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pdf

第29卷第5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9 No.5 2023 年 9 月 J.CENT.SOUTH UNIV.(SOCIAL SCIENCES)Sep.2023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23.05.001 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 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 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摘要：卢卡奇认为西方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强调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破除那种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的做法，把以变革社会现实为目的的“总体性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作为方法论，系统论述了阶级意识的内涵、功能，揭示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特点、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特质，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以“阶级意识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战略，并根据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关于革命策略的争论，提出了以“组织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策略，由此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完整内容。不同于那种以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二分为基础，抽象探讨正义、自由和平等等主题的西方政治哲学，卢卡奇的政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追求无产阶级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目的的解放政治学。卢卡奇的政治哲学无论是对于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哲学，还是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阶级意识理论；组织理论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3)05000111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他们基于对西方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的分析，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解释，要求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出了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总体革命”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由此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引发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卢卡奇正是通过批判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提出了以“总体性辩证法”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把培育成熟的阶级意识看作是西方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并结合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关于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争论，要求重视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组织问题，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真正成为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他的政治哲学呈现出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我国学术界虽然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早和系统，但对他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涵、特点和当代价值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而这恰恰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一、“总体性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共产国际要求所属各支部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但在西方先后失败，由此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引发了关于西方革命的 收稿日期：20230810；修回日期：20230904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研究”(22AZD090)；湖南省高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湘人才发200214 号)作者简介：王雨辰，男，湖北黄陂人，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2 战略与策略问题的争论，最终发展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争论。卢卡奇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归结为具体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认为“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由此阐发了一种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其特点在于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超越了近代哲学和旧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性和意识形态功能。卢卡奇是通过阐发“总体性辩证法”的内涵及其与近代理性主义方法的区别，来阐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的看法的。卢卡奇认为“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加以改造的结果。“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77)自笛卡尔到康德以来的近代哲学虽然高扬主体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但由于他们直观认识论的立场，主、客体在他们那里依然处于对立的状态。黑格尔通过提出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把“实践”和“历史”引到哲学中，实现了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但由于黑格尔所讲的“实践”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运动，这就意味着黑格尔所讲的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依然是绝对精神内的统一；黑格尔又限于阶级立场的制约，无法将历史原则贯彻到底，体现为他一方面强调整个世界是绝对精神不断外化和发展的辩证过程，另一方面又认为普鲁士王国达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顶峰。马克思恰恰是在改造黑格尔所提出的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的同时又把它们贯彻到底，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变革。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的“实践”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运动，而是指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主体”也不是绝对精神，而是具有实践能力处于社会历史中的人，即无产阶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所说的主、客体的同一也不是绝对精神内的同一，而是真正的历史的主、客体同一。马克思正是在继承和改造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的基础上，维护了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把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变成了“革命的代数学”。由此，卢卡奇进一步论述了“总体性辩证法”的内涵与特质。卢卡奇强调方法论的性质决定哲学的性质，反对把近代理性主义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认为只有“总体性辩证法”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总体性辩证法”的内涵与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特质。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辩证法”既是一种坚持总体高于部分，对部分的理解和意义只能在总体中得到把握的方法论，又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主体性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强调人类社会历史是伴随着人类实践不断展开和生成的过程，只有立足于“人及其实践”，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脱离“人及其实践”谈论辩证法，必然会钝化辩证法改变现实的内在本性和批判价值向度，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解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上升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丧失改变社会现实的功能和批判价值向度，无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但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流行的是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把近代理性主义方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无法凸显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卢卡奇通过系统揭示“总体性辩证法”与近代理性主义方法的区别，来阐发“总体性辩证法”的特质。在他看来，近代理性主义方法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其特点是把它所研究的对象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并把其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数量关系。这种方法虽然能够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当它被运用于研究社会现实的时候却是不科学的，其根源在于这种研究方法具有非历史性、非总体性和非批判性的特点。