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飞：三十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素描00.doc

三十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素描（1978-200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姜飞

内容提要：
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美国，服务于二战以后美国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出于学术研究的初衷，于20世纪90年代介绍到中国。随着中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推广到世界范围，体现出中国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国际抱负，在这一点上，和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初衷渐相吻合。如此，融会了多种学科资源的跨文化传播学正逐渐在学理探索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阶段，从国际上来说，它从关注全球化背景，不同文化语境下人的处境开始，研究作为这样的“人”的群体的国家或组织层面上的文化传播，并逐渐将来自现实问题和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式方法抽象化，上升为一些开放性的理论模式，在跨文化交流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和提升。具体来说，是从跨文化的人际传播到跨文化的组织传播，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这样一个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当下的状态是这样三个角度并存，并从基本的概念和框架的论述，深入到现实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密切相关的论题和关键词，逐渐体现出一种从人文科学出发到社会科学研究，又再次实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密切结合的学科气质。从学科地位来看，也体现着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运动趋势。
从国内来说，是从关注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一些思想和理论开始，研究这样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学科学理合法性，学科建构，发展到现在，逐渐将中国置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现实问题和规律，反思此前引介的国外跨文化传播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开始探索从中国的本土文化资源和国际传播现实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模式。

中走向深入，同时，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也体现出其参与文化和政治建设强烈的实践气质体现国家和政府机构对跨文化传播研究重视的活动，比较重要的是2006年8月由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的“2006跨文化传播论坛”。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1月，是中国外文局直属的对外传播专业研究机构,主要开展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国际舆论研究和对外传播效果评估，承担国家社科课题和对外宣传调研任务，举办相关论坛及研讨会，开展国际交流。2006跨文化传播论坛的特点在于，官员和知名学者会聚一堂，一起探讨如何使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围绕“跨文化交流与软实力建设”的论坛主题，对“跨文化交流：日益重要的角色”、“文化传播力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指标”、“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分议题进行三场演讲。其中10位嘉宾以“跨越文化障碍，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不可低估”关于跨文化交流的思考与实践”、“排除思想障碍是文化传播的起点”、“跨文化交流之门的钥匙”、“中国文化：一个产品的诞生”、“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实力”、“‘软实力’理论和传媒全球跨文化传播”、“广告传媒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北京奥运会需要传递的中国形象”等为题，发表了他们独到的见解。论坛探讨了全球化趋势下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以及面临的紧迫问题，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文化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跨越中外文化障碍、对外说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对策和建议，在如何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方面取得了多项共识。大家共同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使得文化全球化成为可能。如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独善其身，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另外，近年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活动。在世界各地举办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年、文化月、文化周、“感知中国”等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试图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理解。今后的几年中，中国将迎来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这也将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大规模传播的良好契机，也为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实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和传播学研究引入中国30年，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似乎有必要从思想、学术和实践多个层面作一个回顾和总结，以启发下一个阶段的研究。为便于读者把握这样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整体概况，作者以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维度，尝试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作者所认可的观点，做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放在正文部分供大家讨论；如果认为正文部分过于简要和抽象，作者将形成正文结论性观点的争论焦点和分析过程放在注释部分，供读者参考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写作方法或许不同于同行已经接受的提出问题、论证过程、结论探索的方法，作者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针对30年回顾与反思这样的一个背景，将作者所接受的和初步形成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思考，用尽量简化和便于读者把握的方式表达出来，囿于作者视野和方法的局限，错误或误会在所难免，真诚欢迎就其中的问题与学界同道深入探讨。

一、跨文化传播学形成发展的时间脉络
在人类文化交流的早期阶段，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过程和规律就已经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和关注。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知识积累和视角出发，对这种现象进行阐释和说明。
