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篇一律(诗歌卷).doc

自序
谚语云：书读百篇，其义自见。读书，如与人之交往，相伴而熟，日久生情。惟读，才能通其情、达其意。然而，读书不是背书——吊书袋子，根本在于锻炼能力，启发思维。读与写，虽然都在方寸之间，但落差甚大，咫尺天涯。读来轻松自在，写来令人困顿，眼高手低，大抵如此。
有此困顿，方可读书。然书不仅要读、要熟、要背，更要了解文章之结构，写作之技法，使万千文字为我所用，万斛情思伴我而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大概就是多读的真谛吧。
又云，读书有三到，眼到、手到、心到。眼到，首要亮眼挑选，读什么书。博览群书固然重要，但书籍无限，时间有限。故精明之士，善于化繁就简，去粗取精，以有限把握无限。手到，次要动手克难，如何作文。绯然文章，绝非偶尔得之；洋洋大观，自有井然章法。文章高手，在于既尊重前贤又不畏前贤，既遵循套路又别开生面。心到，即要用心体味。学而思，思而辨，辨而知，知而通，通而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读书作文之要旨也。
今选古今之美文千篇编成三卷，其中诗歌卷450篇，散文卷350篇，小说卷200篇。日月咀嚼，经年揣摩，鞭辟里析，反复推敲，寻其表现之技法，探其写作之规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为书名曰《千篇一律》。

千篇一律
诗歌卷
一、诗歌概论
（一）诗歌的源流
1、诗歌的起源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来源于民间，是个人或族群的口头创作。二是与劳动紧密联系，直接反映生产生活。西汉典籍《淮南子·道应训》记载: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许多人抬一根大木头，喊号子鼓劲劝力，协调劳动节奏，那就是原始的诗歌。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把这种“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称作最早的诗歌，并风趣地称喊号子的人是“杭育杭育”派。
三是与音乐、舞蹈融为一体，表现为“载歌载舞”。这些可以从《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得到印证: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这种情形至今在世界某些原始部落和民族中仍然可以看到。
中国诗歌起源的精确时间是何年，最初何样？由于根据不足，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东汉成书的《吴越春秋》记载了一首远古时的歌谣: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传说这是黄帝时代的狩猎歌谣。歌谣通过口头呤唱代代流传，可惜那时没有文字记述下来。因此，后来典籍中保留的古歌谣不仅只是零篇碎句，而且往往真伪难辨。有的经过后人加工，有的甚至是伪托，都无从考证。幸运的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国编成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有文字记载的中国诗歌的源头。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诗歌开始由劳动群众的自发创作向专业文人的自觉创作过渡。也就是从那时起，诗歌开始与舞蹈脱离，成为朗诵和阅读的作品，但仍保留着音乐性，即节奏和韵律，所以诗又称“诗歌”，一直延续至今。
探寻诗歌的起源，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启发，好的文章（包括诗歌和其他文学式样）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内容上的社会性，反映生产和生活；二是形式上的审美性，富有节奏和韵律。这是写作必须把握的两个基本点。

2、诗歌的发展
诗歌（文学）起源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推动了诗歌的发展。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书时间在春秋中叶。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也叫国风，即各地的土风歌谣，包括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bīn〕等15个诸侯国（大都在黄河流域）的民歌，称为15国风；风诗是乐官采集、整理民间的口头创作而成，是诗经的精华所在，最富有文学价值。“雅”，是朝廷的正声音乐，用于诸侯朝会或贵族宴会，反映的是贵族阶级生活和思想感情，又分为“小雅”和“大雅”。“大雅”多为赞美诗，赞颂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风格雍容典雅，诗味不浓；“小雅”多为怨刺诗，表达下层贵族牢骚不平的情绪，生动活泼，艺术价值较高。“颂”，是尊祖敬天的乐歌，用于宗庙祭祀。颂诗呆板平直，绝少诗味，但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从表现方式看，《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光辉起点。《诗经》作品，无论是其情感表现、还是语言使用，都呈现出（真）挚朴（实）的特点，即常常以简朴的语言和动人的生活画面，直接反映人们的生活和喜怒哀乐感情。诗歌是心灵的放声歌唱，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就是如此。
从表现手法看，《诗经》首创了赋比兴表现手法。这种表现手法，使诗的形象鲜明生动，真挚感人。它们或者直抒胸臆，不假雕塑，让人身临其境；或者通过对群众非常熟悉的生活实践、感受非常真切的事物描写，引发内心的共鸣；或者赋予大自然中的花鸟虫鱼、天地山川等生命和灵性，表现喜怒哀乐。
