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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哈佛论坛演讲：中国传媒是改革开放推手
2010年04月19日 15:00 凤凰网传媒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出席哈佛中国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导读：第十三届哈佛中国论坛于4月16日到4月18日在哈佛大学举行，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刘长乐认为，中国传媒成为改革开发的重要推手。中国传媒正在由单一的宣传功能，转变为新闻、信息、舆论、表达等多种功能；由单向传播模式，代之以双向交流、上下沟通的新模式；由说教式的宣传方式，代之以对话、交流等平等协商的方式；由封闭僵化的传播秩序，代之以开放、灵活的新秩序。中国媒体正在积极推进实现信息公开，逐步实现负面信息公开，逐步包容境内外媒体积极主动去追寻真相。
以下为刘长乐在哈佛中国论坛发表的主题演讲全文：
一、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中国湖南郴州的一位农民曹宏球，出生在1960年粮食大饥荒的年代，他的童年总与饥饿相伴。1975年，杂交水稻在村里推广了，沉甸甸的稻穗使曹宏球从此吃上了饱饭。1995年春节，他在自己家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发家致富靠邓小平，粮食丰收靠袁隆平”。
2007年的时候，凤凰卫视把影响世界华人终生成就大奖颁给了年过七旬的袁隆平。因为他是为中国开出饥饿药方的人。
中国是一个饥荒频发的国家，史书上人相食的记载不绝如缕。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有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人大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在给袁先生颁奖时说：在我读书的时候，在很多的日子里，我有一个最高的愿望，就是把窝头吃饱。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中国的种植面积为6000万公顷，平均产量为7.2吨／公顷，大约比常规水稻5.8吨／公顷的单产高出1.4吨。他的“超级稻”有望达到每公顷产量13吨。不仅为中国的吃饭问题立了功，也为世界的数千万人提供了生活保障。他也因此成为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而邓小平的“包产到户”改革试验，则极大地激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
基本解决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并通过高产技术帮助世界解决吃饭问题，是新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中国用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而农业科技的贡献达到48％。
除了吃饭问题，新中国还解决了以下重大问题：
认真解决了中外关系问题。作为世界上陆地边界最长、陆上邻国最多、边界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中国用60年的时间，改变了几千年来“有边无界”的状况，除印度和不丹外，中国已与12个邻国确定了陆地边界。中国的边界曾被西方称为“动荡之源”，如今中国边界的稳定已成为亚洲安全与发展之本。另外，国际问题没有国际裁判。对南海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世界解决领土、领海争议的最智慧的手段与办法。
解决了一国两制问题。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体现了中国政府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台湾问题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到在“92共识”基础上“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同根同种的一母同胞在亲情上、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上越来越密切。
妥善解决民族问题。新中国以前，民族仇视、仇杀、仇恨非常严重，民国之前的各个朝代，差不多都发生过中央政府大规模讨伐少数民族的战争。新中国进行了不懈的民族和解、民族融合、发展民族经济工作，尽最大可能地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民族团结问题是历史最好时期之一。
妥善解决宗教问题。从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到承认佛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宗教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种有益的、智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根据新华网的资料：现在中国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佛教信众约一亿人。西方基督、天主教在中国也享有很大的自由。
最大的转变是世界观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世界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你死我活的斗争，到认为资本主义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可以认真学习借鉴，和谐相处。在国内体制上，坚持以生产力为标准，跳出了所有制问题三十年的束缚。这种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对待世界的根本态度的转变。上述的一系列改变均与这个转变有关。
