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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众传媒的宪政地位
——新闻自由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前十条修正案于1789年9月25日提出，1791年12月15日批准，被称为"权利法案"。其中关于新闻言论自由的这一条被列为第一修正案，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那个年代美国的民众和政治家们把它当作是最重要的一项民权法案。这个"自由第一"的看法可算是关于美国新闻界的第一个神话。

一、新闻自由理论
美国社会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看法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学术与法理认识的改变而很不相同。最具代表性的五种理论看法是：
绝对主义理论
认为言论和出版绝对不应受到政府的任何干涉。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差不多绝对绝迹了。
特殊平衡理论
言论和出版自由只是美国人民享有的众多项有价值的人权中的两个。这种理论其实是一种策略，法庭基本上是在一个个的单个案例中，考虑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其他权利的斗争，以进行取舍。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这里是由一个个的案例在一种种特殊的情况下来定义的。
优先平衡理论
即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和其他的权利进行权衡时，处于更加要保护的地位。这种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所有权利的保障都有赖于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运用。
米克尔约翰理论
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是美国人走向成功的自我统治的一个手段。提出这种理论的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还把言论分为，公言论和私言论。"所谓公言论就是与统治事务有关、代表人们参与自治过程的言论。私言论就是与统治事务、与自治过程无关的言论。前者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后者受到第五修正案的保护。"。
接近理论
大众传媒是公众的园地，每个人都应有权在日报，周报，电台，或电视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看法，由于大众媒体资源的十分有限等原因，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这种理想却很有可能以先前的理论家思想家们所没有预想到的方式实现。

二、“新闻自由”辨析
问题：大家对新闻自由是怎么看的？是无限的自由，还是相对的自由，新闻自由要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新闻自由，或称新闻自由权，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闻界采集和发布信息，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吕光认为，新闻自由的内涵应包括：
⑴出版前不须领执照或特许，也不须缴纳保证金；
⑵出版前免于检查，出版后除了负担法律责任外，不受干扰；
⑶有权报道、讨论及批评公共事务的自由；
⑷政府不得以重税或其他经济手段迫害新闻事业，也不得以财礼津贴或者贿赂新闻记者；
⑸政府不得参与新闻事业的经营；
⑹自由接近新闻来源，加强新闻发布，保障采记自由；
⑺自由使用意见传递工具，免于检查，保障传递自由；
⑻阅读及收听自由。
归结起来，新闻自由权利其实包括：
（一）新闻媒介创办权
我国新闻出版署1990年颁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中要求，凡属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履行登记注册手续，领取报刊登记证，编入“国内统一刊号”的报纸，就可从
事报道和发行工作。这就将新闻媒介创办权规范在了合乎法律的框架之内。私人不可以办电台、
（二）新闻素材采访权
新闻工作者可以自主地决定获取新闻素材的时间、选择获取新闻素材的地点以及自主决定获取新闻素材的方式。
但是这种采访权往往在采访过程中受到阻碍，因为这种采访权是“权利”而非“权力”这种权利特别是在采访一些政府、行政机关中往往被权力所拒绝。
案例：
（三）新闻评论报道权
案例分析：
（四）新闻侵权救济权
和其他很多事务一样，新闻自由也会产生消极的一面，其集中表现便是新闻侵权。从表面上看，给新闻侵权提供救济权利是对新闻自由的一种限制和约束，但是，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更深的层次，便会发现，新闻侵权救济权其实质是给新闻自由提供一种
保护。
中国青年报1月7日报道 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道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1月4日，西丰县公安局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对该记者进行拘传，未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律师周泽说：“如果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认为赵俊苹编发的短信或朱文娜的报道对他造成了诽谤，他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西丰县公安局以诽谤罪对记者立案调查明显违法。一条短信引发两起诽谤案，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三、新闻自由比较
西方新闻自由VS中国新闻自由

2009年的5月1日，奥巴马就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声明，涉华部分指责中国监禁、骚扰记者。
外交部发言人：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违法犯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新闻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并依法享有充分的新闻报道自由，其各项权益得到依法保护。

2010年5月3日，奥巴马就“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书面声明，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立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驳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新闻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并依法享有充分的新闻报道自由，其各项权益得到依法保护。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违法犯罪。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正确看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其实美国抨击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有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与新闻自由联系在一起。
谷歌在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3点零三分，正式宣布退出中国，谷歌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官大卫·德拉蒙德公开发表声明，再次借黑客攻击问题指责中国，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
如何看待西方某些媒体的新闻自由

