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称谓饮食等.doc

唐代时称呼皇帝多用“圣人”，至于和其亲近之人或其近侍则称其为“大家”，有趣的是在唐代，女子称呼其婆婆亦呼为“大家”。至于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则亲近者俱呼其为“三郎”，而呼太真妃为“娘子”；皇太后自称为“朕”，这个可见《旧唐书·武则天传》中则天登基之前的谈话记录；至于皇太子，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郎君”；而太子、诸王有时自称为“寡人”，这个一可见于顺宗为太子时同王叔文的对话，一可见于《旧唐书·永王璘传》中永王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国公会自称为“孤”，此可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时为唐国公的李渊的讲话。

而对于太真妃和太子的“娘子”、“郎君”之呼非凭空无据，在唐代，没有“老爷”之称，奴仆称呼男主人为“阿郎”；而称呼少主人为“郎君”；称呼主母和小姐俱为“娘子”。但是，“娘子”、“郎君”并非只用于奴仆称呼主人，旁人见了女子亦呼其为“娘子”，见了少年女子也有呼为“小娘子”者；年长者也会叫少年人为“郎”或“郎君”，像李白的一句诗中就描写有：一个老人问李白“郎今欲渡缘何事”？然后告诫他“如此风波不可行”。

在唐代，称呼相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后再加以“郎”呼之，例如，白居易呼元缜为“元九”，唐德宗曾呼陆贽为“陆九”；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例如：“公孙大娘”、“李十二娘”等等叫法。而“萧郎”和“萧娘”作为普遍的代称，早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另外，既讲到了“郎”，另两个称呼也不可不提：当时，女子称呼丈夫的弟弟为“小郎”；而女婿又被称为“郎子”，就如《无双传》中，无双家人从小就戏呼王仙客为“王郎子”。

说了这么多，才发现还没有讲到当时的自称。当时的男子多自称为“某”，也有谦称“仆”的，称呼就比较多了。而女子除了像后来的女子那样谦称为“奴”外，更多的是自称为“儿”，同时，也有女子自称为“某”的。

在唐代，只有宰相才被称为“相公”，而不像后来那样用的普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相互之间称为“阁老”；刺使被尊称为“使君”；县令的尊称为“明府”；至于县丞等则被称为“少府”。而他们都常被尊称为“明公”。

另外，看看唐代官场中的相互称呼和百姓见了皇帝或官员的称呼，就感到那时人们间的关系远较明、清时代更加平等：在唐代，“大人”只是作为父亲的尊称，并不用于称呼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而且下级官员见了上级官员或者百姓见了官员，也并不像后世那样奴颜婢膝。当时，对于官员的称呼普遍是呼其官职的，除非是相熟之人可称其“行第”。宰相见了一个刺使会自称为“某”，而称呼此刺使为“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这个刺使对宰相的自称亦是“某”，同样，这个刺使治下之民称呼这个刺使，也是“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刺使对百姓的自称亦同百姓对刺使的自称————“某”。同样，对于一个侍郎，无论是其长官或是其下级以至于百姓，俱呼其为“某侍郎”，而对于大理寺卿即使是在狱中待审的囚犯，也是称呼其为“某卿”。即使在公堂之上，百姓若是男子也是自称为“某”，而女子亦自称“儿”同常时一样。

例如，像郭子仪这样地位的人，对给他家修墙的工人讲话时，自称为“某”，而工人回话是也自称为“某”。

另外，百姓见了皇帝，也同百官一样自称为“臣”，这可见于明皇逃难时和一蓍老的对话，以及德宗出巡时与一农民之谈话。

我就唐宋两朝的称呼，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具体的论证附后：

唐：

皇帝自称：“朕“。另外，有时候也用“我”或者“吾”
别人称呼皇帝：唐代时称呼皇帝多用“圣人”，至于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则亲近者俱呼其为“三郎”
皇后自称：皇太后下制令时，自称“予”，在便殿见群臣时，则称“吾”，很多时候也用“我”
后妃自称：在正式场合用“妾某氏等”，“臣妾”也可）平时则用“我”或者“吾”
公主自称：对皇帝，她也是称“吾”或者“我”
皇帝对儿子的称呼：亲昵一点可叫小名，平时可叫他的名或者称呼其排行，如九郎之类
皇太子自称：平时还是多用“我”或者“吾”，另外对皇帝或者皇后或者时可用“儿臣”，对下人可用“小王”。
太子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郎君”；诸王则被称呼为“王爷”

普通人：男子和女子打招呼，不管是否相识，一律可以称为“娘子”，年轻一点的可以称呼为“小娘子”。这里“娘子”并非老婆含义，各位可以大胆使用。

年长者也会叫少年人为“郎”或“郎君”，称呼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后再加以“郎”呼之；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

唐宋时，尤其盛行排行，甚至与姓、名、字同等重要，一部分下层民众或只有姓和排行，没有名，更不论字。所以很多时候的称呼是姓加排行，如燕小乙，或者小乙哥之类。注意的是，当时如果称呼他人为“汉子”或者“老汉”，含有相当的轻蔑成分在内。

