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潜的隐逸思想.docx

论陶潜的隐逸思想
【摘要】
：林语堂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聪明与谙于世故的人自惭形秽。”没错，自古陶渊明就被誉为“千古隐逸之宗”。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的一生如江上雪浪几遭起伏，几番出士入士后归隐田居。本文主要通过对其隐逸思想的形成以及出仕与隐退的辩证来浅析他的隐逸思想。
【关键词】
：隐逸自然价值观反俗
【正文】
：
历史的洪水冲刷掉无数才子名士，然而陶渊明那一派怡然自得的形象却越显光辉，他以固穷守节的的志向，恬淡平和的性情和笃意真古的诗作为后世文人建筑了一座精神家园，开创了隐逸之风。他始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可以说，陶渊明就是徘徊在出仕与退隐两者中不断冲击证明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
一、陶渊明隐逸思想的形成
环境因素塑造了陶渊明心性恬淡，娴静少言的性格。他出生于风景秀丽的江南古郡——柴桑，其北有庐山，那巍峨高峻的气势和云雾缭绕仿佛天人接壤的神奇景色，曾对诗人产生巨大吸引力。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如此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之境长大的陶渊明汲取了天地精华，未沾染俗世尘埃。而从小习惯并熟悉山水田园生活，较之于生长于市井城镇中的世家子弟，更善于发现田园生活中的乐趣与意蕴，也更能忍受田园生活的平淡与清苦。壮志凌云的年纪，诗人却徜徉于自然之间，所以不管远离多久，多远，终究会回到田园。只要等到那一个契机就有义无反顾的冲动回到自然。
深刻的哲学思考给了陶渊明一种超然悠然的心境。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这使他卓然于一般诗人之上。陶渊明以“自然”作为化解人生苦恼的良药，在《归园田居》中写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自己“质性自然”。在创作《归鸟》、《形影神》等诗篇中，他都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和漫不经心的口吻咏他的诗句的他着迷于庄子的“物化自然”，他在老庄哲学里，看到了与自然的契合点，看到了
符合本性的人生哲学——顺应自然，与自然合一、儒家强调上古大同的世界学说和人身道德修养的理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时运》篇中表达了对孔子的羡慕，把“东鲁春风”的安谧生活与自己身边的农村世界融为一体，组成一个与乱世相对立的安静平和的小世界。这就为他日后归隐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果说环境以及哲学思想是催生陶渊明隐逸情怀的两大重要因素，那么时势就是直接促使陶渊明隐逸思想的推手。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易诞生文化现象。隐逸文化在先秦萌芽，而到了魏晋时期就达到成熟。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隐逸文化”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爱好。社会风气陶渊明隐逸思想的最终形成起到最直接的推波助澜作用。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的隐逸观成为他的一种人生价值观。与其他文人不同，几番轮转他才决定归于自然，这是对价值观的考验与选择，有一种节操品格观念。“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他钟情于田园不入俗流的价值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是他追逐仕途施展壮志的价值观，而当他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时，“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不低头于权贵的价值观。在这个层面上，他选择了隐逸。
二、出仕与隐退的选择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年少的他也渴望出仕，建立功业，而一旦踏上了仕途，政治的黑暗官场的官官相护，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的陶渊明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仕与隐的矛盾首先摆在了眼前。
一个是梦想，一个是现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难的选择。几次出仕之后，他坚决归田：“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多次的仕宦经历使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世情的虚伪和狡诈，他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刚正不阿，不肯与流俗苟合，才毅然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很多人都认为，此时陶渊明是真正地对仕途失去了信心与希望，把精力投入到种菊耕田的生活中。的确，他是一个真隐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全属写一位刚刚亲历农耕的隐者在自然中找到归属感的平淡快乐。苏轼曾盛赞此诗：“览渊明之诗，相与太息。噫
