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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布鲁斯·特里格教授

作者：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陈 淳|

2006年12月初，加拿大的同学和老师发来电邮，告知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教授于1日凌晨去世，令人深为悲痛。这种感觉就像2001年初获知张光直先生去世的消息一样，因为特里格教授年仅69岁。由于特里格教授是21世纪世界考古界颇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我在麦基尔大学求学时从他那里获益良多，因此特撰一文以表纪念。

特里格教授是国内考古学界最先接触到的、系统展示西方考古学理论的第一人，因为张光直先生为三联书店现代学术文库推荐的一本西方考古学著作就是他的《时间与传统》（名字译为炊格尔）。由于中文翻译质量欠佳，许多同行都说看不懂，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但愿尚未出版的特里格第二本译作《考古学思想史》（名字译为崔格尔）能够不负众望，为大家提供准确的信息和知识。

一般考古学同行以为特里格教授是一位擅长考古学史的理论家，其实他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在埃及学、北美东北部印第安土著文化研究、早期文明研究等方面都有鸿篇巨著问世。可以说，几乎考古学的所有领域他都有涉及，甚至对中国早期国家研究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因此被誉为考古学界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他对考古学学科的性质、能力和局限以及对如何从考古材料来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对考古学科与社会思潮的关系、考古学的前景和考古学者的责任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21世纪西方考古学的大变革中不是一位跟风的学者，而是始终采取冷静客观和比较中立的立场来看待激进思潮的交锋，以适度的声音表达他较为全面的理论观察。比如，20世纪60年代在新考古学强调人类学导向、否定考古学的历史学价值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重申考古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历史学科。在20世纪末，后过程考古学开始放弃社会规律总结而再度强调历史特殊论时，他又对世界各大古代文明进行比较，分析这些不同文明进程中的共性，探讨跨文化的规律性。在西方考古学流派纷呈、立场迥异的学术洪流中，特里格教授总是避开时髦的新潮，拒绝采用简单方法对各种不同流派和思潮进行分类，比如过程学者、后过程学者、进化论学者或马克思主义学者等等。他总是采取一种卓尔不群的态度，发表自己高质量和鞭辟入里的见解来表达考古学如何才能了解过去。他的中立态度并非折中或妥协，而是基于一种深刻的理论思考，认为考古学需要思维和方法的多样性来了解过去的复杂性。因此，他是一位倡导理论方法多元论的学者。他的文章总是平衡考虑各派观点，消弭极端见解，提倡各种方法的兼容，甚至强调即使被认为是已经过时的方法，在了解历史的某些细节方面仍然有用。因此，我在此再引述张光直先生的一番中肯评价，认为特里格教授“在美国考古学理论界一直占有一席非常令人重视的地位，他所以为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哪门哪派，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都能客观地做正面、反面的检讨和批评、整理。”（《时间与传统》序）

特里格教授于1937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的普雷斯顿，父亲是英国人后裔，而母亲则带有一半德国血统。大概在六七岁时，父亲和他一起发水痘，于是关在家里一起看插图埃及图书。由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不但看完了儿童图书馆里所有有关埃及的图书，而且获准从成人图书馆里借阅埃及书籍。母亲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在《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一书的序中，他特别感谢母亲在他九岁时给他买了一本柴尔德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从特里格的学术生涯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柴尔德的巨大影响。

童年的影响使特里格决定以考古学为自己的事业，1955年他进入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虽然该系很小，但是他回忆四年的本科课程是一份充分享受的知识大餐。在涉足安大略考古时，他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方法感到困惑。因为当大家纠缠于休伦印第安人究竟起源于多伦多而后北迁、还是原来住在乔治湾后来南迁的争论时，却没有人思考过为何要迁移的问题。后来，他从柴尔德的论述中得到启发，考古学解释不应局限于文化特点，而是要关注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比较。但是，他又对柴尔德坦承不知道如何从事这样的研究而感到沮丧。使他走出困境的是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这本著作为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资料库和研究史前社会政治结构的新方法。他所学的人文地理课程，使他坚信环境决定论的不可靠。而修读博厄斯和英国社会人类学课程，使他无法接受单线直进的社会演化模式。这两方面的知识，是后来特里格卓然独立于新考古学潮流之外的重要原因。

1959年特里格进入耶鲁大学读研究生。在赴美之前，多大的老师告诫他，耶鲁的水平较高，要他少说多听。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告诫是多余的，在多大受到的本科训练使他比美国学生思路更开阔。在耶鲁，他从不同老师那里接受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训练。不久，他加入宾夕法尼亚-耶鲁大学赴努比亚探险队参加阿斯旺水坝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埃及考古的野外工作成为他学术生涯中最宝贵的经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为“下努比亚的历史与聚落形态”，探讨这一地区的环境变迁、技术、贸易和战争。写作中，他还得到戈登·威利和以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和墨西哥早期文明而闻名的罗伯特·亚当斯的指导。之后，他撰写了许多有关埃及考古的专著，成为埃及学的权威人物。在他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张光直到耶鲁执教，他和张光直对聚落考古的共同兴趣使他们建立起持久而亲密的关系。

在去耶鲁之前，特里格就抱定学成回国的信念。他对加拿大有着特别的感情，像许多加拿大人一样对美国的专横和资源掠夺深感不满。1963年特里格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教职。由于资金尚未到位，在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的教学和研究之后，他于次年正式定居蒙特利尔。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回国，说加拿大好的学者和学生都去美国发展和念书，所以他会在学术上落伍。但是特里格认为，如果他回去的话就能有助于扭转这种状况。和美国社会强调同化（即美国化）不同，加拿大提倡多元文化。加拿大这种倡导文化兼容和思想多元的社会性质，后来也成为特里格学术思想的显著特点。

特里格教授才思敏捷，精力过人，是一位罕见的高产学者。他写的专著草草统计就有14部，还不包括他主编的一些论文集。1989年出版的《考古学思想史》在国际学界影响很大，是欧美考古专业学生的必读教材，并是专业人士手头重要的参考书之一。该书于2006年修订再版，特里格教授在再版中强调，虽然考古学的主观因素很强，但是考古材料的积累对解释的制约会越来越大这反过来也加强了考古研究的客观性，并增强了这门学科对于了解人类整个历史和整体状况的价值。1998年，他出版了《社会文化演变》。该书从历史发展眼光探讨了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文化发展研究的历史和认识，对各种思潮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估。2003年，他出版了《了解古代文明》一书，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对世界六大文明做了详尽的对比，从迥异文化特征的比较来探讨早期文明演化中共同的动力因素。
特里格教授因其杰出贡献而屡获殊荣，他是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2001年被授予魁北克勋章，2005年被授予加拿大勋章，该两枚勋章是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公民的最高成就奖和终身荣誉奖。

对于这样一位充满睿智学者的过早离去，总让人觉得老天的不公。如果能让特里格教授多活十年，至少能为我们增添一两部专著和大量精彩的专论。读他的文章，总让人有所启发和受益匪浅，感受到认识的长进和理论探索的巨大魅力。最后我想引用特里格教授对中国同行讲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他说，无论新考古学还是美国考古学最近的理论阐述被认为如何卓越、如何具有科学的严密性，都无权称为世界考古学的模式。杰出的思想可以在所有国家的考古实践中发现，也应该到所有国家的考古工作中去寻找（《时间与传统》中译本序）。我觉得特里格教授有容乃大的考古学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中国考古学要建立自己特色的考古学理论的话，也应该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只有充分和全面解了世界上各种理论方法的沿革和优劣，才能创造出具备自身特色的思想方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