面对美国政府的频繁指责，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不是就能完全地实现新闻自由呢？新闻自由本身在美国也存在争议。
视频：
白宫发言人与记者激辩新闻自由问题

首先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完备的国家，其新闻法制的发展和成熟在资产阶级各国中算最稳定和完善的。对于新闻，美国也经历了从管制到确立言论、到保护新闻自由、再到建立完善知情权体系的阶段。
一、殖民地时期的新闻出版管制
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新闻法制主要秉承宗主国英国，但又带有殖民地环境的特殊性，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谱写了许多伟大的篇章，同时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初步形成和觉醒。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印刷自由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采用了特许制、事先限制、保证金、征税以及煽动性诽谤等诸多手段，但对报刊的控制也受到一些挑战，代表性的事件是曾格案和反印花税法等。美洲的第一份正规报纸《新闻通讯》于1705年4月24日在波士顿出版时，它还印有在英国早已废除了的“准许出版”的审查标志。1723年，殖民地政府不再采用付印前审查原稿的控制办法，但威胁根据诽谤法提出起诉。
在1734至1735年发生在纽约的曾格案件是美国新闻法制发展史一个里程碑。1733年11月，约翰?彼得?曾格开始出版《纽约周报》，时常刊有纸批评有争议的纽约总督考斯比和地方议会的内容。虽然大多数批评总督的文章都是报纸的总编辑撰写的，但被控犯有煽动叛乱罪的却是印刷者曾格。考斯比命令首席法官以“对政府进行无耻的中伤、恶毒谩骂和煽动性责难”的罪名，对曾格提起诉讼。当时费城最有名气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以60岁的高龄为曾格出庭辩护，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曾格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不可能是诽谤性的，因为文章里说的都是真的。他还进一步坚持辩护，根据已确定的先例，应当由陪审团而不是由法官来决定印刷文字的真实性。曾格被判无罪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胜利，但即使此次事件后半个多世纪，陪审团的裁决丝毫没有撼动煽动性诽谤法。

二、建国历程中确立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北美人民为争取自由、建立独立的合众国而战斗。独立战争爆发后，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议会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特别宣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所授予的。”
独立战争胜利后，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联邦制宪会议制定的美国宪法，虽然确立了共和政体，但并没有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的条款。宪法草案有待各州批准，全国各地立即针对宪法的欠缺展开激烈斗争，宪法中不包括权利法案这一点是成为反对新宪法
的一个强烈原因。其实，在权利法案通过之前，北美已有类似的先例。1789年9月，美国议会对原宪法增加了十条修正案，此法案于1791年12月经多数州议会批准而生效。直到1941年，康涅狄格州、佐治亚州和马萨诸塞州才批准权利法案，但那只是一个象征性姿态，权利法案具备法律效力早已不必获得这些州的批准了。其中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建立尊奉某一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与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集会、请愿、诉愿之自由。”其实，“国会”包括联邦和州的各级政府，“不得制定法律”通常不仅包括法规、还包括按照法规、地方性法令、行政命令和法院指令等公布的行政性规章条例。美国宪法是全国的最高法，宪法修正案是宪法的一部分，所有法律都不得违反美国宪法，一旦某项法律或者判例被判定违反了宪法原则，就可以被推翻，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为美国新闻事业大厦的基石。言论出版自由位列权利法案的第一款，号称为“第一自由”，实际上也是其他各项自由的基础；但当时在修正案的草案中它仅居于第三，只是由于草案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未获通过，所以言论出版自由一跃而成为第一条款。[3]