所谓“非历史性”就是指这种方法抽象地看待它所要研究的对象，看不到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其结果是要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表面矛哲学研究 王雨辰：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 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 3 盾，要么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作用；所谓“非总体性”就是指受资本主义社会由社会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和专门化所造成的物化结构和物化现象的影响，近代理性主义方法或者把总体看成是部分机械的相加，或者把总体当作不科学的东西予以抛弃，导致了无法从总体出发研究部分，无法说清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所谓“非批判性”就是指近代理性主义方法否定它所研究的对象的内部包含的矛盾和对抗，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如同自然规律那样永恒存在的东西。卢卡奇批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方法而不是“总体性辩证法”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其结果必然是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对抗市场经济物化意识的侵袭，造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丧失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总体性辩证法”，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历史地和批判地看待社会生活的。卢卡奇把“总体性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卢卡奇看来，当时西欧工人阶级之所以出现阶级意识的危机，是因为从理论上来看，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以探讨整个世界的绝对本质和普遍规律的近代知识论哲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实证化和机械决定论化，钝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从实践上来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化和机械决定论化解释的支配下，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忽视了人的主观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作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类似自然规律的发展过程，不注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培育，使无产阶级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丧失了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地位。卢卡奇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是由经济因素和人的主观因素所构成的总体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反对把近代理性主义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反对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恢复“总体性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认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变革就是对近代哲学超越的结果，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哲学。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功能和使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如果说近代哲学是一种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其功能在于探讨整个世界的绝对本质和普遍规律，其使命在于解释整个世界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 是以人类社会历史和包括进入人类实践中的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其功能在于通过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来探讨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途径，其使命在于改变世界。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以实践为基础，探讨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哲学，又是探讨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具体途径的包含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在内的实践哲学。卢卡奇在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无产阶级处于普遍物化的生存状态的同时，强调应当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采取与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最终形成了他的阶级意识理论和组织理论。二、以阶级意识理论为核心的西方 革命战略 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既强调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性，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他在揭示无产阶级处于普遍物化生存状态的同时，又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市场经济物化意识的侵袭，使得无产阶级出现阶级意识的危机。而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和拥有圆熟的政治统治技巧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唯一的优势就是拥有能够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的阶级意识。他由此认为西方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培育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并发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4 的功能。卢卡奇通过论述阶级意识的本质、功能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特质，分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曲解，强调培育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提出了以阶级意识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战略。卢卡奇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来探讨阶级意识的本质与功能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阶级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且强调“历史的真正动力是独立于人对它的(心理学上的)意识”1(101)。卢卡奇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阶级意识的本质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以上论述作为方法论来指导探索阶级意识的本质和功能。卢卡奇由此把阶级意识规定为“是理性的适当反应”，并指出这种反应“要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决定的，而其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1(107)。卢卡奇强调，一个阶级能否根据它的利益来组织社会，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自己明确的阶级意识。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各部分相对独立，还没有形成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以经济为纽带的有机统一关系，社会的各部分几乎都可以独立于国家的命运而自然存在着；同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等级制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意识掩盖了阶级意识，因此不可能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社会结构日益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经济利益表现得越来越明确，才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卢卡奇看来，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存在着内在缺陷，它无法真正把握社会历史的总体和发展趋势，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即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真正把握社会历史的总体和发展趋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既是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唯一优势，又使得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所以存在着内在缺陷，是由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它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地位所决定的。具体地说，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打败封建主义的时候，它的新的敌人无产阶级就出现了。这就必然使资产阶级以“自由”的名义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取得胜利的时候，又成为对无产阶级的新的压迫。为了掩盖阶级斗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资产阶级必然会把阶级斗争从其社会意识中抹去。资产阶级在赋予人的个性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规律和物化又取消了一切个性。这就使得资产阶级虽然一方面是第一个能够从经济出发获得对生活总过程认识的阶级，但是由于在资产阶级利益支配下的个人原则和资本主义生产应遵循的社会原则的内在矛盾，又使得它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趋势。卢卡奇由此认为，正是上述矛盾使资本主义阶级意识不仅成为一种“虚假意识”，而且当无产阶级在意识到阶级斗争是革命的原则时，这种“虚假意识”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虚伪意识”。这种“虚伪意识”体现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客观矛盾掩盖为一种主观矛盾，总是力图抹去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而仅仅迷恋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并力图说服其他阶级也信奉他们的阶级意识。