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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实现与法律的关系
在书本里对和谐社会的定义是：“社会中的人都讲社会道德”。现如今“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社会生活的主题词。事实上，它也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两千多年前，老子、孔子和庄子都曾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尤其是《周官·太宰》记载：“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反映了诗人对和谐社会的梦想。在西方，柏拉图曾提出建立和谐的理想国，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则在书本上构筑了一个和谐的“乌托邦”。
按中国传统文化，“和”即和睦之意，含有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意蕴；“谐”即为相合之意，强调顺畅、协调，力避抵触、冲突。因此，“和谐”指和睦协调之意，即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调和。而在现代，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个多元互动、合作互助、理性、以人为本的社会。现代社会对此美好目标的追求，已不再如“乌托邦”一样停留在书本上，也不仅仅依赖于“礼”或道德来达到和谐，而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对社会进行全面有效的调整来实现。
迈向社会和谐必然会遭遇诸多困难。中国从近代以来，就开始了艰难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如今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最迅速和激烈的阶段。以各国现代化历程为鉴，这一阶段正是利益冲突、价值失落、道德错位、行为失范等无序现象最频繁严重的阶段，从而也是社会冲突和危机的高发期。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建立，但市场的整合作用还很有限，立法滞后，市场经济的各种弊病开始显露，社会失范现象频发；政府的宏观整合手段尚不完备，贫富差距和社会差别扩大，带来了群体间心理冲突和行为失范；社会核心的价值理念受到冲击；多元的利益主体逐步形成，利益分配不平衡，引致不同阶层间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解构，现代工业社会尚未完全成型，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变动，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处于多发期。就业、腐败、分配不公、社会治安、环境等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直面的难点。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这是一个国家从相对落后向相对发达前进的转折点，但也是各种矛盾冲突更为凸现的“多事之秋”。当一国人均gdp跨入1000美元的门槛后，可能出现两种前途：有的跃起腾飞，有的盘亘不前。只有应对得当，才能加快发展。
和谐社会的构建只能植根于现实的经济、政治基础上，否则就只能是空想。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转型中国因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避免体制转轨所致的矛盾激化；须通过规则重构，协调社会利益，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法治理所当然成为现代社会中最好的治理方式和生活状态。法治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实践证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借助法律制度的推动与保障，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切实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和谐的社会关系牢固地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完善而合理的法律制度可充分实现公平正义、防控解决纠纷、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增进社会关系的和谐顺畅；而法律制度若欠缺失当，则会导致社会冲突频发、社会关系扭曲动荡。因此，法律可谓整个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重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借用阿基米德的说法“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将地球撬起”，那么，和谐社会构建的支点可定位于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法律所调整的完备、有效、创新的冲突控制和解决机制。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法律，这要求法律体系的内在一致以及其与外部关系的协调。1890年代，恩格斯晚年的著名书信体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原理的极为重要的补充和发展。他认为，法具有相对独立性，要正确发挥法的作用，必须协调其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他写道：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也就是说，法必须保持内部体系及外部体系的充分协调，特别是在法律制度之间、法律规范之间、法律部门之间，都应具有内在的统一。他进一步论证说：“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1]因此，惟有和谐之法，才能实现其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协调统一，才能尽可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才能最有效地协调化解社会进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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