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沟通—生活的意义.doc

Just for Fun

--- Linus Torvalds 自传

[美]李纳斯·托沃兹, 大卫·戴蒙

前言：生活的意义 3
第一章 一个书呆子的诞生 7
1、大鼻子的孩子 7
2、外公的计算机 8
3、芬兰的严冬 10
4、我的家族 11
5、中学时代 17
6、长大成人 一八
7、爱洗桑拿的国家 20
第二章 一种操作系统的诞生 23
1、昨天的电脑 23
2、上大学 28
3、从UNIX开始 29
4、第一台386和终端仿真 32
第三章 编程的美妙 39
1、开始编程 39
2、长腿的终端仿真器 42
3、寻求网上帮助 42
4、Linux 44
5、开放源代码 46
6、Linux有了用户 48
7、Linux能换来金钱吗？ 50
8、MINIX对Linux 53
9、最后的冲刺 61
10、塔芙 65
第四章 舞会上的国王 66
1、1.0版本闪亮登场 66
2、版权之争 69
3、去硅谷 72
4、在Transmeta领地上的生活 75
5、欢迎来到硅谷 76
6、一夜功成名就 79
7、财富的到来 88
8、糟糕的展示会 91
9、媒体的攻击 94
10、舞会上的国王 99
11、还会再干 101
第五章 知识产权 103
1、各种观点 103
2、结束控制 108
3、未来的娱乐之旅 111
4、为何开放源代码 1一三
5、名声与财富 119
6、生活的意义 122
前言：生活的意义
(性、战争、Linux)

背景：这本书开始写于一辆黑色的福特牌汽车上。

这辆车沿着州际五号公路朝南开去，行驶在加利福尼亚中部山谷的某个地方。李纳斯?托沃兹、他的妻子塔芙?托沃兹、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帕特里夏和丹妮亚拉，在一个外人的陪同下，旅行351英里去洛杉矶参观那里的动物园和一家宜家家居商店的分店。

大卫：我现在正在思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且非常重要。你在这部书里想表达什么？

李纳斯：我想解释生命的意义。

塔芙：李纳斯，你没有忘记给车子加油吧？

李纳斯：我对生命的意义有种理论。我们可以在第一章里对人们解释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样可以吸引住他们。一旦他们被吸引住，并且付钱买了书，剩下的章节里我们就可以胡扯了。

大卫：哦，是的。这倒像个计划。有人对我说，人类自从诞生起就一直有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个是：“生命的意义何在？”第二个是：“在一天结束时，我攒下的所有零花钱能干些什么？”

李纳斯：我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大卫：答案是什么？

李纳斯：这个答案基本上简单而漂亮。它不会给你的生活以任何意义，但可以告诉你将发生什么。有三件事具有生命的意义。它们是你生活当中所有事情的动机，包括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和一个生命体该做的所有事情。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社会秩序，第三是娱乐。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按这个顺序发展的。娱乐之后便一无所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生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第三个阶段。你一旦达到了第三个阶段，就算成功了。但首先要越过前两个阶段。

大卫：你需要详细解释一下。

帕特里夏：爸爸，我们能不能停车买个巧克力冰淇淋？我现在想吃冰淇淋。

塔芙：小宝贝，不行。你得等一等，等我们停下来去上厕所时你才可以吃冰淇淋。

李纳斯：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最明显的是性，它开始只是一种延续生命的手段，后来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比如你要结婚才能得到性。再后来，它成了一种娱乐。

帕特里夏：这么说我得上厕所了？

大卫：性为什么是娱乐？

李纳斯：好吧，我是在对牛弹琴。我举一个别的例子。

大卫：不必，还是说说性。

李纳斯：它是在另一个层次上的……

大卫(自言自语)：哦，参与就是娱乐，而不是在一旁观看。好，我明白了。

李纳斯：……假如你从生物学的角度观察性行为，就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性一开始是怎么来的？是生存。最初它不是娱乐，后来两者融合在一起了。好，我们先把性放下。

大卫：别，我想这可以写整整一个章节。

李纳斯：我们还是来谈谈战争吧。很明显，它最初起源于生存，因为在你和水源之间有一个高个子家伙挡道。再后来，你必须和那个家伙为争夺一个妻子而搏斗。之后，就成了一种社会秩序。中世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就是这个样子。