从国际范围来看，地理大发现为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突破的契机，伴随着殖民主义基调的跨文化交流，其文化成果更多体现在东方学 （Orientalism或译“东方主义”）上，即贯穿着一种早期西方殖民者对文化“他者”的认识、看待、阐释和生产的过程。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股与 “东方学”力量虽不相当，但也不容忽视的东方（包括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认识、看待、阐释和生产的过程，有人将其称为“西方学”（Occidentalism或“西方主义”），虽不是很恰当，但也体现出二者的关系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后者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视野的开拓，也正从自己 独特的角度，不断为跨文化交流贡献新力量和智慧。另外，相对东方学或西方学中体现的东西方互相观照视角，也出现了类似粉饰主义 （Ornamentalism）的表述，作为西方人对自我的反思，也是对“东方学”和“西方学”的学术反拨，是西方人看西方自己，并不全认同东方学的逻辑 和观点，它把所有对“英帝国”描述的历史进行还原，返回到当时作为英帝国根基的“大不列颠”的具体政治社会结构中去解释历史，体现出英国人自身对帝国殖民 东方历史的反思 姜飞，“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渊源”，《中国社科院院报》200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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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些探索过程虽然最终没能形成关于跨文化传播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乃至学科，但却作为一个广义的思想背景奠定了文化间互相交流的思想基础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渊源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在文化研究的领域内，也存在着两个分支，都是一种文化的批判，但因为这样的批判出发点和所占的角度和理论指向不同，决定了这样的批判无法忽略语境批判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阶段，从国际上来说，它从关注全球化背景，不同文化语境下人的处境开始，研究作为这样的“人”的群体的国家或组织层面上的文化传播，并逐渐将来自现实问题和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式方法抽象化，上升为一些开放性的理论模式，在跨文化交流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和提升。具体来说，是从跨文化的人际传播到跨文化的组织传播，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这样一个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当下的状态是这样三个角度并存，并从基本的概念和框架的论述，深入到现实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密切相关的论题和关键词，逐渐体现出一种从人文科学出发到社会科学研究，又再次实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密切结合的学科气质。从学科地位来看，也体现着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运动趋势。
从国内来说，是从关注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一些思想和理论开始，研究这样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学科学理合法性，学科建构，发展到现在，逐渐将中国置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现实问题和规律，反思此前引介的国外跨文化传播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开始探索从中国的本土文化资源和国际传播现实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模式。

综合来看，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有两大渊源，一个是思想渊源，一个是现实渊源。从思想渊源来看，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后，长达300多年的殖民主义浪潮完全主宰了世界文化变迁的轨迹，奠基于殖民主义的文化传播，将原本自给自足和自我发展的文化，转变为宗主国-殖民地这样依赖性的、依附性的文化发展模式。举例来说，马可波罗来中国之前，中国在世界其他文化中的地位，是一个“文化他人”（cultural other），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邻居；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将原来平等相处，各自异国情调视野中的中国文化转化为某种“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将其人民视为商品潜在的消费者，将其资源视为我的资源宝库，将其国家的发展捆绑在自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道，并不负责任地认为这些依附国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并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把这样的思想灌注，以至于当20世纪末期领土殖民全面撤退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实现经济掠夺所决定的发展的依附性，由这样的思想灌注所决定的思想层面上的自我殖民而实现实际上的控制。这样的一个背景，我将其概括为当下跨文化传播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后殖民语境（姜飞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殖民主义彻底改变了世界文化的生态，不仅使得原来原生态的殖民地文化内在的一些合理性完全消失，而且，作为强势一方的殖民者，也因为这样的非人性的殖民过程，培育发展了某种非人性的单向度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过程一直延续到现在，并将继续延续下去。具体将持续多久，将取决于对这种殖民主义文化背景或语境的认识和批判程度。
如此，当下和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后殖民语境的批判将贯穿始终。尤其是对于作为第三世界曾经经历殖民历史的中国学者来说，这样的语境批判意识更是不可或缺。
这样的意识决定了，当我们审慎地看待跨文化传播学这样一个完全的舶来品时所应该具有的理论批判意识。包括被视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基石的一些理论关键词，比如齐美尔的“陌生人”、帕克的“边缘人”和后来默顿所提出的所谓“世界公民”等（参考史安斌，“从陌生人到世界公民：跨文化传播学的演进和前景”。《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1期），在技术和文化为当下所谓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程度不等的便利和发展机会的时候，反思殖民主义给人类不同文化发展途径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反思这样的影响所决定下的人文社会科学扭曲的发展轨迹，从中提炼出某种相对客观的，或者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轨迹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就不仅仅是研究的一个视角问题，而且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样的一个学科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问题。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批判的意义所在。
，激励和推动着人们对跨文化传播学科规律性和未来特征的关注和思考。
“二战”以后，“文化传播”逐渐取代“文化殖民”作为思考和处置跨文化行为的视角和途径。尤其是大众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张，使得“文化 通过媒介表达了什么，文化试图通过媒介表达什么”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4.