在揭示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是一种“虚假意识”的基础上，卢卡奇进一步论述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功能，即当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的上升阶段，资产阶级为了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就创立了一套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学说，并且要使自己相信和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就是进行这种统治和组织。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意味着资产阶级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并要求把这种意识扩展到整个社会，以此欺骗其他的阶级。但当资产阶级这样做的时候，必然遇到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本质上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由少数人执行的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哲学研究 王雨辰：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 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 5 治，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须欺骗其他阶级，并使其他阶级无法形成清楚的阶级意识。同时对于资产阶级本身而言，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也是必要的，这也是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之间的内在矛盾，而臆造出一套关于历史、国家的本质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原因。但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个人原则和资本主义生产应遵循的社会原则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引进“计划经济”，以便从经济上协调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就与早期资本主义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相矛盾，因为“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则是把任何一种社会组织看作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1(128)。卢卡奇把引入“计划经济”这一现象既看作是资产阶级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极度尖锐化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又把它看作是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投降。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整个存在及资产阶级文化已经陷入危机，资产阶级已经被逼进了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防御的时代，再也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领导力量了。这也凸显了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卢卡奇把历史唯物主义既看作是一种认识历史本质的科学方法，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 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自由和解放的意识形态。历 史唯物主义“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反，它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1(312)。从方法论的维度看，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资产阶级科学受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结构和阶级利益的制约，只能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一环节和部分，无法把握社会历史总体的缺陷，能够从总体出发去认识和把握部分，认识历史总体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卢卡奇由此认为“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卢卡奇这里所讲的“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学术界一般称之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指出把“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成不变和无条件地运用于 19 世纪以前的历史，虽然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像庸俗唯物主义那样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遇到困难。这里卢卡奇的本意是，庸俗马克思主义不顾时间、条件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一种一般的历史哲学，但却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还存在着能够科学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本质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从意识形态的维度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提供对资本主义制度科学认识的理论，更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自由和解放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理论武器，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无产阶级看清形势，并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因此，“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简直就是自杀。因此，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真理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成员也就会失去它的阶级意识，同时也会因此而失去能够正确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力量。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在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特性时止步不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认识工具，这也同样是自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本质正好能被规定到这种程度：对这种斗争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1(313)。卢卡奇强调，这实际上要求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斗争，通过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与资产阶级展开经济斗争的同时，也展开夺取社会意识的斗争，获得文化意识领域的领导权，最终通过暴力革命颠覆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看出，卢卡奇不仅强调阶级意识在推进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革命斗争中的决定作用，“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一方面必须要和揭示社会本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内在的统一。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1(132)。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6 中必然会面临最终目标的斗争和眼前直接利益的矛盾，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他由此批评当时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无视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上述功能，总是把目光短浅的“现实政治”归结为客观经济过程的决定性的重大原则斗争，无法正确处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眼前利益与最终目标、个别事件和重大原则斗争上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使自己降低为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降低为无产阶级实际的心理状态，其结果不仅必然会陷入拙劣的经验主义或抽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中，而且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市场经济物化意识的侵袭，丧失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唯一优势，无法夺取西方革命的胜利。卢卡奇由此强调应当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培育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成为历史发展的真正主、客体，才能实现西方革命的胜利。在西方革命的问题上，卢卡奇虽然也肯定经济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但他通过对西方社会条件和统治方式变化的分析，突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强调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斗争，在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基础上，再进行暴力革命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他实际上提出了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以阶级意识理论为核心的革命战略。三、以组织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 新策略 卢卡奇既把能否形成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西方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又强调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转换成一种变革社会现实的力量，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必须具备一定的中介，而这个中介在他看来就是“组织”，即无产阶级的政党。问题在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不仅不关心革命的组织问题，而且把革命的组织问题最多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不看作是关系革命最重要的精神问题。