《诗经》奠定的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创造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对后来文学影响很大，后世作家都从中吸取了营养。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白居易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总结了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此外，《诗经》虽然多数是四言格式（每句四个字），但用语贴切，富有张力。如琴瑟之好、鹊巢鸠占、切磋琢磨、乔迁之喜、小心翼翼、投桃报李等等，至今仍广泛运用，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诗经》不仅是中国诗歌之源，也是诗歌之本；不仅是诗歌经典，也是诗歌正宗。学诗者于其中仔细揣摩，定有收益。
在《诗经》的影响下，诗歌创作创作向前发展，专业文人开始登上中国诗歌的舞台。战国末期，中国诞生了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
屈原出身楚国，年青时就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做为楚怀王的左徒(官名)，协助怀王筹划国家大事，后被奸人陷害遭到流放。“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史记》）。期间，他写了大量抒发忧愤的诗作，最后在绝望中投湖南汨罗江自尽。
屈原留存于世的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它奠定了屈原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屈原在对诗歌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创立了楚辞体，拓宽了诗歌的表现形式。《诗经》中15国风独缺楚风，因屈原是楚国人，其诗产于楚地，故称“楚辞”。楚辞样式，突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格式，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衬字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既扩大了诗句的涵量，又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继屈原之后，宋玉、唐勒、景差效法楚辞写作；到汉代又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继续写作，使楚辞成为那个时期诗歌的代表性体裁，后人称之为“骚体”。二是表现方式上，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光辉典范。通过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幻想，艺术的夸张，赋予草木鸟兽、风云雷声等以人的生命和意志，尽情表现诗人的爱和憎。与《诗经》的现实主义并列先秦诗歌的两大主流，各领风骚，共同开拓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三是创作手法上，将《诗经》“引譬设喻”的比兴手法，发展为“托物以讽”。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由于屈原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诗人李白赞颂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说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其明，……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秦灭六国后，中国形成了大一统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文化遭到了极大摧残，诗歌发展陷于停顿。不久，秦王朝又被农民起义推翻，经历短暂的楚汉战争，汉王朝建立起来。
两汉时期，受屈原影响，文人创作热情主要在于“赋”，赋以诵为主，长于铺陈叙事。“楚辞”逐步由诗歌演变成为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汉赋。汉赋在形式上基本脱离音律，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了。
这个时候，诗歌发展的基本方向是承袭“国风”传统的民间创作。这些在劳动群众中流传的歌谣，经汉朝乐府官署采制，称为“乐府”诗。汉《乐府》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名氏的俗乐，“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这是汉乐府的精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收罗汉迄五代乐府，其中汉乐府民歌40余篇，且多为东汉时期作品。
《乐府》是继《诗经》之后中国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突出特点：一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充分运用叙事描写手法，善于采用细节描写（细描）展示人物思想情感，通过平白描写（白描）刻画典型人物形象，创造出了许多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艺术形象。二是将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注入诗歌，增强了诗歌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开拓叙事诗的新境界。三是语言表达上，将《诗经》的四言发展成为五言，是中国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东汉后期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是这一时期五言诗的代表作。这些古诗，为东汉下层文人在学习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最早的一批五言诗。由于其作者都已失传，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称之为“古诗”。五言诗比四言音节增加，更富表现力和音乐性。
