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自诞生后不久就在国际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docx

好莱坞电影自诞生后不久就在国际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电影工业的霸主，活跃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纵观好莱坞发展史，好莱坞电影美学风格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一次较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可以称为经典好莱坞时期，而之后则可成为新好莱坞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十年中间，对于美国电影而言，乃是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兴盛时期。外国影片在美国两万家电影院的上映节目中已经完全消灭。在世界各国，美国影片占着上映节目60～90％的优势，每年约有两亿美元被用来生产800多部影片。电影方面的投资超过15亿美元，这样大的资金使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在资本上可以与制造汽车、罐头、钢铁、石油、纸烟这些美国最大的工业相比拟。派拉蒙、劳乌、福斯、米高梅、环球这些大制片公司，支配着影片的生产以及全世界影片的上映和发行。它们和华尔街的金融巨头如柯恩·洛埃伯银行、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德·奈莫尔、摩根、洛克菲勒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自从格里菲斯失势之后，金融资本家所重视的已不是导演，而是电影明星。后者成了制片公司的一种工具或者商标。从这时起，影片的真正主人是制片人，也就是那些被华尔街的银行家所赏识与选定的企业家。电影导演和照明技师、摄影师、布景设计师一样，只不过是每周领取一定报酬的受雇者而已。制片人利用解除合同这种暗中威胁的办法，把导演过去所掌握的大部分实权，如对主题、明星和技师的选择、剧本和蒙太奇的仔细推敲、布景和服装的监督等等，全部夺取过去。

这样一来，制片人便成了决定艺术成败的一切因素的主人。他最关切的乃是怎样多赚钱，他的董事会也只根据影片的利润率来估量他的价值。因此摄制影片完全以票房收入为指导原则。他们对独立的影评家的评论，满不放在眼中，而事实上，这种影评在美国当时可说几乎全未存在。

但制片人自己只在幕后指挥一切。在好莱坞露面的乃是电影明星，而“明星制度”也成为好莱坞征服世界的基础。观众对电影明星的崇拜是用几百万张签名的照片来维持的，广告和宣传在这些偶像周围创造一种传奇的气氛。明星的恋爱、离婚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化妆品、住宅、他们喜爱的动物，在某些国家成了一般人关心和津津乐道的题材。“明星制度”甚至使鲁道夫·范伦铁诺、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格洛丽亚·史璜逊、华莱士·雷德、约翰·基尔伯特、梅·茂莱、瑙尔玛·塔尔麦琦等人变成了真正被崇拜的偶像。

一些有名的宗教团体对这种竞争深感不安。清教徒对好莱坞展开了一起起攻击，这些攻击又因一些明星丑事的传播（如：华莱士·雷德因吸毒和酗酒而身死，某一舞女在有胖明星亚布克尔参加的一次宴会上遭到了谋杀，以及某些明星曾犯谋杀或因恋爱犯罪等等），而变得更加猛烈。

此时资本家成立了一个名叫“美国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的机构，这个机构是由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共和党领袖威廉·海斯负责组织起来的。按照海斯的说法，电影变成了旅行商人，“商品跟在影片后面，凡是美国影片深入的地方，我们一定能够销售更多的美国货物”。

当好莱坞了解到这种国际使命时，美国某些明星扮演的人物也发生了变化。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角影片公司”时曾幽默地扮演一个强壮、天真、乐观、为女人所喜爱的美国英雄，但到后来却在墨西哥的《佐罗的标记》、法国的《三个火枪手》、英国的《罗宾汉》、东方的《巴格达窃贼》及《黑海盗》中变成一个不可战胜的大力士，一个无所畏惧和无可指责的骑士和保卫正义而且总是获得胜利的人。随着年岁的增长，范朋克日益喜好巨大的布景、极端的豪华和神秘的力量。

拒绝把自己附属于明星的导演为数可说极少。随着好莱坞的建立，电影先驱人物不是日趋没落就是销声匿迹。托马斯·英斯已经故世；麦克·塞纳特虽然还在继续摄制一些优良的作品，但他的声誉却并未因此增长；至于格里菲斯此时则正在逐渐走下坡路。标志格里菲斯登峰造极的作品，在美国乃是他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在欧洲乃是他的《被摧残的花朵》，在电影艺术方面则是《党同伐异》。但是，商业上的失败终于注定了格里菲斯的悲惨命运。这位被列入制片厂黑名单的伟大艺术家，在他以后残余的二十几年生命中，再也没有机会导演一部影片了。好莱坞的拜金主义把它的创始人都毁灭了。