嘻。一夕露沾衣之故而所愧者多矣。”出于对淡泊高远的人生的追求，他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宁静悠远的风格。
但是，在这背后，我们也能体味到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憎恶，才硬生生地把注意力从仇恨与失望甚至绝望转移到田园生活中。他越是描写田园生活的惬意，越是在掩饰内心的惶恐与不安。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到“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如此看来陶渊明还是想有所作为的，这也情有可原，谁不想当英雄呢。他归隐是想保持自身不被异化。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同时，陶渊明还通过“酒”，假借醉态来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饮酒》20首是一个集中的体现。疯癫的状态刚好可以肆无忌惮地宣泄心中不快，看惯乱世篡权的他仍然不能完完全全放下尘世间的俗事。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把陶渊明视为“超俗的诗人”，但一海知义认为还不如把他称为“反俗的诗人”。因为直到晚年，他仍在领悟和动摇间徘徊。
所以现在问题就归结到陶渊明到底是不是真的退隐。我认为，陶渊明的隐逸之所以和众人不同，就在于他处在隐与不隐这样一个零界点。表面上他退回山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虚构出来的那个桃花源都是他将追求理想的心安置在某一处的最好见证。他没有消极生活，而因为不愿意与当权派为伍，所以采取退隐的方法保持自身高洁的人生价值观，避免变质；而时时刻刻传达着“自然而非无为”的观念，他很好地处理好了出仕与退隐的关系。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的当朝社会，陶渊明是一位隐者；在他桃花源般的美好乌托邦世界里，他又是出仕的，他在清正廉明的社会里发挥着自己的才能。如果我们把出仕与退隐放在不同的维度世界，我们就能体会到陶渊明隐逸思想的独特所在。
第二篇：写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写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一簇簇幽幽香菊在院子里静放，娇美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山涧清泉一直流过家院门口；早上，雾色渐渐散去，透过微薄的阳光，一位老人拿着锄头，提着竹篮，向院中走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吟唱诗句，步履悠闲地跨进了院子""他便是陶渊明。幽幽香菊与他为伴，下地耕耘自给自足。闲暇时，便以清泉沏上菊花茶，细细品味；农忙时，便与菊花枕相依，乐在其中。陶渊明的确生活得自在，他的身上处处洋溢着清闲与旷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的文人里，又有谁能将心澄净到如此境界，以至于只剩下南山之菊。陶渊明选择了归隐之路。这一路走得潇洒，走得清明。然而，陶潜除了饮酒采菊之外，还做了些什么。这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回答。归隐之路为中国无数文人选择，但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自我完善式的道德导致了整体上的不道德。”或许是历史的机缘，促成了一座文学的丰碑。但历史的路若要向前延伸，凭千万个陶渊明能够走出吗。
晋代田园诗人陶渊明也曾热衷于官场，想在仕途上一展自己的抱负。但当他做了XX县区令，了解到官场的黑暗以后，便毅然辞官归隐，“羁鸟倦旧林，池鱼思故渊”，他还是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从此躬耕农田，不问世事。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陶潜伴着“庄生晓梦迷蝴蝶”中的翩翩起舞的蝴蝶在东蓠之下悠然采菊。面对南山，渊明选择忘记，忘记那些官场的丑恶，忘记自己遇到的所有不快，这是心灵的选择，这是过河人在“河”的两岸所做出的明智的选择，这更是明智的“摆渡”。
王昭君出塞后怀乡：月华如练，一轮相思独悬在藏蓝色的夜空，洒下万般愁绪。你身着一袭水绿色的长裙独坐在清冷的光辉下，娟影萧疏，纤纤素手弹奏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万般离愁，空灵而又落寞。茫茫苍穹，凝眸仰望，那广寒宫里的嫦娥独自守着孤寂的岁月，一年又一年，一守就是一千年。王维的《渭城曲》：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苏轼的《定风波》：乌台诗案了结了。你的政敌为你在黄州画定了一方的窄窄的水土，判你一个“监视居住”，然后窃笑。看你不羁的灵魂如何沉默，看你傲岸的头颅如何低垂。