那么，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中，中国媒体和媒体人都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二、中华文化贯穿并充盈着开放的基因
从“开封到纽约”，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意在提醒美国人，中国正在复兴，美国切不可骄傲自大。虽然文章是把开封当成一种告诫和警示，但他承认了中国宋代的开放与繁华。中国的汉朝、唐朝、宋朝是非常开放的，明朝和清朝的部分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所谓闭关锁国的时期，从历史上看，是暂时的、短期的。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着强烈的开放的心态与精神需求。凤凰卫视曾经通过“千禧之旅”和“凤凰号下西洋”，对唐僧西天取经之路和郑和下西洋之路进行万里寻踪，我们发现，只有拥有巨大知识储备与卓越气度的勇者，才可能开启如此优雅而气势宽宏的世界和平之旅。而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生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和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更显示了中国知识阶层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的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寻求真理与复兴的不懈努力。
中国留学生从1872年第一批留美的120名学生，到现在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140万。遍布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方式也从公派为主转变为以自费为主，从2002年以来，每年外出留学人数超过10万。显示了学习世界、融合世界的强烈愿望。
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和学者是宽容包容的。中国对佛教的接纳，对遣唐使的接纳与培养，以及向西方传教士潜心学习科技知识的历史镜头至今历历在目，每当我们想到怒海波涛之中，为了知识与文化的交流而与风浪搏斗的中外使者、学者们坚毅谦卑的面孔，心中都充满了说不出的感动。
开放是中国文化必然呈现的一种状态。在当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进程中，99%的媒体与媒体人成为开放的拥护者与参与者，他们的努力赢得了世界同行的尊重。凤凰卫视自成立以来，已经采访了包括中、美、英、法、俄、日等国总统、首脑在内的200多位世界政要，并按照约定，进行了全程直播或无剪辑播出，这种声音的完整传递，不仅仅是“桥”的作用，还表达了中国传媒的诚信、责任和学习、借鉴的真诚态度。
三、中国传媒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
我们注意到，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中文译为“察验真理”或“真理”，而中国的新闻改革正是发轫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当时《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国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学者胡福明说，他是准备去坐牢的。
中国知识分子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有秉笔直书、仗义执言的伟大传统，因此，中国传媒界的知识分子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个新事物，如小岗村的联产承包、深圳蛇口奖金制度的实行、民营经济第一个个体户的出现、第一个实行承包制的厂长等。这些突破“公有制”束缚的典型事例，都是由媒体率先报道，继而得到政府首肯向全国推广的。媒体通过真实而鲜活的细节，人物的生命历程与波折，预言了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建设进程。
学者展江研究对比1985年到2008年23年间中国最高领导对媒体的讲话，发现胡锦涛主席2008年到人民日报社考察、人民网与网民聊天的谈话中，有大量主张开放的元素，也有积极地调整国家——媒体关系的审慎表达，在他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中，媒体是重要的推手与改革力量：
1、“舆论导向”与“表达民意”平起平坐。民意被提高到了与“舆论导向”同等重要的地位。
2、国人称许与国际好评等量齐观。对于重大公共事件，坚持公开透明，就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可，反之则陷入被动和困境。
3、从“喉舌”、“舆论导向”到“舆论引导”。1985年2月8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中，将新闻工作性质作为中心话语，提到“喉舌”有19处；1996年9月26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通篇讲话中没有出现“喉舌”一词；此次，胡总书记的讲话也没有用这个词汇。随着整个政治体制走向民主化，“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将成为媒体专业话语对官方话语对话的一个准则。
这表明，中国传媒正在由单一的宣传功能，转变为新闻、信息、舆论、表达等多种功能；由单向传播模式，代之以双向交流、上下沟通的新模式；由说教式的宣传方式，代之以对话、交流等平等协商的方式；由封闭僵化的传播秩序，代之以开放、灵活的新秩序。
这些转变，使媒体自身也成为一支坚持开放的重要力量。
当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本着以善意揭示真相的原则，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中国媒体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报道，而中国政府也不失时机地提出，在经济规模已经完全冲破了原有社会政治体制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正如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改革需要媒体的配合和推进。反过来，改革的成果也会有利于媒体的自身发展。中国媒体将为社会转型起一种辅助的、保护的、守望的建设性作用。
