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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批判

引子： 
　　商界的神话写满英雄主义，当今变革时代，正是英雄辈出，只有英雄真正属于变革，也只有英雄才能够主导和引领变革。在经历了 80 年代的启蒙、 90 年代的浪漫和新世纪的理性回归之后，英雄这两个字的含义已经被今天的我们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在报章和媒体，在街谈巷议，甚至正在召开的两会，都在谈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这些主导变革时代的商界英雄们应该如何更好的被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所承认和景仰，一个更深的隐题就是，除了创造财富，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我们不能够不感到欣慰和遗憾，这两种复杂的情感是导致我今天写作的源泉。这种情感正如同我此刻站在城市的高楼之上感受着这个城市巨大的动力，以及每天都在生长的城市高度，窗外的阳光正和春天一起盛情的照耀着我们。这种壮观的景色除了让我难以自禁的欣喜，在更多的时候让我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忧虑，因我知道，作为今天最重要的一群，商人，并非如我们这个社会一贯的看法那样乐观、自信，也并非不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压力，更多的时候，我们痛苦、彷徨、难受和自闭，作为被世界公认的和犹太商人一样富有创造力和经营天才的群体，华商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活跃于中国，也活跃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汉文化圈，而更多的华人活跃于今天世界的每个角落，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地方，就有华商的身影，只要有华商的身影，那里就有关于华商的故事。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故事的人，我更喜欢透过故事去看到一些我们不曾看到，或者试图逃避的东西。但是今天，我期待着以讲故事的方式真切的探索华商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群体，我无意去得出什么结论，若是这篇文章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的策略，则作者已经达到他想要的结果。 