卢卡奇认为不重视革命的组织问题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不成熟的体现，认为判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革命运动成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看一种关于应做什么的见解在行动的阶级和领导它的党的意识中是以抽象和直接的形式存在呢，还是以具体和有中介的形式存在”1(393)，并强调革命的组织问题就是联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具体中介，从而把能否解决好组织问题看作是西方革命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基于以上认识，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组织问题被马克思主义阵营忽视的原因。在他看来，革命的组织问题只能从革命理论本身中有机地发展出来。但是，由于工人运动对革命的探索最初只能是直接规定日常生活一切行动的问题，还无法真正从具体理论上阐明革命的性质和进程，更不可能找到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和具体途径的中介，这不仅使得革命的组织问题无法进入群众和理论家的意识中，而且使得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政党中深深扎根。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只要求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因此，“机会主义总是极其厌恶从任何理论分析中推论出组织结论”1(399)。卢卡奇则把“组织问题”看作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强调只有通过这一中介才能使理论和实践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他通过分析处理纯理论领域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分歧应当采取的不同方法，来说明处理好“组织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纯理论的争论中，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潮可以在一个组织中平等地讨论；但是当这些理论被赋予了一定的组织形式，为自己开辟实现的道路时，就必须从组织出发，以组织的形式解决理论争论，否则依靠单纯的理论争论与说服，只能影响革命队伍的团结和导致组织的涣散。这就要求党组织应当对当时流行的卢森堡的“有机论”和经济主义错误思潮展开批评，以形成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卢卡奇高度评价卢森堡对工人运动中的机械组织形式的批评，要求注意党组织、群众和工人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认为她在反对机会主义理论斗争中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自发群众斗争理论，明确工人运动必须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但又批评她过高地估计了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行动的重要性，指出她与列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哲学研究 王雨辰：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 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 7 虽然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对立恰恰在于她不同意列宁关于应当从组织上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内部的思想分歧问题。“她认为布尔什维克把组织问题看作工人运动中革命精神的保证，赋予组织问题以中心作用，是夸大其词。她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真正的革命精神只有在群众的自然的自发中才能找到。”1(381)卢卡奇认为卢森堡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政治问题与组织问题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在组织问题上站在了落后的、阻碍发展的孟什维克一边，这就决定了卢森堡不可能真正解决革命的组织问题。经济主义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必然性规律，不需要发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就能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卢卡奇在批评经济主义的上述观点是一种忽视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宿命论”的同时，肯定和认同列宁强调要使由经济必然性规律支配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变为现实，必须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指出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形势，“对资本主义说来，应急办法本身肯定是能想得出来的。然而，它们能否付诸实现却取决于无产阶级”1(404)。也就是说，要把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势变为现实，就应当把由经济必然性所引发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引向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自觉的运动，能否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拥有正确的观点和决心。这就凸显了无产阶级是否拥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和能把这种自觉的阶级意识付之于实践的组织问题的重要性。卢卡奇在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一书中，通过对列宁的党组织理论特质的分析指出，党是无产阶级最有意识的分子集中化的组织，是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党的活动必须以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基础，并反复强调政治问题不能与组织问题分离：“党必须准备革命。换言之，它一方面必须试图以行动加紧促使这些革命趋势成熟(通过它对无产阶级和其它被压迫团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必须使无产阶级对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中必然产生的思想、策略、物质和组织任务作好准备。”2(48)也就是说，党的作用和功能在于一方面能够预见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无产阶级可能遇到的种种考验，另一方面党必须使无产阶级在知识上、物质上和组织上对以革命形势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做好准备。卢卡奇由此强调应当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斗争，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与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投降的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政党展开斗争，形成成熟和自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卢卡奇进一步从如何正确认识共产党的特质、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党与群众的外部关系出发，提出了在保证党组织的严密性的基础上，争取和团结群众，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革命策略问题。卢卡奇认为共产党的特质在于是以铁的纪律来实现人的自由的，他是以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论述为他的上述观点作论证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随着人们摆脱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束缚，就意味着“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300)。根据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卢卡奇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与恩格斯所说的“自由王国”中的自由的区别，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以排斥和否定他人自由为代价的利己主义和封闭的个人自由，它在本质上是拒绝个人自由的；而共产主义社会所追求的自由不是这种个人的自由，而是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人的真正自由。由于这种自由的实现必然会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共产党以严格的纪律团结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展开斗争，培育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的过程，因此“只有通过纪律，党才能够把集体意识付诸实现，而接受资产阶级的自由概念则阻碍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并把党变成为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松散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8 的个人集合体”1(415)。卢卡奇由此认为，与资产阶级政党和机会主义工人政党相比，共产党的特质在于它对自己的成员具有更高的要求，并把维护党的纪律看作是每个党员应当承担的义务，因为共产党的纪律和每一个成员无条件地全身心地投入运动实践，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卢卡奇不仅强调维护党的纪律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发挥党的组织功能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应当处理好党组织、党员、阶级和群众的辩证关系。在如何处理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问题上，卢卡奇认为，许多具有宗派的组织是从形式和伦理的方面要求它的成员全身心地投入他们宗派组织的活动中，但他们的这种要求，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不正确的把握上。共产党组织不能仅仅拘泥于从形式和伦理的方面来理解它与它的个别成员的关系，而应该根据共产党是人和历史的具体的中介原则，认识到党所体现的集体意志是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党与党的个别成员都是处于与革命进程积极的交互活动的有机联系中的。只有从党员的忠诚、党与群众的关系和党的政治领导正确这三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出发，才能真正解决好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问题。