，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文化的“跨国性”和“译转性” 姜飞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 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特征成为理解当今跨文化交流的核心概念。另外， 大众传播媒介自身文化产业的性质也决定了跨文化交流作为经济贸易、殖民统治、政治影响力附属地位的思路已经不符合当今的现实，尤其是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日益 不得人心，深度的经济贸易往来遭遇文化瓶颈，国际政治文化从两极走向多元的背景下，文化的传播已经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问题，文化战略也上升为人类的一种 生存战略。
     在这些思想和实践的推动下，有关跨文化传播相对系统观点在20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形成。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955年首次将 intercultural和communication并置在一起，从人类学的实践奠定了直到现在被称为“跨文化传播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的学科基础，其《无声的语言》一书也被公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霍尔的贡献
一般来说，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将霍尔看作是奠基人，《无声的语言》不仅是其代表作，也被称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个新兴领域的奠基之作——尽管这本书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清楚地朝向这个目标，甚至其最初面向的读者都是普通大众而非学者。该书在出版前名字就换了几次，先是“文化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Culture），后是“文化：新的边界”（Culture: The New Frontier），最后才定为“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但若有人试图说清楚为什么霍尔是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人，以及为什么产生于人类学领域的跨文化传播没有在人类学领域而是最终在传播学界得以繁荣发展起来？还得花费一番功夫才行。
举个例子说。我们都知道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佳·查·斯皮瓦克（G.C.Spivak）、霍米·巴巴（Homi.Bhabha）。其中，萨义德被称为是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其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是代表作。但通读《东方学》，全书只有两到三处提及“后殖民”（Postcolonial）。换句话说，一个对后殖民理论一无所知的人初看《东方学》，是很难将这本书与后殖民理论直接挂起沟来，也就是说，萨义德、《东方学》和后殖民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研究界业内人士的看法，不管是奠基人还是“三剑客”的说法，都是通观文化思潮演变和后殖民理论的成熟过程而后提出来的带有综述性的结论。
如此，再来看霍尔、《无声的语言》和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我们发现，三者的关系和上述的例子基本一致。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当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推动理论的研究已经将“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建制提出来并引起广泛注意乃至深入研究的时候，霍尔的开创性思想和著作面临被肢解的可能，即，原来囫囵个儿来看待的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迫于实践和理论深化的需要，就需要拉开距离，将其条分缕析来看。
这时，我们意识到，霍尔对当前美国传播学界（前提很重要）“跨文化传播”研究和实践方向的贡献就体现在：
第一，和其同事特瑞格一起，汇合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共同缔造了后来被称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及其研究范式。并通过他的努力，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推介到美国和日本的学术界；
第二，将二战前后美国从政治、军事走向世界的文化交流实践中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对外援助水平和效果）提升到理论上来看，找出其中的问题和出路；
第三，不仅发现了问题，还提出一个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看待和分析乃至解决问题的分析模式（文化的三个层次以及“组分”概念等），将文化与传播密切结合，建构了一个逐渐走向世界文化深度影响前景之初的理性分析框架。
在FSI工作期间，对霍尔影响较大的一个同事是乔治·L·特拉格（George L. Trager），一位语言学家，从1936年到1941年，师从耶鲁大学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L·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作博士后研究。研究者认为，霍尔和特拉格共同建构了早期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研究范式。现在看来，相比其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来说，特拉格的思想和沃尔夫更接近。他们对美国西南部的本土美国语言有共同的兴趣，沃尔夫感兴趣的是霍皮语（Hopi），特拉格感兴趣的是泰诺恩语（Tanoan）。这使得霍尔有机会直接面对语言相对性概念，也就是沃尔夫所强调的语言对人的思想和意义的影响过程。霍尔后来总结道，沃尔夫的贡献在于探讨语言对人类思想的作用，而霍尔自己的贡献则在于探讨非言语传播对人类行为的作用（Everett.M.Rogers, William B. Hart, Yoshitaka Miike, Edward Hall and the Histor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Keio Communication Review No.24, 2002.）。

。到了 20世纪70年代末，“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文化学者的推动下在传播学领域得以形成。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 有关这个称谓，因为对应英文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文化，一个是传播（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在汉语中有交流、传播、传通、交往等不同翻译；而从文化角度来说，这个研究领域又有cross-cultural, intercultural, Trans-cultural, culture in between等不同的表述。故而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或可称为文化间传播（交流），但因为“跨文化传播”基本约定俗成，这里就采用此表述。