三、民主化进程中保护新闻自由的摇摆
在美国建国方针形成过程中，1798年总统约翰亚当斯以捍卫联邦制为由，要求国会通过《归化法》和《煽动法》。《归化法》把规化所需年限从5年延长到14年，而且授权总统把他认为有颠覆行为的外国人驱逐出境。《煽动法》并没有禁止对政府的批评，似乎只是约束为了败坏政府官员名誉而发表的蓄意捏造的恶意言论，但实际上规定批评总统和两院都有可能被判罪，而且执政党出于私利考虑滥用了此类控制权力。当局据此逮捕25名报纸编辑，其中18人是共和党人，包括富兰克林的孙子。1801年，众议院以多数票挫败联邦党人想将《煽动法》有效期延长两年的企图，民主共和党总统杰弗逊宣布《煽动法》违宪而废除，赦免所有因此被捕的记者，退回所有罚款和利息，并取消余下的审判。
1861年美国的南北冲突激化，导致了内战的爆发。战争期间，最主要的北方报纸分成两派，即支持林肯的和反对林肯的。由于军事安全的原因，北方当局要求新闻界必须谅解政府对新闻传播机构的控制。对于反对政府的报纸官方一般采取查禁、勒令停刊等办法，限制颠覆性言论的传播；对无明显反政府倾向的报纸采取进行新闻检查的方法。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1917年美国国会对德国宣战。在宣战后一周，威尔逊总统下令成立公共资讯委员会，主要负责发布关于战争的实况，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充当政府与报纸之间的联络员。该委员会制定了一套自我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的主编都必
须遵守这些规定，不登有利于敌人的消息。
1917年6月15日颁布了《间谍法》，此法案第三条规定凡故意制造或传播虚假报道或错误言论企图破坏陆海军的军事行动，或旨在助长敌人的胜利，企图引起武装部队的不忠诚或妨碍征兵的，均处以1万美元以下罚款或20年以下监禁，或两刑并罚。该法案授权邮政总局局长宣布违反该法案规定的所有信件、通知、报纸、小册子、书籍和其他材料一律不得邮寄。该法案沉重打击了社会党机关报和德裔美国人的报纸，其他几个反战的或反协约国的刊物都被取消了邮寄权。在实行《间谍法》的第一年里，总共有44家报纸丧失了邮寄权，另外还有30家报纸因为同意不再刊登有关战争的文章才保留了邮寄权。
1917年10月的《与敌贸易法》，授权对所有海外通讯进行检查，并规定用外文发表的报纸和杂志如经要求须把译文送交当地邮局，这主要是为了控制德文报纸。该法规定用海底电报、电话或电报传送的国外通讯，由新闻检查委员会进行检查。为此政府于1917年10月成立对通讯工具进行控制的新闻检查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检查向海外发送的信息和新闻电讯。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随着美国实行战时体制，国内的新闻检查由美国新闻检查局进行，美联社执行主编拜伦?普赖斯被任命为局长。1942年1月15日政府发布《美国报刊战时行为准则》，该准则严格规定，所有报纸、杂志、书籍等传播媒介，均不得刊登有关军队、飞机、船只、战时生产、武器、军事设施和天气预报等不适当的消息。前
线各战区司令部对前线记者采写新闻进行检查。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首次向全世界媒体开放，军方同意让600名记者加入到经过挑选的美军部队，允许嵌入式随军记者采访，嵌入部队后，记者必须遵守基本规则，该规则禁止报道的内容达32项，如部队、战机和战舰的具体数字、有可能暴露警备程度的照片、针对前线敌军的伪装、隐藏、诓骗以及直接或
间接火力，情报收集或安全措施的有效性等方面的信息都被列入禁发之列。

四、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完善知情权体系
行政信息的接近权和秘密政府是矛盾的，美国政府具有秘密主义的传统，其信息公开相对较难。行政机关掌握着大部分的政府信息，美国早期的管家法（Housekeeping Act）授权行政长官控制其主管机关文件的散布，行政文件是否公开，在没有其他法律规定时，由长官亲自决定。这是行政机关的特权，行政长官凭此可以拒绝提供大量的行政文件。[4]现代意
义上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以下诸部法律：1966年制定的《信息自由法》，1976年制定的《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72年制定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1974年制定的《隐私权法》等。
美国的新闻自由其实也是一波三折，但说它完全实现了新闻自由是不成立的，在美国，对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监管和审查，假新闻依然层出不穷。
在伊战期间，电视上出现过一个住在堪萨斯的伊裔美国人兴高采烈地对着镜头说：“谢谢你，布什。谢谢你，美国”。事后才知道这是美国国务院精心安排的“杰作”。伊战期间，布什出访，总是遇到示威抗议，为了抵消这些新闻，白宫官方网站刊载了布什出访受到“热情欢迎”的报道和画面。在战争中，连伊拉克民众推倒萨达姆的雕像也是苦心导演出来的。据纽约时报提供的数据，布什政府在其第一届任期的四年中，向全国各州电视台和大报提供了几百条“新闻”供媒体播发，而且绝对不说明这些新闻是由政府“加工制造”的。
所以国家本身在“新闻自由”方面不能彻底实现，却籍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来指责缺乏其新闻自由，是有失公允的。