第一章：千古华商 
吕不韦 ——奇货可居 
　　吕不韦是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商人兼政治家，“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出自吕不韦的事迹典故。如今，“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已成为最重要的商业准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在商业上具有朴素价值的成语原本说的并不是吕不韦在商业上的钻营与囤积居奇，乃是说作为商人的他在赵国邯郸第一次见到当时的秦国王孙异人时，就认为此人奇货可居，日后必有大用，遂尽其家财帮助异人重返秦国继承王位，最后自己也位极人臣的一段传奇经历。作为历史人物，吕不韦在《史记》中亦有明确记载，史记里的第一句就开宗明义的表明“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这一句即明白无误的表明了吕不韦商人出身的身份，遗憾的是也仅仅只有这一句描述了其商人的身份和经营的原则。自古以来，中国商人虽富贵有余，但在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上却往往处于最下层，远远低于士大夫和一般的文人，甚至不如门下食客，当时社会等级排序是“士农工商”，这也导致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其商业的活动和成就总被一笔带过，总之就是“贩贱卖贵，家累千金”，而对其资助异人继承王位，并修撰《吕氏春秋》，最后成为秦国仲父的故事多有记载，笔墨良多。今天来看吕不韦，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商人，尽管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政治和学术领域，但是他这种影响的源头却毫无疑问的出于其商人身份。若是没有他的商人经历，他不可能有千金财富资助异人，更不可能以商人敏锐的眼光投资于异人这个没落王孙，“奇货可居”正是商人所应有的眼光和谋略，在这一点上，与其说吕不韦是一个成功的政客，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哥白尼感为贴切，他以商人的眼光和谋略走向了政治的坦途，成为影响一代历史的传奇人物。他在施政主张上一直奉行亲民政策，重视农工生产，追求产业强国，他组织门下食客编撰《吕氏春秋》，汇集了当时诸子百家之大成，其中不乏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开明的治国策略。可惜的是，正史对吕不韦这个人物在商业上的成就记载颇少，对于我们今天来研究他的经营谋略，不失为一种遗憾。 
　　作为商人，吕不韦当时可算得上是跨国贸易的实践者，战国时代，赵国在地理上处于六国直接面对强秦的桥头堡，战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而邯郸发展成为各国进行情报活动和合纵连横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各国使节和风流人物齐聚于此。邯郸俨然战国时代的外交中心，外交的繁荣和各国使节的聚集吸引了大批来此淘金的商人，吕不韦即以邯郸为中心，苦心经营，终于积累巨大财富。作为商人的成功并不能丝毫消除吕不韦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政治影响的尴尬境地，作为一个在骨子里怀有巨大抱负的商人，吕不韦始于商人，但决不会止于商人，终于在邯郸的一次聚会上识得当时秦国放在邯郸的“质子”异人，所谓质子就是各国签定和约的人质，为了保证和约得到严格履行，各国相约以自己一王子或王孙作为人质，一旦一方撕毁和约发动战争，人质即可能被诛杀，当时秦国就派了一个极度失宠的王孙异人质押邯郸，而异人在邯郸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知道秦国终于有一日会进攻赵国，所以只是寻欢作乐，声色犬马，全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 
　　吕不韦初见异人，即认定此人奇货可居，乃对异人说他可以帮助异人发达富贵，当时异人深不以为然，冷冷的说，你还是先让你自己发达吧，吕不韦不怒反笑，说只有公子发达以后我才能够发达，异人觉得此人有非一般见识，乃引入密室相商，从此异人对吕不韦言听计从，而吕不韦也以五百金赠予异人，让他广结人缘，装点门面，吸引门人，剩余五百金到秦国买通华阳夫人，经过多方运筹，异人最后登上秦国国君之位，吕不韦即成为丞相主导朝政，两年以后，幼主赢政登基，吕不韦成为实际主宰朝政的仲父，后来赢政长大，双方爆发权力之争，最重要是政见不合，后来吕不韦卷入后宫淫乱丑闻，被贬蜀地，自感前途无望的吕不韦自杀身亡。 
　　吕不韦作为商人投机于政治并大获成功，但后来又在激烈的政治旋涡之中走向末路，也许是吕不韦出身于商人阶层，地位低微之故，吕不韦的政治思想在今天看来具有极大的平民色彩，他主张 在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如是 “则财不匾，上无乏用，百事如遂。”在这个方针之下，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可考者有三： 
　　第一。分工合作，各专所业。成年男子， “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力持农战主义，痛抑商人。至此，吕不韦把工和商提高到与农同等的地位，由农战主义的足食足兵，一变而为经济上的全面发展，自是一大进步。 
　　第二，各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此为国家间贸易的一大障碍，吕不韦使它标准化，并且在每年贸易季节开始的 “仲秋之月”，加以校正，务期公平不欺。 
　　第三，开放关禁，招致各地的商旅。由此可见，在全面发展经济的态势下，依然有其重点：商业。 
　　吕不韦最佩服管仲。管仲相齐，桓公得以称霸，他的相业，史书颇有记载。事实上吕不韦的相业并不逊于管仲，有两点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一是秦国连年用兵，而经济力量，足以支持军事；二是四方人才，纷纷入秦，当吕不韦罢相，赢政要下 “逐客令”，而李斯上书，以为“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足见吕不韦的开放关禁，招致人才为秦之用，是一种非常正确的作法。吕不韦在政治主张上的开明无法掩盖其商人的局限性，如果说吕不韦由商入政是其投机的成功，那么在其政治生涯后期，以一个叫嫪毒的男子献于后宫，淫乱太后同样是其商人的投机心理作祟，赢政发现以后，其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所谓成也投机，败也投机，同样，吕不韦在当时羡慕战国四公子门下食客如云，也以丰厚的俸禄收买门客，编撰《吕氏春秋》，誓与四公子争抢风头，到后来《吕氏春秋》编撰完毕，吕不韦命人将书稿当街立于闹市，并“悬千金其上”，说是“有能增损一字者”，就能获得这笔巨额的奖赏。世上哪有不能增损一字的文章？但是，尽管来看这部书的人很多，却始终没有人敢生妄想去发那笔横财。因为畏惧他的权势，究不知他的悬赏是真是假，怕挑了他的眼，千金未得，一命呜呼！ 由此可见，吕不韦的骨子里不仅有商人的投机心理，也带着暴发户的攀比心理，这种心理虽然使他风光一时，当也使他四面树敌，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今天我们来讨论吕不韦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历史的脉络，在古老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自远古以来就没有商人所具有的政治地位，即使如吕不韦这样成功的商人，都需要通过资助政客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地位的提高，轻商的思想从自古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人思维里，对于商人，人们在羡慕其财富的同时，对于其钻营之态，重利之心颇有微词，商人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力量，但又常常被人诟病为黑暗的土壤，淫乱的起源，人性的终结者和自私贪婪的根源，今天，商人们仍然要接受着这种社会赋予我们的价值认定，继续走在被轻视和被重视的矛盾上。 