中国诗人的心弦的确如风中的芦苇，脆弱、敏感，更何况是你这位被贬谪的流放诗人呢。
不是吗。三月的一天，你与朋友走在通往黄州郊外三十里沙湖的半路上。一场不期而遇的雨突然袭来，没有挡风的蓑，没有遮雨的笠，更没有避雨的茅店，满耳只有风吹山林、雨打竹叶的声音。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同行的朋友一个个叫苦不迭，你却依然且行且歌，一双草鞋一竿竹杖跋涉在泥泞中。为什么你能如此从容，因为你刚刚遭遇过一场政治上的不测的风雨，你也不正是在气定神闲中一路走过来了吗。
不过，毕竟那些日子还是如梦魇般在你的心头挥之不去。春天来了，但温暖不是属于你的，料峭的风还是把你从酒神赐与你的微醺中唤醒了，于是你的触觉神经告诉了你两个字——“微冷”。
戏剧性的一幕怎么发生得这么快，风雨悄然消逝，一轮斜阳正在我前行路上的山头向我含笑。回首刚刚跋涉的风雨路，你仿佛顿悟了一个道理：政治上永远没有无风无雨的日子，政坛就像一张赌台，要想摆脱无常的大悲大喜，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离开。既然如此，何不高歌一曲陶渊明的《归去来》，江海湖山中寄托自己的一生呢。李白：李白洒脱，不寄托于高堂的庄严，不艳羡那官场的利禄，站在大唐的江山上，站在诗人的位置上，任清风涤荡心胸，随月辉起舞弄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吟出了好大的斗志；“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他吟出了好大的气魄，于是，大唐的江山史册上又多了几分厚重、灵动的神气。难道能说无仕途作为的李白没有体现自己的价值吗。不能。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气风发的李白，对前途充满着无限的憧憬。他想通过官场仕途一展才华，报效国家，挥洒人生。然而，多年的官场生活，多年的仗剑游历，让李白反思起来。有过得意，也有过失意，他终于看清了从仕之路的艰辛与黑暗，高力士为其穿靴实则铐住了他的双脚，朝廷赏赐实际上是主子施舍的乞食。于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以美酒清洗心中的抑郁，以山泉清洗世间的污秽，每一次醉后醒来，他又重新开始放眼世界自然，跋涉大江南北。他始终有一种信念，始终有一种火热的诗情冲动，始终有超俗的“出入”的洒脱。因此，他虽不被朝廷重用，但却不被世事摒弃，也不被百姓遗忘。于是他不断地重拾希望，不断地将自己“大隐于市”，也许他的人生哲学便是“宇宙人生，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吧。李白啊。不愧为“诗仙”，却是个依市而居的仙人。苏轼：
是那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寒鸦么。是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何妨行啸且徐行”的行者么。是那个高唱“大江东去”的诗人么。苏轼，一个被宋神宗称赞为“才与李白同，识比李白厚”的千古大家，在遭受小人泼来的污水，遭受贬谪后，忘却了所有的失意。他在黄州种地酿酒，“夜饮东坡醒复醉”，在黄州“倚杖听江声”，在黄州写下“大江东去”。他总是那样的淡泊从容。他总是将所有的痛苦失意抛之脑后，铭记着世间之美丽。不然，何来“亲煮东坡肉”，何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与豪迈。
苏轼这个曾经辉煌的文人，因黄州诗案而开始落魄，流落四方，辗转难安。在赤壁的月夜，他心灰意懒，看“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做他那个神鹤翩跹而舞的梦。面对如江水般深沉的失意，他看见风在山顶呼啸，盘旋，然后带着撕身裂骨的阵痛穿越漆黑的荆棘林。刹那间，他心中郁结的块垒，缠绕的苦痛随风而散。挫折，痛苦，唯有忘记。从你的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我读出了你的心胸之开阔，襟怀之豁达，志向之高远，我读懂了站在山顶上的身姿才是潇洒，把众山饱览于眼底的感觉才是快乐。于是从此我便有了凌云的志向，于是在我自己的心中，便有了一种充满了自信的豪爽。当一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眼底，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身着用怨恨织成的衣衫，用愁苦覆盖脸面的你.你的脚步里缸懦林兀愕木僦怪斜ズ挂郑愕拿恳桓霰砬槎汲渎硕允赖赖奈弈斡氩宦。令你愁苦的不是自己的窘迫，而是百姓生活的艰难;令你担忧的不是自家的一日三餐，而是整个国家的危难.于是，在我心目中，“无私”与“伟大”两词已悄悄的跟定了你。我为你的才高八斗却不得重用感到惋惜，我因你的凌云壮志得不到施展而感叹；既然上帝塑造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你，又为什么让你在悲哀无奈中死去。既然你带着不凡的气质来到世间，却又为什么只因贫困就匆匆离开人世。皆大悲哀。屈原：