格里菲斯的没落，正好和西席·地密尔的兴隆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庸俗的商人气息和浮夸的作风，成了好莱坞影片四十年以来的特征。他拍了各种样式的影片，从浮华喜剧《男性和女性》和其他由格洛丽亚·史璜逊主演的影片，一直到场面豪华的反苏宣传片《伏尔加的船夫》和反对无神论的闹剧片《不信上帝的少女》（片中有对儿童监狱的杰出描写），凡是能够赚钱的影片，他都加以摄制。地密尔最成功的作品是一些带有浓厚游艺场气氛的大型片，在这些大型片中，地密尔除了取材于圣经上的故事以外，还加进了一些色情的描写。好莱坞给他一笔格里菲斯所得不到的资金来摄制场面浩大的影片《十诫》和《万王之王》。地密尔由于承袭了意大利电影的老传统，结果成了最能卖座的商业性影片的导演之一。弗莱德·尼勃罗模仿他的例子，替高德温和梅育拍了一部叫做《宾虚传》的巨片，这部影片花去了600万美元的摄制费，虽然风行一时，可是收入却不过400万美元。

好莱坞这个骤然之间交了红运的城市，具有暴发户们的那种低级趣味，他们建造的豪华的别墅，硬把罗马的露天剧场和洛可可式的堡垒，天主教的大教堂和摩天大楼结合在一起。这种建筑上东拼西凑的夸张趣味连同那种说教式的象征趣味，在根据勃拉斯哥·伊巴涅兹的原作改编的影片《启示录四骑士》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部由雷克斯·英格兰姆导演、使范伦铁诺因此成为明星的超级影片在上映收入上打破了纪录。英格兰姆在其他影片中——例如在无声电影末期他将结束电影生涯时在尼斯摄制的那些影片中——也显示出这种讲究形式的作法。

好莱坞在成为国际上的强大势力以后，它摄制的题材也变成国际化了。在它最卖座的无声片中，以美国为背景的为数很少。在这些影片中，只有詹姆斯·克鲁兹导演的那部极著名的《篷车》直接取材于美国历史，是一部歌颂开拓西部地区者的史诗。 西部片由于托马斯·英斯和W．S．哈特的功劳，曾提高到艺术的水平，但此时的西部片，除了象约翰·福特的《铁骑》这样极例外的影片以外，又变成了一种廉价影片的同义语，由一些专门迎合平民观众的导演和无名的演员粗制滥造地摄制出来。美国电影这种“失去本国特性”的倾向成了极其普遍的趋势。亨利·金虽然还能按照托马斯·英斯和格里菲斯的传统，导演了一部完美的、描写美国地方生活的影片《孝子大卫》，可是人们不但不鼓励他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反而导使他去摄制一些流行的言情小说（如《史泰拉恨史》），或者象他以后在罗马摄制的那些影片那样，向着意大利那种场面巨大的影片方向去发展（如《罗莫拉》、《白修女》等）。

由于金融资本的国际联合、审查制度的严格、流行小说被有系统地搬上银幕、明星制度、专为卖座的打算和制片人的拜金主义这些原因，使得美国电影艺术日趋贫乏，这种贫乏和物质的丰富相形之下，显得更为突出。但美国电影中至少还存在着一个作品丰富的喜剧学派和几部例外的作品，这些影片几乎都是由外国籍的导演摄制出来的。莱昂斯·彼雷给美国人培植了对浮华喜剧的爱好，加斯尼埃则是系列影片的创造者之一。除这两人以外，还可以举出肖塔尔、阿尔倍·卡普拉尼，以及协助卓别林导演《巴黎一妇人》的阿巴迪·达拉斯特。

