
　　昔刘文饶不忍骂奴为畜产[5]，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有指名为豚犊[6]者：有识傍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乎？近在议曹[7]，共平章[8]百官秩禄，有一显贵，当世名臣，意嫌所议过厚。齐朝[9]有一两士族文学之人，谓此贵日：“今是天下大同[10]，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11]旧意？明公[12]定是陶朱公[13]大儿耳！”彼此欢笑，不以为嫌。
　　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若不修书则过节束[14]带以申慰。北人至态[15]之日，重行吊礼；礼无明文，则吾不取。南人宾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16]，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并至门，相见则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言及先人，理当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难。江南人事不获已[17]，须言阀阅，必以文翰罕有面论者。北人无何[18]便尔话说，及相访问。如此之事，不可加于人也。人加诸已，则当避之。名位未高，如为勋贵所逼，隐忍方便，速报取了；勿使烦重，感辱祖父。若没[19]，言须及者，则敛容肃坐，称大门中[20]，世父、叔父则称从兄弟门中，兄弟则称亡者子某门中，各以其尊卑轻重为容色之节，皆变于常。若与君言，虽变于色，犹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见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为兄子弟子门中者，亦未为安贴也。北土风俗，都不行此。太山[21]羊偘（kǎn），梁初入南：吾近至邺，其兄子肃访偘委曲[22]，吾答之云：“卿从门中在梁，如此如此。”肃曰：“是我亲[23]第七亡叔。非从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风俗，乃谓之云：“贤从弟门中，何故不解？”
　　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24]，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25]，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26]，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
　　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27]。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
　　偏傍[28]之书，死有归杀[29]。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30]书符，作诸厌胜[31]；丧出之日，门前然[32]火，户外列灰[33]，祓[34]送家鬼，章断注连[35]：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36]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
　　《礼经》：父之遗书，母之杯圈[37]，感其手口之泽，不忍读用。政[38]为常所讲习，雔[39]校缮写，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寻常坟典[40]，为生什物，安可悉废之乎？既不读用，无容散逸，惟当[41]缄保，以留后世耳。思鲁等第四舅母，亲吴郡张建女也，有第五妹，三岁丧母。灵床上屏风，平生旧物，屋漏沾湿，出曝晒之，女子一见，伏床流弟。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荐席淹渍，精神伤怛，不能饮食。将以问医，医诊脉云：“肠断矣！”因尔便吐血，数日而亡。中外怜之，莫不悲叹。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一尔[42]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43]，申父友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44]，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餐[45]，以接白屋之士[46]，一日所见者七十余人。晋文公以沐辞竖头须，致有图反[47]之诮。门不停宾，古所贵也。
　　失教之家，阍寺[48]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49]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50]僮仆，接于他人，折旋[51]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