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爱国志士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面对支离破碎的祖国，面对饥寒受苦的老百姓，作为士大夫却束手无策，纵身跃入滔滔江水中，为后世可歌可泣之人。他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是一名为黎民百姓谋幸福生活的士大夫，面对朝廷的腐败束手无策，只好投身于海，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披发行吟河畔的是屈子。楚国的落日染红眼前的汨罗江，子兰谗言，郑袖内惑，人民如涸辙之鲋，喘息挣扎。屈子的坚持有用吗。恐怕他自己也不得不摇头叹息。楚国灭亡之时，也是他命尽之刻。他把政治家的身份远置于诗人之上。“人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生不为诗人，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执著如屈子，你怎听不进“圣人不凝滞于物”呢。项羽：
项羽，昔日的楚霸王，纵然有盖世神功也无法改变楚国破灭的事实。乌江旁，他已被敌军层层包围，空气中飘荡着象征繁盛的楚歌，悠远婉转。此刻，他刚毅无比的心开始脆弱起来，看到四处躺着的无数兄弟，他懊恼曾经的刚愎自用，悔恨楚国的大好局势和弟兄的生命葬送在自己手里。怀着深深的自责，他把刀架在了自己脖子上，刹那间，血染红了乌江河畔，倒映着半边天空。残阳如血，楚歌依然哀婉缠绵。一个巨人倒下，却留给后人无限的感慨。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在《垓下歌》中流露出了几分哀愁，几分无奈。在我看来，他是充满棱角的多边形，纵使有豪迈的气概，称霸的壮志，却只能在四面楚歌之时放纵形骸，苍凉的歌颂只能让滚滚的乌江为之伴奏，又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他的锐气，他的突兀，他的彰显，让历史也惧怕三分。“序八州而朝同列，吞二州而亡诸侯”的始皇已将天下扰得惶惶不得终日，哪又容得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孔子：尽善尽美孔子对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非常重视的，它赞美古代乐舞《韶》及《九辩》完善的艺术形式。《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评价《韶》乐尽善尽美。而对周朝乐舞《大武》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以高度赞扬外，对其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功绩的内容却给予批评：“《大武》，尽美未尽善也。”
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信任，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白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君子固穷孔子到达陈国，寄居在司城贞子（陈国大夫）家，居住了三年。楚国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便使人聘请孔子，准备把有户籍的民社方圆七百里之地封给孔子。孔子前往拜见回礼，从陈地往蔡地迁徙被围困，没法行路，断绝了粮食。随从的弟子疲惫不堪，饿得站不起来。但孔子仍“讲诵弦歌不绝”讲习诵读，演奏歌唱，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子路生气，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能固守穷困而不动摇，小人穷闲就胡作非为了）。”告诫君子任何艰难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应该维护自己的操守和道德。
逝者如斯夫孔子伫立于尼山脚下，望着滚滚辽河，触景生情，禁不住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于司空见惯的流水绿波之中发现了深奥的道理，懊丧的情绪也如水般流去了。后来庄子在《庄子·知北游》中也有类似感叹：“人生天地间，如白驹之过隙，忽忽而过。”喻时间流逝得非常快，这也是“白驹过隙”的来历。苛政猛于虎孔子路过泰山，见有一位妇女在坟莹旁痛哭哀号，于是询问。妇女回答说：“我的公爹被老虎吃了。”孔子让子路问道：“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妇人回答道：“因为这里没有苛捐杂税的暴政。”孔子对随从的弟子们说：“苛政对人的危害，有甚于猛虎啊。”待价而沽孔子游说诸侯，想得到重用，却四处碰壁，十分感伤，常暗中自怨自艾。某日，子贡得一美玉，来问孔子，是要收藏，还是找个识货的卖掉。孔子大声叹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意为：卖掉吧，卖掉吧，我正等着识货的人哩。比喻等待有了赏识自己的人才会出来效劳出力。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儒家学派的一大特点是保守、守旧，以上古为黄金岁月，只重视“先王之道”而不关注事物的变化，而孔子则是一个方正迂腐的学究。其实，“信而好古”的孔子是用自己对道德的理解，结合白己对时代的期望，对经典作了新的阐释的。他既将“如山”的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也发出了那句令千古智者为之共鸣的“逝者如斯”的感唱；他不但极其诗意地阐释了“变”，而且身体力行，收授弟子，用实际行动改造灵魂。如果他畏惧“变化”，不相信事物有更新的可能，他就不会成为一位灵魂工程师，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教师。他作为中国哲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变化”如同万物生长，是一种无声而自然的过程，他心目中理想的发展，不是斩断传统的脉络，而是以传统为根基，如山中树木，生长不息。
