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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调控中加快市场体系制度建设
主持人：本报记者黄丽珠特邀嘉宾：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博士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博士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苑德军博士主持人手记：
国家统计局8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后，要求以提高利率对经济发展作进一步宏观调控的声音更加强烈。事实上，在我国市场体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片面强调某些调控措施的有效性，有失偏颇。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形势依然严峻。体制性、机制性矛盾依然存在。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是宏观经济发展中亟待根治的痼疾；短期内无有效解决就业等问题的根本举措；金融改革仍面临重大挑战；完善资本市场任重道远。9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近期经济工作。温家宝指出：当前要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防止投资反弹；要认真做好货币信贷工作，着力调整信贷结构；要促进资本市场稳步健康发展；要加大深化改革力度，继续推进银行、证券等改革，以及继续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等。这些近期经济工作重点，切中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蕴涵的深层次矛盾。宏观调控重在治本，我们的政府亟待建立真正实现对经济有驾驭能力的游刃有余的执政模式。因此，尽快构建市场化资源配置与有效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均衡发展机制是当务之急。
今年六、七月份《金融时报·理论周刊》共策划了六期《宏观调控热点对话》，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年会谈到中国宏观调控问题时说，由于中国的投资压力仍然比较大，通货膨胀压力尚未明显缓解，从这个意义来讲，宏观调控仍处于关键阶段。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季度例会，也传达出要用市场手断替代行政管制的重要信息。对此《金融时报·理论周刊》将密切关注，及时向读者反馈最新观点和专家视点。今天，三位经济学家再次做客《金融时报·理论周刊》“宏观调控热点对话”栏目。本期主题：“在宏观调控中加快市场体系制度建设”。发掘思想脑库，切准经济脉络，共享现代智慧。
一、防投资反弹与信贷结构调整主持人：从去年央行“121号文件”后启动的这一轮宏观调控，重点是压缩投资规模，把过高的投资增速降下来。政府一系列组合政策措施的实施，使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增速逐步回落。1～7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1％，1～8月则下降为30.3％。从单个月度看，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2％，较5月份和6月份分别提高了13.1和8.5个百分点。但8月份这一指标为26.3％，较7月份下降了4.9个百分点。仅看7月份的数字，投资反弹的迹象明显，但如果将4个月数字综合考察，便难以得出投资反弹的结论。对此您怎么看？
苑德军：是否投资反弹，还有待于观察与研究。因为，各个月份的投资增速不可能都在一个恒定的水平上，月度之间相差几个百分点是正常的。不过，投资反弹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经济增长中的投资过热，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增长过快。而此次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即通过行政措施硬性紧缩信贷和土地供给。目前，地方项目占全国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达80％，行政调控作用弱化后，地方政府投资需求的反弹，无疑会对投资总量增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采用市场化的经济调控手段取代行政调控手段，不仅是抑制投资需求反弹，提高宏观调控效果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但升息对抑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的作用十分有限，因为在缺乏严格的投资责任制、地方政府投资软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很小。相对于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利率上升，地方政府更看重的是投资扩张带动的经济增长。从资金可得性和利率两者的比较看，前者对地方政府投资需求的约束作用或许更加明显。所以，应继续采用信贷政策，通过严格贷款条件来限制投资主体的资金可得性。考虑到银行“短存长贷”所导致的贷款期限结构矛盾日益突出，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比重，以促进降低投资增速和保持银行的流动性。如果一定要启用利率政策，也没有必要实行总量政策全面调升存贷款利率水平，可采取结构调整措施，对投资过热行业的贷款规定更高的利率浮动幅度。
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问题，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和效率问题。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正处在新一轮增长周期，投资增长快一些是正常的，不能简单套用过去衡量投资增长的数量标准。对某些投资过热的行业和领域必须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而对投资不足的行业则要进行扶持，即真正做到“有保有压”。从发展看，我们必须建立起投资需求的市场化自动调节机制。而要建立这样的机制，必须硬化投资主体特别是政府投资主体的投资约束，形成权利和责任相对称的投资约束机制，使投资主体对利润、成本和利率等市场信号具有灵敏的反应度。
二、宏观调控与执政能力主持人：采用行政调控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往往会造成“一刀切”，对经济的杀伤力很大，成本和代价较高。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放在执政能力的突出位置，您如何看待构建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有限政府的作用？
王巍：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国家的方向迈进。目前其主流资源支配方式仍然是非市场的。在一个大国经济的各种需求要素如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场化配置的同时，而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如金融、土地资源和审批制度等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的巨大冲突，两者之间公开的或私下的博弈将形成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制度成本。
2004年的宏观调控本质上是基于市场配置的要素需求与服膺于政府意志的要素供给之间矛盾加剧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数次地在不同场合表达希望控制产业增长节奏和维护经济整体环境平稳的意图。然而，为落实意图的政策措施常常被地方或产业利益集团所化解。当中央政府提出警惕钢铁行业过度扩张时，各地纷纷加快了钢铁行业的上马；当中央政府提出控制能源及有色金属产业的速度时，各地的铝电、能源、煤炭等项目进一步发展；当中央政府高度关注“国退民进”实施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时，地方政府加速推进将国有企业产权卖给民营和外资，甚至规定时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放在执政能力的突出位置，这将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新的执政模式，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有限政府，必将有效地保障党的意志顺畅贯彻与执行。我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升级、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必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和全球经济的环境中崛起。