另外，有关上述这些分歧，笔者另外有专文论述，“跨文化传播研究学理暨研究旨趣辨析”，见2007年8月由中国传播学会和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主办高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从时间阶段上晚于传播学，但从思想渊源和学术渊源 “跨文化”视角，最早缘起是19世纪文化人类学家所探讨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又译“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际”），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的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出版，该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但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二战”结束近30年的时候，“跨文化传播学”才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文化学者的推动下得以形成。体现在，“国际交流和跨文化传播问题委员会”作为 独立的研究协会的出现，专业刊物的创办，学术著作的大量出版，大专院校跨文化传播课程的开办以及跨文化传播这一视角在学术界的认可等。据统计，1977 年，美国有450多个教育机构教授这门课程，并开始根据跨文化传播的实践问题设计面向社会的培训课程（关世杰，“谈传播学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更准确地说，不是文化学者是传播学者——作者注）。）。
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引介，首先体现在一些国内学者的著述中。据观察，我国台湾地区对这一学科的介绍较早一些，1982年出版了汪琪著的《文化与传播——世界村里的沟通问题》。大陆对这一学科的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中代表作有胡文仲主编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英文，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段连城著《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中国建筑出版社1988年），《怎样对外介绍中国》1993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Selected Reading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90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关世杰著《跨文化交流学——体构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这一学科的介绍过程进行了较全面的综述。蔡帼芬，徐琴媛主编，《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北京广播学院2003）。姜飞所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则对跨文化传播在中国进行研究和传播的语境进行了专项研究。
其次体现在对跨文化传播经典著述的翻译上。爱德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重庆出版社1990年）的出版为标志。译介方面的代表著作还有：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领袖人物，美国圣地亚哥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拉里·A·萨姆瓦等著《跨文化传通》（陈南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8。）和《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拉里·A·萨姆瓦等著，麻争旗等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以及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作埃德蒙·利奇 著《文化与交流》（卢德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德国学者马勒茨克著《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潘亚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相对于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群体的著述来看，引入中国的还只能算是冰山的一个小角而已。而且因为时间和人的因素，从关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野的具体的对跨文化传播理解的深度广度上存在的问题，造成很多本该属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范畴的某些经典文献并未介绍进国内学术界，这是一个遗憾和损失。
80年代末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等大专院校相继开设跨文化交流学的课程（关世杰，“谈传播学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跨文化交流学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

上来看，则早一些。国内的一些研究者认为，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跨文化传播学（交流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整体而言，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跨文化交流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还处于初创阶段，形成一套权威的各家认同的跨文化交流学理论，尚待时日”关世杰，“谈传播学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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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线索
作为跨文化传播学母学科的传播学，不管是理论术语、研究方法、研究指向都是舶来品。当前，在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传播学一样，正处于一个中外学术对 话性质的本土化过程中，它秉承了多学科对话气质和开放性思维，以传播学为基础，融会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认识资源，面向不同层面 的跨文化问题，进行着实践问题的探索和学科学理的建树。
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发端于语言学从语言学领域来说，在中国，语言学的转向和传播学的提升几乎是同步的。这体现在，1997年，原国家教委在修改学科目录时，将“传播学”从原“新闻学”下的三级学科，改为一级学科；在这同时，“应用语言学”也从原二级学科“外国语言学”下的三级学科，改为一级学科。语言学的这一转型意义在于，“应用语言学正式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普遍培养多层次人才的一个学科，而不仅限于外国语言教学和研究单位；‘应用语言学’的广义性得到了教育部门的正式认可”（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总序”）。
语言学从原来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脱离社会现实的结构主义纯形式主义研究范式，发展到关注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更加关注语言的社会文化属性的研究。就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生活中浮现出的诸多新的现实，比如大众传播媒介的产生和社会影响，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大众媒介话语的社会文化功能，关注不同文化接触的时候，大众传播媒介介入语言交际的方式、角度和效果，“结合文化背景，解释当前或历史上一些语言现象，分析汉语词语和句式的文化内涵，研究中外文化的对比和互相渗透，就成为文化语言学和语言跨文化交际所关注的內容”（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第3页）。
