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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通信强国”路上的阻力|化解阻力的五种方法
当前中国通信产业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分别存在一些不足。中国成为“通信强国”的路径，将是着眼于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短短数年间，中国通信业历经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尤其是邮电分营、政企分离之后，迅速由小变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规模上来看，截至2005年底，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分别为3.5亿和3.9亿，都位于世界第一位;宽带用户数突破3750万，而互联网用户数超过1.2亿，均居于世界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实现了从“通信小国”到“通信大国”的转变，但尚未成为“通信强国”。中国通信业依旧存在若干不足，比如通信产业链“核心环节”――通信运营企业尚未能实质性地走出国门，整个产业技术和业务创新能力有限等。
同时，一些新问题正在给中国的通信强国之路构成新挑战。2006年4月，法国发起了挑战google的quaero搜索引擎计划，这标志着欧洲终于开始建设能与美国google相抗衡的搜索引擎。早在2005年4月，希拉克和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就提出了建立欧洲自己的搜索引擎的计划，以对抗来自google的“文化入侵”。一些欧洲媒体甚至将quaero称为“google杀手”。在信息社会，越来越多的信息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失去对信息资源的控制不仅会危害通信产业的发展，还会威胁到整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反观中国，面对着skype和google的大举“入侵”，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相应的重视，迟迟没有应对的相关政策。
中国由“通信大国”向“通信强国”转变，任重道远。
曾剑秋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专家、亚太网络运行与管理论坛以及ieeecnom和noms国际会议组委会成员、英国剑桥科技园chinabusinesssolutions技术总监。多次被邀请在日本、韩国以及英国国际会议作主题发言；同时，多次被邀请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互联时代、西部频道以及新华社、chinadaily、通信信息报和通信世界等媒体作专访。
研究领域：竞争力与it业发展、企业咨询诊断与技术经济研究。主要成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globalizationandcompetitivenessinthetelecomindustry》、《超常策略》等15部专著和译著，主持了多项国家、省部以及企业重大科研课题研究。
“通信强国”不同于“电信强国”
信息产业部于2003年提出了“电信强国”战略，而在刚刚过去的三年，通信技术迅速进步，产业环境有所变化，因此，本文所提出的“通信强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电信强国”，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通信强国”的内涵更具宽广性。传统的电信强国”战略中重点目标是打造国际一流的电信网络运营商，而随着电信技术的进步与融合，世界各国均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比如英国在2003年颁布了《通信法》取代了原有的《电信法》，整合五家管制机构（电信管制局oftel、独立电视委员会itc、广播标准委员会bsc、无线管制局ra和无线通信局rca），成立了惟一的更具权威性的通信管制机构ofcom，所以“通信强国”战略也涉及到互联网和电视网等领域。
第二，“通信强国”的内涵更具前瞻性。传统的“电信强国”过于强调网络层次上的强大，而忽视了信息资源开发能力。从信息产业的演进规律来看，强大的网络通信能力与强大信息资源开发能力是互生的。目前，电信网络运营商纷纷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也说明了在衡量中国是否成为“通信强国”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信息资源开发水平与能力。
当前中国通信产业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分别存在一些不足。中国成为“通信强国”的路径，将是着眼于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
宏观环境方面的阻力
从各国的通信业发展来看，通信的快速发展需要有效的产业政策。英国在1982年颁布《电信法》，接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对于其国内电信产业的发展，促使英国成为“通信强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韩、日两国电信企业迅速崛起，更是脱离不开两国的通信产业政策。
1.缺少《通信法》以及独立的监管机构。
首先，中国仍旧缺少一部《通信法》。《电信条例》作为一部全面与综合调整电信法律关系的部门法规，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其局限性与缺陷日渐显现，《通信法》涉及到国家、政府电信管理部门、电信企业及用户等四方面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是通信行业的“根本法”，应该尽快出台;其次，从长期来看，通信行业放松管制是历史趋势，但是放松监管的前提是拥有强有力的独立的监管机构，独立的监管机构对于构建公平竞争的环境、削弱多头管理冲突等多方面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英美等“通信强国”的通信行业的改革发展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
2.产业结构亟须调整。
从产业链的横向上来看，中国在移动通信和固网通信市场基本形成了“双寡头垄断”格局，这种格局曾经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通信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移动通信对于固网通信的天然替代性，以及基于互联网的voip业务的兴起，固网运营商面临着生存危机，产业内部也出现了“恶性竞争”和“连而不通”等问题，而从当今国际电信业发展来看，固定与移动融合（fmc）趋势越发明显，监管机构应该发放全业务牌照，适当调整产业结构，进而为“网业分离”做好准备;从纵向来看，处在产业链核心位置的网络运营商对上下游企业拥有较强的控制力，形成了“双向垄断”现象，不利于业务的繁荣和技术的创新，应该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链和谐发展。
3.偏重技术创新，业务创新滞后。