三、金融创新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主持人：要解决目前我国经济中蕴涵的深层次矛盾并非易事，当前扭曲的投融资体制、脆弱的股市与债市，正在催生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创新工程，您认为如何创新呢？
王国刚：从体制创新来看，需要着力解决三方面问题：即调整分部门管理的行政体制，实行资本市场归口监管，以消解由“政出多门”所引致的各种问题；变机构监管为业务监管、市场监管和行为监管，取消对非证券类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的限制；在证券发行、机构设立等方面，取消审批制，实行登记制，变行政“管制”为行政监管，将监管重心放在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方面。
从市场创新来看，要特别注意解决五方面问题：第一，制定有关设立各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只要符合制度规范的就予以批准设立；第二，避免运用行政机制设立各层次资本市场；第三，避免市场垄断，鼓励市场组织之间的有效竞争，同时，建立市场组织的退出机制；第四，分离行政监管部门与市场组织之间的职能；第五，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递进机制和递退机制。
从运作方式创新来看，应取消证券发行的审批制和具有审批性质的核准制，实行证券发行的登记制，培育相对独立的证券发行市场；改变证券发行、证券上市和证券交易联为一体的市场格局，实现证券发行与证券上市的分立，分散证券集中在交易所上市交易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调整单纯做多的机制实行做多与做空并行的机制，给投资者更多的选择机会；完善退市机制，化解可能累积的风险。
从产品创新来看，首先，积极发展公司债券，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使公司债券成为三大基本证券的主体性证券品种，为后续的产品创新提供基础性条件；其次，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同时，运用资产证券化机制，提高金融业和实体经济部门的整体资产质量；第三，积极推进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债券、信用衍生产品等的发展，有效发挥金融机制分散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功能；第四，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提高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从机构创新来看，着重解决四个问题：在推进金融混业经营的过程中，应准许商业银行等机构有条件地从事财务顾问、证券咨询等业务活动，并由此促进资本市场中的业务竞争、服务竞争和创新竞争，有效提升各类金融机构服务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能力和质量；要积极培育专业经纪人，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各类需求；要积极发展专业化资产管理机构，同时，应积极发展具有资产管理功能的投资顾问公司（或投资咨询公司），提高资产管理领域中的市场竞争力度和资产管理水平；应突破由国有资本独资或控股的金融机构股权结构，积极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加盟中资金融机构，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创新力。
四、充分就业与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主持人：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把充分就业作为本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我国目前仍未把充分就业列入货币政策目标之内。但就现实情况看，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对劳动者来说，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为此，有学者认为，在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这盘棋上，降低失业率的重要性，绝不比物价稳定逊色。您认为有这么严重吗？
苑德军：一点儿不过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就业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许多国家和地区选择了以重视就业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将增加就业与改善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务三项内容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就业问题，把降低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采取了多方面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而且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货币政策不应仅仅盯着CPI而是要把就业问题纳入视野。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可能出台的政策措施对就业的影响。央行在评估货币政策效果时，也应把分析考察货币政策对促进就业的功效作为重要方面。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央行的货币政策至少在四方面对实现充分就业有所作为：1、适度增加货币供给，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考虑到民营企业对就业贡献显著，在当前信贷紧缩的背景下，应该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把握好调控方向和力度，通过必要的信贷支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努力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2、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促进建立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产业结构。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金融支持，促进第三产业扩大规模，使之在短期内有一个较快的发展。3、增加对人力资本的金融投资。央行应制定有利于增加教育投入的信贷政策，减少基于结构失业原因而产生的失业者。4、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效率和质量，减缓经济波动的振幅和频率，弱化周期性失业。央行应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避免因货币政策摇摆不定而导致经济总量的频繁波动。即使发生经济波动，也应适时进行“逆经济风向”调节，采取有效熨平波动的政策措施。央行应努力通过政策调控，缩短经济衰退期，延长繁荣期，实现经济在常规波动上的持续增长。由于货币政策操作与经济周期变化关系较为直接，因而弱化周期性失业是央行在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过程中最有可能成功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相关链接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统计数字后，一些外资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宏观调控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发表看法：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宏观调控使一些过热经济得到了控制，但是目前不能松懈，宏观调控要继续，否则很容易产生反弹。
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白礼德认为：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软着陆”、有人说“硬着陆”；有人说经济过热了，也有人说已经降温了，但众口一辞的是，大家都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好像人人都想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一点作用、扮演一个角色。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从政策层面上看有两方面可以考虑，一是现在已经实施的行政手段可以进一步增加力度；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考虑以市场为导向的间接紧缩措施，包括利率、进一步抽紧银根，通过保证金和其他公开市场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