1920年以后，好莱坞为了打倒它的竞争者，大量吸收外国籍的优秀导演和演员前往美国。 莫里茨·斯蒂勒带着葛丽泰·嘉宝来到美国。但他专门为从德国来的演员波拉·尼格丽和强宁斯导演影片。他导演的《帝国旅馆》和《罪恶之街》这两部影片，无论在艺术上或商业上来说，都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与斯蒂勒相反，嘉宝在美国却大走红运。这位著名的女悲剧演员，确实是好莱坞一棵摇钱树，同时也给好莱坞的摄影棚带来了艺术。广告宣传使嘉宝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她所主演的影片片名本身就具有一种宣传性质，如：《诱惑的女人》、《肉与魔》、《仙女下凡》、《神秘夫人》、《野兰花》、《接吻》等等。她在传奇式的故事中表现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多情女子。

除了嘉宝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对好莱坞几乎没有带来什么贡献。但从德国来的移民，特别是斯特劳亨、刘别谦、冯·斯登堡，却对美国电影有很大的贡献。欧洲电影的示范作用，使几个美国导演倾向于摄制一些艺术性超过商业性的影片。他们之中有几个确实达到了艺术的水平。有声电影兴起的前夕，美国出现了一批有才能的新电影导演，这些导演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接替了先驱者的地位。

好莱坞在它历史上最繁荣时期，它的电影先驱者和欧洲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与其说是加以利用，毋宁说是加以排斥。随着好莱坞的世界霸权的建立，它大部分生产就陷于毫无意义和追求豪华场面的停滞局面。

1927年10月23日，阿兰·克劳斯兰德摄制的有声响、对白和歌唱的《爵士歌王》的第一次上映，标志着电影已进入了它的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有声技术的运用使电影中复杂的叙事与流畅的对话成为可能，这一切促成了经典好莱坞电影浓重的戏剧化风格。同时这种风格也符合当时的制片厂制度。由好莱坞巨鳄麦克•塞纳特创造的制片厂制度客观上要求电影必须以迎合最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为目标，而传统的被大众所熟悉的戏剧化美学观显然是最好的选择。类型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些被克拉考尔称为迎合观众“深层集体心理”的影片，通过程式化的情节、类型化的人物，迅速占据了观众的视野，科幻、歌舞、犯罪等形式的类型片得以在世界影院中大行其道。

西部片作为最“美国化”的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西部片颂扬、推崇那种粗犷的个人主义和适者生存的精神，体现着善必胜恶的道德理想，因而在美国影坛上长盛不衰。弗雷德•金尼曼拍摄于1952年的《正午》就在很多方面体现了西部片的特征，或者说是体现了经典好莱坞时期影片的特征。 然而，《正午》虽然在很多方面有着经典好莱坞的影子，但它决不算是一部地道的经典好莱坞电影。事实上这部拍摄于1952年的影片在好莱坞发展史中扮演着新旧两时期转折点的角色。《正午》中最明显异于传统好莱坞影片的莫过于对凯恩这个形象的塑造。传统西部片中的英雄形象往往代表着绝对的正义与公理，而凯恩在影片中却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由于小镇居民不肯帮助这个曾经保卫他们的警长，使得凯恩的对立方不仅是恶棍，甚至还包括了小镇居民。影片对凯恩作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立场与行为，思考自己的何去何从。《正午》中塑造人物避免了过于类型化，对以往的警长形象也有了一定地颠覆，影片还放弃了西部片一贯的大团圆结局，选择了凯恩扔掉警徽离开小镇作为结束，增强了故事的客观性。

《正午》拍摄于1952年，而这恰是好莱坞黄金时期刚刚结束的时间，好莱坞随之进入了一段困顿的低潮期。直至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后工业化、后社会化的愈演愈烈，新的社会艺术思潮泛滥。这些新思潮激荡着人们的思想，改变了人们对于艺术的欣赏取向和接受程度。电影的观众群体也发生了变化，经典好莱坞时期电影的风格已不能满足他们的观影需要了。四十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和五十年代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冲击和影响了当时的美国影坛，加速了好莱坞电影的变化。于是以亚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为代表的一批“新式”的影片应运而生，也拉开了新好莱坞时期的序幕。

新好莱坞时期描写人物的典型手法是，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而是具有更加复杂的内心世界。新好莱坞注重人物的立体化与心理化，增加了影片的层次与深度。新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特点，即在继承好莱坞善于讲故事传统的基础上，将影片的故事纳入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为影片融入真实性与社会性，使好莱坞电影较之以前更加具有社会意义与深度。

