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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纲领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纲领性文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线图。
构建和谐社会：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学习《决定》，首要是从世情、国情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紧迫性，以提高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从世情来看，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增多。2005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比重不到5%，而美国高达36.5%、日本为15.4%、欧盟为27.2%。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日益加剧。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扩大到现在的76：1；南方国家欠北方国家的外债总额已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经济实力悬殊和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一方面助长了超级大国称霸之威，成了“太平洋警察”；另一方面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仇恨、不满心理。这既是地区动乱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也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给社会和谐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从国情来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当前我们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困难，大多都是与主要矛盾相联系或由此引发的。解决上学难（贵）、看病难（贵）要靠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各种民生问题要靠经济发展，缩小城乡间、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要靠经济发展，协调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靠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问题要靠经济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由于发展不够是最大的实际，由于主要矛盾的始终存在，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
特别要看到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面临着“四个深刻的变化”。“转型”犹如快速行进中的列车转轨、巨轮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巨大的惯性力与滞阻力叠加，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震动”，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发展本身也是一个“悖论”，它既是引起中国巨变的根本动因，也是引发各类矛盾的深层根源。道理很简单，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搞“平均主义”分配、大家一起受穷，反而没有什么矛盾；现在发展打破了平衡，矛盾就来了。
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塞缪尔X8226;亨廷顿在揭示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上，曾有个“现代化滋生着动乱”（指不稳定因素）的著名论断，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动乱。巴西的“拉美陷阱”、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以及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下野就是前车之鉴，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既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构建和谐社会：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决定一个社会是否和谐，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政治、文化、民主等）；既有生产力因素，又有生产关系的因素；既有内部（国内）因素，又有外部（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既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单凭哪一项措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难以奏效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从“大社会”着眼，又要从“小社会”着手。所谓从“大社会”着眼，就是要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五大建设”等在内的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之中；所谓从“小社会”着手，就是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大社会”和“小社会”这两大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是功能各异、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大社会”建设既对构建和谐社会以宏观的、外延周密的部署，也对“小社会”建设起着“保障”作用；不抓“大社会”建设，“小社会”建设不可能治本，也难以为继。“小社会”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点、着力点，也是容易见效之举；不抓“小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落到实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原则和核心，实现人的利益、维护人的权益是贯穿《决定》的一根红线，可以说《决定》的谋篇布局和篇幅都是为此展开的。《决定》中关于“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无一不是以人为本、以实现和发展人的根本利益、维护政治权益而展开的。如果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描绘成“三级同心圆”的线路图，那么，“大社会”（五大建设）是大圆，“小社会”（狭义社会建设）为次二圆，“以人为本”为“内核”。“三级同心圆”既描绘和反映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宏大社会系统工程的构架、内涵，也表明了各子系统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的关系，既要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做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现实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具体利益服从根本利益，又要充分重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当前，尤其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上学难（贵）、看病难（贵）、地方病防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切实使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变化，以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决定》提出的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阶段性的，几乎在每一个目标前面都加了“基本”、“明显”、“较大”、“显著”之类的副词，说明建成高度和谐的社会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首先，从矛盾的普遍性来看。矛盾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否定矛盾而是通过发展和矛盾运动（解决矛盾）求得和谐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
其二，从硬实力来看：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从发展水平来看，由于人口众多，同发达国家横向比较，我们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以人均gdp为例，据测算：如果美国年均增长3%，中国年均增长8%，那么中国需要68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现在的人均水平；如果美国年均增长4%，中国年均增长7%，那么中国需要118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现在的人均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人们物质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而供给是有限的，“欲望大于满足”是一种常态。人们一旦“期望受挫”，就会导致不满情绪，产生不和谐，这也是一种常态。从发展的协调性来讲，协调、平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非均衡式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将是绝对的、长期的。
其三，从分配来看：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利益有关。”分配问题是决定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距的社会，更不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如果搞平均主义，牺牲效率，那就会窒息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但收入差距过大，或者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影响收入分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那就会影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损害社会的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可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合理的分配因素，有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也有人们自身能力差异的影响，理顺和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历史过程。
其四，从软实力来看：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思想根基和精神支撑，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西方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关于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致国会的声明中曾明确地作了表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给千百万中国人以政府不可能控制的方式带来信息革命。这将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瓦解。这一过程就是使政府远离人们的生活，并催发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可以断言，只要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西方敌对势力之间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存在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乃至和谐文化的反冲力和挑战，也是长期的。
认识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期性，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真正懂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分阶段、有层次的，而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既要看到诸多有利条件，从而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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