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社会化.docx

公共管理的社会化
陈庆云北京大学教授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
很高兴参加城市管理和城市经营研讨会。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发展中的管理和规划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刚才发言的诸位学者的认识很深刻。这些作为城市研究外行人是认识不到的。
现在，一方面大楼林立，道路越来越宽、广场越来越大，绿地越来越多，这是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如烂尾楼、拉链路、补丁桥等，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问题。城市发展中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很难用简单话语下结论，在中国城市发展中，重建设轻管理的观念，这值得去研究。比方说，人们对城市的建设很关注，但是建设好了以后怎么进行管理，值得做理论上讨论。社会研究城市发展中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认为很重要。
因为城市管理问题也是公共管理问题。我本人是研究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因此就公共管理或城市中的公共管理问题，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公共管理应当社会化。前几年开始了一个专项的研究生项目，也就是mpa，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恢复行政学、政治学和法学的时候，当时“publicadministration”这个词应该如何译，就是行政管理和行政学怎么翻译、怎么定位，是有争议的。由于方方面面原因，最后确定译成“行政管理”。所以我们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行政管理杂志等等。总体上讲，多数翻译成“行政管理”，少数译成“公共行政”。但是90年代中后期，实施map项目以后，同样一个英文单词怎么翻译，按照以前的翻译，应当翻译“行政管理硕士”，或者说“公共行政硕士”。专家学者讨论认为，针对国际行政学的发展，结合中国的实情，不再翻译成“行政管理硕士”，而翻译成“公共管理硕士”，因此，“公共管理”这个词在最近几年成了比较热门的词，很多问题应运而生。
从实践来看，过去讲行政管理的时候，我们是把立足点放在政府管理，我们过去的强调的是政府管理的理念。今天翻译成公共管理，不仅是理念的变化，从政府管理转向公共管理，有很多问题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比如公共管理社会化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北京大学成立政府管理学院，而其它不少院校成立公共管理学院。所谓政府管理就是研究政府如何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包括自身的管理。政府管理、公共管理，还有城市管理，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在政府管理的理念下，有一个重要的想法长时间困扰我们，有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有体制上的影响，也有文化的影响。人们总以为，社会的公共事务只有政府才能管理；也只有政府才能管理好。所以，我们的公共事务，一出问题就找政府。政府领导者也认为，社会的公共事务出问题找政府，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要从政府管理向公共管理跨越。社会的公共事务当然需要政府，政府是主导和核心的。但是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政府并不是的唯一的主体，而是在政府支持或帮助下，由多个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比如非政府或非赢利组织参与管理。换句话说，社会公共事务出了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政府当然要组织，但是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还需要其它的非政府或非赢利组织参加，这些组织和政府形成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体系。西方最近行政改革的经验，比如“新公共管理运动”、“重塑政府运动”等等，给我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公共管理的社会化问题。很多问题需要政府来做，但并不是城市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政府来做。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候说过，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我们的政府做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就是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很多事情政府本来是不该管的，应该是老百姓管的、是企业管的、是民众管的、是社会管的，结果政府拿在手上。有些事情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因为政府手上没有资源。如果说把这些问题给民众和企业管，让社会自己去解决，就会更好。
国外的实践，包括我们这几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很好的说明，社会公共事务需要政府，但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持。公共管理应该社会化，城市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问题，同样要走社会化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应当渐进地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公共管理社会化是不是象我们现在有些学者的观点，把应该下放的权力立即交给社会，让民众去做了，政府不管了。这个不行。大家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体制是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们要逐步把这些权力还给社会、民众或企业，但不能一下子这样做。在西方可以，因为体制和经济状况许可。但是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因此不行。