新好莱坞电影还受到欧洲电影的深刻影响。商业电影艺术化、艺术电影商业化成为这一时期电影发展的一个趋势，许多欧洲艺术电影的处理方法被用于好莱坞电影中。

从经典时期到新时期，电影在好莱坞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演变，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人物形象或是观念意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典好莱坞时期的一套手法在当代已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而更善于适应社会时代需要的新好莱坞电影却悄然占据了观众的视线。

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过渡时期，新好莱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近10年的时间，美国每年生产200部左右的影片，电影与电视争夺观众的竞争已达到平衡。电影保持着10到12亿的观众，并且有了自己的越来越广阔的海外市场。据1993年的统计证实，美国电影国内票房收入达52亿，发行收入26亿。视听产品的贸易顺差仅次于飞机制造出口业，为美国第二大行业。在全年世界银幕上上座率最高的10O部影片中美国影片占88部。

好莱坞电影通过自身的调整完成了向后工业时代的过渡，至今仍雄踞世界电影工业金字塔的顶端，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对好莱坞的全面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电影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电影的判断。对一般观众来说，可以作为娱乐方式看待好莱坞电影；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可以学习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独特的艺术形式的规则；对于制片人来说，可以从好莱坞式的商业规则中，学习好莱坞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而对理论家来说，可以通过对好莱坞特性的认识反思的历史和问题。考察好莱坞的电影史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不可不说是有所裨益。
　这个世界有了光，然后有了影。电影是一种能够将光影关系玩弄得最出神入化的现代发明。有人认为，如果要谈电影，就要上溯到我国汉代出现的灯影戏及之后出现的皮影戏。但是,真正有意义的电影，不是发明自中国，而是科技发达的近代欧洲。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放映成功之后，正式标志着电影时代的来临。
　　既然中国与电影的发明无缘，那中国电影发展就由电影放映开始。1896年，卢米尔兄弟雇用了二十个助手前往五大洲去放映电影。就是这样，电影这种拥有艺术和商品双重价值的文化产品，在西方商人扩大市场商业策略推动下，传入了中国。随后，很多欧美商人见中国的放映业有利可图，纷纷来华投资。他们经营放映业，修建及发展连锁式影院，甚至在中国建立电影企业，摄制影片。
　　由1896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外商在中国电影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但亦阻止不了我国电影活动的开始。1903年，德国留学生林祝三携带影片和放映机回国，租借北京前门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电影。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京剧老旦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的部份场面。
　　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类型。但是最早尝试拍摄这种电影类型的丰泰照相馆只属小本经营，算不上是电影机构。直至商务印书局“活动电影部”的出现，才真正代表中国制片业的开始。在这段期间，除了“商务”之外，先后出现的电影制片机构还包括由美商投资“亚细亚影戏公司”、“幻仙”、“中国”、“上海”、“新亚”等，由于他们的成员多是来自戏剧舞台，所以当时的电影题材和内容大多源于中国戏曲和文明戏。此外，他们也开始拍摄剧情短片和长片，对电影这种艺术作最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历经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到数字，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进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电影都留下了优秀的代表作：20年代拓荒时期，有《孤儿救祖记》等关注社会改造的进步电影；抗日救亡时期，有《狂流》《中华儿女》等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的影片；抗战后，《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又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和本质，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
　　她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中国电影走出低潮，拍摄出《小花》《人到中年》等一大批反映改革实践、针砭社会时弊的优秀影片。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国大典》《大决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焦裕禄》《凤凰琴》等现实题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赵实说，中国电影先后实施了影视合流改革、电影精品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艺术质量和形式都有崭新的突破和提高。除《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喜莲》《那山那人那狗》等作品外，还出现了《不见不散》等贺岁片、喜剧片的新样式，涌现出一大批新生力量。进入新世纪，中国电影形成了国有、集体、民营多种所有制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电影发展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邓小平》《可可西里》《台湾往事》等力作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英雄》《神话》等国产大片共同占据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在世界影坛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近三年来中国有30多部影片在40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标志着第三次发展高潮的到来
中国电影节及奖项
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海国际电影节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是中国国内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在中国有很高的重要性。每年6月在中国上海举行。
　　上海国际电影节由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及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上海文化广影视集团国际大型活动办公室承办。电影节在1993年首次举办，1994年，获得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承认，每年6月上旬举行，中国唯一的一个A类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名称为“金爵奖”，下设8个奖项，都由来自各国的国际评委评审产生。
　　上海国际电影节共分为4个主要部分，包括竞赛部分金爵奖、国际电影展览放映、国际电影交易市场，及金爵国际电影论坛暨亚洲新人奖评选。