通信产业是典型的“网络产业”，设备之间相互连通以及业务的应用，必须形成一定的“通信标准”，而在形成国际通用标准的过程中，单个企业凭借自身实力显然无法在国际竞争占据优势。从大唐的td-scdma顺利成为3g标准之一和近来wapi在ieee受挫，可以看出各国的产业政策对于本国技术的开发与普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构建技术的研发和专利保护体系，促进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可，但是相对技术创新而言，产业政策对于业务创新激励不足，业务创新不仅有助于当前提升消费者对于通信服务的满意水平，也有利于通信企业在3g时代找到盈利之路，另外，这也是通信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手段之一，比如，日本nttdocomo已经在中国申请了多项业务专利。
4.通信服务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以华为和中兴为首的通信制造业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突破，而通信服务业却迟迟未能实现实质性的进展，这一关键环节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将是中国由“通信大国”向“通信强国”的转变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拥有较多的控制资金和丰富的运营经验，已经具备了“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但是到国外投资与运营有更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因素，因此，需要监管机构的配合和政府有效的支持。
5.对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保护不足。
作为通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互联网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在这个领域，中国还属于“后发国”。
早在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阐述了在产业发展的初期，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手段对国内产业进行有效的保护，促使产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能使产业在将来能够与国际企业进行竞争。法国的“quaero”计划吸引了法国电信、德国电信、贝塔斯曼集团、西门子公司等众多企业参与，而计划所需资金将由法德两国政府以及两国企业共同承担。中国也需积极应对来自互联网信息领域的入侵，尽管中国加入了wto，需要遵守相关规范，但是在wto规则下，手法与策略可以更加灵活，可以适当参考发达国家在应对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强势竞争时采用的策略。
通信企业整体竞争力仍有待突破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是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实践者。一国或地区通信产业国际竞争力最终取决于其通信企业的实力，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通信企业就不可能完成建设“通信强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与国际著名通信企业对比发现，中国的通信企业在通往“通信强企”的道路上依旧存在若干的问题与不足：
1.企业制度改革不够到位。
从宏观背景来看，中国处在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部分通信企业依旧存在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主辅不清等现象。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公司治理又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比如中国的通信运营企业通过上市逐步构建起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依旧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难以制衡的现象。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多元化产权结构也会使企业在制度等软性因素方面的竞争力得到增强。
2.“转型”力度不够。
由于通信技术的进步，原有的语音业务受到替代，通信运营企业开始通过多网络、多终端、多业务的融合和价值链的延伸，从过去主要提供语音业务过渡到提供综合信息服务，2005年英国电信（bt）的传统语音业务已经低于总体业务收入的20%，而中国的通信运营企业语音业务收入仍占到70%以上，两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通信运营企业的危机意识和“转型”力度都需要加强。而通信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转型，促使了整个通信产业链的转型，比如，增值信息服务提供商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被迫转型，需要进一步调整商业模式，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
3.依赖粗放式增长。
中国的通信产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取得了“跨越式”发展，部分通信市场出现了“饱和”现象。以通信运营业为例，在过去的“增量”市场，企业依赖一种“粗放”式增长，企业收入增长主要靠用户数量的增长和投资增加;而现在通信服务业进入了“存量”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企业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精简和去掉不创造价值的流程和环节、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裁减冗员、削减运营成本，有利于企业成本控制，增强竞争力。
4.通信服务业还需“走出国门”。
国际通信市场整体复苏，部分新兴市场崛起，为中国的通信业“国际化”战略，创造了有利时机。从近期来看，通信服务业的“国际化”战略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通信强国”的确立，“走出去”的方式可以灵活多变，比如联合中国电信制造企业一起“走出去”，或者直接独立参股控股国外企业等。而从长期来看，基于互联网提供的服务，比如“网络电话”、信息搜索服务以及部分内容提供商跨出国门、实现国际运营都将是中国成为“通信强国”的重要标志。
5.客户满意度亟须提高。
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客户的保持都是通信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通信运营企业通过构建boss系统，树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逐渐实现了以生产运营为主向以客户服务为主的转变，从而能够向客户及时提供差异化的信息服务，有效地降低了客户的“离网率”;而部分信息内容提供企业，忽视了客户的重要性，依靠虚假短信等手段进行欺诈，不仅遏制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有害于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6.创新投入不足。