红顶商人：胡雪岩 
　　晚清的风云变幻成就了这位声名累累的大资本家，胡雪岩在钱庄当小伙计的时候，即自作主张将钱庄的 300 两银子借给了落魄文人王有龄，后被逐出钱庄，王有龄后来仕途顺利，胡雪岩即依靠王有龄成为了一代巨贾，后来更是投靠中兴名臣左宗堂，以商人身份被赐二品顶戴，史称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典型的利用官场政治实现商业抱负的商人，是官商结合在近代史上的颠峰。商人服务于政治，政治同样也服务于商人，胡雪岩办漕粮，解决了政府督办漕粮的困难，又使自己控制了漕粮的营运，胡雪岩后来控制了地方国库，为自己赢得了生意周转的资金，直到后来为左宗棠采办军务，在商业上的影响和势力一时无二。最后，湖雪岩成为了外商控制中国经济的牺牲品，也成为了李鸿章与左宗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胡雪岩散尽钱财遣散随从奴仆，向政治和洋人投降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有失落。官商结合是中国历代商业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种商业形态，直到今天，胡雪岩的官商之道一直在坊间流传，对于其游刃于官场、借力使力、倚重权贵的经营之道，一直津津乐道。然，胡雪岩成也官场，败也官场，最后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一点不能不让人唏嘘。如今市面上流行的关于胡雪岩经营之道的书籍不下数十种，大多以浓墨重彩描绘了其在官场贿赂官员，笼络人心，攀附权贵，买空卖空的商人手段，其间大有搞胡雪岩崇拜的态势。 

　　对于胡雪岩的官商降营之道，中国的学者和著作人已经颇有著述，并已上升到胡学的高度。胡雪岩之成功，当然离不开他对中国官场与社会形态的深刻洞悉，也离不开他在各种场面的左右逢源，更离不开他以金钱手段对权势人物的大肆收买。但是作为一个成就巨大的商人，仅有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胡雪岩的成功，应有大半功劳归功于其用人和识人，只有识人才能用人，只有用好人才能够创造价值，胡雪岩的用人之道，对于今天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仍有莫大的借鉴作用： 

取人之长，不求完人 

    胡雪岩身边的许多人，在别人眼中都是“败家子”，但他们在胡的手下，一个个都是具有特殊作用的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正是胡雪岩“取人之长，容人之短，不求完人，但求能人”用人观的最好的体现。 

    陈世龙原是一个整天混迹于赌场的“混混”，胡雪岩却把他带在身边。胡雪岩看到了他的长处：一是这小伙子灵活，与人结交从不露怯，打得开场面；二是这小伙子不吃里扒外，不出卖朋友；三是这小伙子说话算数，有血性。由于胡雪岩从这个人身上发现了这些优点，才将他调教成了为自己经商跑江湖的得力助手。 

诚字为先，用人不疑 

    放手使用、用而不疑，是胡雪岩用人的一个重要原则。除了那些关系生意前途的重大决策外，在一些具体的生意事务的动作上，胡雪岩总是让手下人去干，决不随意干预。 

    有一年，胡庆余堂负责进货的助理（俗称“阿二”）到东北采购药材。他回来后，药号经理（俗称“阿大”）见人参质次价高，就埋怨他不会办事。阿二以边境有战事之故据理力争，两人一直吵到胡雪岩处。胡雪岩细察详情后，留他们吃饭，并特别向阿二敬酒，感谢他万里奔波，在困难时期采购到大量紧俏药品。饭后，胡雪岩吩咐阿大：“古人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商事如同战事，应当用人不疑。以后凡采购的价格、数量和质量，就由阿二负责，我们就叫阿二为‘进货阿大'。”从此两位阿大各司其职，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以利激人，重赏勇夫 