中国社会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并不完全具备自主性与公益性，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土壤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太快了。下放的太快和不当，就会形成权力真空。这个时候，某些社会上有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人，甚至黑社会组织，就会利用这个真空把手伸进去，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我们应当渐进地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我们应当大量地培养这些人才。北京城市学院在为城市公共管理社会化培养人才方面应当承担更多的工作，做出更大贡献，包括培养非赢利组织人员。若干年以后肯定需要大量这方面的人。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义。
城市管理中的行政领导行为
李成言北京大学教授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我想换一个视角来分析城市的管理和发展问题。
城市管理当中的行政领导行为，现在讲学习四中全会精神，就是从执政能力这个角度，来研究城市管理问题。
城市的发展是标志着一个社会发展水平。最古老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就是从最古老的城邦建立开始的。在现代社会里，城市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地关注，因为城市是社会进步的龙头。城市是人类所向往居住的地方，因为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就凸现出一个问题，城市的管理和城市的发展问题。从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问题来看，最核心的还是城市的竞争力问题。那么过去人们更多地对国家层面竞争力和个人竞争力进行研究，而城市竞争力作为话题，还是最近几年才被社会大众和及其学者们关注。在现时政府公共管理和城市区域规划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由于竞争力问题认识错误而产生一系列城市公共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处在一个纵观层面上的城市竞争力，便随着城市不断地发展，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深入而凸现出来。城市现代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就我们国家现有的体制来看，城市发展的竞争力，重要的就是领导者的竞争力，也就是行政领导者的领导力、执政能力的问题。我们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处在城市发展的风口浪尖上，处在决策说了算这样一个位置上，城市发展的竞争，重要的是领导力的竞争，领导执政能力的竞争。在过去二十年多年改革开放以及城市发展当中，城市的领导者的确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们虽然不是城市管理的专家，但是他们不断地去学习管理城市，尤其是在进入市场经济发展之后，他们像过去，比如像1949年，从农村进入城市一样，他们不懂城市，但照样地大胆地接收城市，大胆地学习管理，最后还是把城市发展起来。学会管理城市确实是每一个城市领导者的新的任务，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管理城市、发展城市，确实是一个很尖锐很突出的问题。我们的领导者的确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非常重要贡献。他们在规划城市，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整合城市资源、缩小城乡差别，创造城市发展环境等等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上所说的意义在于，不能轻视领导者的作用。不能轻看他们在城市发展历史过程中所起的这样决定性的意义。城市发展了，资源丰富了，对领导城市的权力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和腐蚀，加上我们的体制高度集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城市发展当中很多误区，以至于领导城市发展的权力出现腐败。
误区之一，城市规划一把手说了算。
城市规划是技术含量极高的行为过程。行政首脑是不应随便说了算的，应该是有各个方面的专家组成的规划委员会说了算。有的甚至还要靠专家们在开会的时候，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某个项目建设、某个规划的制定，绝不能靠一把手拍后脑勺决定这个规划问题。而我们以往的城市发展历史，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现象，都反映了我们的一些领导拍后脑勺来做决策的。这种误区人们经常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感受到。有一些地方的建设突然就冒出来，但绝对不符合常理，更别讲符合科学了。
这个情况还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重大的规划项目搞起来。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一段很古老的城墙都拆掉。这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屡屡发生。这种行为显然不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发展观的，不符合城市科学发展要求。比如说交通问题，我们亲身感受到交通发展问题，我们自己身受其害。冷静地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考虑。XX省的交通决不像前任书记所讲的那样：北京绝不建高架路。我觉得作为一个大的都市，尤其上千万的都市，要发展成为国际的大都市，而且不可避免现在已经是国际大都市的情况下，不搞高架路是没有出路的。今后的交通要么上天，要么入地。如果不从这里找到空间，永远不可能发展自己现代化交通的。只靠平面发展，只靠这条路又宽又好的思路去完成，绝不可能改变XX省的交通。大家想一想，中关村大街建立起来，很宽很漂亮，但是没过两年拥堵不堪。叫人在路上不是欣赏风景，而是心里堵得慌，这难道是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吗。很多城市的建设设施，只用两年就落后了。道路也好，设施也好，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严峻的现象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显然就是领导一拍板就这么干，没有专家去论证。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听到日本都政府的官员对我讲：我们轻易不敢动议城市的城市建设，为什么呢。他说，动议城市的建设就要组织专家论证。专家论证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在规划上必须50年有效。如果不能50年有效，根本不让你提出来。就这样一个严格的法律规范。所以我赞成段主任提出来的建议，要依法治理城市管理问题，而不是靠个人的行为来完成，很多误区都出在这里。我们这个体制就造成这么一种现象，这里面有巨大的物质诱惑。一个项目批下来，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投入，没有诱惑吗。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应该提醒我们的决策部门，一定要尊重专家的意见。