第三篇：隐逸的诗人科目：中国新诗欣赏与研究
班级：1112061
学号：111206110
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韩晓鹏
隐逸的诗人学者——林庚
摘要。他一生知行合一，兢兢业业，拥一身布衣情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然而社会的进步与尘世的喧闹却让我们遗忘了这位伟大的诗人学者，直到他升入天堂的那一刻，文学的光辉又一次照耀了我们，才使我们记起了他——林庚。与他同时代的巨匠们一个接一个离去，这一次，离去的是他""如果不是因为他逝去，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林庚是谁。他曾以现代派诗歌闻名，又以古代文学研究立身，他是诗人与学者的完美结合，但他却被淹没在这个纷繁的时代里。
关键词：诗人
学者
隐逸
一、诗人——林庚
林庚先生一生教人无数，成就巨大。为新世纪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也为现当代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他的生平及其成就。
林庚，字静希，原籍福建福州，1910年2月生于北京，诗人，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清华大学助教，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连任历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XX省文联理事，兼任楚辞学会、唐诗学会顾问等。
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林庚成了清华园“四剑客”之一。他与另外的“剑客”——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三位先生常在一起曾参与创办《文学月刊》。出版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闻一多设计封面，俞平伯写序。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朱自清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6年退休，仍任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2004年任北大诗歌中心主任。
作为一名伟大的现当代诗人，林庚也创作了不少佳作。1933年出版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此后陆续出版《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林庚诗选》（《新秋之歌》）等诗集和诗、论合编的《问路集》及诗性哲理随笔《空间的驰想》。林庚在楚辞、唐诗、明清小说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较高造诣，先后出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中国文学简史》、《中国历代诗歌选》等著作。
作为一名诗人，他有其自己独特的诗歌特点和诗歌理论。首先，林庚的诗作中体现出的无疑是现代意识，他所表达出的是现代的情绪、现代人的心理感受。诗人不但一直关注着时代风云变迁，对于自我存在与人类生存的进行哲理性思考，而且热爱自然、生命，歌颂童心。即使身处当时那种压抑的环境中，诗人也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理想、怀抱希望，并始终葆有青春活力地进行着新诗创作，因此他的诗作往往与一种奋发向上的追求结合在一起，而与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精神颓废无缘。出于他个性中对爱与美的执着，他在诗歌中用心挖掘，歌颂世间的自然之美、青春的活力之美以及童年的纯真之美。总的来说可以将林庚诗中的现代意识概括为身居边城的忧患之心、热爱生命的赤子之心以及他深沉厚重的哲思之心；其次，在诗歌艺术的表现上，林庚受到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晚唐诗风的影响，在创作中他始终坚持将古典的意象与现代的精神相结合，注重古典意象与现代美学的融合：将“夜”、“雨”、“蝴蝶”、“梦”等古代诗人常用意象进行了现代的诠释，使其具备了现代的含义；最后，在诗歌形式上，林庚既写过旧体诗，也创作过不讲究格律的白话诗，更试验过讲求格律的新格律诗。他主张九言诗的用意，是为了增强诗的音乐性，使诗容易记得住，能更好地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
