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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
彻底性原则主张。“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女性写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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