    胡雪岩也注意运用物质利益激发手下人的工作积极性，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红利均沾，二是入股合伙。对于没有资本的伙计，采取年底分红的方式；对于有本钱者，采取入股合伙的方式。 

    有个切药工，业务功夫过硬，人称“石板刨”，但因脾气火爆而易得罪人。经人介绍，“石板刨”来到胡庆余堂。胡雪岩不但没因他有“牛脾气”而另眼相看，反而按能定赏，给他高工资，还提拔他当了大料房的头儿。 

    对有功劳者，胡雪岩特设“功劳股”，即从赢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专门奖给对胡庆余堂有贡献的人。功劳股是永久性的，一直可以拿到本人去世。有一次，胡庆余堂对面的一排商店失火，火势迅速蔓延，眼看就要扑向胡庆余堂门前的两块金字招牌。孙永康毫不犹豫地用一桶冷水将全身淋湿，声速冲进火场，抢出招牌，头发、眉毛都让火烧掉了。胡雪岩闻讯，立即当众宣布给孙永康一份“功劳股”。 

以爱容人，饶人之过 

　　有一次，胡庆余堂的一个采购人员不小心把豹骨误作虎骨买了进来，而且数量不少。进货阿大认为这个采购人员平日做事很牢靠，忙乱之中未加详查就把豹骨入库备用。有个新提拔的副档手得知此事，以为又是晋升的机会了，就直接找到胡雪岩打 “小报告”。胡雪岩当即到药库查看了这批药材，命药工将豹骨全部销毁。眼看由于自己工作失误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进货阿大羞愧地递了辞呈。不料，胡雪岩却温言相劝，说“忙中出错，在所难免，以后小心就是。”但对那位自以为举报有功、等着奖赏的副档手，胡雪岩却发了一张辞退书。因为，在胡雪岩看来，身为副档手，发现伪药不及时向进货阿大汇报，已是渎职，而背后打“小报告”更是心术不正，继续使用此类人，定会造成上下隔阂。善任厚待、宽严相济的用人方针，使胡雪岩拥有一批尽心尽力的管理人才。 

　　胡雪岩以官商之道和用人之术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作为近代华商的里程碑式人物，胡雪岩所倡导的官场钻营之术对社会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他导致今天的部分商人依然对其官场机变之术顶礼膜拜，赖昌星就是胡雪岩官商之术的现代翻版，尽管如此，胡雪岩作为近代中国民族产业商人，他具有的开创性成就，以及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对外国资本的悲剧性抗争至今都让我们动容，最重要的是 胡雪岩的在经营中所坚持的 “戒欺”思想，在“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发扬光大。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胡雪岩一生开过无数钱庄、当铺，也曾做过军火生意，但让胡雪岩最投入、最花心血的事业就算是胡庆余堂了。胡雪岩承秉“医者，是乃仁术”的治厂方针，于光绪四年胡庆余堂立业之时立下“戒欺匾”。匾文如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今天的胡庆余堂已是年产值数亿元的大公司，这块“戒欺匾”仍然高悬在其总经理的办公室里，这殊为不易的。要知道自胡雪岩破产之后，胡庆余堂的归属曾经几度变更，先是被清皇属文煜所强占，接着在战火中沉浮，后又被改造成国有企业。直到如今，胡庆余堂仍然恪守胡雪岩的经营之道，这是一代商人胡雪岩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 
　　陈嘉庚（ 1874—1961 年），又名甲庚，字科次，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教育事业家。 
　　陈嘉庚是中国沿海下南洋谋生经商的典型代表，中国沿海居民与南洋的渊源就是起源于这种为了谋生而发生的迁徙，今天的华界商人仍然是东南亚众多国家的经济精英，这是中国人持续下南洋经营事业的结果。而陈嘉庚在南洋曾一度拥有辉煌的事业，资产一度达到 1200 万，富甲天下，今天的陈嘉庚，留给我们的，不是其在商业上的成功和谋略，而是其作为一个中国人，倾资办学，捐资抗日，把毕生财富与精力都献给了国家的这种崇高气节。 