另外，唐人称呼父亲的习惯现在我们听来可能有点毛骨悚然——他们一会儿叫父亲”哥哥“，一会儿叫”爷爷（耶耶）”，然后“哥”也用来称呼兄长……实在是有够乱的

唐代生活概述

衣食住行
唐代的服饰在形制、质料、颜色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初定服饰之制，规定了祭服、朝服(又名具服)、公服(又名从省服)、常服(又名燕服)四种服制。其中常服规定赤黄色为帝王专用，自此黄袍成为帝王的象征。其后，唐太宗、高宗、德宗、文宗等也都曾下令，对文武百官及庶民百姓的服饰区别做出明确规定。大致说来，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而庶民百姓只能穿以粗布麻衣，服饰穿着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
唐代男子的服饰风尚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初唐至盛唐时以裤褶服式为时髦，头戴幞头，身穿圆领、右衽、长仅及膝的窄袖袍衫，腰束革带，足登长靴或软皮靴。中晚唐时，上层社会的男子服饰又恢复了秦汉时的宽袍长袖，长裙高履，但裤褶服式仍在下层人民中间流行。
唐代妇女的服饰富丽绚烂，前后多有变化，但基本的服装有裙、襦、衫、帔几种样式。唐初女装因隋之旧，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下身着曳地长裙，足登弓履或高头履，即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的样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妇女思想的解放，唐代女装的形制趋向暴露和开放。唐初上层妇女外出多着，全身障蔽。自永徽之后，皆用帷帽，帽裙至颈，渐为浅露。武则天时，帷帽全盛。中宗时，已经绝迹。开元初，袒胸女装盛行，靓妆露面，无复遮蔽，士庶竞相仿效。不久，又胡帽乘马，露髻驰骋，或着男子衣服靴衫，招摇过市。到天宝初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出现了“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1]的开放服式。中唐之后，窄袖服装逐渐过时，代之而起的是宽袖衣衫，妇女服装愈来愈肥，愈加褒博。
唐代妇女的发形十分繁多，以梳高髻为美，发式有云髻、螺髻、反绾髻、半翻髻、三角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乌蛮髻等。面部化妆也非常繁复，化妆顺序大致为敷铅粉、抹胭脂、涂鸦黄、画黛眉、点口脂、描面魇、贴花钿等，其中眉式即有鸳鸯、小山、五岳、三峰、垂珠、月梭等十数种。
唐代饮食比前代更加丰富多样，主食以麦、粟、稻为主，间以多种杂粮。小麦面食是最主要的食品，无论贵贱皆食之，以饼类形样最多，有汤饼、胡饼、蒸饼、煎饼、凡当饼、红绫馅饼、赍字五色饼等。镘头也已会制作，称为钉坐、饾饤或曼头，多为祭祀所设。主食中还有饣乇(即烧饼)、寒具(即馓子)、馄饨等。副食以葱、韭、蒜、姜、菠菜、竹笋、杏、梨、枣、瓜、葡萄等蔬果为主。肉食也很常见，尤其是富贵之家，以牛、羊、猪、鸡为主，动物的下水、腑脏也开始被烹制成各种美味。蛤蜊、鳜鱼、虾、蟹等鱼类产品也都进入饮食之列。调味佐料则有盐、醋、酱、胡椒、蔗糖等。
酒已成为唐人生活中的必需品，饮酒之风甚盛。全国各地名酒甚多，仅京师长安一带就有西市腔、郎官清、阿婆清、新丰酒、仇家酒、户县酒等。城乡各地酒店、旗亭众多，酿酒沽酒生意红火，在京师长安还有胡姬所开酒店，专卖胡酒，成为文人雅游饮宴之所。
茶成为唐人须臾不可离之之物，自开元初年，饮茶之风风靡全国，各地茶肆林立，煎茶卖之，茶道大行。陆羽所撰《茶经》，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茶道的著作。茶叶成为进贡、赏赐、馈赠的佳品。品茶、斗茶成为士人的雅好。“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劳动人民也已离不开茶。
唐代饮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胡食盛行，尤其是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3]，成为一时风尚。前述胡饼即是一种胡食，这是唐代民族融合的结果。
唐代的居住条件因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差异颇大。皇帝所居宫室最为豪华。唐初，长安的太极宫是皇帝议政和居住之地，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承香殿五座大殿。自贞观八年(634年)始，唐太宗以为其父李渊清暑为名，于太极宫以东营建新的宫室，初名永安宫，后易名大明宫。龙朔二年(662年)，高宗李治身患风痹，恶太极宫“湫湿”，对大明宫大加修造，并将政治中心移于此。大明宫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玄武殿为中轴线，左右两侧各建有若干配殿，气势磅礴。玄宗即位后，又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兴庆宫，把宫殿和园林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宫殿楼阁有兴庆殿、大同殿、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沉香亭等。至此，唐代诸帝在京城内兴建了三个宫殿区，时称“三大内”。武则天迁都洛阳后，也大兴土木，修建了三阳宫、兴泰宫及明堂、天堂等。此外，唐代还兴建了九成宫、玉华宫、翠微宫等许多离宫别馆。
唐代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的私人住宅有着形式和规模上的规定限制：即王公之居，不施重木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但皇室宗亲及高官权臣多越制造宅，竞为奢侈。安史之乱后，一度大兴“木妖”之风，将军马造一座中堂，即花费二十余万。相比之下，一般庶民百姓无力购买砖瓦，多以茅屋为居，时有火灾发生，常有屋漏之苦。
唐代交通十分发达，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以及由大运河和南方水乡构成的水路交通网四通八达，同时，驿站制度健全，陆有陆驿，水有水驿，陆驿有车马，水驿有舟船，为公私行旅和商贾往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唐代养马业经历了一个由衰而盛的过程，开元盛时，不仅政府拥有许多官马，民间私马数量也相当可观，马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但车乘方面的尊卑贵贱十分明显，皇帝有供服乘之用的五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及耕根车、安车、四望车，还有供仪仗之用的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辟恶车等十二属车。皇后有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六等。皇太子和王公大臣也各有车乘。民间马车则主要用于运输物资。
马车而外，牛车、驴车的使用也比较普遍。肩舁和檐子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肩舁又称肩舆、软舆、软舁等，檐子也叫竹舆、兜笼，均要以肩抬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