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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

【摘要】“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们研究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有本质的不同。本文从文艺与现实关系的诸方面对二人“摹仿说”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对二人政治态度、研究方法和哲学思想的比较，探视了他们“慕仿说”不同的基础与实质。

关键词：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摹仿说”、 实质、意义

一、 “慕仿说由来
“慕仿说”是研究和讨论文艺与现实关系的学说，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对文艺反映现实生活这一文学艺术规律的称谓。古希腊艺术在它出现的那天起，就无形中摹仿着现实世界的一切客观存在，音乐仿鸟鸣，绘画仿流水，戏剧仿生活等等，其中雕塑的摹仿成就最高。与这种“摹仿”实践相对应的“摹仿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时而生的。古代唯物思想的重要代表德谟克利特提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于是风弥一时。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接受了这个信条，但他反对把“摹仿”理解为“抄袭”，主张画家画像，雕塑家雕像就不应只描绘外貌细节，而应“现出生命”，“表现出心灵状态”，从自然形体中选择出一些要素，去构成一个极美的整体。“摹仿说”从提出到苏格拉底进一步的完解，表现出简单、朴素，而又睢物、合理诸特点。到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摹仿说”趋于全面，较完整地反映了文艺与现实之间所具有的关系。柏拉图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从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有不摹仿现实的艺术，也有摹仿现实的艺术；摹仿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摹拟”，而且这种“摹拟”，只能摹拟好的，不能摹拟丑的；因此，摹仿者艺术所起的作用坏的多，好的少。亚里斯多德比较客观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认为，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简单的表象抄袭，而应是现实世界内在本质和规律的再现；所以，艺术可以引起人们的快感，起到“净化”等教育作用。由此可见，二人的“摹仿说”有着本质的不同。柏拉图的理论是唯心的、反动的，但他却第一个较严密地、多面地阐述了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亚里斯多德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和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他的“摹仿说”较之前人更全面、更准确，基本上符合现实主义的原则。其中艺术反映现实世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一基本思想，朱光潜先生誉为“对于美学思想一个最有价值的贡献”，至今尚未有新的突破。
二、 柏拉图的“摹仿说”
没人能够否认柏拉图这位古希腊集大成的思想家对西方后世思想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文艺观上，他把在哲学上提倡的理念论作为他的整个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关于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上，他从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出来，提倡功利论是审美教育的出发点；在文艺创作上，他认为灵感的文艺创作的原动力。因此，可以说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们知道，中国先秦时代儒家提倡的“诗言志”的文艺主张，是中国传统的文艺观。《论语·阳货》中有：“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虽主要谈的是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西汉《毛诗序》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柏拉图在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上则与中国重视主体性的观念截然相反，他把对客体的摹仿看作艺术的本质。他的一系列观点和他对艺术的否定态度，都是喝摹仿说紧密相联的。
把艺术看作摹仿，着当然不是柏拉图的创见，而是古希腊的传统看法。在古希腊哲学家们遗留下来的著作残篇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思想。例如，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论世界》记载，赫拉克利特就有艺术摹仿自然的看法，留基伯和德谈克利特也曾说过人由于摹仿天鹅和黄莺等鸟类的歌唱而学会了唱歌。一般说来，古希腊人的“艺术摹仿自然”的看法本来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艺术观，到了柏拉图手里才起了本质的变化，成了他的唯心主义艺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柏拉图的摹仿说存在着人们很容易看到的，但绝非说明其肤浅的不足，原因在于柏拉图是在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对古希腊的民族精神的脉搏作了准确的把握后得出的文艺观，唯其不足正说明其深刻。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艺术的摹仿对象是“行动中的人”；而且这种摹仿能够再观事物的事实，可以使人认识真理。亚里斯多德摹仿论虽然丰富了摹仿的内容，但“由于他著名的《诗学》在古代曾一度被埋没，因此它对古希腊后期和罗马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影响并不很大。公元前84年，《诗学》的抄录本才得以在希腊和罗马的学者中间流传。后来大约是在十五世纪末叶，它才开始逐渐对欧洲发生较大的影响。”真正对后来的西方文艺思想产生大的影响的是柏拉图。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据斥所有的诗人，他所据斥的是这样的诗人：“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如果有人能找到理由替诗辩护，证明她不仅产生快感，而且对国家真正有用，还是准许她回到理想国来。这就为诗人的创作制定下了一个“理性”的法则，后来的贺拉斯等人的文艺观正是遵循了这条法则。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更加阐扬了这种观念，认为摹仿自然应该成为文艺的基本任务，他对作家们说：“你们唯一钻研的就应该是自然，”你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不离。”他所谓的“自然”实际上是经过作家理性纯化过的自然，就这种自然的性质、范围和摹仿的目的来说，都是柏拉图理想国所欢迎的。柏拉图的摹仿说认为艺术不能反映真理，它只不过是“影子的影子”，其实是西方传统的一种哲学观念的体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开山祖师康德的彼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说，实际上承传的就是这种观念。
三、 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