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开放层次和文化传播诉求阶段上，都还是比较低的。打开国门的中国人，迫切需要一切能有利于我们走出去的文化他者的信息，于是，语言作为开放交流的工具，语言学研究领域最先感受到这种需求，开放后国际交流往来的增多，也让语言学领域积累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于是，以胡文仲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的跨文化传播（交际）研究者出版了一系列的跨文化交际的书籍，发表的论文也不断充实着如何与文化他者进行接触、交际乃至交易的信息。语言学领域对跨文化传播领域的贡献是卓著的，1995年在哈尔滨成立的“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代表着一个高潮，至今已经主办了7次全国性的跨文化研讨会。
我们看到，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个分支方向之前，来自语言学、文化研究、人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的方向形成了合围包抄之势，共同对传播学领域的跨文化传播提供资源和方法的同时，也对本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诸多的挑战。从语言学到传播学的变迁，体现出一种关注视点的变迁：从语言学规律出发，关注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规律和功能——从传播学规律出发，关注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化变迁的互动，（1）新旧媒体对文化发展变迁的作用；（2）不同文化制度或模式下媒体的发展变迁规律。从中归纳出大众传播媒体产生以来，因了它的产生而对人类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以及人类文化发展整体未来趋势可能的影响和作用。
英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认识到，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语言的现实运用的确是很重要的，但构成人们使用语言的潜规则的研究似乎更重要。很多人认为个人报道式传播方式等同于语言的使用，但这样的观念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尽管很多人对如何使用一种语言有非常非常近似的认识，比如说得更清晰一些等，但不同的语言自身在面对这些所谓的共识时还是有不同的处置惯例；其次，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人们想怎么说和实际上是怎么说的之间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是Helen Spencer-Oatey 在其课题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s of the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al Principles (SIPs) underlying Language Use中的表述。）。
，奠基于文化研究、人类学、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甚至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和落脚于传播学在新闻传播学界，2004年6月6日—7日，“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组织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来自祖国大陆、台湾、香港的10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大众媒介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理解”，其目的在于，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现状与问题，反思现实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帝国主义，探寻在相互沟通、理解、尊重基础上的世界多元文化发展道路；分析在社会权力、种族、性别、宗教、年龄等方面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充分理解社会各方面文化的特点，为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思想资源。归结为一点就是，“寻求多元文化认同的媒介空间”。这是一个既符合人的理性又能回应现实问题的目标设定，在这一目标之下，学者们对跨文化传播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2006年7月7日至7月8日“跨文化传播：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课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北政治大学召开，活跃在港台以及国际学术界的一些主要华裔学者出席发言，大会主题认为，全球化时代，媒介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使得国际间的交流愈加频繁，国与国之间的藩篱也逐渐消失，在新媒介时代，传播研究学者应以全观的角度与全球的思维来检视与探索传播现象。研讨会以“跨文化”为出发点，邀约了美国中国、台湾、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40位国际知名学者，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议题进行交流与对谈。主要议题有九个：全球化媒介：现况与趋势；新媒介科技：发展与影响；不同文化之新科技采用情形；媒体教育：全球化观点；政治传播；广告与消费者研究；组织与传播；公共关系；全球化的新闻工作者。该研讨会的解题之语中，体现着全球化时代、新媒体时代以跨文化视角来看待当今传播问题的特点。
即使是不以“跨文化传播”为大会的主题，实际上从分支议题以及论述的焦点问题上，也都反射着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视。比如由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牵头主办，浙大城市学院新闻系、宁波理工学院新闻系协办的“传播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4月23日到25日在杭州召开。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港澳台地区和大陆等新闻传播界的著名人士和中青年精英120余名代表共聚一堂，就“传播与社会秩序”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本主题有：国际传播新秩序、战争·恐怖主义·大众传播、传播生态、媒体文化批判、传播实务与社会影响等。在信息传播社会里，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传播带来的新挑战，提出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理论构想，进而采取相应措施，遏制西方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霸权等，不仅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另外，截止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连续主办了9届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很早就提出跨文化传播的分支议题。其他以“国际传播”、“媒体与文化”、“对外传播”等为主题的会议更是不胜枚举，都从不同侧面提供着来自不同领域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考。
