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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进一步思考
针对国家进一步提高今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的举动，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粮食最低收购价不是市场的实际收购价，只有当市场粮价低于最低收购价时，最低收购价才会启动，正常情况下粮食收购价格仍由市场形成。市场粮价最终取决于供求关系，中国粮食连续四年丰收，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供求关系总体上基本平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有利于增加供给，进而有利于稳定市场粮价和价格总水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在国内及国际场合均表示，目前中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裕的。国家现有1.5亿吨到2亿吨的储备粮，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
略加思考，有个疑问。既然国内粮食库存充裕，供给不存在问题，那么通过提高最低收购价促进粮食供给增加，来抑制粮价的过快上涨，开出的“药方”似乎有点不沾边。
面对疑问，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首先是在国内粮食库存充裕的情况下，为什么粮价还会出现快速上涨势头。其次，目前的开出的“促供给”药方，会不会有“副作用”，甚至导致相反的效果。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也是最核心问题，因为对本轮粮价上涨原因的准确判定涉及到能否制定出正确的粮食调控政策目标。关于本轮国内粮价上涨的原因，库存充裕已经表明，供需失衡的原因基本上可以排除。
当一个行业产品供需正常的情况下，价格出现持续的上涨，往往意味着行业总体生产成本出现了显著的上涨，而这种成本的增加又难以通过压缩行业利润或提高行业内生产效率来消化。农业是一个弱质行业，生产效率低下，利润薄，风险大。当农业的生产成本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持续大幅上涨后（这正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实），本就低下的农业生产效率短期内不可能有明显提升，于是生产成本的上升难以内部消化，又由于农业生产利润本已压到极低，大大落后于社会平均利润（于是劳动力从低效农业转向工业，追逐更高的收入，这是导致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的核心原因），因此通过进一步压低农业生产利润来阻止粮价上升也此路不通。因此，应对成本上升，唯有提价一途。这也是大多数人，包括官方认可的“粮价恢复性上涨”的基本解释。
因此，生产成本上升，农业生产利润在长期被压低的情况下，有向社会平均利润回归的强烈诉求，共同主导了本轮的粮价上涨。
当然国际粮价上涨对国内粮价的上涨也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一般的说法是中国的粮食进出口占年消费量的比重仅为1%左右，国际因素影响较小，但是这是抛开大豆来说的。20*年中国进口大豆3082万吨，国内大豆产量大概是1400万吨，国内大豆需求的68%需要国际市场解决。虽然大豆没有进入中国的粮食统计口径，但是大豆的价格会显著影响玉米的价格，从而最终影响粮食的整体价格。特别是在东北大豆主产区，大豆价格和玉米价格联动性极强，并进而影响到稻谷（粳稻）的价格。因为在东北，大豆、玉米，乃至水稻，存在很强的播种面积竞争关系。当近几年大豆价格在国际市场的带动下，一个劲的往上窜的时候，其他粮食品种的价格也自然或多或少地跟着被动上涨。
回到刚才谈到的主要原因，我们自然会问，这几年农业生产成本为什么会出现持续上涨势头。农业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供给下降，供需规律作用的结果会使农村劳动力变“贵”；另一方面，近年城市务工人员工资增长较快（虽然绝对水平仍然偏低），也推动了农业劳动力工资的上升。
在不考虑土地成本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主要是种子、农药、化肥的成本。种子、农药、化肥价格的上升有生产成本上升的因素，也有供需的因素。国际原油价格自1999年以来，上涨了900%，近一年以来便上涨了100%。国际铁矿石价格自20*年以来已是连续6年大幅上涨。作为工业生产基础的石油、矿产品等基础原料不断上涨，成为农业、化肥生产成本上涨的幕后推手。
然而种子、农药、化肥价格的大幅上涨也有很大程度的需求推动因素。现在国内粮食生产中农药、化肥的使用比例越来越大，粮食增产越来越依赖于农药、化肥的高投入。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年粮食总产比20*年增加16.4%，而同期播种面积仅扩大6.2%，可见粮食增产主要依赖于单产的增加，而这意味着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因此，近几年的粮食持续增产，实际上意味着对种子、农药、化肥需求的大幅增长，这成为拉动其价格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提高最低粮食收购价，扩大粮食供给，在客观上会使得种子、农药、化肥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从而有可能导致其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粮食生产成本将会进一步上升，这样粮食价格就有进一步上涨的要求。
如果扩大粮食供给的政策导致了播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粮价上涨的压力也许会更大。20*-20*年，粮食播种面积分别增长2.2%，
2.6%，
1.1%，0.1%，增长潜力越来越小，适合粮食播种的优质耕地越来越少。要进一步扩大播种面积，意味着一些劣质、种植条件差的土地参与到粮食生产中来。相较于现有优质耕地，劣质地的粮食生产成本要高得多。根据经济学的边际定价原则，产品的价格是由其边际成本决定的。因此，当劣质土地被开垦出来用以种植的时候，粮食价格的定价水平由劣质土地的粮食生产成本决定，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粮价上涨的压力。
因此，在粮食供给充裕的前提下，在粮食播种面积趋于饱和的情况下，由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的粮价上涨，如果希望通过促进供给来予以缓解，有可能导致南辕北辙的效果，增产有可能加剧粮价上涨的压力。因此，抑制粮价上涨，必须“釜底抽薪”。这个“薪”就是日益高涨的粮食生产成本，而粮食生产成本对应着种子、农药、化肥等工业品的价格，对应着全社会劳动力的价格水平。化肥、农药价格的上涨源于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劳动力价格水平上升源于生活成本的上涨，甚至生产效率高、竞争激烈的家电也抗不过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谋求整体提价，当绝大多数行业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都源于生产成本的上涨诉求时，也许我们真的得考虑货币是不是发得太多了，通胀这头怪兽是不是已经走出笼中。毫无疑问，抗击通胀，政府有责。通胀击退与否，粮价是一个外在表现，但是火力点应对准泛滥的流动性。毕竟，弗里德曼说过，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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