　　商人重利，这是千古古训，在陈嘉庚这一代华侨身上，看到的却是同商人重利完全不一样的局面，陈嘉庚先后在南洋创办学校数十所，后来归国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今天的厦门大学依然是国内名校之一，作为南洋侨界的领袖，陈嘉庚带领中国南洋华人为中国之振兴和抗日救国的民族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商人的理想和国家统一，这是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理想的完美体现，在商界，陈嘉庚叱咤风云，累积财富。而在那个时代，陈嘉庚被称为完人，尽管这种称呼有溢美的成分。笔者曾经游历厦门大学，书声朗朗，绿树葱葱，对面就是天下名胜鼓浪屿，千年的涛声依旧，一代兴亡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式，但是作为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商人，陈嘉庚所倡导的的商人风尚依然在内心深处激荡着我的灵魂。而集美学村，正栖息着他的灵魂，如今的厦门大学与厦门的经济一道成长着，这无疑是对陈嘉庚最大的安慰，商人可以为民谋利、为国请命，商人也可以系天下兴衰于己身，我无意去倡导这种崇高而让人难以企及的理想，我们今天重提陈嘉庚意义就在于，我们不要为物质所累，应该在物质之外，积聚我们的理想，做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时代商人。 

第二章：晋商、徽商、丝绸之路 
晋商： 
晋商的兴起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朝廷，下结官绅，商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成为令人侧目的商业集团，在众多晋商中，尤其以盐商、票商、粮布商及船商最为著名。晋商兴起于明，繁盛于清，其兴起具有以下原因； 
　　其一，晋商善于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政策之利。举盐商兴起为例。明代的边饷政策和“开中法”的实施可以说给山西盐商创造了历史机遇。由于贩盐利润丰厚，盐引须在北方边镇交纳粮食后换取，晋商以其地利之便，俟“开中”实施，便首先进入北方边镇市场，依靠贩运盐、粮食、棉布等登上了明清商界的历史舞台。 
　　其二，晋商善于洞察时势，密切关注市场的风云变化。以山西票号兴起为例，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与城镇工商业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终止，而传统由镖局担任现银运输的方式已极不适应时代之需，晋商凭借其拥有的雄厚资本，良好的信誉，先拔头筹，创办日升昌票号，把中国旧式银行业推向逐步发展的新阶段，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晋商所具有的良好品格和独特的经营之道，也是其兴起的又一重要原因。晋商利用原始的运输工具，每年将数以万担计的各类商品输送到全国，甚至俄国腹地。他们翻过千山万水，足迹踏遍浩瀚大漠，风雨无阻；除此，他们还拥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制度和独特的经营术，如掌握市场信息，坚持质量第一，以义制利等，使其在国内众多商帮的激烈竞争中成长并壮大起来。 

晋商的繁盛 
　　早在明代晋商善贾就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到清代，尤其是 19 世纪中叶，山西商帮不断发展壮大，具有雄厚的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亚洲地区，甚至进入欧洲市场，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逐渐到鼎盛时期。在国内市场中，山西商人垄断了对象贸易和西北、东北市场。山西商人以张家口、杀虎口为基地，把绸缎、布匹、糖、烟等商品经两地贩运西北、蒙古等地，再从西北等地贩运皮毛、白银等在附近商埠出售，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市镇的兴盛。此外，山西商人在南方也也极为活跃，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产茶地收购茶叶，运往广州甚至印尼，在这一带，成为晋商活跃的重要舞台。 
在国内金融市场中，山西商人地位举足轻重。从同治元年（ 1862 ）至光绪二十年（ 1894 ）的 30 年间，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主要特点有： 

