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诗之比较-读书报告读后感.doc

李杜诗之比较
--读《唐诗选》有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次：2003-4-1
字数：560千字
ISBN: 9787020072439
中国唐代诗歌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唐代诗歌创作繁盛，题材丰富、风格多变、流派云集、体制齐全，作家作品普遍量多质高，据《全唐诗》收录，诗歌总计有4.89万余首，有姓名查证的作者2200多人。唐诗成就非常卓著，是在封建政治和经济进一步地发展加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思想相对比较开放，文化艺术普遍高涨的催促下，诗人们继承并且发扬《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创作风气，广泛地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的诗歌已进入到完全成熟的状态。
唐诗高峰或奇峰绵延迭起，它使得写诗吟诗的风气在一种经典化的水平上变的社会化了。这应该算是中国诗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成就，也是中国人精神素质的一种新局面。后世景仰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作为高峰中的双峰，在盛唐算是中国文化史一大奇观。即古人所谓“枕藉骚选，死生李杜”，他们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发放着光芒。
这种充盈着生命、充溢着力度的诗学，体现了盛唐魄力和盛唐气象。或者说，李杜以盛唐气象和魄力改写了或新创了中国诗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有着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他们的默契就是现实主义的发扬。两位诗坛圣者怀着为国家、为皇帝尽心尽力的远大抱负，以满腔的爱国激情，充斥着对国家的那份炙热情感，使得国家的忧患或强盛、对人民的热爱及对战争的憎恶尽流露于他们的笔下。但终是由于两位大诗人生活的时代不同，家庭背景差异，且生活境遇不曾那么相似，以至他们的诗歌创作思想上虽有一致性，但无论内容上亦或是风格形式间却兼不尽相同。
杜甫有两句广为人知的诗，一句是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句称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确，这两位诗坛泰斗写诗作诗都有自己的个性。李太白性格奔放，喜浪漫主义，《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蜀道难》等诗篇都是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描写奇特的情节，塑造非凡的，独特的性格。杜甫则以现实创作主义为主，作为封建时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反映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以“三吏”合称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以“三别”合称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极富现实主义写实的诗歌。故其作品被后世称为“诗史”。
同时也正是出于这两大诗人的艺术风格差异，他们的所创诗歌内容上亦趋于不同。李白的浪漫主义充溢在诗歌中人民的自豪感与反抗精神 。正如，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诗篇末处，愤愤然添加了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两句诗让李白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把反权贵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李白用刚正的骨气、反抗的精神，表达了对权贵的不屑和抗争！再看《行路难》诗歌结尾所说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尽管黑暗浑浊的政治现实阻挠着诗人施展才华抱负，但诗人依然执著地继续探索追求，他相信终有一天要乘长风破万里浪，高张云帆，直越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李白诗歌傲骨嶙峋，蔑视权贵，真正表现了一个正直诗人所应有的骨气。杜甫诗学，总体上，是一种充满着历史忧虑感的诗学。他身怀人道主义和悲天悯人之情。杜诗中的直抒胸臆往往是忧国忧民的激情迸发，悯民之苦，救苍生之慨。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和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强烈的现实性。《春望》乃是“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家亡国破，景之哀人更悲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则是通过茅屋被秋风所破的惨状以及屋漏雨湿苦景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宁愿自己受冻亦要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一向为世人所称道的人道主义胸怀，因而，此诗曾被誉为富于人民性的优秀篇章。
不仅如清人宋征璧《抱真堂诗话》引舒张的话所说，“‘大’字是（杜）工部的家畜，而雄奇是李太白的绝招。”李太白写黄河，黄河的大小缓急一直是那么随心所欲，可以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可以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也可以是“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云台歌送丘丹子》），可以是“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行》）。总之，“黄河路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在一种心理时空中，任其纵横伸缩，都显示出创造主体的非凡魅力和气象。杜甫比李白更显脚踏实地，但他也常用天地、宇宙、乾坤、古今、万里、百年等词语，来涵盖自己的诗学魄力。或如清人施补华《山见（同一个字）佣说诗》所云：“‘百年’‘万里’‘日月’‘乾坤’少陵惯用之字。他要用乾坤囊括万象，说是登上岳阳楼所看到的洞庭湖，使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他以乾坤来描写天下纷乱，有道是“妄念胡作逆，乾坤沸嗷嗷”（《送重表侄王淑评事使南海》）。从某些角度看，它显示了心理时空的无限舒展和具有巨大的内涵，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探索元气充沛的体现。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诗。” 李白性格自由豪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在诗体上，他擅长古歌行体，五言七绝，他的《蜀道难》就是这么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中的七律尤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含蓄曲折、沉郁顿挫，多于纪实，在安史之乱期间的作品，读之更使人悲伤。综上，杜甫做诗，心思细腻，构思揣摩，讲究声律对仗、锤字炼句，注重以工力取胜，以节制为能，显示大家风度于工整严密之中。而，严羽用李广比喻李白，意味着李白诗才气逼人，神采飞扬，不计较于声律对仗的约束，以自己之法表现其潇洒风流。李杜相较，驱遣诗笔各有擅长，李白举重若轻，杜甫举轻若重。
同是爱国恤民的这类志向、报负和胸襟，一方面受到青春梦和官场手腕不足的困扰，另一方面受到盛极致乱的压制和打击，使李杜二人在晚年都漂泊穷愁，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失落。他们晚年都从历史人物的身上寻找寄托，调适精神，维持某种残破的梦。择其大端而言，李白晚年加重了“谢东山情结”，杜甫晚年则是缠绕着“诸葛亮情结”。由于有如此深刻的对生命意义的吟味和确认，这两位诗坛泰斗在晚年郁郁不得志时，都各自以诗高呼自己的生命绝唱，吟唱出自己的祈盼及人生感慨。
后世景仰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作为高峰中的双峰，在盛唐算是中国文化史一大奇观。即古人所谓“枕藉骚选，死生李杜”。他们的诗歌创作思想上虽有一致性，但无论内容上亦或是风格形式间却兼不尽相同。李太白性格奔放，喜浪漫主义，并且充溢在诗歌中人民的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甫则以现实创作主义为主，杜诗中的直抒胸臆往往是忧国忧民的激情迸发，悯民之苦，救苍生之慨。“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两位诗坛泰斗在晚年郁郁不得志时，都各自以诗高呼自己的生命绝唱，吟唱出自己的祈盼及人生感慨。盛唐，晚唐，在历史的车轮中，杜甫和李白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是个的发展离不开两位的诗歌造就。诗仙，是那么飘逸；诗圣，是那么真实。两种不同风格的诗歌在唐代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