《古诗》的艺术成就历来受人称道。南朝钟嵘说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诗品》）。刘勰称它是“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代胡应麟说它“意愈浅愈近，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诗薮》）。主要的艺术特点：一是吸收了《诗经》的比兴技巧，将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达到了极其和谐的境界；二是语言圆熟，流利清新，意在言外，既生动形象，又妥贴自然。
两汉时期，文人创作开始起步。这一时期，由于文人主要致力写赋，诗歌创作数量少，整体成就不高。早期的文人诗主要是言志诗，或托物言志，或直抒胸臆。流传下来的有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等。到了东汉建安(汉献帝年号)年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文人集团。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将中国诗歌发展推向一个高潮。主要成员有曹操、曹丕、曹植，史称“三曹”；还有“建安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yǔ羽〕、应玚〔chàng畅〕、刘桢。
曹氏父子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他们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三曹”和“建安七子”的诗歌继承汉《乐府》的传统，直面现实，感情炽烈，诗的语言质朴刚健，风格慷慨悲壮，后世称之为“建安风骨”。成为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学习仿效的对象。
曹操诗歌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形式上的“古直”。“古”，一方面指曹操诗歌体裁“古”。曹操的诗歌，全部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另一方面指其诗歌语言质朴，几乎完全不加修饰。二是情感上的“悲壮”。曹操诗歌取法民歌，但民歌反映的现实眼界狭小，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很少涉及。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的眼界要开阔得多，胸怀要广阔得多，其诗歌犹如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内容充实，气魄宏大，感情深郁，慷慨中透出悲凉、深沉中展现雄壮，这种脱胎换骨，是《乐府》诗无法达到的境界。
曹丕的诗歌与曹操的诗歌风格不同，着重抒发个人情感，文辞纤细，婉约明丽，《燕歌行》是其代表作。也正是这首诗，曹丕被公认为中国七言诗的创立者。以住诗歌也出现过七言，但没有连贯成篇。曹丕的这首诗，句句七言，句句用韵，一韵到底，真正完成了七言诗的革命。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文人选择七言体裁来创作诗歌。陈祚明说曹丕诗歌“笔姿轻俊，能转能藏，是其所优；转者变宕不恒，藏者含蓄无尽”（《采菽堂古诗选》），但总体成就不如曹操与曹植。
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壮，又不同于曹丕的娟丽婉约，曹植的诗歌兼其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阳刚与阴柔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曹植的诗歌影响很大，后世评价极高，被誉为“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谢灵运）。同时，曹植又是最早注意声律的人，作品声调和谐，韵节响亮，“五色相宣，八音朗畅”（沈德潜）。
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蔡琰（文姬），流传下来的作品有《悲愤诗》两首，另有组诗《胡笳十八拍》。其中《悲愤诗》为五言，《胡笳十八拍》为骚体，都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明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评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按，即指《胡笳十八拍》），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直是激烈人怀抱。”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从建安开始，五言诗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它不仅压倒了四言诗，也压倒了辞赋，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成为文人展现才华的主要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过众多诗人，著名者如曹魏时代的阮籍、嵇康；晋代的左思、陆机、陶潜；刘宋的谢灵运、鲍照；南齐的谢朓、沈约；梁代的吴均、何逊；陈代的徐陵、庾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陶潜。