误区之二，就是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建设。
城市管理中的行政领导行为这是城市建设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大家都能感受到。形象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建设城市和规划城市必须要考虑要形象问题。但这是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是一个长远意义的美学形象问题，而不是一个领导者个人的政绩标志性的形象。媒体已经曝光很多形象工程，XX省以外的曝光比较多，真正曝光北京的并不多，北京照样有。北京有一些标志性的建设，大家一提到，就知道就是这是谁谁的模式。这就是不符合科学规划的建设要求。XX省以外，大家看到了很多形象标志。比如西北要建一个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的休闲绿地。结果没想到水没有，水的浇灌每天付出上千元的代价，甚至上万的代价。有一些绿地就种庄稼了。而且离百姓很远，百姓要走两公里的路才能来逛一逛休闲地，确实很荒唐。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形象工程，是谁建的，投入多少钱。比如说安徽阜阳的形象工程，建了个机场，没有飞机往那降落；然后又搞了大的商业中心，现在也萧条地一钱不值，因为它周边不具备发展这个经济的拉力。领导就是有这样的胆子，因为我们的体制告诉他可以这样去做，没有人去监控他。
XX省的发展已经走上了比较好的状态。现在还没有外地出现的那种情况。但也要提醒，也要注意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城市的发展，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谈科学。要由专家来负责。误区之三，误以为城市经济的gdp上去了，城市就发展了。
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建设自然会有它的推动作用。但是，按照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gdp是上去了，环境的破坏也非常地严重。治理环境要付出比增长的gdp更大的代价。很多的城市发展都走过了这样一个弯路。我们必须从这里吸取教训。
误区之四，就是城市规划与管理高度集中与统一现象，这个也应当引起重视。误以为集中统一就能发展，集中统一便是管理，集中统一就形成规模，集中统一就可以有经济的实效。实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建国以来几十年，我们有些领导就是愿意搞这种高度的集中和统一。集中就是社会主义，是便于管理的，也能够管理好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是不懂得市场要求，不懂社会化的多样性，也不懂经济的内在规律。一些建设和规划完全是从这样一个思路来完成的。比如有的开发区，一定要跑马圈地，占很大的面积，认为这就是开发区，在别的地方搞建设不行，必须到这里来。如饮食一条街、步行一条街，街很长，人们要跑好远的路来吃一顿饭。结果得不偿失。最初建电子一条街时候，把餐馆和厕所全拆掉，形成电脑一条街，结果找不到吃饭和方便的地方。事实证明，这种高度集中，严重阻碍了城市的规划、阻碍了城市的交通、阻碍了城市经济的拉力。因为它又有辐射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思维，造成很多问题。
在综合治理城市中也搞了一些集中的活动，比如说行为治理，大拨哄，一阵风，造成声势，却没有后续工作。这样一种军事化的行为，高度集权统一的行为不符合科学，都是领导城市和规划城市出现的问题。
误区之五，只有腐败才有城市发展。
认为腐败是城市发展的润滑剂，只有腐败才有城市发展，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悖论。事实上，这是一种假象。搞腐败的领导者，都是以破坏城市持续发展为代价的。随意地用权力交换金钱，要么不规划，要么规划了也是建立在豆腐渣工程上面。腐败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它的收益。有专家就大连和沈阳的城市发展作了一个比较，大连是一个廉政的城市，在薄熙来市长的领导下，大连的发展过程非常快。就在这个时候，沈阳控制在穆、马等人的手里。穆马案爆发后，很多专家在研究为什么沈阳发展如此之慢，结果发现就是腐败造成的。腐败不去规划城市，而是乱用资金，把大量的资金抽空。有人估算，在沈阳一共有30亿人民币损失。这是很形象的比喻，也确实符合当时发展的历史情况。
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城市发展当中，主观意志问题，个人的模式等等，都会破坏城市科学的发展。这么多问题，根本在那里呢，要找它的原因，要从政府管理和领导体制角度来找，根本还在于体制。体制设计上，使得城市的规划、城市的资源和城市建设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与控制。没有监督的决策，避免不了是腐败的决策。没有专家参与的决策，不可避免是不科学的决策。这是现代社会对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的体制规律，不能离开这样一个规律。所以我们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的决策问题，领导权力的问题，一定要得到监督。这个问题它表现为管理城市的领导者的一种执政能力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要加强建设。
第一，在体制建设上，要加强监督制约的能力。
第二，要加强科学规划城市发展的能力，包括对城市发展定位的问题。第三，要加强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的能力。第四，加强缩小城市和乡村差别的能力。第五，加强创造良好城市发展的环境的能力。第六，加强城市发展建设中的反腐倡廉的能力。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很实实在在的问题。有人认为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认为腐败那点钱不足以建设城市，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现在的贪官外逃现象非常严重，贪官外逃带走了上亿元人民币。这么大的一笔资金，如果用在我们的建设上，有多么大的拉力。我们的三峡咬牙才搞了上去，论证那么多年，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有资金不足问题，三峡就是2080亿人民币。腐败对我们的城市建设也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应该加强反腐倡廉能力，更好地保证城市科学地发展。