　　【注释】
　　[1]箕帚：粪箕和扫帚。匕著：匙和筷。
　　[2]节文：节制修饰。
　　[3]阡陌：此挡途径。
　　[4]翰墨，可能是绳墨之误。绳墨，本匠画直线用的工具。
　　[5]畜产：畜牲。
　　[6]豚：小猪。犊：小牛。
　　[7]议曹：官署名。言官，掌管评论朝政和百官得失。
　　[8]平章：商量处理。
　　[9]齐朝：指颜之推曾为官的北齐朝。
　　[10]大同：指隋已灭陈，天下统一。
　　[11]关中：北朝时，西魏都城设于关中，此处代指西魏。[12]明公：贤明通达事理的人，对对方的尊称。
　　[13]陶朱公：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灭吴后携西施归隐于五湖，因经商致富。后作为富商的代称。
　　[14]束带：整饬衣冠，束紧衣带。表示恭敬。
　　[15]至岁：指冬至、岁首二节。
　　[16]揖：又称作揖，古代的拱手礼。据《周礼》记载，根据双方的地位和关系，作揖有土揖、时揖、天揖、特揖、旅揖、旁三揖之分。土揖是拱手前伸而稍向下；时揖是拱手向前平伸；天揖是拱手前伸而稍上举；特揖是一个一个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级分别作揖；旁三揖是对众人一次作揖三下。
　　[17]不获已：犹不得己，没有办法。阀阅：本作代阅。指家世。
　　[18]无何：犹言无故，没有什么原因。
　　[19]没：同“殁”，去世。
　　[20]大门中：对别人称自己已故的祖父和父亲。以下所言“门中”，都是称家族中的死者。
　　[21]太山：即泰山。
　　[22]委曲，事情的始未经过。
　　[23]亲：汉魏至隋，习惯于亲戚称谓之上加“亲”字，以示其为直系的或最亲近的亲戚关系。
　　[24]王子侯：皇室所封列侯。《汉书》有王子侯表。
　　[25]分张：分别的意思。
　　[26]密云：无泪，指故作悲凄之态而不掉泪。
　　[27]分首：即分手。首，手同音通用。
　　[28]偏傍：不正。偏傍之书：指旁门左道的书。

　　[29]归杀：也作归煞，回煞。旧时迷信谓人死之后若干日灵魂回家一次叫“归杀”。
　　[30]画瓦：旧在瓦片上画图象以镇邪。
　　[31]厌胜：古代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服，压服人或物。
　　[32]然：“燃”的本字。
　　[33]户外列灰：在门外铺灰，以观死人魂魄之迹，为一种迷信活动。[34]祓（fú服）：古代除灾祈福的仪式。
　　[35]章断注连：上章以求断绝死者之殃染及旁人。注连，传染的意思。
　　[36]儒雅：儒学正统。
　　[37]杯圈：一种木制饮器。手口之译：手汗和口译之气。
　　[38]政：通“正”，只。
　　[39]雔（chóu）校：校对。
　　[40]坟典：三坟五典。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叫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叫五典。此指书籍。
　　[41]缄：封。
　　[42]一尔：一旦如此。
　　[43]丈人：对亲戚长辈的称呼。
　　[44]昆季：指兄弟。长为昆，幼为季。
　　[45]一沐三握发，一饭三餐：指一次沐浴须三度握其已散之发，一顿饭中间须三次停食，以接待宾客。两句均形容求贤殷切。
　　[46]白屋之士：指平民。古代平民住房不施采，故称其所住之屋为白屋。
　　[47]图：考虑。图反：指想法反常。
　　[48]阍寺：看门人。
　　[49]黄门侍郎：职官名。
　　[50]门生：此指门下使役之人。
　　[51]折旋曲行。古代行礼时的动作。
　　【译文】
　　《礼记》上面有圣人的教诲：为长辈清扫秽物时该怎样使用撮箕扫帚，进餐时该怎样选择匙子、筷子，在父亲公婆面前该诗怎样一种行为姿态，酒席宴会上该有些什么规矩，服侍长辈洗手又该如何进行，都有一定的节制规范，说得也十分周详。但此书已经残缺，不再是全本；有些礼仪规范，书上也未记载，有些则需根据世事的变化作相应调整，博学通达的君子，自己去权衡度量，递相承受而推行之，所以人们就把这些礼仪规范称为士大夫风操。然而各个家庭自有不同，对所见到的礼仪规范看法不同，但它们的大致路径还是清楚的。我过去在江南的时候，对这些礼仪规范耳闻目睹，早已深受其熏染，就像蓬蒿生长在麻之中，不用规范也长得很直一样。你们生长在战乱年代，对这些礼仪规范当然是看不见也听下到的，所以我姑且把它们记录下来，以此传示子孙后代。
　　从前，刘文饶不忍心奴仆被骂为畜牲，现在那些愚人们，却拿这类字眼互相开玩笑，还有指名道姓称别人为猪儿牛儿的，有见识的旁观者，都恨不得把耳朵捂住，何况那当事人呢？最近我在议曹参加商讨百官的俸禄标准问题，有一位显贵，是当今名臣，认为大家商议的标准过于优厚了。有一两位原齐朝士族的文学侍从便对这位显贵说：“现在天下统一了，我们应该给后世树立典范哪能再翻老皇历呢？明公如此吝啬，一定是陶朱公的大儿子吧！”
　　彼此你欢我笑，竟不感到厌恶。
　　南方人在冬至、岁首这两个节日中，不到办丧事的人家去；如果不写信致哀，就过了节再穿戴整齐亲往吊唁，以示慰问。北方人在冬至、岁首这两个节日中，特别重视吊唁活动，这在礼仪上没有明文记载，我是不赞同的。
　　南方人不兴迎接客人，见面时只是拱乎而不弯腰，送客仅仅离开座席而已；北方人迎送客人都到门口，相见时躬身为礼，这些都是古代的遗风，我赞许他们这种待客之礼。