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其中以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其突出贡献有两点：一是开辟了中国诗歌表现内容的新领域。将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引入诗歌创作，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陶渊明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田园诗歌的开创者，并直接影响了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二是形成了“写意”的表现手法。以无意写有意，（语言）平淡之中见（意境）高远，展现出特有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东坡《与苏辙书》）艺术风格。朱光潜谓之“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诗论》）。
谢朓的山水诗学习谢灵运，但摆脱了谢灵运的“叙事—写景—说理”三段式结构，谋篇布局顺理成章，过渡自然，情景交融，表现出清新流丽的风格；在章法上，注意诗歌的起承转合，追求形式的华美，时号“ 永明体”。谢朓和沈约是中国最早注意诗歌声律、最早运用声律创作的诗人，提出诗歌创作要讲究“四声”（指平、上、去、入），力避“八病”（批平头、上尾、峰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 四声八病”之说，对五言古体诗向律诗的转变有着巨大影响。
庾信的诗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为宫体性质，文风绮丽，轻艳流荡，时人谓之与徐陵的诗为“徐庾体”；后期作品念国怀乡，感伤身世，风格苍劲悲凉。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他的题画诗在诗的题材开拓上值得注意，善于运用山水诗的手法，把画面的内容同想象结合，既不脱离画面，又富于自然生趣，也启发了后代常在画上配诗以扩充欣赏内涵的风气。
南北朝时期，乐府诗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保存在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中。南朝乐府主要是指东晋、宋、齐时代的民歌，这些民歌经南朝的乐府机关搜集、整理而保留下来，大致可可分为《吴声歌曲》、《神弦曲》和《西曲》三类。《神弦曲》是宗教祭歌，数量极少；《吴声歌曲》是产生于建业(今南京市)附近的民歌，最初是“徒歌”，后来又配上了管弦的伴奏；《西曲歌》是产生于湖北境内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一些城市里的民歌。南朝乐府主要特点有“三多”：形式上，多是五言四句；风格上，多用双关隐语和形象的比喻，精巧活泼，清新秀丽；内容上，多写男女爱情、离别相思，题材范围比较狭窄。《西洲曲》是其中最成熟最精致的代表作。
北朝乐府通常指五胡十六国以及北魏、北齐、北周的民间歌谣，也就是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载的“梁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内容丰富，反映的生活面比南朝乐府广阔。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和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体裁方面形式多样，虽亦以五言四句为主，但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艺术上也有其独创性，语言是质朴无华的，表情坦率真诚，风格豪放刚健，多数是名副其实的悲壮激越的军乐、战歌。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有《木兰诗》和《敕勒歌》。
唐朝，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社会、文化空前繁荣，诗歌发进入了全盛期和黄金期，洋溢出无与论比的自信，代表着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唐代诗歌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晚和唐四个阶段。
初唐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初的诗歌沿袭南朝诗歌的发展惯性，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这种风气。继“四杰”而起的陈子昂，从理论上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他的诗内容充实，风格刚健；意境苍凉，哀而不伤。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促进了“近体诗”最后定型。沈宋被称为“律诗之祖”。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高峰。成熟了各式各样的诗歌体裁，涌现出灿若群星非凡诗人，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优秀篇章。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诗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二是诞生了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