建设问题、发展问题是一个百年大计、千秋万代的大问题，我很欣赏国外的一些城市的规划，它重要的就是，在规划的时候，即赞成专家的意见，又得到合理的科学的监督制约。这是最重要的。尤其对一些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城市建设不可小视，城市建设绝不能单凭长官意志。
中国城市发展的科学问题
吴良镛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尊敬的各位同行、专家们：
这个学校更名为城市学院，“城市”这两个字一来，我的精神振奋。这是我们好多人一辈子所从事的事业。我们住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城市里头，城市有很多问题。但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平时经常接触的“城市”，偏偏最不理解它。1980年代，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城市”条定义时即遇到困难，经查阅若干资料，最后提出“城市是依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一定地域组织起来的居民点，是该地域或更大腹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后来我在mit图书馆发现一本书，《城市：城市与城市生活可引文辞典》引用世界1000个作家，3000条对城市的引文，都是谈城市的，有些内容还挺深刻，洋洋大观。
一、城市发展与城市科学的形成
我们要廓清对城市的基本认识，还是要回到早期的定义。亚里斯多德的城市论言简意赅，至今仍为经典：mancometogetherincitiesforsecurity；theystaytogetherforthegoodlife（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可以说，这是城市最基本的内涵。最近，上海申请“世博会”，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英文更妙一点，是“bettercity，betterlife”，这个题目非常吸引人，是全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已经为世人所接受，正是城市基本内涵的简明表达。
确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不被重视的，这有历史背景，就是经济发展慢。其实不只是建筑问题，城市问题比建筑问题复杂多了。现在盖一栋房子不是最难的事，而弄的好的城市是非常少的。
在我们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解放后发展工业化，走的是很艰苦也很艰难的路。工业革命后，大工业建立，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人像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恩格斯语），相对工业革命前城市发展，出现了所谓“近代城市化”。这是一次新的城市革命：一方面，城市规模变大，功能增多，具有先进的生产力、更丰富的文化、较高素质人才的城市，影响力增加；另一方面，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中叶，城市发展最快，空间更密集，盲目发展破坏自然，掠夺土地资源，并造成居住环境的恶化（如贫民窟）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种种城市问题日益困扰人们的生活。
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城市的影响力更为强大，城市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代表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舞台，集约了成就和智慧。从全世界来看，工业革命发展到20世纪的50年代以后，才发现城市有很大的问题出现，甚至提出研究城市问题。40年代曾经出了一本书，《我们的城市能不能存在》。大家认识到只有一个地球，出现“地球本身的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世界的城市在发展，出现了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分布。
90年代，我在文章中就提出了从分布上看，不仅仅是大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地区；问题不仅仅是大城市本身，也是大城市地区的问题。像亚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整个大城市地区，集中了种种矛盾，成为问题的渊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人把“混乱的城市化”，即人口爆炸、农用土地退化、贫穷等，列为威胁人类的环境祸患之一。从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中人们认识到，城市问题以及相关的种种问题是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缩影城市也可能是解决世界上某些最复杂、最紧迫的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更大，加速发展阶段集中了很多矛盾。第一产业，要下降，第二产业，要起身，最后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第三产业要提高。这个曲线和城市发展的曲线大体是一致的。城市和乡镇的快速发展，都是基本规律在起作用。所以，就更进一步认识到城市是社会经济技术发展之缩影。城市也可能是解决世界上最复杂最迫切的问题的关键，包括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等等。所以从80年代后，我个人认为城市问题是科学的前沿。卫星上天、登月等等是重要，但首先要在地球上住好，资源要爱护，环境要更高的效率，要更安全。
城市化阶段图