在诗歌理论方面，林庚先生倡导新诗格律。新诗格律理论的核心是半律，半逗律对汉语诗歌的普遍性，决定了其独特的“节奏音组”和“节奏点”，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林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新诗的典型诗行问题。林庚先生把典型诗行、节奏音组、节奏点，称为三位一体，它们构成了汉语诗歌形式的内在规律。所谓半逗律，就是“将诗行划分为相对均衡的上下两个半段，从而在半行上形成一个类似‘逗’的节奏点”，“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位置上”。“半逗律”与不同的“节奏音组”的配合，构成长度不同的典型诗行，而且“节奏音组”总是落在行尾位置上，它决定了诗行的特殊性。如古典诗歌中，四言就是“二二”组合，五七言分别是“二二”“四三”组合，正是由于“节奏音组”的决定作用，使二字音组的四言独成一个时代，而
五、七言共同的三字音组使它们得以长期共存。以上是林庚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内在规律的揭示，在古典诗歌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林庚先生进一步将这一规律推之于新诗，并根据汉语发展的规律，增加诗行的长度，提出新诗的建行设想，如以四字音组构成的九言（五·四），以五字音组构成的十言（五·五）、十一言（六·五）。林庚先生认为，典型诗行的建立，将使新诗形成固定的阵地，从而使诗人摆脱新诗无形式的困境，有助于内容的涌现，“让亿万诗章因它歌唱”。
二、学者——林庚林庚曾说过。“到清华后，我常在图书馆乱翻乱看，看到了《子恺漫画》，像‘无言独上高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几人相忆在江楼’等等。看了他的画，我就找诗词看去了，结果一看就入了迷。”
加上读了郑振铎为《子恺漫画》写的序，他感觉到了文学的巨大力量，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林庚觉得艺术“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从而“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就这样，他走上了漫长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之路。提出了“盛唐气象”与“少年精神”等学术追求。对《西游记》、楚辞、盛唐诗歌都有很深的研究。
林庚先生热爱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他认为《楚辞》代表了一种打破思想束缚的“浪漫的创造精神”，是追求“一种解放的象征”，屈原的悲哀是划时代的觉醒，中国文学自觉诗的时代自屈原始。“盛唐气象就是‘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的大地回春的歌声。”“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它玲珑剔透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根植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成长的，它带来的如太阳一般的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与“盛唐气象”紧相联接的，是他对盛唐诗歌的另一艺术概括--“少年精神”，其研究成果汇集在《唐诗综论》里。林庚教授的楚辞研究和他的唐诗研究可称为双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是他多年研究楚辞的一部论文集，其中大多数是关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中文字、地理等问题方面的考释，也有一些论述屈原的人格、艺术成就和作品特色的文章。林庚教授对明清小说也很关注，并提出了颇多精辟的创见。林庚先生认为中国是“诗的国度”，“楚辞的少年精神直贯唐诗”。“少年精神”则主要表现为一种乐观豪放，富于新鲜感的青春气息。“生活中本来并不都是欢乐，青春难道就没有悲哀吗。但这毕竟是少年人的悲哀，因此才能获得这么新鲜的感受。
三、隐逸的布衣——林庚
在北大中文系老一辈的学者中，林先生是享寿最高的一位。在为先生九十华诞祝寿的时候，有人曾向先生请教过他的长寿之道，先生回答说：“有两条，一条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条就是多吃胡萝卜。”“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当然首先是指的淡泊名利，其间还包含了在《西游记》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童真童趣和乐观精神。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
先生绝意俗事，专情研究。他以“远离功利，抗拒诱惑”自守，亦以此要求门人弟子。国内外的一切邀请，他都拒绝；一切媒体他都回避；一切荣誉，他都不要。照理，名利权位于他不过唾手可得，然而先生早已无意在此。他只是固守着自己的大宁静，清清静静、自自在在做着自己的事，全然疏远了外界各种热闹场、名利场。人说：“先生从不涉足权力名利，这不是自命清高，不是不屑于谈名逐利，他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概念。诗歌和学术，才是他一生的修行。”信然。年深月久，因着先生的彻底低调，外界竟也将先生淡忘了，真是“山中有高人，世上无人知”了。