大卫：战争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手段。

李纳斯：没错。但它也是把人自己塑造成社会秩序中一部分的手段

大卫：如今战争已成为娱乐？

李纳斯：对。

大卫：也许那些在电视上观看战争节目的人，会觉得战争非常有意思。

李纳斯：电脑游戏。战争游戏。有线电视新闻网。战争的原因也常常很有意思。对战争的看法也是娱乐。对性的需求其原因也常常是娱乐。当然，生存的功能没有泯灭，尤其是当你是一个天主教徒的时候，对不对？但即使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有时你想到性的时候也包含享乐的需要。所以这并非只是纯粹的娱乐。在所有的事物中，一部分动机可能是生存，另一部分可能是社会秩序，剩下的就是娱乐。好，我说说技术。技术最初也是生存。生存的意思并非只是生存而已，而是为了生存得更好。为了从井里打水人类才发明了风车……

大卫：火的发明也是这样。

李纳斯：对。这仍是为了生存，还没有达到社会秩序和娱乐的阶段。

大卫：技术是怎样进入社会秩序阶段的？

李纳斯：其实工业化的目的主要是生存需要，或者为了生存得更好。比如生产汽车，它便意味着制造出更快更漂亮的汽车。然后技术便达到了社会层面的阶段。这时我们有了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电视。早期许多电视节目主要是为了给大众洗脑。电台也是如此，许多国家常常投资电台，为的就是社会秩序的原因。

大卫：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

李纳斯：没错，然后又超越了那个阶段。今天，电视显然主要是为了娱乐。如今你才可以到处看到手机，手机现在大体上还处于社会的层面，但也正在朝娱乐的阶段发展。

大卫：那么技术的未来将会怎样？我们已经超越了生存阶段，现在处于社会阶段，是这样吗？

李纳斯：对。过去所有技术都是为了使生活更容易一些。是为了快点达到一个地点，货品更便宜一些，住进更好的房子等等。那么信息技术与过去的技术有何区别呢？人人都建立起联系后又会怎样呢，还有什么可做的？当然人们之间的联系可以建立得很好，但从根本上说与过去没什么区别。因此技术将把我们引向何处？依我看，下一个巨大的步伐就是迈向娱乐。

大卫：你的意思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将演变成娱乐……

李纳斯：这就是为什么Linux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成功的原因。想一下那三个动机。第一个是生存，拥有计算机的人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坦白地说，假如你有一台电脑，就意味着你已经不会再为基本的生计问题发愁了。第二个是社会秩序，建立社会秩序的动机显然是为了使各种各样的人能够各安其位。

大卫：你在Comdex电脑业会议上说的话非常不错，当时你说Linux的开发是一个全球性团队的体育项目。这一点基本上是由你创立的，伙计。

李纳斯：Linux表明了人们为什么喜欢团队体育项目，尤其是想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大卫：是的，每天坐在电脑前，你大概希望觉得你是一个大团体中的一分子，任何事情中的一分子。

李纳斯：这就是社会层面，和其他团队体育项目一样。想象一下一支足球队里面的人，特别是高中的足球队。Linux的社会层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 Linux也是娱乐，这种娱乐是金钱很难买到的。当你处在生存阶段时，金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机，因为用金钱换取生存是件容易的事情。换取生存之类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但突然之间你进入了娱乐阶段，金钱就……

大卫：金钱就没用了？

李纳斯：不是，并不是没用，因为显然你可以用钱买电影影碟、速度更快的汽车、更豪华的假期。还有许多东西你也可以买，从而改善你的处境。

塔芙：李纳斯，我们该给丹妮亚拉换尿布了。帕特里夏也得去上厕所。我想喝一杯卡普契诺咖啡。我们在这儿能找到一家星巴克(Starbucks)咖啡馆吗？我们现在在哪儿？

大卫(抬起头)：根据空中的味道，我想我们已经快到国王城了。

李纳斯：我们所说的都非常宏观，但我们指的不光是人，而且是生活。和熵的定律相似。根据“生活的熵定律”，一切事物都将从生存走向娱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局部地区没有倒退的现象，而且毫无疑问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有时事物往往会分裂开来。

大卫：但作为一个体系，一切事物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

李纳斯：一切事物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但并不是同步的。所以从根本上说，性已经达到了娱乐阶段，战争已经快接近娱乐阶段了，技术也已经达到了这一阶段。新生的事物开始是为了生存，比如太空旅行，它在某个阶段是为了生存，然后成为一种社会秩序，最后达到娱乐的目的。可以用膜拜的角度看一下文明。我是说，文明也是以同样的格局出现的。文明最早是为了生存，比如大家聚在一起就会生存得更好，于是建立起了社会结构。最后，文明的存在是为了纯粹的娱乐，当然也并非完全纯粹，而且这种娱乐也并非有什么不好。古希腊人是以强大的社会秩序而著称的，他们也有不少娱乐。人人都知道那个时代产生了不少一流的哲学家。