　　电影节举办至今，已经吸引了世界各洲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3823部影片的报名， 959部影片展映，累计票房2770万人民币。这是尚没有完全开放的中国电影市场每年度唯一的一次世界影片集萃，因此，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上海及周边城市的观众无疑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电影朝圣，创办至今，已经有150多万人次融入这个中国重要的电影活动中。现在，每年六月期间九天的电影节已然成为上海文化生活一个重要的景观。
中国长春电影节
　　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举办的具有国际性的国家级电影节。每两年举办一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吉林省人民政府、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吉林省文化厅、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出输入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承办 。本届电影节的宗旨是：友谊、交流、发展。电影节组委会将聘请电影界各方面专家组成评委会。本届电影节设下列奖项：1、最佳华语故事片奖（包括合拍故事片）；2、最佳外语故事片奖；3、优秀华语故事片奖；4、优秀外语故事片奖；5、最佳编剧奖；6、最佳导演奖；7、最佳男主角奖；8、最佳女主角奖；9、最佳男配角奖；10、最佳女配角奖；对获奖者，电影节组委会分别颁发金鹿杯、银鹿杯，证书和奖金。
中国珠海电影节
　　中国珠海电影节创办于1994年，原名“中国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由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从1996年的第二届起改为现名，电影节本着加强内地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电影界的交流与合作，而且将跨出两岸四地的范围，逐步接纳评选海内外由华人担任主创人员的影片，朝着“国际华语电影节”的目标发展。
中国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电视台影视部、中国电影报社、北京市电影公司、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影基金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一项大型文化活动。
　　她创建于1993年，是当今中国每年始于春季的第一个电影节。其权威性受到电影界人士普遍认同，被誉为中国电影界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奖。历届有多部获奖影片后来在国内政府奖、金鸡奖、百花奖和东京、柏林、西班牙等国际电影节获得各种奖项。 "大学生电影节"以"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为宗旨，以"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为特色，在教育、文化和影视三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电影前辈凌子风、著名导演谢铁骊、谢晋等曾为大学生电影节题词，希望大学生电影节能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
　　“大学生电影节”还是中国青年导演初试艺声的舞台，霍建起、张扬、金琛、施润玖等新生代导演曾在这里首次获奖，最佳处女作奖和艺术创新特别奖的设立传达出大学生们对影坛新鲜力量的期待和鼓励。
　　“大学生电影节”不但赢得电影创作者和大学生观众的青睐，还获得国家广电总局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同，在广电部2001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中，赵实部长两次提到"大学生电影节"对我国电影事业及高校文化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大学生电影节日益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电影活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北京晨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80余家媒体对电影节进行系列报道，电影节闭幕暨颁奖晚会在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欢聚一堂》栏目、北京电视台等重要媒体多次播出，取得较大反响。
　　“大学生电影节”于每年的4月20日--5月4日之间召开。电影节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设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目前，第九届电影节已在积极进行。她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参赛影片几乎囊括最新优秀国产影片，学生评委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参与人数居国内电影节之最。 本届电影节设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观赏效果、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艺术创新特别奖等奖项，在大学生投票推选的基础上，由大学生和青年评论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定。电影节主会场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此外还将在北京20余所著名大学放映参赛影片，观影人次达20余万人次。
　　“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专题影展、专题讨论和专题讲座等众多学术活动，集中学界、业界各路英豪，共同探讨最新热门影视话题。老中青年导演与演员，在新片首映式、参赛片剧组见面会、著名导演专题研讨会等活动中与大学生欢聚一堂。"大学生电影节"不仅是大学生的电影盛会，也是电影人的青春聚会。
　　“大学生电影节”还对大学生自己拍摄的录像作品进行评奖。“大学生录像作品大赛”是国内唯一面向大学生的影视文化赛事。今年的参赛片规模和评奖规模进一步扩大，参赛对象扩展到香港，关注群体成直线上升。
中国台北电影节
　　由台北市政府主办、台北市文化局承办，台湾电影文化协会、台湾艺术大学执办。始于1998年，每年一届。 是台湾地区重要的电影盛会，从第四届开始把主题定位于“城市、市民、学生”，并由以国际城市为主题的“城市影展”、以“台北电影奖”“台北主题奖”为况赛单元的“市民影展”、以及以国内外学生作品为主的“国际学生电影金狮奖”三部分级成。
中国电影金鸡奖
　　该奖始创于1981年中国农历鸡年。它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由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参与评选的专业性电影奖。奖杯以金鸡啼晓象征百家争鸣，同时亦包含着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舞、奋发前进的意义。该奖每年评选一次。
大众电影百花奖
　　该奖始创于1962年，1964年停办。1980年恢复举办。它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所属《大众电影》杂志社主办的，经由广大观众投票产生的群众性电影奖。它以百花盛开象征影坛繁荣，鼓舞电影工作者为广大群众创作出更好的影片。该奖每年评选一次。
中国电影华表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是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奖，其奖杯采用的是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造型,每年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前一年度完成的各片种影片进行评选。华表奖的前身是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始评于1957年。中断了22年后，从1979年继续进行评奖活动，一年一届。1985年文化部电影局整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后，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除1986年与1987年,1989年与1990年合并评奖外，仍为一年一届，1994年开始启用现名。