“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他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林老先生讲究衣着，爱戴围巾，素来整洁。即使披一件夹克，不扣扣子，能让人觉得“高洁”。
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一身布衣，一间最朴素的房间，参透人间名利。参透人间生死，这是最睿智的生命，就像人们说的，当林庚先生睡去的那刻，他去了天堂。
捧一眸黄土，品尽人世沧桑。作一缕文学，尝尽起落浮沉。当有了大师的胸怀，一系布衣，一箪素食，一浅心思，一声笑语，生命的宁静与幸福一定能拥入怀中。在现代这个浮躁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多品尝文学，文学就是一种释放，一种调节，一种宣泄，因为文学，现实中的人才获得神的灵光，有了创作的灵感，才得以改造世界，探索世界的奥秘。因为文学，现实中的人才获得了另一片天地，可以自由倾诉，让思想自由飞翔，让文学为我们这个喧闹的社会带来一片宁静吧，让文学给我们心灵带来一丝慰藉吧。
参考文献：
【1】
林庚《中国文化简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05-01）【2】
林庚《林庚诗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1）【3】
马嘶《林庚评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5-1）
第四篇：论李白的隐逸和入仕李白——隐士与入仕
摘要。李白一生热衷于政治，迫切希望建功立业，但他始终在奋斗和失败中间徘徊，处于既非仕亦非隐的特殊地位。既想入仕一展宏图又不愿丧失人格的独立，既要保持人格的独立又不肯真的弃世归隐。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就是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悲剧的一生。本文从李白追求的“隐逸”和“入仕”角度剖析了谪仙人的一生。
关键词：隐逸求仕诗人与政治家
一、建功心态与科举之路
建功立业是中国士人极普遍的人生观，李白同大多数封建社会的士人一样，是位自视甚高、功名欲望强烈的诗人。他26岁辞家远游时，曾经这样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这里，李白明确表述了自我期待的人生角色——愿为辅弼，即做辅佐帝王的宰相。他非常崇拜那些谈笑之间建立不朽功业的风流名士，如诸葛亮、谢安。他向往像诸葛亮那样指挥若定，从容立功：而对谢安的崇敬，又胜过诸葛亮。东晋谢安以一身系天下之危，淝水一战扭转了局势，使胡马不再南侵，谢安本人又表现得那么从容不迫，进退自如，功成名就，东山之志始终不渝，这对李白来说，简直是完美的榜样。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其人生道路设计的两个步骤：第一步以成为“辅弼”为标志，施展才能，建立功业，得到社会的承认，或者说实现社会的自我；第二步以辅弼作前提，退隐山水，过无拘无束的生活，或者说追求个性的自我。可贝，“入仕”是李白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
我们知道，由于唐太宗李世民采取重订《氏族志》、多门类科举考试等措施，打破了六朝以来世族豪门占据高位的局面，这就为唐代文人，尤其是庶族文人步入仕途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征辟以及从军入幕等途径去求取功名。因而唐代文人在国力较为强盛、政治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普遍具有从政的热情和求取功名的期望。例如与李白同时的高适就自称：“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杜甫则“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见他们都高自期许，要建立功业，步入仕途，成为非凡的角色，但是李白没走这条路，反而与别人背道而驰。这种情况的出现时是有一定原因的。
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参加科举考试者，须有“生徒”和“乡贡”的身份，必须“怀牒自列于州县”，证明其家世、籍贯和本人的品行。而李白“其先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失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漏于属籍”即是指家世牒谱失传，虽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自云：“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但无牒谱实证，按例是无法投考科举的。
其次，李白出生在贾商之家，是富商子弟。《旧唐书·食货志》云：“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天下之利。”也就是说，工商之家的子弟是没有资格通过科举考试来进入仕宦的.考察李白年轻时的生活行为，“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李白富商身份，按例也在不得参加科考之列。