大卫：那么这些和生活的意义有什么联系呢？

李纳斯：并非有何联系……只是说……存在着这类问题。

大卫：这其间的小小联系你还得想一想。

帕特里夏：妈妈，瞧那些牛。

李纳斯：所以，要是你知道生活的走向是这样的，那么毫无疑问，你的生活目标就中促成这一走向。而且这种走向并非是一个单一的行程。你做的一切都是许多走向中的一部分。你也可以问自己：“我做些什么才能使社会变得更好？”你知道你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你知道社会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你也能帮助它朝这个方向走。

塔芙(扬起鼻子)：什么味？真难闻。

李纳斯：所以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为了开心。我们也可以坐在这里，完全放松，享受着汽车旅行。

大卫：仅仅为了开心？

Just for Fun

　　　　第一章 一个书呆子的诞生
1、大鼻子的孩子
我是一个长相丑陋的孩子。

我能说什么呢？要是好莱坞有一天想拍一部关于Linux的电影的话，我希望他们一定得找一个像汤姆?克鲁斯那样的人担当主角，但在现实中，我的相貌可没有那么好。

千万别误解我的话，我还没丑到《巴黎圣母院》里那个驼子的地步。

但可以想象一个我的大包牙，凡是见过我小时候照片的人，都会觉得我的相貌酷似河狸。再想象一下我不修边幅的衣着，以及一个托沃兹家族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大鼻子，这样，在你脑海中我的模样就形成了。

有时别人对我说，我的鼻子长得简直“富丽堂皇”。人们还说——至少我的家人是这么对我说的——一个男人的鼻子的大小可以说明“其他”东西。但是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这些话大概也没什么意义。在他看来，鼻子只不过是起着遮盖牙齿的作用。照片上我们家三代男人的脸部轮廓让人痛苦地联想到，留在别人记忆里的唯有鼻子而没有什么其他的男人气质。至少在当时是如此。

为了让你对我模样的想象更完整一些，现在再来补充一些细节。棕色头发(在美国这里，人们把它称做金黄色，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就叫做“棕色”)、蓝眼睛、稍有点近视，于是戴副无伤大雅的眼镜。另外眼镜至少可以让人不大注意我的鼻子，于是我就带上了，任何时候都不摘下来。

哦，我已经提到了我在穿着方面的缺乏品味。通常，我都是选深蓝色的衣服，这就意味着我只穿蓝色牛仔裤，再配一件蓝色翻领毛衣——也可能是青绿色之类。幸好我们家人不喜欢照相，这样让我出丑的证据就没有留下多少。

照片还是有几张。有一张里的我当时只有十三岁左右，和比我小十六个月的妹妹萨拉一起照的。照片里的她看上去还蛮不错，而我却瘦得出奇，是个脸色苍白、扭曲着身子让人拍照的小男孩。拍照人大概是我妈妈。她是芬兰新闻社的翻译，这张宝贝照片也许是她在出门上班前匆匆忙忙拍下来的。

我在12月28日这个一年末尾的时候出生，这便意味着我是全班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同时也是个头最矮的一个。如果是在高年级，比多数同学都小半年似乎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但在刚上学的那几年这点差别却至关重要。

你有什么想法？你是不是想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缺点对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长得像海狸、小矮个、戴副眼镜、乱糟糟的头发(其实后来我的头发也总是蓬乱不堪)，不修边幅的衣着，这些都没什么影响。因为我有迷人的个性？

但我告诉你，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还是让我们实话实说吧，我是一个古怪的书呆子，一个为人取笑的对象。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如此。我倒没有干什么用胶带把眼镜粘在一起的事，但也差不多了。因为我有着其他合乎大家想象中的书呆子的所有特点：比如数学极好，物理也非常棒社交能力却差得一塌糊涂等等。那时，做一个书呆子还没有被人认为是一件好事。

每一个人大概在上学时都遇到过像我这样的人：在数学方面很突出，但不是因为学习刻苦，而是天生就是那个样子。我在我们班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你急着替我难受之前，我再给你补充一些细节吧。我可能的确很怪，而且是个小矮个，但我混得不错。我在体育方面虽说不上能达到运动员的水平，但也不是不可救药的家伙。学校课间休息时总是玩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比赛技巧和速度，比赛分两个队进行，两队轮流用球扔向对方，被扔中者出局，直到有一方全部出局认输为止。我虽说从来也不是顶尖好手，但在两队挑选队员时我总是属于最早被挑中的那一拨。