所以，第一城市科学要认识城市，要研究城市的未来。第二个问题，从不同学科看问题，，我们现有的城市科学并不完全能够满足现在的发展。现有的科学，现有的城市规划科学，仍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1963年，在希腊开了一个专家会议，提出了台拉斯宣言，提出了城市化的问题，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重视城市化就会对发展形成阻碍。20世纪50—60年代，希腊学者道萨迪斯（c.a.doxiadis）受系统论思想的影响，对当时的建设方式和学科成果提出质疑，认为当时的研究一般在认识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缺乏综合性，未能认识到我们生活的城市是一个由许多互相连接的聚落构成的城市系统，二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造成的过度专业化倾向，以至于城市研究常常顾此失彼，以偏概全。为此，他提出建立多学科交叉的人类聚居学（ekistics）。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谈到城市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更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力口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这是从城市物质空间的角度对城市发展的精辟叙述，同时也说明城市物质空间的重要性，是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研究结果最终落实之处。
二、中国城市化与中国城市科学的发展
我记得清华刚刚成立的时候，在50年代，图书馆都没有城市方面的书，在东安市场找图书，如果看到城市方面的书，觉得特别显眼。在西方，四五十年代，一年就有两本这类书。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方面的书越来越多，现在才有很多书，但是仍然不能适XX县区科学研究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当时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急于工业化，城市规划学在相当一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相邻的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城市交通、城市生态、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学等，也从无人问津开始渐受重视。但是，这些城市学科也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的需要或冷或热，甚至1980年代后面临重建任务。与西方城市规划发展相比，建国后中国城市科学发展错过了两个理论高潮：
第一个高潮。二战期间及战后，面对战争破坏及战后建设，西方国家开始觉悟，西方规划界出版了一些著作，如《我们的城市能否存在。》（sert，j.lcanourcitysurvive。）敲响了警钟。可惜中国在解放战争中，只有少数建筑师经历了这一高潮。
第二个高潮。随着“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提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冲击城市发展，城市科学思想又一度活跃（如doxiadis等对物质规划的反思，系统思想的发展）。可惜中国正经历“文化大革命”，与世隔绝
一、二十年。对中国学术发展来说，相当欠缺两个高潮的经历，似乎“脱离了一个浪潮，坚持了落伍的东西。”1940年代西方当时揭露批判的问题与错误（如对1893年在芝加哥兴起的“城市美化运动”的批判），我们至今仍在重蹈（如一些地方大广场、大草地等形象工程迭起）。因此，目前我们既有创新的任务，又有学习、补课的任务。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科学活跃起来，有发展“城市学”或“城市科学”等论述。19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原有的城市理论、方法、条例等都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矛盾日出。以城市规划为例，尽管有些不完全属于规划学科本身的问题，但城市规划学的“贫困”现象日益突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问题引起了讨论，甚至疑之为“伪科学”等。
研究城市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尤其是中国。我们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由于沿海的发展，不仅是城市的发展，而且是区域的发展，从城市的观点已经到区域的观点；不仅东部发展，西部也要发展。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应当只讲规模，不仅讲建设的数量，而是应有新的发展观。不止一个学科，必须以多学科来研究城市问题。所以，结合中国城市化的新形势和对于中国城市的深入了解，必须要整体发展，要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来推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现实和未来结合。这样可以找到整体的大方向和具体的战略措施，再研究各个方面的具体的问题。要想中国的城市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在研究各种问题的基础上进行。要在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高屋建瓴地谈问题。用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一般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已经感觉到不够。整体指导性战略非常重要，也就是科学的发展观，或者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人居环境科学，而不是一门城市规划学、一个建筑学、地理学。我们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还要探索新的科学的发展和塑造。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大科学，所以也叫mega-science。同时也涉及到人文，文化的复兴，或者中国的哲学思想的发展，需要从总体上探索和解决。
近年来，城市社会、人文科学开始逐步活跃起来，关注城市的本质、城镇化道路、区域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同时，有关城市建设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在深化，如城市交通、城市地下空间、环境质量评价、区域基础设施、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等等，得到了发展，从技术上深化城市规划。也正因为了解过去曲折的历史，对当前蓬勃兴起的科学发展感到由衷的欣慰与期待。