通信产业属于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创新能力在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中的作用尤为关键。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地推动着通信行业的发展，而在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专利上，中国企业处于弱势、受制于人的地位，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通信企业研发费用明显低于国际电信企业，研发体系还不足够成熟。而通信运营企业在向现代化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过程中，以及在未来的3g时代，新业务的研发、融合和应用是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比如，韩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sk电讯的研发人员已经超过5000人，而日本的nttdocomo也专门设置了业务研发部门，这对于两家企业在3g业务上率先实现盈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大创新投入，形成有效的研发体系对于企业成为“通信强企”，促使中国成为“通信强国”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由“通信小国”迅速转变为“通信大国”，脱离不开有效的产业政策和通信企业自身努力。而在当前由“通信大国”到“通信强国”这个新的历史阶段，通信业仍然需要产业政策的有力支持和自身的不懈努力。中国成为“通信强国”的实现路径：充分认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构建有效的通信产业政策和打造国际一流的通信企业。
（作者单位：曾剑秋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张鹏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在读研究生）
链接：中国成为“通信强国”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以通信产业为主的信息产业是中国的第一大产业，通信产业良性、快速地发展不仅有助于拉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会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有效的工具。中国从“通信大国”逐步成长为“通信强国”应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成为“通信强国”是与中国的经济相匹配的必然要求。
从gdp统计上来看，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通信企业的整体经济规模偏小，比如2004年日本ntt公司的业务收入超过中国六大电信运营商业务收入之和，而中国2004年电信业务收入占gdp（经过国家统计局调整后的经济规模）的比重为3.24%，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与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和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因此，通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由“通信大国”到“通信强国”是与中国整体经济规模相匹配的必然要求。
2.成为“通信强国”是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
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将会逐步取代能源与物质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中心，中国也适时提出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战略，通信产业作为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其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与盈利，而且关系到从企业到政府的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
当前中国企业正在面临增长方式的转型，信息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通信产业必须尽快发展，积极渗透到各个产业，参与产业改造与升级，提升其他产业的竞争力。所以，从时代的发展来看，中国必须成长为“通信强国”。
3.成为“通信强国”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战略选择。
从国际上看，“通信强国”战略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成为各国在塑造本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竞争优势的首要选择。比如，美国于1992年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从而为美国赢得了长期的国家竞争优势，成功地摆脱了日本和西欧的追赶;而新加坡于2006年6月开启“智慧国2015计划”（in2015），这是新加坡ida主导的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计划，旨在将新加坡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信息化国家。因此，面对当前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中国需要成为“通信强国”。
4.成为“通信强国”是中国通信企业内在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
一国如果成为“通信强国”，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拥有一批国际领先的通信企业。而中国通信企业历经短短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企业规模迅速由小变大，已经奠定了成为国际实力企业的基础。
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开放力度的逐渐加大，通信企业的发展目标不仅需要“引进来”，还要争取“走出去”，从而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所以，中国通信企业成为国际一流企业内在发展要求，将会促使中国成为“通信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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