山水田园诗源自晋宋之间。陶渊明为田园诗之祖，谢灵运为山水诗之祖。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即与陶谢一脉相承：在艺术上，他们综合陶谢所长，融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于一炉，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不仅表现山水个性，而且力求表象与意象的合一、内情与外景的交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把山水田园诗推向高峰。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代表是王维和孟浩然王、孟在诗中描绘并展示了一个清淡的世界——田园之乐和山水之美。就其大较而言，王诗更多地融入了闲适的隐逸意趣，孟诗则往往融入孤高的志士情怀。细加寻绎，王、孟则又各具灵光：一是从内容看，孟诗的题材较王维的更为集中。王诗既有寄情山水田园之作，自抒理想抱负之作，也有讴歌边塞将士之作；而“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乎，而无材料耳”（苏轼）。“才短”的“才”可理解为“题材”的“材”。二是从情调看，王诗夹杂着幽冷寂灭的心绪，孟诗则坦露出耿介郁勃的心态。王维诗中表现出的“空”、“寂”、“闲”，为他死后赢得了“诗佛”的称号。三是从意境上看，王、孟都注重寓主观于客观，造成画面的和谐与美感。但孟诗往往止于情与景的交融，而王诗除促使情景交融外，还将“理”字打入其中。哲理和禅趣交相辉映，意境变得更为高远。所以若论意境的浑成，王不如孟；若论意境的高远，则孟不如王。四是从手法看，王诗往往虚中有实，动中见静，孟诗则往往直写其实与其静；同时，王诗比孟诗更善于取景、造型、布局，也更注意冷色调与暖色调的映衬，画内景与画外音的配合。相形之下，王诗手法较为多样，孟诗手法较为单调。他们的上述表现手法，也启谛了后世文人的创作。
盛唐另一个重要诗派是边塞诗派。边塞诗是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的诗歌，它起源汉魏六朝时期，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到盛唐则全面成熟。唐朝边塞诗繁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强大有力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风貌，另一方面在于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
唐朝边塞诗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题材广阔：边塞的人、事、物、情无一不入诗，因而内容充实。二是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 三是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四是体裁兼善：歌行、律绝皆有佳作。
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成就最高，李颀、王昌龄也很知名，其他如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张谓等都有名篇佳句。
高适边塞诗的特点是：风骨凛然，“读之使人感慨”（严羽《沧浪诗话》）。常用的表现方式是铺排对比，即以错综交织的诗笔，把荒凉冷漠的自然环境、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和士兵拼搏争斗的复杂心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雄厚深广、悲壮淋漓的艺术风格。诗体以七古见长，诗歌容量大，情感跌宕起伏，意象色彩鲜明而又简洁。胡应麟《诗薮》称其“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
岑参边塞诗的特色在于充满了山川奇气和爱国壮志，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所谓山川奇气，即以边疆自然风光作为诗歌意象，在绝域荒凉和广漠中挖掘庄严和美丽，并加以热烈歌颂，这是岑参诗歌的独到之处。所谓爱国壮志，即抒写边防将士保卫边疆的正气。岑参的诗在艺术上，善于观察，精于描绘，意象鲜明，意境独特；表现手法是丰富的想象、新奇的比喻和合理的夸张；诗体形式上，长于七言古诗，容量大，内容丰富，气势充沛。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既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郭沫若称之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李白是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雄奇奔放，想象丰富，夸张大胆新奇，语言清新明快，音律和谐多变。杜甫评价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是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歌沉郁顿挫。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成就难分伯仲。严羽《沧浪诗话》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这个评价还算比较客观。就创作本身而言，两者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创作思想上，李白的诗多表现出热爱山河和求仙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二是创作风格上，李白诗风飘逸，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情感，其诗更能表现盛唐文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杜甫诗风沉郁顿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深厚的同情，其诗更能反映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三是诗歌体裁上，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古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唐代中期，王朝的鼎盛期已过，但诗歌创作仍未衰歇，先后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张籍、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风格不一的杰出诗人。
