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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文学阐释学的三种范式

在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学阐释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找到中西方文学阐释学的共性因子，以此为基点，建构既有中国民族性又融合世界普遍性的文学阐释学范式。历史地看，中西方文学阐释学发展中存在一种共通的科学主义阐释范式，其将理解的真实性等同于意义的客观性，试图通过对文学诸要素相互关系的阐释来达到对文本意义的客观性理解。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
图文互释范式
图文互释是一种将图像与文字互相参证、互相生发，最后得出可靠结论的意义理解范式。我国古人即有研机析理的普遍性学术习惯。中国图像史书《通志·图谱略》记载：“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这种穷文究理的习惯，从理论史主流叙事与图像史边缘记录的双重视角来撷取各类文献、文档、图片、影音中留存的历史真相，通过对其考释编目，去伪存真，达到意图的重建与真理的体验。书籍史的发展显示，上古史书，“左图右史”，表明图文互证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性。“图画天地，品类群生”“写载其状”“曲得其情”，图与文互释互证，蕴含历史书写对客观主义的真理性诉求。
就意义客观性而言，对文本的究文析理原本归于语言表意专长。但就理解而言，图像通过直观表象发挥“心存目想”的功能，实可增添语义重量。即图像以可观形式挽结可想语言而缔造意义，起到“技由心付，暗以目成”的理解效果。因而区别于史书的“以文运事”与小说的“因文生事”，文本阐释乃“明文证理”“格物究理”，通过夹插图符，实现托图摭理、借图解义的客观阐释目的。毕竟，只有摭理才解文本之义，达万物之理；只有解义才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图与文互释互证，其意义不可谓不大。
从意义客观性探究的方法角度看，图文互释互证的阐释范式易于绘制一幅反映人类心灵与情感的历史地图，展现人类古籍文本的形象历程，为构建当代科学主义的文学阐释体系提供史料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比对文字文献与图像文献，摘取文字与图像互释互证的典范，以此作为当代文学文本阐释的可靠史料，以图出史，由史带图，图文互释，意义互诠，厘清主流文学阐释史外的亚文学阐释史，探索文学文本的理论史、图像史、阐释史融会贯通的方法路径，达到“并辨藻绘，核其攸同”的目的，成为当代文学阐释学走向科学主义阐释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意义客观性探究的价值角度看，图文互释互证的阐释范式便于运用文化记忆理论与身份认同方法，在有形的图像史谱系编排与无形的观念史演绎基础上，根据“有图有文献”的史料求真原则，进行图像史与观念史的互证，还原中外文学阐释学现场，厘清全球古典文学阐释学向当代文学阐释学的内在转嬗机制，辑撰出尽可能接近历史原貌的全球文学阐释学史。
从意义客观性探究的目标角度看，图文互释互证的阐释范式或可重绘中外文学阐释学地图，廓清各种理论思潮与意识形态迷障，探寻全球文学阐释学原貌，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建立令人信服的联系，重建文学阐释的历史情境，揭示世界文学观念中所反映的人类精神与心灵变迁历程，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复杂语境中为重构全球文学阐释学体系提供物质史与观念史的文献支撑。
结构主义阐释范式
结构主义阐释范式是通过文学文本诸要素的结构性阐释而达到对文本意义真实性理解的阐释学范式。从文本意义建构的路径来看，它探究的是时代社会大文本与文学艺术小文本如何形成一种真实的反映与被反映的结构关系问题。
就结构主义阐释范式的本质来看，结构主义阐释试图从文学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动态呼应关系入手来解读文学文本的真实意义。什么样的真实才是文学的真实？什么样的意义才是文学的意义？结构主义阐释范式指明，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才是文本表现的真实。对文学阐释学而言，它意味着文学文本必须穿透时代现实的浅表而反映深层的时代精神，文学阐释必须剥离时代现实的表象而揭示文本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才能形成一种科学主义的客观性阐释。在结构主义阐释范式的角度，文学文本的真实意义存在于文学文本的整体性结构中，我们通过探究文学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及其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具体发生与表现方式，便可知晓文学文本的客观意义。
就结构主义阐释范式的路径来看，为了确定文本的客观意义，首先需要弄清文本背后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对于现实的人的生存，其意义自不待言。对于文本意义的客观理解而言，文本背后的社会结构，即一种“可能被称为构成了某个社会集团的经验意识和由作家创造出的想象世界的范畴”的精神结构，其意义同样重要，因为这种结构作为一种观念类型，是“一群相当数量的、存在于同样环境下的个人的联合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构成有特殊地位的社会集团的、长时间地集中地经历了共同问题的、并力图为此寻找一个有意指的解决方法的一群个人的行动的结果”。这样，为了确定文本的客观意义，就必须找到文本背后的社会结构。好的作品，其文本结构能够呼应某一时期特定的社会结构；好的意义理解，是揭示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呼应关系的理解，特别是那种准确揭示文本背后社会结构的理解。