中国的新闻自由
　中国知名传媒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两岸的社会变革与媒体的角色”演讲会上，他说，中国传媒在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从严密的新闻控制，缓慢地走向新闻自由。
过去的媒介是“党的喉舌”，党的宣传阵地，现在的呼声是要做“群众喉舌”。但目前觉得，它是既做“党的喉舌”， 也做“群众喉舌”，二者之间是难以做到让双方都满意的，特别是一些党政干部和媒体从业人员还没有意识到媒介属性的过渡，还单纯地认为媒体是“党的喉舌”，出现了“替谁说话的局长”。
日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赶赴郑州采访主管信访工作的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时，这位副局长竟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问话，遭致网友的热议，一时间“替谁说话成为网络热词，被网上称为“最牛的一句话”。

这位替谁说话的局长，明显割裂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也是对新闻自由观的扭曲。新闻是在替谁说话，其实是在替事实本身说话。
但也有一些官员呢，能够正确地、善于利用媒体来推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自由的发展。

在“躲猫猫事件”中组织“网友调查团”、在“小学女生卖淫案”中网上实名批评警方工作而声名大震。
这个宣传部长伍皓呢，是学习新闻，从事新闻事业出身的，所以他非常懂得运用媒体。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伍皓也在积极改变一些“传统习惯”。2009年8月28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和“一小撮”等标签。
　　最新的事件是：11月21日，针对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的群体性事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除了及时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外，还开设了国内第一家政府微博——“微博云南”，并通过“微博”在次日凌晨公开发布了螺蛳湾事件进展的权威消息。“微博云南”无疑是全国省级政府第一个应用网络开展新闻发布的平台。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新闻在向新闻自由的方向不断迈进，我国虽然没有单独的新闻法，但是在其他法律中已经有一些条款隐含了对新闻的自由属性的肯定。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澳门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之外，我国其他法律文件中还没有明文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但《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其中“其他文化活动”，理应包含新闻活动[15]；而且我国政府已多次宣布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16]，在实践活动中，大部分的新闻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是自由的，即使遇到一些阻力，那也是多方面的因素，而后期的编辑、出版、发行过程中，有些敏感的东西也会有一些阻力，但相信大部分的新闻从业人员还都是有着良好的职业操守，新闻从业人员为追求新闻自由的崇高理想呢也被人身攻击。
今年下半年，几期记者被打事件。
7月21日，央视记者在河南遭打手围攻。
7月28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被网上通缉。

　　7月29日，《华夏时报》女记者陈小英被人打成重伤。
　　7月30日下午，4名自称霸王集团员工的青年男子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当报社记者与来访人沟通时，遭遇来访男子辱骂、推搡，后被证实来访人确属霸王集团员工及其友人。
　　8月28日，在伊春市殡仪馆附近，接连发生四起采访记者遭警察扣留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当地采访的十余家媒体记者，要求警方释放4名记者。两个小时后，被扣记者重获自由。随后，伊春市宣传部门和警方已就此事公开道歉。

最近几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哀荣并存。正因为中国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新闻自由政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让西方国家了解更真实的中国，才逐渐消除谣言和偏见，赢回了世界话语的主动权。中国网民对公共事件的自由表达，也让西方国家更多了解中国的真实民意，以至于发出“不怕中国官媒，只怕中国网民”的慨叹，得到了西方媒体的普遍理解和由衷尊重。去年特殊情势下的“新闻自由”，不但没有让中共执政易了江山，变了颜色，相反大大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负面观感，让中国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而相对宽容的网络论坛、博客，更让中国亿万网民的民意、民议、民怨找到一个沟通管道，从而揭露打击了官场腐败和社会丑恶，彰显了公平正义，弘扬了真善美，重新凝聚了人心。开明理性的执政者，应该从历史正反两方面去解读“新闻自由”的真谛。应该说，中国的新闻正在向自由化发展，但这个过程肯定也会充满各种艰辛和各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