　　其一，票号数量由前期的 11 家发展到 28 家，在国内设立的城市由 20 多个增加到 80 多个几乎覆盖了国内的大中城市，资本雄厚，达到顶峰； 

　　其二是存放款业务有较大发展，盈利空前：其三是票号与商业的关系加强，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山西商人在雄踞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向海外开拓市场，晋商东赴日本，西抵俄国，形成了山西对外贸易和汇兑的三大商帮“票帮、驼帮、船帮”。在中俄贸易重镇恰克图市场，晋商建立许多大型商号，此外还深入俄国腹地，在俄国主要城市设立分号。 

晋商的衰落 
　　晋商于清末民初衰败，最后于 20 世纪初被迫退出历史舞台。首先，是战争的因素。晋商垄断 200 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由于鸦片战争后俄国经济势力深入内地而一落千丈，失去了昔日的繁盛与辉煌，沉重打击了晋商。晋商创办并享有盛誉的票号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清末各地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国内战争，还有外蒙古宣布独立，晋商资本或被毁坏，抢夺，或被没收。 

　　其次，晋商不能适应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随着海上运输的发展，俄国对华贸易由陆路改由天津、大连、海参威海上运输，山西作为中国对俄欧贸易陆上商路要冲的地位逐步废弃，山西商人活动的舞台逐步缩小以至消失。中东铁路、京包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晋商经营的商业是陆路贩运性质的，当货流发生改道后，他们逐渐失去了业务市场。 

　　第三，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晋商富裕之际，是清政府派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作为货物通过的 “ 厘金 ” 制度，对晋商危害尤烈。总之，清政府无止境的大量搜刮，从根本上动摇削弱了晋商的经济基础。最后，是晋商自身的原因。晋商后期，经营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陋法，加之外国银行激烈的竞争，国内外市场渐为他人所夺。而且，晋商后期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不思进取，最终导致衰落的结局。 

晋商名流——雷履泰 
　　雷履泰（1770---1849），山西省平遥县细窑村人。农家子弟，幼时读书即学识超众，醒悟过人。因家寒而弃学就商，成为我国银行业----山西省票号的创始人。 
　　雷先为本县达蒲村李家独资经营的“西裕成”颜料庄经理，以制作、经营铜绿为业。在达蒲村设有规模不小的作坊，在县城西大街、北京崇文门外草厂九条和天津、汉口、重庆等城市设有分庄。后由于晋中平、祁、介、太等县在各地开字号店铺者颇多，货币周转极为频繁，公私饷银等运送费用既高，又不安全，实感不便。雷履泰总结借鉴了我国历史上“汇票”等经验，与东家李氏商议决定，开始经营京晋埠际间商业汇兑，旋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业务。从而把我国银行业由帐局只搞商业存放款业务，发展为存放汇统营的票号业。以一纸票据从甲地到乙地取款不误，信用卓著。并先后派同人到各省设立分号，不数年间全国设立一百多处，总号设于平遥城内西大街（今县供销社院）。号章规是上下同人不准在外买实缺官职、赌博娶妾等，如有违者立时出号。雷在号中总理、指挥、调度有方，存款、汇兑者络绎不绝，一年汇兑业务达三千多万两。 

　　继“日升昌”票号创办后，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相继效法开办票号，设总号于平、祁、太各县，分号按于全国各地。因“票号”系山西商人创办、经营，故叫“山西票号”。在票号闻世之前，我国虽在唐朝就有汇票 ---“飞钱”的出现，宋、元、明及清前期民间汇票也有所见，但作为存放款和经营汇兑的专业信用组织，在票号出现之后才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使我国商业埠际间的结算方式由主要运送现金变革为汇兑手段。 

　　虽然票号继起者甚多，但没有一家敢与之匹敌，唯日升昌始终居于领先地位。日升昌始得“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之称。由于雷履泰在号中日夜操劳，功绩显赫，同人在祝其七十大寿时特赠金字牌匾一块，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雷的才华业绩实为当之无愧。 
纵观十八世纪在我国经济领域创建、发展了票号业，一时信用卓著，汇通天下，势倾朝野，并非偶然，与雷履泰的运筹才华密切相关，可谓我国一位经济实业者。 