中国电影童牛奖
　　中国电影童牛奖系全国电影四大奖之一，是专为奖励优秀儿童少年影片、表彰取得优秀成绩的儿童少年电影工作者而设立的。1985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受国家广电部、教育部、文化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委托创办了中国电影童牛奖。其宗旨是团结少年儿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的指导下，不断提高我国儿童少年电影的创作水平，为广大小观众拍摄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少年电影，让健康优秀的精神食粮伴随孩子们成长。
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于1982年由《电影双周刊》创办。这是从《电影双周刊》每年邀请影评人评选十大电影的扩大和延续。目的是通过评选与颁奖形式，对表现优异的电影工作者加以表扬，同时亦检讨过去一年电影的成绩，亦希望藉此促进香港电影的贸素，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1982年与香港电台合作举办第一届的颁奖礼，当时只有十大华语及外语片奖及五个奖项。其后与星岛报业合办第二届与第三届，以后就由《电影双周刊》独力举办。
中国香港电影金紫荆奖
　　香港电影金紫荆奖（Golden Bauhina Awards）由香港影评人协会（HKFCA）主办，始于1996年，每年举办一次，本协会共有会员四十多人，其中包括电影教育、电影研究、电影工作者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及学者。目的是推动香港电影文化的发展，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电影，总结一年香港影坛的成绩。
中国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
　　由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主办，始于1995年。每年1-2月举行评选，评选范围为上一年度在香港公开上映的华语电影。
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
　　“金马奖”是台湾为促进华语片制作事业，对优良华语片以及优秀电影工作者所提供的一项竞赛奖励。该奖创办于1962年，由台湾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赞助，每年举办一届（其中1968、1974年停办），主要评选对象为台湾电影，后扩展了香港电影，九十年代后将大陆电影也纳入评选范围。现在是一个世界华语电影年度评选的奖项，至1999年一共举办了36届奖励了许多优良华语影片及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成为华语影片制作事业最崇高的荣誉指标，也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整体电影事业的发展，对华人电影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中国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是国内唯一将内地和港台电影作品同时纳入视野的电影评选活动,由南方都市报发起，创办于2001年，旨在通过两岸三地电影人的交流，电影的多方面对比，创造一个更开放、活泼、新锐的电影评论环境，全面推动中国电影的创造。
　　中国电影的第一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戏曲片京剧《定军山》，内有《请缨》《舞刀》等片断，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无声片，长约半小时。
　　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难夫难妻》，1913年在上海拍摄，无声片，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和张石川联合导演。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是《歌女红牡丹》，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摄制。
　　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是20世纪30年代由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它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48年拍摄于上海的戏曲片《生死恨》，由华艺影片公司出品。费穆导演，主演梅兰芳，著名摄影师黄绍芬为摄影指导，李生伟任摄影师。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故事片是《桥》，编剧于敏，导演王滨，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1957年拍的《祝福》（鲁迅著，夏衍改编，桑弧导演），北京电视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是1959年拍的《老兵新传》，编剧李准，导演沈浮，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故事片是1962年拍的《魔术师的奇遇》，编剧：王栋、陈恭敏、桑弧、，导演桑弧，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4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剧：徐进、桑弧，导演桑弧，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遮幅式宽银幕故事片是1977年拍的《青春》，李云官、王炼编剧，谢晋导演。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译制片是《团的儿子》，原译名《小英雄》，杨范、陈涓翻译翻译，周彦译制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1950年译制。
我国与外国合拍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1958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公司合摄的《风筝》，导演王家乙、罗歇·比果。
印度电影发展史摘要
 (2011-09-09 1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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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二十世纪，印度也曾是世界电影大国之一。在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它的故事片生产量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到七十年代它已超过日本和美国，名列世界之首。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帝国”有三亿人口，包括今天的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与锡兰（斯里兰卡）。在这样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度，看电影成为他们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1896年7月14日由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摄影师带去的影片首次在孟买正规的“诺威尔蒂”剧院放映。不久，由英国的史蒂文斯将孟加拉的歌舞剧《波斯之花》的片断拍成影片。安德森又摄制了纪录片《火车抵达孟买车站》等。1912年在孟买上映了第一部国产故事片《车达里克》（根据神话故事改编的戏剧片）。1913年从英国学习回国，被称为“印度电影之父”的D·G·巴尔吉导演了他的第一部影片《拉贾·哈里施昌德拉》，标志着印度国产影片生产的开始。接着巴尔吉创办了印度斯坦影片公司，又拍摄了《迷人的巴斯马苏尔》和《萨达万和萨维特里》两部影片，从而为印度电影提供了叙事模式，巴尔吉在拍摄后两部影片时，先后物色了六位女演员。也是印度电影史上最早使用女演员之始。