　　说到先人的名字，按理应当产生哀念之情，这在古人是很容易的，而今天的人却感到困难。江南人除非事出不得已，否则，在与别人谈及家世的时候，一定是以书信往来，很少当面谈及的。北方人无缘无故想找人聊天，就会到家相访，那么，像当面谈及家世这样的事，就不可施加于别人。如果别人把这样的事施加于你，你就应该设法回避。你们名声地位都不高，如果是被权贵所逼迫而必须言及家世，你们可以隐忍敷衍一下，尽快结束谈话；不要烦琐重复，以免有辱自家祖辈父辈。如果自己的长辈已经去世，谈话中必须提到他们时，就要表情严肃，端正坐姿，口称“大门中”，对伯父、叔父则称“从兄弟门中”，对已过世的兄弟，则称兄弟的儿子“某某门中”，并且要各自依照他们的尊卑轻重，来确定自己表情上应掌握的分寸，与平时的表情要有所不同。如果是同国君谈话提及自己过去的长辈，虽然表情上也有所改变，但还是可以说“亡祖、亡伯、亡叔”等称谓。我看见一些名士，与国君谈话时，也有称他的亡兄、亡弟为兄之子“某某门中”或弟之子“某某门中”的，这是不够妥帖的。北方的风俗，就完全不是这样。泰山的羊侃，是在梁朝初年到南方来的。我最近到邺城，他侄儿羊肃来访我，问及羊侃的具体情况，我一答到：“您从门中在梁朝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羊肃说：“他是我的亲第七亡叔，不是从。”祖孝徵当时也在坐，他早就知道江南的风俗，就对羊肃说：“就是指贤从弟门中，您怎么不了解？”
　　分别时容易，再见面就困难了，所以，古人对离别很重视。江南在为人饯行时，谈到分离就掉眼泪。有一位王子侯，是梁武帝的弟弟，将到东边的郡去任职，前来与帝告别。武帝对他说：“我年纪已经老了，与你分别，真感到伤心。”说完流下几行眼泪。王子侯装出悲伤的样子，却挤不出眼泪，只好含羞而去。他因这件事被指责，在江边飘荡了一百多天，最终还是不能离开。北方的风俗，就不看重这种事，在岔路口谈起别离，都是欢笑着分手。
　　当然，本来就有一些天性很少流泪的人，即使痛断肝肠，眼睛仍是闪闪发光；像这样的人，就不可勉强去责备他。
　　旁门左道的书说：人死之后灵魂要返家一次。这一天，家中子孙们都逃避在外，没有人肯留在家中；又说：用画瓦和书符可以镇邪，念咒语可以驱鬼；又说：出丧那一天，门前要燃火，屋外要铺灰，要举行驱鬼仪式，请求老天阻止死者祸及家人。诸如此类，都不近人情，是儒雅的罪人，应该对此进行弹劾。
　　《礼经》上讲：父亲遗留的书籍，母亲用过的口杯，感受到上面父母的气息，就不忍心阅读或使用。只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生前经常用来讲习，校对缮写以及专门使用的，有遗迹可引发哀思罢了。如果是常用的书籍，以及各种日用品，哪能全部废弃呢？父母遗物既然不阅读使用。就不要让它们散失，应当封存保护，以留传给后代。思鲁几弟兄的四舅母，是吴邵张建的女儿，她有一位五妹，三岁时就失去了母亲。灵床上的屏风，是她母亲生前使用的旧物。这屏风因屋漏被沾湿，被拿出去曝晒，那女孩一见，就伏在床上流泪。家里人见她一直不起来，感到奇怪，就过去抱她起身，只见垫席已被泪水浸湿，女孩神色哀伤，不能饮食。家人带她去看病，医生摸过脉后说：“她已经伤心断肠了！”女孩为此吐血，几天后就死了。亲属都怜惜她，无不悲伤叹息。
　　四海五湖之八，结义拜为兄弟，也不能随便，一定要志同道合，始终如一的，才谈得上，一旦如此，就要叫自己的儿子出来拜见，称呼对方为丈人，表达对父辈的敬意，自己对对方的双亲，也应该施扎。近来见到北方人对这一点很轻率，路上相遇，就可结成兄弟，只需看年纪老少，不讲是非，甚至有结父辈为兄，给子辈为弟的。
　　从前，周公宁愿随时中断沐浴、用餐，以接待来访的贫寒之士，一天之内曾经接见了70多人。而晋文公以正在沐浴为借口拒绝接见下人头须，以致遭来“图反”的嘲笑。家中宾客不断，这是古人所看重的。那些没有良好教养的家庭，看门人也没有礼貌，有的看门人在客人来访时，就以主人正在睡觉、吃饭或发脾气为借口，拒绝为客人通报，江南人家深以此事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被称作士大夫的楷模，如果他家中有这样的人，他会当着客人的面用棍子抽打。他的门子、僮仆在接待客人的时候，进退礼仪，表情言辞，无不严肃恭敬，与主人没有两样。
　　【简评】
　　“风操”篇的内容很丰富，这里节选的主要涉及对外如何接人待物、婚丧吊唁等礼尚往来，以及如何对待友谊，送别结拜兄弟等；对内如何称呼父母名讳、如何对待父母遗物，如何对待仆人等方面应有的操守和态度。作者认为虽然各个家庭家法自有不同，对所见到的礼仪规范看法不同，但有一个基本准则，即按照《礼经》的规定去做。其中提到刘文饶不忍心奴仆被骂为畜牲，现在那些愚人们，却拿这类字眼互相开玩笑，还有指名道姓称别人为猪儿牛儿的联想到今日的相声，颜之推的话仍在起警示作用！学习周公，礼贤下士，以恭谦的态度对待客人，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朋友，拜把子要慎重，往来拜访和送别朋友不必讲究形式，，不要相信邪教、符咒，这都对今日我们的立身处世有借鉴作用。
历代著名家教选介：颜氏家训
九、文章篇
