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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

吴承明

六十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颇盛，有不少新著。本文仅就作者所知，从研究方法方面，将各学派的理论和实用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经济计量学派

经济计量学已有数十年历史。其用于历史研究，则系六十年代在美国开始；用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尚属七十年代之事，亦主要在美国。美国老一辈学者如费正清等，仍用正统史学方法。珀金斯(Dwight H.Perkins)196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发展史》有论计量法的阐释，但主要是用传统的统计学。再年青一代的学者则几乎都热衷于计量史学了。计量史学于七十年代传入日本，并成立计量经济史研究会；但主要是研究德川时代的日本经济。用计可量史学研究中国者，仅见清川雪彦关于中国棉纺织业的著作；惟著名宋史学者斯波义信，近年来亦从事计量研究。在欧洲，巴黎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荷兰莱登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均有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也主要用传统的统计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的基本方法是设定数学模型，从统计数据中找出参数，以求所需变量值。但在历史研究中常患统计数据不足。其研究中国经济史者，尚未见有真正的数学模型。埃尔文(Mark E1viE)1972年提出晚清中国农业的“高度平衡机括”(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理论，在汉学家中曾轰动一时。埃氏虽用投入产出法，但所设定者仅为一数理模型，并无参数(作者在《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9期曾有文评介)。1984年许内曼(Ra1ph W.Huenemann)的《1876-1937中国铁路经济》，用计量学论证铁路的经济收益，其法可简化如图一。

图中AB为铁路运输边际成本，OT为与经济组织及普通人民发生联系中，所感兴趣的是产生利润。另一方面是中央银行，作为管理经济的机构之一，应该制定货币和信用政策，并管理货币发行。最后，还需要有一个利率政策，通过利率，广泛地影响储蓄存款的水平以及货币和资金市场。
在价格制度和财政制度(特别是周转税)改变的同时，对收入和盈利的管理必须更新。
为了实现诸生产要素的有利结合，正在增加公司的对雇佣劳动的支出(税款)和减少对利润的收税和对资金的征税。净收入的结构变化将相当大地改变收入比例。匈牙利苦于劳动力严重短缺，但直到现在，使用劳动力的成本还是往往鼓励了过多使用劳动力。
将来，职工收入的较大部分将依靠公司的利润及经营成功的程度。另一方面，在大公司里，允许在公司内建立合伙组织来承包特定任务，例如，各种组装或'维修的技术任务，报酬通常是定为一次性付给的总金额。这给成功地完成任务的合伙成员带来较高的收入。合伙组织的建立和挑选任务的活动是自愿的。这样，即使在职业相同和资质相同的工人之间，收入也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别。这取决于他们在哪儿工作，和他们的产品的形式。这种收入的较大差别，能鼓励有效率的劳动力重新组合到现代化的工厂中去，并推动工人增加成果。
公司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发生重大变化，其前提条件是有活动和决策的更多自由，以及从行政当局接过越来越大的责任。工厂的决策权正在扩展到这样一些领域，如选择企业的形式，对某些价格的决定，移动资金，偿还通过债券和其它方式得来的资金，资金联合，收回资金，设立子公司，公司合并，增加工厂资产，销售，直接出口权，建立工人合伙组织，等等。公司总经理的职位是谁来担任，通过竞选或是选举，由竞争来确定。
继续经济改革与民主化
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大进步，是它给个人的自发活动规定了更大的范围。匈牙利农业上取得的进步，己证实这种自发活动不仅可以满足需求和消除短缺，且还可以开发个人、家庭和小集体的才能，并提高经济核算的思想。它使个人不仅仅是通过他所在的工作单位，而是直接参加社会的经济活动，没有这种初步的锻炼，个人和小集体是，不可能理解国民经济中的复杂关系的。因为在集中的经济管理制度下，生产任务只是由权力当局指派的，缺少经济核算和经验的思想状态，不能使人很仔细地了解经济政策。自发活动的结果，是人民不再期望上面来解决各种问题，而是自己发挥主动性，对经济形势的改造作出积极贡献。
经济改革的继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事务，而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大事。
第一，经济和政治是相互依存的。组织经济过程的方式，对政治结构问题有强大的反作用；我所讲的是给定的经济体制内的政治结构。如果组织经济过程，而不考虑经济势头的动向和利益关系，那么当局必定通过既定的政治结构，按制度行使控制力。在一种考虑到经济关系和利益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当局应更少地干预，并且干预时是依靠使用经济方法。这样，造成了更适合于发展政治民主的形势。
第二，经济权(决策权和权限范围)和收入的再分配，在任何社会都构成很复杂的问题，影响已建立的社会均衡关系，某些部分会有所得，另些部分则有所失，或至少是感到有所失。
第三，必须考虑到，对恢复经济平衡所采取的政策，广大的公众已经要忍耐不住了
第四，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已在运输量，OP为传统运输(大车、驼运、水运等)之运价，OP’为铁路运价，则铁路运输之收益为PBP’，其值为1/2(OP-OP’)OT。二、三十年代大车、驼运之运价每吨公里自0.08元至0.32元不等，平均按0.10元计。1933年固有铁路运价平均为每吨公里0.02元，运量为2896百万吨公里。以此计算铁路运输之收益约为1/2(0.10—0.02)2896=116百万元。