所以在包括家庭、邻里在内的社会这一层面，我可能比较古怪，但单以学校而论混得还行我没花什么力气就成了在学校里属于有点档次的那类学生，尽管从来也不属于出类拔萃的那种，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不那么玩命。其实我即使在社会层面也有别人可以接受的地方。好象谁也不会太关注我的鼻子，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因为他们都有太多自己要操心的事情。

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大多数孩子似乎在穿衣服方面也不太讲究，而当我们长大后，又突然要由别的什么人来决定我们穿什么衣服了。就我自己而言，这些人主要是某些高技术公司的销售人员，我就穿他们在会议上免费发送的T恤和夹克。最近，我几乎一直都穿Vendorware公司的这类货色。而且我还有一个老婆，由她决定我的衣橱里应该放些什么样的衣服，还替我挑选凉鞋、袜子。于是我更用不着为此事操心了。

2、外公的计算机
如果说我孩提时代一些最幸福的记忆是玩我外公的一台老式电子计算器，对此大概谁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外公列奥?瓦尔德马?托尔奎斯特(Leo Waldemar Tornqvist)是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位统计学教授。我记得我曾开心地在他那台计算器上计算过大量随机数字的正弦值。并不是因为我对答案感兴趣(毕竟，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我开心是因为这发生在很早以前，那时的计算器可不像现在的那样能够很快的一下就给出答案，它们还得有个计算过程。一边计算一边闪烁个不停，好像在对你说：“瞧，我还活着，这次计算我只用10秒钟就能完成，同时我还能对你眨眼睛，告诉你我已经完成了多少工作。”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比现在的计算器令人兴奋多了，因为现在的玩意儿在计算简单问题时全然不费力气。而当早期的计算器计算时，你知道它们正在辛苦地工作。并且，这一点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

我已经记不清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计算机(computer)是什么时候了，但肯定是在十一岁左右。那大概是在1981年，当时我外公抱回来一台崭新的CommodoreVIC-20计算机。由于我曾在那台老计算器上玩过好长一段时间，所以见到新的计算机时肯定特别兴奋，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然而我已经记不起当时真切的情形了。

说实在的，我甚至连我是怎么开始玩起计算机的都记不清了。刚开始还比较有节制，后来简直就被它迷住了。

VIC-20是最早的家用计算机之一。它不需要自己组装。你只须把它和电视连接上，打开，它便开始工作了，电视屏幕的上方会显示出大写字母“已准备好”的字样，然后是一个一闪一闪的光标，在等着你开始操作。

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在个人计算机上你没什么可做的事情。尤其是在早期，开发商业程序的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你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在它上面用 BASIC语言编程序。我外公当时就是这么干的。

我外公把这个新家伙仅仅看作是个玩具而已，同时也是一台升级的计算器。它不仅在求正弦值等方面比老式的电子计算器快得多，而且你还可以让它自动地反复执行同一条指令。这样，我外公可以用它在家里完成一些过去只能在大学的大型机上完成的事情。

他也希望让我分离他的快乐，并试图让我对数学感兴趣。

于是我就坐在他的膝盖上，替他输入他事先仔细地写在一张纸上的程序，因为我外公很不习惯直接在键盘上敲打。我不知道有多少不到十岁的孩子会坐在他们祖父的房间里，学习怎样简化数学公式，然后把他们正确地敲进计算机里去，但是我记得我自己是这样干的。我已忘记了这些算式是干什么用的，而且我想我在计算时也没有找到简单的办法，但是我还是在那里给他帮忙。也许我是在帮倒忙，也许有我比没我更费时间，但只有天知道是不是如此。最终我把键盘玩得很顺，而这是我外公一直都做不到的。我一般是在放学后玩电脑，或是我妈妈送我到外公家过假日时。

而后我又开始阅读电脑操作手册，并尝试将里面的示范程序(example program)输入进去，手册里有一些简单游戏的示范程序，你可以尝试着自己编进去。如果你没有出错，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人横穿走过的图像，画面比较差。而且你还可以稍作修改，让人形图像穿过屏幕时，出现各种不同的背景颜色。只要你做，你就可以做到。