。起势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内政策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的抱负。综合来看，人类学是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渊薮，语言学是跨文化传播的武器库，国际关系和文学、媒体是跨文化传播的战场。
总体来看，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国内的问题意识，是从理论研究的需要出发引发的问题，不同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最初产生时的起源于实践需要的问题举例说明。
有学者提出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值得关注的六个问题，分别是：两种文化的异同、两种文化的冲突点、科技对交流的影响、文化的延续与变迁、文化的交流与控制、文化依附和文化自立（关世杰，“谈传播学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这六个问题几乎都集中在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似乎对当下日新月异的大众传播媒介投身于文化生产的火热现实关注不够。
有学者深刻意识到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值得关注的八个前沿问题，分别是：（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 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 Anderson）、科林斯（P.H. 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相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 （6）提出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主权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以及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左翼传播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 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吴予敏，“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1期）。
我们发现，除了第一个有关跨文化传播的量化培训涉及到具体的现实问题之外，其他的七个问题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宏大＋意识形态性。和霍尔与特瑞格等人最初在美国联邦对外服务局（FSI）的人类学家关注的问题的最大差别就是，霍尔等人基本上是从提高美国派出人员的跨文化交流水平为目标，思考文化与传播的关系，而更具体的，基本都在有关培训的课程和培训过程的思考上。
。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需要从几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其发展的历程。

首先，从跨文化传播研究者的背景来看。大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分支领域，其一，是语言学领域，一般以“跨文化交际学”作为通称；其二，是国际关系领域，一般以“跨文化交流学”为通称；其三，是传播学领域，一般称作是“跨文化传播学”(或文化与传播研究)。其他的，比如人类学和哲学领域的研究，则一般称为“跨文化研究”，少了传播这个视角。
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一般有三个，其一，是结构主义的宏观定性研究 （1）结构主义宏观定性研究
结构主义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之一，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它体现的气质是将科学主义传统或科学观运用于人文现象的观照，将科学主义的条分缕析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试图找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文化内部决定这些不同，决定各自生存状态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主要是一种思维方法，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我们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结构主义的缘起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有关语言学研究对象分割为“能指”与“所指”，这个语言内部的二元对立结构如果推广到所有的语言，似乎告诉我们，虽然语言和言语的多种多样构造了文化的多元化，但每种文化内部都有共同的内部结构，即语言，换句话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内部的游戏规则，这样的游戏规则都通过语言体现并整合起来。
由语言学的这种二元对立结构特性出发，来自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逐渐将“结构”的理解进行特殊的界定。比如发生心理学的创始人，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1896-1980）对“结构”有三个基本概括：即结构有整体性、转换功能和自我调节功能。具体说来，整体性是指结构整体中的各元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各元素在整体中的性质，不同于它在单独时或在其他结构内时的性质。转换功能是指结构内部存在着具有构成作用的规律、法则等。
皮亚杰的概括基本辐射了围绕元素的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元素与整体的关系、元素之间的关系、元素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的思路是：第一，元素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元素是一个丰满自足的个体主体性，具有自我生息繁衍的能力；第二，这个具有丰满主体性的个体本身和特性构成了整体的结构，使得整体中的个体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方构成整体；第三，这个个体的主体性还表现在，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是有条件的、动态的，意味着个体的主体性将因为语境的不同而有表现层面的不同，最终表现是在和不同结构、不同语境、不同整体下表现的主体性的差异。
这个基本思路决定了，结构主义的思想在文化研究中，具体表现为文化研究的整体观、结构观和恒定观。所谓整体观，即在看待文化现象时，要从一种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结构观，即在这个整体的语境下探询整体之为整体的内在结构，而且，这个结构还是一个深层恒定的东西。
实际上，早期的人类学家，包括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家，内涵的就是这种结构主义思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被称为奠基人的霍尔表现得比较明显。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群体。
比如结构主义的整体观。从霍尔的早期著作中我们能体会到，其研究对象是“美国人”、“印第安人（从霍皮人、纳瓦霍人出发进行概括）”等群体，对阿拉伯人、拉美人的关注也是从这样一些整体概念出发进行的，于是，就出现了诸多这样的表述：“美国人怎么怎么样”、“印第安人怎么怎么样”。比如，“美国人通常把时间看作一条道路或一条带子，它不断向前延伸，人们沿着它走向未来。”“我们美国人不仅爱切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