尚可举肯特大学王业键教授研究清代粮价之例，其法简如图二。图二A指1740—1830年间(乾隆)，粮食供给量由R增至R’，但因大量白银进口，货币量由M增为MF，故粮价由P升为P’。图二B指1850—1870年间(咸丰同治)，因太平军战争，粮食供应量由R略减至R’，而货币量又由M增至MF，故粮价猛升。此模型亦无参数，但王业键收集了约50万件各州府的粮价报告，P的值比较确定；又白银量已有不少研究，M的值也比较清楚；故品粮食供应量没有数据，仍能论证。
目前国外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使用最多的是连续变量的指数、长期趋势和发展速度等指标，这都属于统计学范围；只因历史上统计资料甚少，大都要采用直接间接方法估计，因而带有计量学味道。近年来更广泛应用最小二乘法作回归分析，通常用R2表示。由于计算R2须有各系列数字的标准差，因常用标准差研究经济系列的变量，较之指数、平均值更为精密。兹举一些简单事例。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研究明代里甲制，各里的户数不一，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籍。如许州，文献有七个县的里数(系列A)和该七县的户数(系列B)，里户关系如图三，两系列的R2=0.99，即非农业人口极少。广东13个县的里数与户数系列，R2=0.96；山西西部26个县的里数与户数系列，R2=0.94。
高鹏程(Thomas Gottschang)研究外贸量变动(系列A)与铁路运输量变动(系列B)的关系。1902—1931年，在东北，几乎同长同落，R2=0.95；在华北则R2小得多。这方法因又可作为因素之分系。如在东北，外贸变动因素中95%可由铁路运输显示出来，其他因素如灾荒、战争等均不重要了。华北则否。
罗斯基(Thomas Rawski)研究棉纺织业利润与投资之关系。他逐年估计1913—1936年华商纱厂之利润(系列A)，而以逐年纱键数代表投资(系列B)，结果二者关系甚小，R2只有0.15—0.17。盖纱厂利润多用于业外投资，甚少扩大再生产。他又用钢铁、水泥、机器之逐年消费量代表现代工业之回定资产投资(系列C)，结果A与C之R2竟达0.86—0.91。
R2又用来检验研究结果。如一种经济变动(系列A)己找出其变动因素(系列B)，两者之R2=0.90，即表明90%的变动原因已被说明了。若R2仅得0.20，则表示只抓住次要因素，还有80%未被说明。进入研究之因素数经常少于实际存在之因素数，根据信息论原理，可以一定的公式将R2值修订(放大)，以显示效果。上述罗斯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者即修订值。惟此法学者有不同意见。
经济史现象多半表现为一定的量，并多是连续量，用计量学方法可以观察入微，并可区分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但计量学用于历史有很大局限性。经济计量学需充分的统计数据，不能象研究自然现象那样可在实验室中用控制因素办法模拟环境进行计量。在研究现实经济和预测时尚可有一定的模拟，历史研究中则完全不能模拟，亦不能预测。美国史学家有用反拟研究法(Conterfectlireapproach》者，常受批评。且宏观模型在历史上几乎不可能，目前研究经济史者亦只限于部门或微观经济。
计量学派的研究对象只是生产力，不包括生产关系，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又计量学派一般只见量变，不见质变；追求历史的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也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七十年代自托姆(Re Thom)以来，已逐渐在数学上解决突变、质变问题，但是用拓扑学方法，尚难用于历史。
总之，经济计量学可用于研究经济史，但有很大局限性，从宏观上说，仍需依靠正统的定性研究。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海迪(Ralph Hidy)说：“没有以往史学家所作的质的研究，计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因为没有过去研究的成果，便很难设定近似事实的模型。”