在印度早期电影制片人中，最著名的除了巴尔吉外，还有两人，一个是早在1902年就创办了印度第一家放映公司的J·F·马登，另一位是S·N·帕坦卡尔。他们也生产了不少影片，题材大多是关于印度的历史、宗教、神话和传奇故事等。特别是马登的公司后来基本上垄断了印度东北地区、缅甸、锡兰（斯里兰卡）的电影生产和发行。这样到20年代就形成了三大制片中心：即西部的孟买、东部的加尔各答、南部的马德拉斯，三角鼎立控制着印度电影的生产和发行。
1931年印度的第一部有声片《世界的美》（印度斯坦语）在孟买首次放映。随即，其他民族语种的有声片也相继发展起来。从30年代末开始，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三大制片中心又相继办起了电影学校，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材。这一时期主要导演及代表作品有：梅布勃导演的关于社会题材方面的影片《面包》和《单独生活》；索拉勃·莫迪导演的《亚力山大大帝》和《比卡尔》；森达拉姆导演的《不灭的火焰》（曾在威尼斯电影节展映）、《阿德米》和《意料之外》；德巴基·库马尔·博斯1933年导演的《虔诚的布伦王子》一片成为印度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他1934年导演的《悉达》一片又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从而奠定了他在印度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导演的影片还有《总统》、《大地》、《婚礼》等。另外，巴露阿导演的《德孚达斯》（1935）一片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其后他又拍摄了《超度》、《他的权利》、《生活》等质量均属上乘的影片。
二战中，日本飞机轰炸了加尔各答，场地设备的毁坏，制片原材料的匮乏，英国检查机关的严格控制，使印度电影产量迅速下降，由战前的年产量两百部下跌到不足百部。这种状况直到二战结束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不过在这期间，还有三部佳作问世。第一部是夸加·阿默德·阿巴斯导演的《大地之子》，它以1942年孟加拉的大饥荒为背景，导演以高超的摄影技巧，逼真地再现了饿殍遍野，饥民抢食而互相残杀的悲惨景象，一辆辆豪华汽车从他们身边急驰而过却熟视无睹，深刻揭示了战争和自然灾害双重逼迫下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第二部影片是奇坦·阿南德导演的《贫民区》，影片采用对比手法展示了一个上流社会的高级住宅区和一个下等社会的贫民住宅区的巨大差异，然而贫民区的男青年却与地主的女儿相爱了，并且地主的女儿在支持穷人反抗恶势力的斗争中还主动地揭发了她父亲的罪恶。第三部影片是森达拉姆导演的《柯棣华大夫》，影片表现了印度的柯棣华大夫参加国际医疗队去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不幸以身殉职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该片公映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印度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49年成立了电影专门委员会着手研究民族电影的现状及发展规划；1953年设立了国家级电影奖；1955年建立了儿童电影协会；1960年成立了国家电影投资公司（1980年改为国家电影发展公司），该公司为摆脱私人资本的控制起了重要作用；1961年在浦那开办了电影学院（1970年起改为影视学院）；后来又分别在孟买和马德拉斯创办了电影艺术学院和电影技术学院；1964年建立了国家电影资料馆。从此使印度民族电影步入有序的发展轨道
1951年，印度著名的情侣演员拉兹·卡普尔自导自演的《流浪者》大获成功，标志着印度电影的新起点。同年，索拉勃·英迪摄制了第一部以反英为主题的大型彩色历史故事片《章西女皇》。梅布勃摄制的《印度姑娘曼加拉》在整个东方、埃及、伦敦等地都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这些影片大都以好莱坞风格式的富丽堂皇的场景，色彩艳丽的服饰，有的还有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赢得观众的青睐。