　　【原文】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1]体貌容冶，见遇俳优[2]；东方曼倩[3]，滑稽不雅；司马长卿[4]，窃赀无操；王褒[5]过章《僮约》；扬雄[6]德败《美新》；李陵[7]降辱夷虏；刘歆[8]反覆莽世；傅毅[9]党附权门；班固[10]盗窃父史；赵元叔[11]抗竦过度；冯敬通[12]浮华摈压；马季长[13]佞媚获诮；蔡伯喈[14]同恶受诛；吴质[15]诋忤乡里；曹植[16]悖慢犯法；杜笃[17]乞假无厌；路粹[18]隘狭已甚；陈琳[19]实号粗疏；繁钦[20]性无检格；刘桢[21]屈强输作；王粲[22]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23]；杨修、丁廙，扇动取毙[24]；阮籍[25]无礼败俗；嵇康[26]凌物凶终；傅玄[27]忿斗免官；孙楚[28]矜夸凌上；陆机[29]犯顺履险；潘岳[30]乾没取危；颜延年[31]负气摧黜；谢灵运[32]空疏乱纪；王元长[33]凶贼自诒；谢玄晖[34]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35]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36]。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37]，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38]，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39]，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40]。
　　【注释】
　　[1]宋玉（约前298年——约前222年），战国后期楚国辞赋作家，鄢城人（今湖北省宜城市）。为人品貌风流，被称为古代四大美男之一。公元前282年春被襄王任文学侍臣，后为大夫。宋玉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后世常将两人合称为“屈宋”。《汉书·艺文志》载，有16篇，代表作有《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
　　[2]俳优（páiyōu）：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
　　[3]东方曼倩：即东方朔，字曼倩（前161年－前93年），本姓张，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省陵县神头镇）人，西汉辞赋家。汉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
　　[4]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字长卿（公元前179～前118），西汉著名辞赋家，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曾侍奉梁孝王刘武，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刘武去世后，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四川临邛，生活清贫。得临邛富翁卓王孙宴请。酒酣耳热之际，相如一曲《凤求凰》打动了卓王孙新寡的女儿卓文君，两人连夜私奔。然后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购买田地住宅，过着富足的生活。所以颜之推在家训中说他“窃赀无操”。赀，财货；操，操守。
　　[5]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生卒年不详，其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特别善于写咏物小赋，代表作有《洞萧赋》。《僮约》是他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文章，记述他在四川时所亲身经历的事。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在“渝上”（今四川彭州市一带）时，遇见寡妇杨舍家发生主奴纠纷，他便为这家奴仆订立了一份契券，明确规定了奴仆必须从事的若干项劳役，以及若干项奴仆不准得到的生活待遇。这是一篇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是研究汉代四川社会情况的极为重要的材料，可以使人从中了解到西汉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颜之推在家训中说他由于这篇《僮约》暴露了他和这个寡妇之间的私情。
　　[6]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有代表作甘泉》、《羽猎》、《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亦是著名学者和语言学家，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始游京师。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为大夫。杨雄为王莽的“新朝”写过《剧秦美新》阿谀之文。所以颜之推在家训中说其品德因此遭到损害。
　　[7]李陵（？—公元前74年），字少卿，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著名将领李广之孙。曾率军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匈奴，汉朝夷其三族，致使其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其一生充满国仇家恨的矛盾，因而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