徽商的盛衰 
盐业、典当与布米茶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 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 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 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从马曰 ?到胡雪岩 
　　许多徽商的风采，直到今天也令人玩味。马曰 ?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飘逸风雅，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马曰?曾自为盟主，同厉鹗等人结“邗江吟社”，吟诗作赋，游历山水。沈德潜评其诗为“峭刻得山之峻，明净得水之澄。”可见造诣之深。马曰?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如刻朱彝尊《经义考》一书就花去千金，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的别称，藏书多达十余万卷。1772年四库全书馆设立，马曰?的儿子振伯献藏书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乾隆皇帝褒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马曰?和他的弟弟马曰璐，被称作“扬州二马”，《清史稿•文苑传》列有马曰?传，足证他的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 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三百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 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 

　　1847年胡雪岩筹建杭州胡庆余堂时，选择精通业务的经理。他测试过三个候选人：第一个精通算计，认为开办药店的目的当然是赚钱，成为经理之后，可以每年赚白银十万两。胡雪岩听后一笑谢绝。第二位主张头两年少赚，以后再赚大钱，胡雪岩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当时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药店，就要敢于首先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岩认为深得我心，当场决定聘用他。为了打响药店的牌子，胡雪岩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的中医，一起收集研究中医的古代验方。对这些中医，胡雪岩待为上宾，从不限制他们的研究时间和资金。一旦他们为药店研制出一种新药，就给予优厚的报酬。在胡庆余堂的店规中，有一种“功劳股”，就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奖给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种红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获得者去世为止，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 

“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 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 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 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其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以上徽商部分资料来自《寻找徽商》（李嶷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 

第三章：生而复死 
　　人生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映衬，个人的光芒无论如何耀眼，折射的不过是时代的光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 2 、 30 年代达到了他们整体繁荣的颠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获得了宝贵的修养生息的时间这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取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而以洋务运动和买办资本为主流的资本家们终于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海，武汉，天津，重庆，东北的现代产业尽情的释放着他们一直被压抑的能量，中国，似乎即将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流。 
　　历史不会嘲笑强者，但是历史对于弱者则绝不止于嘲笑，则更多的是嘲弄、是抨击、是抛弃，正当中国的民族产业以它自己所独有的执着发展的时候，日本这个长期朝贡于中华体系的东亚新兴强国，开始酝酿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梦想，中国人又不得不接受自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加予的枪炮与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以战胜国的姿态赢了，但却没有赢得战胜国应有的权利，此次日本自甲午海战后再度来犯，比之前次更有了深远的谋略和更多的自信，当国土变成沙场，当田园变成屠场的时候，中国近代工商业的黄金时期也一去不复返了。 1949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成为了产业的主宰力量。 
　　人生是一个时代的映衬，商人几乎在新中国绝迹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纯粹而狂热的社会主义理想，主宰了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工农兵学商，这是那个时代对于社会层次的排序，商人和以往任何时代一样排于末流，除了走村串巷的货郎以外，中国人似乎已经没有了商人，而作为一种人生方式，商人也彻底的退出了时代的舞台。 
　　尽管时代已经远去，但对历史的关照仍然会让今天的商人们赢得思维的灵感，民国时期的商人，一直与跨国资本和帝国主义进行着艰苦的抗争，国外企业对中国民族产业的强大压力，使商人们在心志、智慧和决心上都经受了巨大的考验，而同时代的华商，在东南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文所提到的陈嘉庚即是这种华商的杰出代表。 

第四章：怒海狂潮 
　　1979 年经济改革，私人经济被第一次承认，这个始于农村，发展于城市的经济改革，使无数具有经商天赋与创业梦想的人找到了一个舞台，个体户、零售商、包工头直到公司董事长，这是很多身经商海的人的真实写照。历史第一次赋予了商人们巨大的机遇，尽管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小心翼翼、犹抱琵琶，但汉正街的小商贩们见证了中国商品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