韩愈是散文大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韩诗的特点是诗风奇险，以文为诗，呈现散文化趋势。与他的好友孟郊一道被称为“韩孟诗派”。李贺的诗想象丰富，形象怪特，辞语瑰丽，被称为“诗鬼”。而刘禹锡以政治讽刺诗、怀古诗和民歌创作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在中唐诗苑中的地位。
中唐时代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的是白居易。白居易是杜甫之后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即诗文要为时代服务，为现实服务。钱钟书称“香山才情，昭映古今”。其诗歌特点：一是主题、题材集中。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一个主题展开，从不节外生枝。二是善用白描刻画。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感真挚。三是叙事、议论结合。四是语言通俗平易，精工洗炼。其代表作如《长恨歌》《琵琶行》等。
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杜荀鹤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帝国走向衰落过程和民间苦难。其中李商隐和杜牧是其佼佼者，被后人称为“小李杜”。在文学创作上，杜牧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又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杜牧擅长七绝，最鲜亮的诗歌有两大类：一是咏史诗，特色是托古讽今，见解精辟独到。二是写景诗，文词清丽、情韵跌宕。
李商隐擅长律绝诗，金玉其外，精粹其中。突出特点：一是喜用象征和比兴手法，构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他的“比兴”取法《诗经》，“香草美人”效仿《离骚》，深厚沉浑得益杜甫，想象、用语绮丽则直接学习李贺。二是风格含蓄，意韵幽深。通过营造一种朦朦胧胧的意境，表达某种似是而非的情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朦胧之美。三是大量用典，刻意求曲。他的诗直接影响到宋初流行的“西昆体”。
在近体诗（律诗和绝句）蓬勃发展之际，另一种诗歌式样——词，悄然兴起于唐朝，经过五代基本成型后，盛于宋代。词最初称为“曲子词”，是配音乐的和《乐府》是同一类文学体裁，同样也是来自民间。后来词与《乐府》一样，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诗的别体，所以有人把词称为“诗余”。又因词的句式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
现在最早见到的词作是《敦煌曲子词》，绝大多数是无名氏的作品。其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质朴，格调清新，感情醇厚，语言直白，保留着词的原始状态。最早的文人创造的词当属李白《忆秦娥》和《菩萨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南宋词人黄升称李白为“百代词曲之祖。”

（二）诗歌的审美
1、诗歌的音韵。
2、诗歌的节律。诗经在形式上多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富于变化，许多诗常冲破四言的定格，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但并不拗口，反而觉得错落有致，读起来有自然的节奏，章节的重叠是诗经在形式上的另一特点，在反覆吟唱中，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也传达了诗人的感情和诗的韵味，如：－－ “采葛”在反覆叠唱中表达了恋人们深挚的思念，“一日不见如三秋”直到今天还活在人民的语言中。
语言的精炼优美。诗经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特别是作者们根据汉语音韵配合的特点，运用了双声（如“参差”“玄黄”等）、叠韵（ 如“崔嵬”“窈窕”等）、叠字（如“夭夭”“忡忡”等）的语词来描摹细致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征，因而收到了较大的艺术效果。
（三）诗歌的功能
（四）诗歌的表现
【音义注释】【作者简介】【文章赏析】【写作技艺】【相关链接】
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⑿⒀⒁⒂⒃⒄⒅⒆⒇(21)(22)
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⑿⒀⒁⒂⒃⒄⒅⒆⒇(21)(22)

1 关雎
《诗经》
关关⑴雎鸠⑵，在河之洲。
窈窕⑶淑女，君子好逑⑷。

参差荇菜，左右流⑸之。
窈窕淑女，寤寐⑹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⑺。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⑻。
参差荇菜，左右芼 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音义注释】
⑴关关：象声词，鸟叫声。
⑵雎鸠[jū jiū ]：水鸟名，状类凫鹥，生有定偶，常并游。
⑶窈窕[yáo tiáo]：形容女子健美。美心为窈，美状为窕。
⑷逑[qiú]：配偶。
⑸流：顺水势采摘。
⑹寤寐[wù mèi]：寤，睡醒；寐，睡着。
⑺思服：思念。服：想。
⑻琴瑟友之：弹琴鼓瑟表达对她的爱慕。
⑼芼[mào] ：选择，采摘。
【作者简介】《关雎》选自《国风·周南》。周南大抵在今河南洛阳至湖北之间。