　　[8]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字子骏，西汉末年人，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宗正刘向之子。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他继父业，集六艺群书，分类撰成的《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目录、分类，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皇帝任命刘歆为中垒校尉，统领校书工作，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西汉王朝的统治权逐渐落入外戚王莽手中。刘歆曾与王莽共过事，二人关系十分密切。王莽就推举他做了侍中太中大夫，此后又逐渐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显赫的人物。哀帝死后，王莽便任命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又提升为羲和京兆尹，并封为红休侯。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所以颜之推在家训中说刘歆在王莽的新朝反复无常。
　　[9]傅毅（？—约90），字武仲，东汉扶风茂陵人，辞赋家。章帝刘炟建初（公元76）中，任傅毅为兰台令史，授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同掌管校正群书。傅毅认为汉明帝刘庄功德最高，但是没有“庙颂”，于是仿效《清庙》作《显宗颂》十篇上奏皇帝，由是他的文雅在朝廷显彰著名。车骑将军马防作为外戚，对傅毅极为尊重，请任军司马，以师友的礼对待他。傅毅马氏败，被免官回乡里。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又请傅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窦宪升大将军，再以傅毅为司马。这可能就是颜之推在家训中批评他“党附权门”。傅毅死得早，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共二十八篇。
　　[10]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史学家，著有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也是东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中的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由其妹班昭及门人马续续成。班固的父班彪也是史学家，曾续补《史记》作《后传》。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班固在《后传》的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这可能就是颜之推在家训中批评他“盗窃父史”。
　　[11]赵元叔：即赵壹，字元叔，约生于汉顺帝永建年间，卒于汉灵帝中平年间。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东汉辞赋家。为人体貌魁伟，恃才傲物。桓、灵之世，屡屡得罪，几致于死。友人救之，遂作《穷鸟赋》答谢友人相助。并作《刺世疾邪赋》抨击门阀制度，抒发寒门才智之士屈居下僚的愤懑。所以颜之推在家训中说其“抗竦过度”。“竦（sǒng）”：竦峙，傲然不群的样子。一生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等16篇，今存5篇。
　　[12]冯敬通，即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幼有奇才，二十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不肯出仕。义军起，投更始帝部下；后降刘秀，不被重用，出为曲阳县令。在此期间，由于结交外戚，迁为司隶从事，然亦由此而得罪，免官归里。所以颜之推在家训中批评他因浮华而受摈压。“摈（bìn）摒弃；“压”，压制。《隋书·经籍志》有《冯衍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冯曲阳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13]马季长，即马融，字季长，扶风（今陕西扶风县）茂陵人。为人美辞貌，有俊才。汉安帝元初永初二年（115），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当时邓太后监朝，邓骘兄弟辅政，偃武习文，而致“猾贼从横，乘此无备”，马融为此上《广成颂》进行讽谏，结果得罪邓氏，在东观校书，十年得不到升调。马融气愤之下借兄之子死而自我弹劾，邓太后认为这是“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受此打击后，马融改弦更张，变得很顺从。顺帝阳嘉二年（133），城门校尉岑起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