再次，“少任侠，尝手刃数人”。李白对年轻时期的生活追忆时，不止一次提及杀人，《结客少年场行》：“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侠客行》里更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些被人们称之为李白仗剑任侠精神的写照，但也隐含了一个事实：李白曾有过触犯法令之举。《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二年禁令：“进士举人，曾为官司科罚，曾任州县小吏，虽有辞艺，长史不得举送，违者举官停任，考试官贬黜。”《新唐书·选举志》、《唐会要》卷七六“贡举”条亦有载出。被“官司科罚”，说明个人品德有问题，如此，李白虽被前礼部尚书苏颋称有“天才英丽”、“专车之骨”;前郡督马公“许为奇才”，文章“清雄奔放”。却不能如愿由科举而入仕。二：隐以求仕
唐朝建立初期的开元盛世景象，虽然儒家的思想还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儒、道、释三者合一的态势已经初露端倪。儒、道、释三家思想的融合，使人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找到自己心灵的避难所。此外，受魏晋隐逸之风的影响，隐逸在唐代也成了一件时攀事，特别是那些文人们，更以隐逸为乐事，隐逸几乎成了文人们的一种情趣所在，当然也有很多文人隐士，自恃其才，认为自己的才能不能为当世所用，所以归隐山林并忘情于山水。“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昔焉”。于是李白想到了隐居求志、以隐待仕。公元722年，李白隐居在青城山，并且一隐就是三年，其后，他又与戴夭道士赵袭在戴天山隐居了一段时间，赵龚是一个“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的人，著有《长短经》，谈的主要是一些王霸之术。他王霸之术的能否实现虽然可以不论，但他的跃然纸上的参政激情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说，他的这种政治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李白的政治热情。“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峨蜀，壮志吞咸京"”（《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这首诗一直被认为是李白政治报负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他想通过隐逸达到政治目的的最好说明。
然而，李白不是一个成功的垂钓者，他既没有吕尚的耐心又没有吕尚的经验，更没有诸葛孔明的韬略，所以，当他钓了
二、三年也不见有“鱼”上钩时，就坐不住了。于是扔掉鱼钩，头也不回地向朝中走去。他进入长安，在长安闯荡了
二、三年，却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离开长安。从离开长安到他四十二岁被召入长安之间的十
六、七年时间里，李白居无定所，或游历或隐居。但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却一点也没有被冲淡据记载，李白离开长安后，曾在梁园今商丘居住一段时间，并写下了《梁甫吟》，诗中虽然对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遇深感不平，但也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这种矛盾的心情依然是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家的淡泊明志清静无为两种思想的激烈冲突。
公元736年，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他仍四处漫游，并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污一起隐居在祖徕山，终日狂歌纵酒，号称“竹溪六逸”。在这期间，李白写下了大量诗作，其中有一首《嘲鲁儒》，诗中写道：鱼史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议水滨。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李白对那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们是相当蔑视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不间国家大事也不懂治国之策。这其实也等于说李白自己是懂经济之策并志在治国，但他只是一个期望能成为政治家的诗人，在嘲笑那些书呆子们的同时，又不能不面对自己不被国家所用的现实。于是，怀才不遇之情也便油然而生，如“宝刀隐玉匣，锈涩空葛苔，遂令世上愚，轻我土与灰”（《酬张卿》）。诗中，李白把自己比作宝剑，说明他对自己的感觉依然很好。而正是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更增添了李白怀才不遇的痛苦。特别是在《梁甫吟》和《行路难》中，李白的这种情感达到了极致。但从“君不见朝歌屠史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等诗句中，我们又不难发现，李白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也盼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