【文章赏析】《关雎》是中国最早的爱情诗，是一个男子对自己意中人追求和爱恋的民间情歌。全诗分为三章，一章是场景描写，为下文起兴铺垫，舒缓平正，奠定全诗的基调。二章和三章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统摄，展示了主人公从相识到相思到相悦的全过程。其中“求之不得”的忧思和“琴瑟友之”期待，最能体现诗的精神。孔子称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第三章《八佾》）。司马迁评价：“《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史记·外戚世家》）。《关雎》故事纯真、场景美丽、情感动人，加之手法纯熟、起承转合、完美无瑕，是《诗经》的压卷之作，代表了《诗经》诗歌的最高成就。这种纯美的爱情描写，既是爱情诗歌永恒的经典，又与今文学中充斥的色情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我们深思。
【写作技艺】这首诗动人之处，除了内容——爱情故事令人遐想外，更在于表现手法绚丽多彩，实现了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突出表现在：
1、赋比兴手法。比兴手法是《诗经》的首创，运用最多，并为历代文人仿效。何谓赋、比、兴？南宋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通俗地说，赋就是铺陈直叙，比就是引譬设喻，兴就是触景生情、托物兴感。比兴手法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优点有二：一是寄托深远，能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二是漫不经心，却能营造主体和客体和谐共生的场景和氛围。比兴手法的本质，就是要让一种形象转化为另一种形象，一种意象升华为另一种意象。因此，比兴手法运用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主体和客体的类比性、相关性和相似性，能够让人由此及彼。
2、白描手法。白描法原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之一，它要求画家只用白线勾描，不着颜色，不加渲染地勾画出物体的特征。引入诗歌创作，就是指抓住人物个性、经历、言行的突出之点，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描写、刻画人物，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如本诗中“辗转反侧”句，极为传神地表达了夜不能寐的相思之苦，另外《静女》中的“搔手踟蹰”等也是如此。白描要求“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鲁迅《作文秘诀》）。一是不写背景，只写主体。二是不求细致，只求传神。三是不尚华丽，务求朴实。其要旨是“突出一点，以形传神”，即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人物的特征描写，如通过人物肖像、对话、动作的刻画，画龙点睛地揭示人物的思想活动和情感精神，达到以少胜多，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3、声韵融合。这首诗从表现形式上也富有美感。一是采用双声、叠韵。双声，就是一个词中的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如“参差”；叠韵就是一个词中两个字的韵母相同，如“窈窕”；而“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双声和叠韵，增强了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人物描写的生动性。这种艺术效果刘勰曾慨叹：“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虽复思经千载，将何以夺？”（《文心雕龙·物色》）。二是采取偶句入韵。这种偶韵式是中国古代韵律诗的开山之作，支配着中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全篇三次换韵，且虚字脚“之”字不入韵，而以虚字的前一字为韵。这种参差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相关链接】《诗》经简介。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原本叫《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才把它奉为经典，称作《诗经》，是科举制度必考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一。《诗经》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305首诗歌，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的说法。据《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以了解民情，这就是“王官采诗”。“孔子删诗”见于《史记》，据说《诗经》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但这些说法都不可靠。《诗经》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分类，“赋、比、兴”是按表现手法的差异对《诗经》分类。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西汉毛公的《毛诗正义》、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南宋朱熹《诗集传》、清朝王夫之《诗经俾疏》等。

2 黍离
《诗经》
彼黍⑴离离⑵，彼稷⑶之苗。
行迈靡靡⑷，中心摇摇⑸。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⑹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⑺。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音义注释】