四、通过三个回归保障五种权利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一个优良的政治体制必须服从于民意，而公权力也必须受到监督和制衡。
媒体公认的三个回归是：
回归以人为本。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中国将这一价值观确定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了不起的进步。国民有尊严，中国才算大国。
回归新闻规律。积极推进实现信息公开，逐步实现负面信息公开，逐步包容境内外媒体积极主动去追寻真相。信息不公开，尤其是负面信息不公开，反而会让人往更坏的方向猜测和想象。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最近3年来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财政信息公开。按照他的调查，省级财政透明度近年来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蒋洪说，“按这个速度，我国财政透明度每百年可增加16分，300年之后才有望越过及格线，达到70分。”
而国内媒体大量转载这则报道，表明媒体批评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宽容。
回归市场。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所有传媒都不是企业，而是国家养起来的宣传机构。而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传媒业的产业属性了。传媒业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达到4220.82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比2007年增长11.36%。其格局及市场规模如下：
移动1131亿元，占27%（手机报的付费用户已经超过四千万，年增长率达168%）
电视835.8亿元，占20%
报业571.1亿元，占13%
图书548.52亿元，占13%
广告公司389亿元，占9%
网络364.4亿元，占9%
期刊198.1亿元，占5%
广播68.34亿元，占1%
音像30.24亿元，占1%
传媒改制为企业，自主经营，也增加了独立性，为回归其新闻属性创造了条件。
五种权利是指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的这五种权利正在得到更多地维护保障。其形象表达是：
假故事少了，真故事多了。
从正确地做事，到做正确的事。
从自说自话，到关注收视率。
从我打你通，到以理服人。
从声色俱厉，到笑容显现。
甚至有一种说法，美国的媒体对中国是灰熊形象，又抓又打又吼，中国媒体想展示给世界是可爱的熊猫形象，虽然熊猫的“功夫”有时候也很厉害，但更多的时候是和蔼可亲的。
在“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的承诺下，更多新型民主监督形式将会通过媒体而表达。
五、技术进步保证政府贴近人民与世界同步
像以往人类历史长河中具有革新意义的信息技术发明问世——造纸术、印刷术、无线电广播极大地推进人类文明一样，数字化技术成为新世纪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力量。
目前，电视还是中国人接受新闻资讯的最主要的手段。电视受众高达十亿人。电视新闻观念的更新保证了中国与世界的同步。资讯的良性循环，促进开放性社会的形成和政治经济的进步。
凤凰卫视对911事件的全程直播，一是赢得了世界声誉，二促使中国新闻前进了一大步：央视新闻频道随之成立，大事发生时中断正在播出节目转为大事直播成为中国新闻的常态。
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达到3.84亿，位列全球第一，中文网站数量达到287.8万。移动用户6.7亿，其中有1.2亿手机上网网民，新媒介技术确保了中国民众与世界同步实时的需求与能力，赋予并进一步扩大了受众权利，影响着受众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
网络的普及和传播速度使网络成为信息透明公开的重要手段，它不需要逐级上报，也不会遭到无端扣压，只要事实准确即可上网，交与公民评论，形成强大舆论，而政府则可以透过这条管道，了解民意，疏导民意，改变“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传统模式，建立传播新的秩序与规则。
2009年9月，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涉嫌受贿在南京市中级法院受审。检方指控周久耕受贿107万元人民币和11万元港币。周久耕因对媒体发表“查处降价的房产商”而闻名，网民随后对其“人肉搜索”，并抖出其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事实。周久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
中国网民表示，“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通过一张照片，就能逻辑推理分析出官员的好坏”。这是庶民的胜利，也是一次中国政府的胜利：找到了一条新的反腐途径，对网民所揭露的事实和舆情予以重视，通过受众全方位的参与、表达与互动，唤起他们更多的认同感和责任担当意识。
技术进步还能让资讯精确地到达目标人群，使之融入更多人性化的元素，保证人性化的回归更加彻底，更加亲切。
随着宽带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新的开放，中国的媒体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使中国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民主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能向世界发出华人声音的传媒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