区域经济和周期理论
这可说是八十年代出现的最新学派，是把经济发展的空间与时间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但分别说，区域经济和经济周期的理论却都是源远流长。
区域论脱胎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1842年冯图恩(J.H.Von Thanen)的《土地经济学与国民经济》首先从地理、地形上解释经济发展。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出现传播论(Transition)，接着出现区位论(Location)，五十年代有洛施(August Loch)的《区位经济学》，地区经济的理论逐步形成。周期论可溯及熊彼特的创新论。1926年康德拉捷夫提出大循环理论，1934年熊彼特的《经济周期》即采用“康德拉捷夫周期”一词，又称长波论。他们都是讲资本主义。1960年罗斯托发表《经济成长的阶段》，溯及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或阶段)的理论可谓完成。
将这两种理论用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当首推史坚雅(William G.SKinner)。他在1965—1977年研究晚清中国农村、城市、市场问题都是用区域经济理论，1980年写《市场和地区经济结构与发展》则把周期理论结合进来，解释其发展变化。又郝若贝原研究宋史，后及唐、元，1967年发表《中华帝国的经济周期》。也是在1980年，他写了一篇由宋到明的文章，把史坚雅的区域理论结合进来；1982年完成《从宋到明中国人口、政治和社会的演变》，成为“空间与时间”研究方法的代表作。
其方法是，将中国分为西北、华北、东北、长江主游、中游、下游、西南、东南、岭南九个大区，每大区都有独立发展经济的条件。每大区都有核心区core和边缘区pe-Hphery，经济的发展一般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推广。大区内和各大区间是由商品市场、装动力转移、土地经营(跨地区地主)联系起来；主要是市场联系，有地方市场、集市、区域等八级市场，形成一种等级性联系(hie-rarchic system)。
各大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周期性的。周期由四个阶段组成：(1)边区阶段(Frontier Ee-titlement)；(2)大发展阶段；(3)衰落阶段4)平衡阶段。如西北区开发最早，唐开元后处于平衡状况，宋以后衰落。华北区的大发展在中唐，宋元丰以后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岭南在唐代还是边区，宋开始大发展，南宋末衰落，西部甚至回到边区状态，明后期又大发展。故各区之发展不是同步的，而是封闭的(AlMarkic)。一区发展时，边缘快于核心，衰落时，边缘也先衰落。选50个州府，在发展与衰落阶段，核心区(系列A)与边缘区(系列B)的R2=0.90；但在平衡阶段，R2值极小。
这种理论建立后，西方不少学者进行了地区经济史的专门研究，尤以研究长江中、下游者为多。研究结果，对周期论产生不少怀疑，乃至有否定周期，只承认趋势者。又周期既成理论，应有其本身的规律(原来的大周期、长被论都与技术革命有关)，但各家研究难见规律。
中国之大，研究全国多空论，分经济区研究是个好方法，较之按行政区为佳。核心—边缘理论，作为研究方法，亦颇有用。从时间说，历史发展绝非直线，总有盛衰，形成周期。尤其新技术革命以来，周期论受到重视。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然再区域经济论是欧洲传统。欧洲自西罗马帝国回灭亡即处于分裂状态，以迄于今。欧洲经济史历来是区域经济史。中国则很早就是统一的大帝国，回制、赋役、货币以及法律、科举、文化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区域经济论的非同步、封闭性等概念完全否定统一性，又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反作用，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至于经济周期理论，只涉及生产力，否认生产关系的变化，若是，则人类历史只是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都没有了。这岂是经济史?
社会学派
社会学方法用于研究历史，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生活、文化以至精神状态等为考察对象，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其原意在避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等影响，研究人类本来面目，故常选非开发地带。但二次大战后，情况有变，领域扩大，注意各民族、地区的对比，因又称“空间史学气”。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历史长期受韦伯(Max Weber)的影响，即中国是个孔夫子和儒教国家，没有创造、竞争力量。其后的研究则以家族制度为中心，认为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兹以对绅士的研究为例。美国学者所谓绅士主要指上层，即欧洲所称elite。有人认为绅士阶层是个社会稳定因素，有人则从科举制度出发，提出它的流动性。二次大战后，1979年出版贝蒂(Hilary J.Beattie) 的著作，以桐城绅士家谱为主要资料，提出土地占有、经济特权、重视回产、轻商等论点。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乡绅”，则兼指下层的生员。在战前，主要是把乡绅作为政治的、社会的势力，有所谓“超历史的官民之媒介”的说法。二次大战后，主流派见解是从封建生产关系上给乡绅“定位”，因出现田中正俊、重田德的“乡绅土地所有制”“乡绅支配论”等论点，认为封建后期，皇朝一部分权力让与了乡绅。
再举一例。日本石田浩，研究华北、江苏、台湾农村，以村落为对象，并注意庙宇、祭祀、婚姻等问题，认为村落是中国农民的社会共同体，并由此形成水利共同体等。村落共同体概念在日本有传统，显然受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影响。西欧学者，则多受二元经济论的影响，即亚洲国家除引进西方现代化经济外，又保留大量的传统经济。法国白吉尔(Mariechire Bergere) 将旧中国分为“口岸中国”和“内地中国”进行研究，即属这种方法。1980年美国学者召开“中国粮荒史”讨论会；法国威尔(Pierre Etienne Will)研究中国灾祸史，亦是社会学方法一例。
人口学亦属社会学范畴。中国历史上人口资料丰富，世所罕见。目前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史者，无不借助于人口资料。惟有用得过滥之感，往往以人口增减决定经济盛衰。如所谓核心——边缘，实际是由人口密度导出，所谓周期，也常是人口周期。
社会学方怯，领域广阔，大有可为。但亦有其局限和缺点。这种方怯主要是静态分析，而经济史则变量大。又其研究对象多属上层建筑领域，且甚少涉及生产力，故只能作研究经济史的辅助方怯，否则会倒因为果。例如从乡绅家族关系导出土地所有制，在方法论上即属欠妥。