自1981年自然辩证法学会召开城市问题座谈会，1984年1月组织成立城市科学研究会以来，有关城市研究的学会越来越多，“多学科综合研究是城市研究的必由之路”，这个认识问题早就解决了；今天的问题是，经过20多年来的实践，如何结合中国城市化的新形势，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理解，进一步推动这项研究，变城市科学研究中局部的真知灼见为整体的发展，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分析图
三中国城市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城市化发展迅速。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化水平从18.96％提高到39.10％。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经进入“加速阶段”。过去5年，全国城镇住宅竣工面积约34亿平方米（2002年按竣工面积7亿平方米估算），约5亿平方米的危旧住房得到改造，近5000万个城镇家庭改善了住房条件。年均住宅竣工面积达到6.8亿平方米，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均住宅竣工面积的2倍以上。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1997年的17.6平方米，提高到2002年的22平方米左右，户均住宅建筑面积可达到70平方米，可满足居民基本居住需要。住宅功能、配套设施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今天的城乡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耗资之巨、涉及面之广、尺度之大等已远非生产力低下时期所能及，不仅仅是在盖房子，而是在建城市，是在塑造未来社会生活。预计到2010年及21世纪中叶，城市化水平将分别达到45％和65％。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将是最为主要的政策之一”，“通过城市化促进经济效益、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等。”
中国城市化水平
中国城市化水平值得注意是，中国城市发展还面临着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等严峻的约束。在今后近20年中将有数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将是史无前例的。目前，中国城市化有六大问题即生态失衡、资源浪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毁灭和城市特色的消失、能源消耗、环境恶化、城市灾害频繁等，需要以现代科技加以解决。
从现象上看，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转移，从乡村走向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包括二元经济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向先进文化的变革。城市是提高人的素质与教育人的场所，先哲云“城市者，人师也”，意在人们聚集在蕴有文化的城市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以上说明城市化是社会整体的改造。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有一个指导性、整体性的战略与集中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对城市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指出：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这些都是在中国范围内，有集中领导和完整的战略指导下的建设纲领，也是中国城市化的战略任务。
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这也是中国城市研究工作者与西方学者的不同之处，也是最幸运之点，当然也是难题，即要面向实践中重大的问题创造性地加以解决，例如，理顺、改善增强区域发展与农村发展的机制问题，城市间的恶性竞争问题，等等。对城市科学研究来说，各学科中都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并且都很重要，但是在新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在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城市科学研究更要瞄准政治方向和大规模建设路线，要设计更为集中的研究纲领，并积极贯彻到建设实践中。
城市科学的特点在它的综合性、集约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相互关系，因此，城市科学宜开展整体性研究。当前，对城市一般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已经逐步展开，并健康地发展，但属于国家的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村镇规划需要扩展完善。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同特点与不平衡性，正是问题的难点所在，要根据各个不同的“城市—地区”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重大战略问题，分解好就能纲举目张。
由于研究对象的庞大、复杂，根据过去研究的经验，要尽可能将分散研究化作整体的成果，而不是“一大捆论文”这并不说单篇论文无价值（高质量的、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必然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国家的发展），而是重在整合起来，易为决策者所理解，也易于投诸实践。要做到这点，宜组织大兵团，以问题为导向。明确了问题导向，科学共同体一开始就要有正确的目标与主攻的战略战术。问题集中了，攻坚的重点问题就出来了。