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是在批判柏拉图的“理试论”及其摹仿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理试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理式”看成的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而存在的东西，割裂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并进而指出，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概念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寻在。同时，他的摹仿说又是以他的宇宙万物本原论为哲学依据的。他把宇宙万物的成因归结为四种：物质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物质因即“事物所由形成的原料”，动力因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目的因是事物生成变化所企求的目标和运动发展的终点。值得注意的是，形式因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它不是指事物的外观，而是指一切事物的本质定义，是某种事物之所以是此种事物的根本条件，即事物的类本质，是事物的组成结构和内在联系。这里物质是潜能，通过某种动力因向着某种目的的作用，使事物具有形式，形式就是现实。他的这种哲学观运用到艺术上就是：现实生活包括题材、人物、语言、韵律等物质因，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摹仿即动力因，向着完成艺术品这个目的因，使艺术品得以实现即形式因，这实际上就是一套比较系统的艺术生产原理
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对以下几个问题作了比较精到的论述：
(一) 艺术的源泉问题
古希腊自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都持艺术摹仿自然说，亚里斯多德则强调艺术的队现实生活的摹仿。应该说，在艺术模仿现实这个层次上，亚里斯多德与他的前辈们是没有什么分歧的，如果说有差异的话，那就是前此多是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着眼，而亚里斯多德则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人的生活。艺术摹仿说贯穿于古希腊罗马时代，亚里斯多德之后，贺拉斯就接受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并从“适度”，“合理”的基本思想出发，强调作家应该到生活中去 ，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型，从生活中吸取活生生的语言，作家应该具有生活经验和真实感情。
(二) 艺术的真实性问题
柏拉图从他的理试论出发，否定艺术的真实性。他心目中有三种世：理式世界、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在他看来，只有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绝对的、永恒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是相对的，变动不经的，因而不是真实的，而艺术作为现实世界的摹本，距离真实的理式世界就更远了，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更无真实性可言，虽然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两者都不是真实的境界。但由于相比较而言，现实世界毕竟更接近真实的理式世界，因而现实美高于艺术美。而亚里斯多德则不同，他看到了现实世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的事物之中，并通过特殊的具体事物显现出来，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也必然是真实的，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他肯定了荷马“是个真正的诗人”。同时他论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得出了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的结论。
四、 二人的“摹仿说”的不同之处
(一) 政治立场的不尽相同和研究方法的根本对立。
柏拉图在解决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他本来十分重视文艺，深感文艺魔力的巨大，想把文艺拉到为自己理想王国服务的地位。但文艺不听他的话，而以自己应有的规律发展。于是他变得反对文艺，憎恨文艺，反对希腊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不断高涨的民主精神。他否定文艺的真实性，把文艺视为“影子的影子”，反对摹仿下等人、奴隶、女人和人的情欲；他赞美哲学家，贬低诗人，在理想国里把哲学家排为第一等人，而“诗人和其他摹仿的艺术家”只排为第六等人；他赞美爱美者诗人，视其为理想国的“哲人”，反对摩仿者诗人，视其为靠记忆写诗的下等人。总之，柏拉图力图否定文艺的真实性，其摹仿说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柏拉图对文艺也不是全盘否定的，认为摹仿好的东西可以变好，“诗人的话，如果得到正确的解释，往往有深刻的道理”。 他肯定“天附神注”下的灵感诗人，认为虽不及哲学家，却远远胜过摹仿者诗人。这种文艺观上的矛盾现象似乎和他的政治主张不相一致。其实不然，我们用反证的方法可以说明二者恰为一体。只要我们看到，在柏拉图 眼里，坏是情欲，低下是奴 隶、女人，可见好和高尚是什么；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是人的本能、情感、欲望，应毫不留情地压抑下去，可见其张扬的崇高的理智是什么。这些都是不言而语的，柏拉图的理想，就是实现贵族继续统治的理想国，作为神和哲人的统治者才是高尚者，而理想国表现的统治思想，才是他的“理念”和永恒的真理。 柏拉图提出摹仿好的东西可以变好，实际上是虚晃一枪，这不只是不符合艺术本身的规律，更重要的是把文艺推向为贵族服务的政治泥坑之中。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斯多德在“摹仿说”上很少阶级偏见。他属于贵族中的中产阶级，代表这一阶层人的利益，按说和柏拉图政治立场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但他却提出了和柏拉图完全不同的“摹仿说”。产生这种矛盾的客观原因，在于亚里斯多德首先是个自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在于他对客观世界进行冷静的客观的科学分析。和柏拉图比较，这是一种方法上的转变。求实的科学态度，使他认识到现实世界存在的客观性。严谨的逻辑方法，使他把“摹仿的艺术”从“艺术”中分了出来，看到了艺术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而艺术的巨大作用，又使他的 摹仿学说更加坚定。 这个奴隶主贵族的文艺理论家，由于酷爱科学和逻辑，在文艺与现实关系的研究中，终于走入现实主义的道路。
五、 结束语
我们回顾一下本文的比较分析，应有的结论是：在哲学思想上，柏拉图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而亚里斯多德是徘徊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唯心主义者。 在政治态度和研究方法上，柏拉图的一般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都是从他要在雅典民主势力上升时期维护贵族统治的基本立场出发的，而亚里斯多德却多从自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角度看问题，对客观世界进行冷静的客观的科学分析。 因而在对于文艺现实关系问题的看法上，柏拉图是唯心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而亚里斯多德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文艺思想影响整个西方美学史，其大足以说明二人都是了不起的伟人。至于二人“摹仿说”的是非曲直，则不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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