结构学派
结构学派的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进步，还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否则产生结构危机。随着第三产业增大，结构学派又特别注意运输、贸易、金融、信息等服务行业，即所谓功能学说(Function theory)，一国经济之发展，就看这些功能的效率如何。调整结构主要通过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因而政府的作用在结构学派中占重要地位，从此又产生混合经济结构的理论(有私人经济又有国家经济)。
在经济史上，结构学派把经济发展视为结构升级，注意分工和专业化。并主张利用本国地理、资源、人口素质等特点，形成不同结构的国民经济，非必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
结构学派是个新学派，用于研究中国经济史者甚少。瑞金斯的《中国农业发展史》曾论及明清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这一点我们过去注意不够。不过西方学者，县非必结构学派近年来都很注意功能学说，特别是市场的作用。因有宋代发生“商业革命”的说法，把宋代经济的发展归功于市场。对明清史，如马若孟(Ramon Myers)对河北、山东农村的研究，伊夫林·罗斯基(Evelyn Rawski)对湖南、福建农村的研究，都强调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未免过分。近代史方面，不少人研究外贸、航运、铁路对中国经济的作用，近有梁(Ernest P.Liang)专论《铁路与中国农业发展》。而于银行、信用制度、通讯事业，则多数认为发展不足，没有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美国的诺思(Douglas C.North)将这些功能的作用归结为运转成本(Transition Cost)，国民经济的进步，要看能否降低运转成本。在旧中国，运转成本一直较高。
把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或不发展归之于国家结构、政府政策，这种看法很普遍。在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和中国学者差不多，注重田制、税制、律例、理财家等，并有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会、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等组织。在西方，1972年有柏拉兹(Etienne Balazes)的《中国文明与官僚主义》一书，研究了官工商业、重农抑商、科举制度等问题，并归结为绅士阶级与商人阶级的对立。但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经济并不占重要地位，赋役也不算重，专制并不厉害。封建政府对维持社会经济秩序还是较有效率的。这大约是与欧洲中世纪对比而言。至于近代，日本学者中岛太一、芝池靖夫、石岛纪之等对官僚资本都有专论；美国学者则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多有论述。
此外，国内学者尚有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者，但我尚未见到国外学者用这种方法的著作。
余 论
1984年秋，美国学术团体会议(ACSS)召开关于中国经济史的国际讨论会，我曾有段发言：“从方法论说，有新老之别。新方法自有新的内容，以至扩展新的领域。但对研究历史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应予放弃。我们讲百家争鸣，是包括方法论的。司马迁至今仍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其方法仍被采用。乾嘉学派在五十年代曾被批判，但最近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仍采用他们的方法，尤其鼓励一些青年学者，作些考据功夫。”
对国内史学界来说，我觉得在方法上是狭隘了一些，宜广开眼界，吸收各种方法，丰富研究的内容。但有三点看法：
第一，每种方法论，实际都代表一种理论，一种学派，以至是产生于某种理论和学派。因此，对每种方法，都要从其理论根源、思想根源上加以检验。这种检验的标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
第二，方法论虽与理论、学派关系密切，但仍有其独立性一面。现在许多新方法，如计量学方法，以至系统论、控制论等，原来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本身含有唯物的因素。区位论、阶段论或长波论，是从生产力出发，以技术革命为背景，也有其唯物的成分。这些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检验，了解其局限性和应用范围，即可应用。
第三，就中国经济史来说，直到今天，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恩格斯说过，要先研究事物，然后才能研究过程。今天我们对许多历史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太清楚，需要一事一物地进行探讨。这种研究，就是定性研究。在这方面，传统的历史方法，文献学的，方法，考证的方法，都是必要的。研究历史过程也是这样。我们的条件是：文献丰富，而数据不足。与其空论，不如务实。务实就是在史料上、在文献上、在考证上下功夫。
总之，我觉得新老方法不可偏废。在定性研究上，恐怕还是要以传统的方法为主。有了大体的定性研究，最好再作定量分析，以检验结论是否正确，或加以修正和补充。其他方法，可作辅助方法，或用于专题研究。切忌故步自封，也不宜喜新厌旧。

《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