如前所述，中国原有城市科学基础较差，城市研究工作，以城市物质规划工作为例，把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分解为组成简单的单元，通过分析各单元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划，以求得平衡。例如，1933年，ciam通过的《雅典宪章》，把城市理解为居住、工业、交通、休憩等四大功能，以封闭的时空为依照，通过“功能分区”原则，确定它的空间规划布局，以静态的用地平衡、劳动平衡规划城市。这种理论发表20—30年后即遭到不同的批判，但它在中国影响还不小，这在城市规模不大、发展速度缓慢的情况下，矛盾尚不显著，而实际上当今城市在快速的发展，绝大部分不是有序的、稳定的和平衡的，而是充满变化的无序世界，远离平衡状态，占统治地位的是非线性关系，城市生活中每一个地方都面临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涌现现象。这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不断创新、不断调整的结构，旧的规划不能适应需要，出现了phall所言的“系统革命”，必须研究它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作用，变革原有的规划思想。对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来说，系统科学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工具。城市大发展，城市问题丛生，城市规划学的贫困，呼唤城市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以一种新范式取代一个旧范式，今天科学的发展需要“大科学”（megascience），有人称之为“大科学时代”。人居环境，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复杂巨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复杂性科学（scienceofcomplexity）的方法论，对新世纪城市科学的多项发展，寄托于多学科的交叉从整体上予以探索和解决。
另外，正如普利高津所说：“现在是一个向进化和发明开放的宇宙”，“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迹象是科学现在能够把与其他文化传统相联系的观察能力集合起来，因此能够促使世界经历了不同进化路径的各部分互相尊重和了解”。我们相信世界的统一性，同样也相信城市的统一性，对于未来的城市希望是一种双重的复兴：科学的复兴与人文的复兴，因此要把科学家及所有人文学者联合起来，进而实现人类的统一性。
四、城市科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hall）在《城市文明》（citiesincivilization）一书中，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己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它们的成就归结为：艺术性地生长、技术进步、文化与技术相结合，以及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古代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19世纪的维也纳的发展源于艺术与智慧的创造力，曼彻斯特发展源于工业革命，以至洛杉矶发展源于电影工业。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尽管问题重重，就像罗马创造性地解决公寓住房与输水管道，19世纪伦敦解决了巡警与污水系统，纽约创造了高层建筑一样，21世纪科学技术的突破就能以崭新的姿态向前发展。并且，如果乐观一点说，前述中国城市发展棘手问题的解决，基于自身条件的运用与创造，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文化积淀深厚，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独特的人文资源，可以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并且大有潜力。以张謇经营南通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能在中国政治混乱、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的落后条件下，以2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江北一隅发展工业、农业、交通、水利、兴办教育，促进城市文化，发展近代城市建设，“养活了几百万人”，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与开放的近代整体的社会改良思想的结合，建设了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堪与西方经历了百年工业革命历史的近代城市规划“先驱”相媲美。在21世纪，面对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城市化洪流，我们理应根据地区实际的问题、条件和基础，不断创造性探求城市化道路的地区模式，其成果也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史上的光辉一页。去年12月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召开的城市化会议中，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就肯定了中国上海、深圳的成功。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同样是科学繁荣之路，面对这样大的建设，自觉开展中国城市发展的科学与技术问题研究，有可能形成城市科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走向世界城市科学发展的高峰。
城市内涵丰富，问题复杂，有关城市的决策影响广泛而深远。就城市土地来说，实际上是空间利益的代表，城市规划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空间利益的划分，影响到不同的利益群体。然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每每“想当然”地处理，甚至造成重大失误。城市科学应当属于科学的前沿，城市科学至关重要。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将全国各地的城乡很好地组织起来，节约利用国土资源，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全国城乡人民生活条件，建设美好宜人的居住环境，其意义同一些高新技术的攻关相经，至少同等重要。对此，我一直抱以期望。尽管我们的事情是千头万绪，但是必须要抓根本，要发展城市科学。不从城市科学找智慧、找哲学思想、找经验、找教训，而是满足于现在的做法，不用科学的方法建设城市，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机会。
我对城市学院的成立、城市学院的发展、对城市学院在城市发展、城市科学方面可以做出的贡献，抱以期望。很希望这个学校，能够完成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社会的需要有了，大学也有了，城市科学的研究就有希望了。
谢谢大家。
第二篇。社会化管理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创先争优近年来，我区深化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强化服务意识、夯实基层党建、加强群众工作、致力统筹发展等举措，引领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上创先争优，有力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