这种感觉棒极了。

然后，我开始自己写程序。

但是，我编写的第一个程序与其他人编写的第一个程序没什么不同。

10 PRINT “HELLO”
20 GOTO 10

它将严格按照你所期待的那样去做。屏幕上显示出一行又一行的“HELLO”，并且无休无止，除非你因为厌烦而中止它。

然而这仅仅是在计算机上的第一步，也是许多人的最后一步。在这些人眼里，这样的程序非常愚蠢，因为你为什么要把“HELLO”显示上一百万次呢？但这个程序也是许多早期家用计算机的用户操作手册里面必然会有的第一个示范程序。

但让人惊奇的是，你可以改变程序的内容。我妹妹萨拉让我对这个程序作了修改，从而产生了这个程序的第二个版本，屏幕上显示的不再是“HELLO”的字样，而是无休无止的“SARA
IS THE BEST”(萨拉是最棒的)这行字。其实在平时，我并非是一个拥有如此爱心的哥哥。很显然这种显示方式(满屏滚动的一行行字)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此事我却记不真切了。因为每当我写完一个程序后就会把它忘记，然后再去编写下一个。

3、芬兰的严冬
让我给你们描述一下芬兰吧。在十月的某段时间，天空一直笼罩着令人难受的雨雪天气前的那种灰黑色，你每天起床时面临的都是这种预料中的黑暗天空。然后，寒冷的雨水将夏日的一切痕迹都冲洗得干干净净。降雪似乎可以创造奇迹，它给大地万物罩上一层非常明亮的外衣，洗刷掉漫天阴霾，给人们带来振奋和乐观。然而问题是，这乐观情绪短暂得只能维持几天，因为接下来的是透骨的寒冷，即使是严寒过去之后，积雪在几个月之内都不会融化。

到了一月份，要是你想出去的话，你将只能在一种影影绰绰的昏沉中徜徉。这是一个雾气、穿着厚重的衣服和总在冰球场上滑倒的季节——他们把你往日抄近路去车站的小学操场泼上水变成了冰球场。在赫尔辛基的街道上，你必须时不时躲开走路蹒跚的老太太——她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大概还是某人慈祥的祖母，但在一月份某个星期二上午的十一点钟，她们便由于在早餐时喝多了伏特加酒而在人行道上歪歪扭扭地踉跄着。

可谁又能责怪她们呢？再过几个小时天色又将黑下来，人们便无事可做了。然而我却有一个可以让我度过寒冬的室内运动：编写程序。

这样的时候我外公多半在我身边，他也不在乎他不在时我呆在他的房间里。我向他讨钱买来了第一本电脑书。但所的文字都是英文，我还必须翻译书中的语言，而要理解用一个你不太熟悉的语言所表达的技术术语并非易事。我也用我的零花钱购买电脑杂志，其中有一本写着关于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的程序。而这个特殊程序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非用BASIC语言写成，而是由一组数字写成，这些数字可以用手工方式将其转变为计算机可以读懂的许多0和1。

这样，我便发现了电子计算机并非真的讲BASIC语言，它所赖以操作的是一种更加简单的语言。赫尔辛基的孩子们都和他们的父母在树林子里玩曲棍球和滑雪，而我却在琢磨一台电脑在怎样工作。当时有一些程序，能把人们可读和数码转换成电脑看得懂的0和1，但我并不晓得有这样的程序，于是我就开始用数字形式编写程序，然后再用手工进行转换这就是用机器语言编程序，这样做时，我便开始做起了我过去以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已经能够驱使电脑做事情，对一切细节我都能够加以控制。我开始思索，如何能在更小的空间里让事情做得更快一些。由于在我和电脑之间没有抽象的屏障，我很快地就能接受目标，这便是和一台机器变得亲密的感受。

就这样，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过去了。其他孩子在外面踢足球的时候，我却觉得外公的电脑更加有意思。他的机器本身就是一个由统治的世界。我们班里大概有三个人拥有电脑，但只有一个人总以一成不变的原因使用它。我每个礼拜开一次会，这是在我的日历上唯一的社交活动，偶尔和电脑一同熬夜时除外。我并不在乎，因为特好玩。

后来我父母离婚了，爸爸搬到赫尔辛基的另一个地方。他觉得他的孩子应该拥有更多的兴趣，于是他替我报名打他最喜欢的篮球。这实在是个灾难，我是全队中个子最矮的队中。打了一个多赛季之后，我便用所有最难听的语言告诉父亲说自己不打了。我对父亲说，篮球是他的体育项目，不是我的。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列奥更有体育才华。后来他和芬兰86%的人口一样，最终成了一名信义会教友。我爸爸是个顽强的不可知论者，但他那时才开始怀疑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等到萨拉也加入了天主教教会时，他便彻底意识到了自己是个失败者。