就结构主义阐释范式的目标来看，在现实的文本理解活动中，作者的意图常常与作品的意义相抵牾，因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结构主义阐释范式一方面通过扩展文本社会结构的方式，即通过对作品所产生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等客观现实社会结构的补充性考察，赋予文本背后的社会结构更丰富的内涵，以此为文本意义的客观性增加砝码。另一方面，通过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精神的分析以及对作家的传记研究，力图达到对文本意义的客观理解。毕竟，“作品就是创作它的某个人的思想或是直觉的直接表现形式”，我们通过对作家的研究，可以确定作品所要表达的客观意义。
数字人文阐释范式
数字人文阐释作为晚近出现的科学主义阐释范式，是因应阐释文本本身的数字化变革而诞生的新型阐释学范式。从狭义上讲，这种范式是指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研究数字技术，并冀望从遵循理性工具法则的数字技术中寻求催生具有价值理性与自由创造的人文精神的研究方法。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的一种生存形态，它以“人类—机器”交互共生、“虚拟—现实”融合跨越、“物质—智能”感通渗透为本质存在特征。数字人文阐释的广狭义概念，实际上构成了数字时代物质智能与人类精神在本体与方法两个方面的互文性存在，二者共同指向数字时代“人—机”“技术—艺术”“物质—思维”的协同共在与价值允诺。
就数字人文阐释的本质来说，作为一种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价值允诺与方法形态，数字人文是一种“人—机”自我解释、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客观性阐释。正是基于“人—机”共在的“0-1”元语言组合与解释者交感经验的累积升华，人才能在一种“虚拟—现实”的生存论上，发现并创造新的自我；数字世界才能在“人—机”共在的解释创造中，成为新的意义世界。因而数字媒介0与1元素的逻辑组合并非单纯的“技”与“道”关系的现代操演。当机器深度思维与人类思维竞技，“技”与“道”的古老“工具—本体”关系便转变为“工具=本体”关系，且中间无需无限性逻辑转化环节。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试图以元语言取代语言的本体性地位而消解语音中心与意义中心的反人文主义解释路径类似，数字人文的技术路径的逻辑在于通过去除语言与语音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工具本体地位，消除附着于特定语言之上的特定书写与发音样式，抹除由于主体认同特定书写与发音样式而带来的语言优劣及其衍生文学形态身份的不等，最终实现数字通约文字、技术回返人文的目的。
就数字人文阐释的方法来说，其本质是对数字文学文本的情境主义还原解释。这种还原解释要求我们将数字流传物及其文本衍生问题还原至其生发的原初语境，通过与现时代的文学比勘对照，凸显其真正的人文意义。比照的目的当然不只是获得文学问题深邃的解释学意义，更是为激活曾经孕育并催生文学问题的历史情境。在此情境中，今天我们作如是理解的文学问题，就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存在并照亮文学史的天空。对于“人—机”共创的数字文学文本而言，数字人文阐释要求我们进行“人—机”语言与符码意义的互文解释，后者作为人与智能程序协同创作的形式化符号语言系统，经由数字文学的“创作—阅读—批评”实践形成文本的符码意义增殖。这种增殖不仅关联解释对象的符码意义，而且更为深刻地指向人性本质，因为人性的结构决定了解释的结构，解释意义的增殖引发了人性结构的延伸。人性的结构、数字智能的程序规则与解释对象的形式结构一同构成了解释学的“前见”。这种前见作为本体与方法，在数字文学阐释中贯穿始终，其最终效果取决于“人—机”对话的密切度及其创造性解释内涵。数字程序的原型叙事结构能够与解释学的效果历史辩证结构协同互动，促使基于数字语言逻辑分析的数字文学批评不背离其人文内涵；而数字文学的意义，仍会在解释还原中生成。
就数字人文阐释的价值来看，数字人文阐释不是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的结构主义，其本质是超越“物质—思维”“无机—有机”“记号—意义”二元对立的建构主义与生成主义阐释。这种阐释将人文解释学的多元视角、混杂生成语境、个体性思维与审美化创造融入数字技术中，实现数字文学的人文意义创造。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数字人文阐释的元语言并非客观信息或信息描述，而是特定时空内的物质性建构。数字的物质性不是造物的实存特性，而是人与造物相互作用的存有特性，可感性、实践性、生成性是其典型特征。作为数字存在的事实前提，数字的物质性简要反映一种意义制造过程与知识生产特质，后者强调技术的实践生成性而非技术化的艺术产品。数字的这一过程特性，要求数字人文研究认可数字信息所拥有的不可触摸却可感可知的非虚拟存在本质。数字的物质性因而不是先验自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其现象学存在离不开媒介信息的符号学阐释：机器超越自然存在话语攫取人类语言特权，印证“语言言说”而非“人说语言”的存在主义判断。作家的任务在于破除现实加封于语言的层层障碍，让语言承载的各种信息通过数字媒介而自然释放。当作家抛弃二元对立思维，静默沉潜于“人—机”共筑的文学世界，数字文学的物质性或将豁然显现，数字文学的文学性也可能不期而至。
总之，科学主义文学阐释学的上述三种范式反映了文学阐释学本身对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悦服与对新的普遍性文学话语秩序的认同建构。虽然这三种阐释学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人文学科要求存在偏差，但其力图通过突破自我而适应时代文学发展的技术性策略，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学阐释学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知识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