在如何处理党组织和阶级的关系问题上，卢卡奇强调应当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寻找二者统一的基础，既要看到阶级意识的统一是阶级和党形成辩证联系的基础，又要看到由于无产阶级中的不同个人、集团和阶层的意识存在着差别，但不能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强调因为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差异，就否定无产阶级的统一性，而应当认识到个别的工人和个别的无产阶级阶层不是注定要成为共产党人的，这就需要党组织发挥引领群众的功能，提升和推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实现党组织与阶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如何处理党组织与普通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卢卡奇强调由于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废除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和解放自己，这就要求应当坚持无产阶级纪律的严密性和组织的独立性；同时又要看到无产阶级代表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利益，由于革命既涉及无产阶级，也涉及其他社会阶层，这就使得革命的结局取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对比，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应当在革命的策略问题上具有灵活性，既要认识到“策略的灵活性、变化和适应能力与严格的组织，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1(436)，又要认识到“假如无产阶级想要赢得这场斗争，就必须鼓励和支持有益于打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倾向，并尽最大努力将各种高潮 不论它们是多么本能的或混乱的 争取到整个革命过程之中”2(46)。只有通过争取和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西方革命的胜利。可以看出，卢卡奇坚持列宁提出的政治问题与组织问题不可分割的原则，把组织问题看作是理论和实践有机联系的中介，强调解决好组织问题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应当在正确处理党组织、党员、阶级和群众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根据西方社会条件的变化，在坚持党组织的纪律的严密性和组织的独立性的原则下，团结和联合所有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的西方革命的新战略。四、卢卡奇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与 当代价值 (一)理论特质 卢卡奇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工具，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哲学与西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以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二分为基础，抽象地探讨正义、自由和平等等具体问题不同。卢卡奇政治哲学的主题是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本体论立场，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根据西方社会条件的变化，制定西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因此，我们可以把卢卡奇的政治哲学看作是一种以实现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解放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形态和理论目的上属于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的另一类型的政治哲学。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又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对西方革命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哲学研究 王雨辰：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 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 9 第一，卢卡奇的政治哲学是以他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基础的。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看，他反对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以近代理性主义方法为基础，以探讨整个世界的绝对本质和普遍规律的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以“总体性辩证法”为基础，以探讨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现代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既包括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哲学，又包括探讨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和自由与解放的实践哲学，探讨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构成了他的实践哲学中的伦理学，探讨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构成了他的实践哲学中的政治哲学或解放政治学，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卢卡奇始终坚持从科学性与批判性、哲学与政治有机统一的维度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方面使得他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展开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强调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是由客观因素和人的主观精神所构成的总体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揭示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又要建立哲学与政治的有机联系，探讨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的实现途径。正如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洛克莫尔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和政治的双重维度。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是基于一种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解读，这是由恩格斯所开创并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所捍卫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实现了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突破性解读。从政治视角看，凭借他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接受，卢卡奇是一位政治的而非哲学的列宁主义者。”4卢卡奇把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连接起来的中介就是他所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总体性辩证法”反对近代理性主义方法割裂“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现实和理想”关系的做法。与建立在这种理性主义方法上的近代哲学关注如何解释世界而不关注如何变革世界不同，建立在“总体性辩证法”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求从总体上把握它所研究的对象，而且要求实现“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现实和理想”的有机统一，要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变革社会现实和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卢卡奇的政治哲学，是基于这一点而展开的。第二，从西方革命面临的问题看，西方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与西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统治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与俄国没有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二分，政治统治就是一切，只要打碎国家暴力机关革命就能取得成功不同，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二分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借助政治社会的政治暴力机关对无产阶级施行暴力统治，而且依靠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支配无产阶级的内心世界，使无产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秩序。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包含政治暴力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通过政治暴力为意识形态控制提供政治基础，越来越走向以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为主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道路，这就决定了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斗争夺取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在西方革命中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包括卢卡奇在内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把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培育，把夺取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置于西方革命的重要地位5。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不注重对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升和阶级意识的培育，使得无产阶级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丧失了历史主体的地位。因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方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卢卡奇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提出以阶级意识理论为核心的西方革命战略的根本原因。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卢卡奇强调阶级意识在西方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意味着他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陷入了主观革命论的错误。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5 期 10 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规定阶级意识的内涵与功能，另一方面他强调阶级意识的革命功能是建立在科学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强调阶级意识功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经济必然性规律所决定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