⑴黍[shǔ] ：俗称“小米”。
⑵离离：茂盛的样子。
⑶稷[jì] ：高粱。
⑷靡靡：迟迟、 犹疑不决。
⑸摇摇：心神恍惚。
⑹悠悠：遥远、渺茫。
⑺噎[yē]：气逆难以呼吸。
【作者简介】《黍离》选自《诗经·王风》，是周王室遭了犬戎的蹂躏，平王东迁以后的丰镐的情形。采集自东都一带的歌谣，称之为“王风”。
【文章赏析】《黍离》是中国最早的感怀诗，慨叹了西周王朝的盛衰兴废。“相传周室东迁以后，所有旧时的宗庙宫室尽为黍稷。周的旧臣行役过旧都，便不禁心中悲怆，连连呼天不止。这样的三章诗，的确很有缠绵悱恻的情绪”（《沫若文集》）。全诗意境相同，一唱三叹，节奏紧凑，情感浓烈。以“苗—穗—实”叙时令迁移，示沧桑巨变；以“摇—醉—噎”述故国之思，抒亡国之痛。正因为如此，后世人们赋予了“黍离”“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的特定美学内涵，也让停留在诗人心弦上的哀伤化作一个象征而成为永恒的悲怆。
【写作技艺】诗中除了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还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立意上别出心裁——虚实相衬。全诗以“忧”字立意，以“求”映托，实写“忧者”，虚写“求者”，虚实相衬，以虚映实。“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呐喊之声，既显示了“知者”的孤独，同时也反衬出“不知者”的鄙薄。黍离之悲，与其说是“忧者”的沉痛，不如说是“求者”者的悲哀。全诗立意高远，是诗人用心、用血写出来的，意境直追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时《黍离》作为中国最早的感怀诗，后人经常学习模仿。如“山川满目泪霑衣，六朝如梦鸟空啼”之类，只得其表，未知其里。根本在于立意不高，徒伤代谢，不见精血。二是形式上精心剪裁——一唱三叹。 三章都以黍稷起兴，先写所见，次写行动，再写心情，最后写愁思，一脉贯通，不蔓不枝；同时运用反复和重言，每章只在几个关键词上变化，诗意连贯，情感连绵，绵绵不绝，反复咏叹，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正是民歌的基本特征。
【相关链接】黍离麦秀和“黍离”情结。
“黍离麦秀”现为成语，出自《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磨，中心摇摇”和《史记·宋微子世家》：“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含义是哀伤亡国之辞。中国的文人，每逢乱世，国破家亡，普遍怀有一种忧国忧民、悲愤不已的情感，这叫“黍离”情结。杜甫的《春望》、李煜的《虞美人》、辛弃疾的《水龙呤》等都表现了这种情结。现录元朝诗人赵孟頫《岳鄂王墓》诗：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3 伐檀
坎坎⑴伐檀兮，置之河之干⑵兮。
河水清且涟猗⑶。
不稼不穑⑷，胡⑸取禾三百廛⑹兮？
不狩不猎，胡瞻⑺尔庭有县⑻貆⑼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⑽兮！

坎坎伐辐⑾兮， 置之河之侧兮。
河水清且直⑿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⒀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⒁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 置之河之漘⒂兮。
河水清且沦⒃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⒄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⒅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⒆兮！

【音义注释】
⑴坎坎：象声词，伐木声。
⑵干：岸。
⑶涟：水波纹；猗[yi]：同“兮”，语气助词。
⑷稼[]：播种；穑[]：收获。
⑸胡：为什么。
禾：谷物。
⑹廛[]：古制百亩。
⑺瞻[]：看到。
⑻县：通“悬”，挂着。
⑼貆[]：猪獾，泛指野兽。
⑽素餐：白吃，无功而食，不劳而获。
⑾辐：车轮上的辐条。
⑿直：水流的直波。
⒀亿：束。
⒁特：小兽。
⒂漘[]：水边。
⒃沦：小波纹。
⒄囷[qun]：圆形的谷仓。
⒅鹑[]：鸟名，鹌鹑。
⒆飧[]：熟食，泛指吃饭。
【作者简介】《伐檀》选自《国风·魏风》。魏是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在今山西省芮城县东北。
【文章赏析】《伐檀》是中国最早的反剥削诗，表达了劳动群众对无功受禄的统治者或者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剥削者占有劳动果实的愤怒。全诗按照情感发展脉络分为三层：第一层写伐檀造车劳动的艰苦。伐木者亲手把砍下的檀树运到河边，看到自然之美赏心悦目，因而产生了片刻的轻松与欢愉；第二层便从眼下伐木造车想到还要替别人种庄稼和打猎，而所有收获又被别人无偿占去，心中由欢愉产生了不平，这种不平愈想愈压抑，愈压抑愈愤怒，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严厉责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第三层进一步抨击剥削者的不劳而获，巧妙地运用反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写作技艺】本诗写作的突出特点：一是写景、叙事、抒情三结合。每一章头两句叙事、写景，第三句转到抒情，借景生情，情景交融，情意融通。戴君恩《读诗臆评》谓其“忽而叙事，忽而推情，忽而断制，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在《诗经》中是少见的。三章分别写“伐檀”、“伐辐”、“伐轮”，暗示了劳动的无休无止；各章猎物名称的变换，表现了剥削者的贪婪本性。这种手法，增强了诗歌的真实性。二是反衬手法。反衬就是利用与主要形象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