外公性格不太开朗。他有点谢顶，体重过人，性格内向，完全是个心不在焉的教授。你可以想象一个数学家，在想事时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一句话也不说。你根本想象不出他在想什么。是复杂理论分析？抑或家里的某个人？我也一样以发呆著称。我一旦坐在电脑跟前，只要有人干扰我，我就会变得非常生气和烦躁不安。这一点我后面还会详加叙述。

我对外公最生动的记忆并不是他的电脑，而是他那座红色的小村舍。在赫尔辛基，人们普遍都拥有一座小小的夏季别墅，可能是一间长宽各三十英尺的房子。这样的小房子建在一小块土地上，面积可能是一五0*一五0平方英尺，人们到那里去拾掇他们的花园。这些人往往在城市拥有一栋公寓，在郊外则还有这样一个小地方种些土豆、几棵苹果树或一些玫瑰。到那里去的往往都是年长的人，因为年轻人的工作都很忙。这些人种点什么，相互之间还要比试让人觉得很滑稽。外公正是在这个地方给我种了一棵苹果树的幼苗。它现在或许还在那里，除非它长得过于茂盛，以至于一个嫉妒人很强的邻居在短暂的夏季黑夜偷偷溜进我外祖父的地盘，把它砍掉了。

我外祖父在把电脑介绍给我的四年后，得了脑血栓并且半身不遂。每个人对此都感到很吃惊。他在医院里躺了一年。虽然他是我最亲的人，但在当时对我的影响并不太大，或许是我还太年轻而不那么敏感的缘故。他的样子和从前已经判若两人，我并不想去看他。只是大约每隔两个星期看他一次。倒是妈妈去得很频繁。妹妹很早的时候就担当起了家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所以去得更频繁。

外公死后，他的电脑就成了我的生活伴侣。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

4、我的家族
我们再回头看看历史。

第一个将脚印踏在芬兰雪地上的最重要的瑞典人是亨利主教，他被天主教会于1一五5年派往芬兰。那些传教士占据着芬兰所有的城堡以抵抗俄国人，并最终战胜了我们东国的帝国，赢得了这场争夺芬兰控制权的斗争。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为了促进芬兰殖民地人口的增长，瑞典政府给予在芬兰的瑞典人以土地和减税等激励。瑞典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714年，接着是芬兰被俄国人接管七年的短暂插曲。之后瑞典人再次将它夺了回来，直到一八09年俄国和拿破仑对芬兰发起进攻，芬兰又落入俄国的统治中，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为止。早期瑞典移民的后裔如今在芬兰达到35万人，他们都讲瑞典语，占总人口的7%。

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怪癖的家庭。

我外祖父的父亲住在瓦萨城附近的一个叫杰波的小镇上，是个相当贫困的农场言，但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很难说明在芬兰通过努力以改善自己境遇的可能性。不错，冬天的黑暗以及走进屋里后就把鞋子脱掉的做法的确让你心烦。然而在那里你可以免费受到大学教育。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况大相径庭，美国的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种毫无前途的感觉。事实上，上面提到的六个儿子之一后来当上了芬兰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有一个就是我外祖父列奥，也就是带我接触到计算机的那一位。

再来说说我的祖父。是他创造出了Torvalds这个姓。这姓来自他原来的名字Ole Torvald
Elis中间那个词，在瑞典语里的意思是“托尔的领地”(托尔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译注)。这是因为我祖父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他的姓Elis是我曾祖母最终嫁的那个人的姓。我祖父非常不喜欢那个人，所以在1937年他21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改了姓。他去掉了自己的姓，又在原来的中名Torvald后面加了一个“S”作为新的姓，据他说这样发音会显得更为丰满。但他实在应该重新改个姓，因为他加上的那个“S”把原来的意思全破坏了，并让讲瑞典语和芬兰语的人都感到百思不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念出来。而且，他们都认为这个字应该拼成“Thorwalds”，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全世界现在总共有十八个姓Torvalds的人，他们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我们都得忍受我祖父带来的这种混乱。这大概就是我在网上总使用“李纳斯”的原因。Torvalds太容易引起混乱。

我这个祖父并不在大学教书，他是个记者和诗人。他第一份工作是在离赫尔辛基以西大约一百公里的一座小镇上当一家报纸的主编，因为在上班时常喝酒而被免职。他和我奶奶的婚姻也因此破裂了。后来他搬到了位于芬兰西南部的城市土尔库，又结了婚，成为当地一家报纸的主编，出版了几本诗集，但酗酒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们常常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去土尔库看他，同时也经常去看望我奶奶。我祖父在五年前去世。我可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诗集。这只是件我爸爸遇见生人时的谈资罢了。