从1953年起，因受苏联电影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又出现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优秀影片。如比麦尔·洛伊导演的《两亩地》（1953），讲述了一个农民因受地主的残酷剥削而被迫背井离乡的悲惨故事。这部影片不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也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使印度电影从此跻身国际电影艺术之列。萨蒂亚吉特·雷伊导演的《道路之歌》（1955）和《不可征服的人》（1956）为印度电影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道路之歌》表现了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民家庭的悲惨遭遇，蕴含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和现实主义气氛，曾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人权证书奖”及国内外多项大奖。这一时期，十分流行的在电影中穿插歌曲、载歌载舞的做法成为印度民族电影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拉兹·卡普尔的《擦鞋童》因穿插歌曲之多而轰动一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印度电影分成两大不同派别：一派是迎合观众趣味，题材平庸，艺术手法公式化的商业电影；另一派是以雷伊和莫里纳尔·森等人为代表的“新电影”运动，他们主张影片的题材应主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政治问题，并要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这类影片的主要代表作有：雷伊的《女神》（1960）、《肯琴琼卡》（1962）、《恰鲁哈达》（1965）、《仇敌》（1970）、《远方的雷声》（1973）；森的《两兄弟》（1967）、《加尔各答――71年》（1972）、《合唱》（1974）；特威克·卡塔克的《能言善辨》（1973）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出现了一批反映印度社会面临迫切问题的影片：如反映要求男女平等的《角色》（1977）；反映印度农民现状的《乡村历史》（1977）、《大地母亲》（1980）、《失去土地的人》（1981）；反映争取社会权利的《阿尔别尔特·平托为什么发怒》（1980）等。
从1970年起，印度的故事片产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全国拥有11000多家影院。70年代后期，印度电影业受到黑社会势力的侵袭与控制，他们“投资拍片”，“出钱下海”，借电影“投机赚钱乃至出名”。所以到80年代，以孟买为中心的“宝莱坞”信誉越来越低，连国家银行贷款都得不到。从90年代开始，印度政府为了打击黑社会势力，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推动印度民族电影业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印度电影又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以“宝莱坞”为基地的电影业始终坚持“多产、多销、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方针，从90年代初开始不断发展。加之从1991年开始印度政府又像中国一样实行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模式，电影业基本上像好莱坞一样走出了一条商业化模式，大量生产低档的、通俗的、缺乏思想内涵的、时髦的商业化影片，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在90年代的十年中，“宝莱坞”生产的故事片（片长为两小时左右）总计为787部，而美国好莱坞在同一时期的生产量约为600部之多。不过，从影片的思想内涵、社会性、现实主义风格等方面来看，90年代的印度电影都赶不上50年代那些堪称经典名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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