我们家的记者一抓一大把。据说在1917年芬兰摆脱了俄国统治而独立之后所发生的内战中，我曾祖父的一个兄弟就是一名站在白党一边而曾被红军抓获的记者。我父亲叫尼尔斯(大家都管他叫尼基，是电视和广播记者。自从六十年代的大学时代起，他就在共产党内非常活跃。他的政治倾向来自于他得知了许多发生在芬兰的针对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无耻暴行。1967年，他认识了我妈妈安娜，当时他们俩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生。据我爸爸说，他当时是一个讲瑞典语的学生俱乐部主席。有一次该俱乐部出外郊游，我爸爸在追求我妈妈的过程中有个情敌，当他们准备坐汽车返回赫尔辛基时，我爸爸让他的情敌负责往汽车上装行李。于是他便利用这一机会占据了我妈妈旁边的座位，劝说她单独跟他约会。

我是在大学校园的游行示威中诞生的。我们家的爱巢修筑在我祖父公寓的一个房间里。我的第一个摇篮是一个洗衣用的筐子。幸好那个时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

大约在我三个月的时候，我爸爸报名去服兵役，因而没有被当作坚定的反政府分子被投入监狱。在军队中他成为优秀的士兵，而且是个神枪手，因此常常受到奖励，享受周末回家探亲的特权。据我们家人说，我妹妹萨拉就是在他一次探家时受的孕。我妈妈除了照料她两个金发的孩子之外，还在芬兰新闻社当译员。即使到了今天，她还是在各种新闻媒体中寻找消息，然后把它们翻译成瑞典语。她也从事制图的工作。

然而我却奇迹般地逃出了这个以记者为主的小小王国。相反，我妹妹萨拉除了有自己的新闻翻译社，也在新闻社供职。而我同你异母兄弟列奥?托沃兹则是个摄影师，而且想当导演。因为我的家人大抵都是记者出身，所以我有资格和记者们开玩笑，说我知道他们是一帮无赖。我知道我这样说自己也显得很差劲，但多年来，我们家曾经来过不少做客的记者，都是些为了能挖掘出消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或是靠凭空想象编新闻的家伙，而且不少记者似乎还总是离不开杯中物，并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躲进自己的卧室里。说不定我妈妈的神经比较坚强，能对付他们。我们家坐落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个叫罗德伯根的小区，公寓在位于罗伯兹盖坦街上黄色的不起眼的大楼中。我们家在五层，有两间卧室。萨拉和那个讨厌的、大她十六个月的哥哥(也就是我)同住一间卧室。附近有一个小公园，其名字是根据当地一个酿酒厂老板的名字起的。我总觉得这样很奇怪，但一想到有的篮球场馆也是根据一个生产办公设备的人的名字而命名的，也就不足为怪了。(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看到一只猫，于是我们家人从此便称那座公园为“猫园”)。公园里有一个不大的空房，许多鸽子常常飞到那里。公园建在一座小丘上，所以到了冬天是个滑雪的去处。另一个可以玩耍的地方是我们楼后面的水泥院子，此外楼顶上也可以玩。每当我们玩捉迷藏时，顺着梯子爬五层登到楼顶上特别有意思。

但再有意思也不如玩计算机过瘾。只要屋里摆着电脑，晚上不睡觉都没关系。每个男孩子晚上都睡得很晚，以便躲在被窝里“阅读”《花花公子》。但我却不是这样，而是佯装睡着，等我妈妈走了以后便跳将起来，一屁股坐在电脑跟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网上聊天这回事呢。“李纳斯，该吃饭了!”有时妈妈这么叫我时我不愿意出去，于是妈妈就对她的一些记者朋友们说，我是个非常好养的孩子，以至她只要把我放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储藏柜里，再配上一台电脑，偶尔朝里扔一些意大利面条，我就会感到格外高兴了。她的话不无道理。谁也不会担心这个孩子出外时遭到绑架(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个人计算机在变得像今天这样复杂之前，尤其是在像我这样呆头呆脑的青少年还可以打开电脑的盖子自己动手修理的时候，其实对孩子们很有好处。今天的电脑所面临的问题和汽车一样：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人们很难将他们拆开再自己组装在一起，所以也就很难弄清那里面究竟是回事。过去人们可以简单地换掉汽车上的桐油过滤器，但你最后一次修车肯定要比那个活儿复杂得多吧？

今天的孩子们不再自己拆卸组装电脑，而是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玩游戏上，于是智力得不到发展。我并不是说游戏有什么不好，我最早编写的一些程序就是游戏。

我编的程序中有一个是你必须在一个海底洞穴里控制一艘小小的潜水艇。这是一个十分标准的游戏概念。整个世界都倾斜着移动，作为玩游戏的人，你就是潜水艇本身，所以你必须不能让自己碰到墙壁和可怕的大鱼身上。其实真正移动的仅仅是这个游戏空间，鱼是这个游戏空间的一部分，是和它一起移动的。你玩的时间越长，它们移动得就越快，同时洞穴还变得越来越小。你不可能在这个游戏中获胜。游戏的宗旨也并非是为了获胜，这种游戏玩上一个来星期，然后再转移到另一个游戏，非常有意思。这主要是为了编程，才创造出新的游戏。

我还有其他的玩具，如模型飞机、轮船、汽车和铁路。有一段时期，我爸爸常买回一些非常昂贵的德国模型火车。他解释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模型火车，所以模型火车可以成为父子的共同爱好。虽然很好玩，但是和电脑的挑战相比却相差甚远。有时我被剥夺玩电脑的权利并非是因为我在电脑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而是因为别的事而受到惩罚，比如与萨拉打架。在整个小学和高中时期，我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学习上。

所有这些竞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要不是我经常取笑她，她就不会为了胜过我而在期末写了六篇文章，可当时在芬兰，要想从中学毕业写五篇作文就算达到标准了。另一方面，我的英文还十分蹩脚，这一点应该感谢萨拉。她总是拿我的英文取笑，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讲一口典型的芬兰式英语。所以后来我的英语才有所改进。我妈妈也经常揶揄我，但主要是因为我对女学生不感兴趣，而这些女生都希望得到“数学天才”的辅导。

有时我们和爸爸还有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有时萨拉和爸爸住在一起，而我和妈妈住在一起。还有的时候我们都和妈妈住在一起。顺便说一句，瑞典语中找不到一个与“机能障碍家庭”相对应的词汇。由于我父母的离婚，我们手头很拮据。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妈妈不得不经常典押她唯一的投资——无度电话公司的股票。在芬兰，只要你拥有一部电话就能拥有一张该公司的股票。我妈妈的股票大约值五百美元，每当我们手头特别缺钱花时，她就只好拿着股票到当铺去。我记得曾和妈妈去典押过一次，心里感到非常窘迫(如今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事实上，赫尔辛基电话公司是我任董事会成员的唯一一家公司)。类似的心理感受也发生在我要为购买第一块手表而向外公讨钱的时候，当时我自己已攒下了大部分的钱，但剩下的钱妈妈却拿不出来，于是让我向外公讨要，这让我感到非常难堪。

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上夜班，萨拉和我便只好自己想办法吃晚饭。我们应该到街角的一家小铺子里用赊账的办法买仪器，但我们买的却是糖果，而且晚上可以玩电脑玩到很晚，这让我感到痛快极了。要是别的男孩家里没有家长看着，早就堂而皇之地“阅读”《花花公子》了。

外祖父死后，我外婆的身体似乎也每况愈下，她患了一种她自己称之为“晕眩症”的病，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十年。在她进了医院后两年，我们便搬到了她的公寓。那是一幢坐落在彼德盖坦街上结实的俄国时期的老建筑物，与赫尔辛基滨水区的一个漂亮公园相距不远。我们住在一层，公寓里有三间卧室，一间小厨房。萨拉住最大的一间卧室。而我这个消瘦的少年住的是最小的主卧室，反正我只要有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就行了，时不时能得到意大利面条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我在窗户上挂上了厚厚的黑色窗帘，不让阳光射进来。电脑就摆在靠窗户的一张小桌子上，离我的床大约只有两英尺远。

1999年春天，当《圣何塞信使新闻报》的星期日增刊让我采访李纳斯?托沃兹时，我对他只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在这年春天的早些时候，随着一系列的公司和网景公司一样采用了公开源代码的概念或者干脆采用了Linux操作系统本身，李纳斯(Linus)一时间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名字。尽管我对于这方面的发展并不十分了解，但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在一本涉及到UNIX操作系统和公开源代码问题的杂志担任编辑，所以我脑子里还残留着一些相当的记忆：包括李纳斯是个芬兰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