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红楼梦》中“芒种”的日期？.doc

如何理解《红楼梦》中“芒种”的日期？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有两处明确写出了交节气的日期。一处是第十一回中的“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另一处在第二十七回，原文是：“次日乃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对于前者，许多研究者不予理睬；而对于后者，他们却怀着浓厚的兴趣。由于二十四节气的日期在中国农历中逐年不同，于是他们便对照“万年历”考证了《红楼梦》中“芒种”所在的年份。结论是：作者笔下的“四月二十六日”属于清朝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该书第18—53回所演述的故事就是乾隆元年“贾府”的生活情景﹙下文简称“乾隆元年说”﹚。红学大家周汝昌在校订批点《石头记》时力主此说，作家刘心武也持同一观点。他在《帐殿夜警》、《红楼望月》等文中自信地说：作者“连交芒种节都如实地、准确地写进去了。”
的确，《红楼梦》从第十八回“元宵节省亲”到第八十回，用了整整63回的篇幅写了贾府两年又九个月的生活情景。第18—53回为一年，第五十四回“元宵开夜宴”进入第二年，第七十回“重建桃花社”又是新的一年。但是必须注意，作者笔下的岁月只是艺术境界中的时序变化，正如该书第一回所声明的那样，石头上的文字“无朝代年纪可考”，“红学”研究者决不可把小说中的芒种日期当作真实记录，并据此去“考证”书中的故事属于历史上的某一年。因为中国农历实行十一年四闰”、“十九年七闰”，每过十一年或十九年就会出现“四月二十六日芒种”的情况（有时会差一天）。所以，仅凭小说中的芒种日期与某年历书的巧合去推断故事发生的年代，是得不出可靠结果的。刘、周两位先生为了证明他们的“乾隆元年说”，居然弄出了“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芒种”以及“五月似尚未交夏至节”这些历法常识方面的笑话（分别见《揭秘红楼梦》第2部第24讲和《石头记》第30回的“周按”）。试想，芒种后半个月就是夏至，既然四月二十六日芒种，五月怎能不交夏至？至于所谓“闰四月二十六日芒种”，更是荒唐至极。真正的万年历中绝对不会出现这类谬误。两位先生对历法如此陌生，那么他们所坚持的“乾隆元年说”的可信度如何，实在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乾隆元年说”不能成立

众所周知，小说不是历史记录，更不是作者经历的复制版。与时代背景无关的故事日期完全可以根据作者的创作需要，在有关的常识范围内进行虚构或调整。既然一些研究者坚持把《红楼梦》中的“芒种日期”当作真实记录来考证该书中的故事年代，那么我们也不妨“依样画葫芦”，通过查考历书并用天文方法回推，把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符合“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这个条件的所有年份罗列出来，并给出交节时刻﹙一律表示为当时所用的北京地方时﹚，然后对照《红楼梦》中的有关叙述加以排查，看看小说中的“芒种”日期是否能够支持“乾隆元年说”。
符合条件的年份如下：
﹙1﹚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公元1706年6月6日15时29分。
﹙2﹚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公元1725年6月6日5时30分。
﹙3﹚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公元1736年6月5日21时19分。
查对以上所列的几个芒种日期，完全可以断定，把《红楼梦》第18-53回的故事定为“乾隆元年”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
第一，小说第二十七回在“四月二十六日”一句之后，还以强调的语气写道：“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这句话在脂评本和程高本中都是一样的，绝非好事之徒的伪造。而未时就是13时至15时整。容易看出，上面给出的三个芒种时刻没有一个是未时的。其中乾隆元年的芒种时刻是这日的21时19分，乃是亥时。这说明，作者笔下的“芒种”乃是综合了以上三个年代的芒种日期再加上自己虚拟的“未时”二字而构想出来的。另外，该书“靖藏本”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拢翠庵”的情节中有一段“畸笏叟”所写的批语：“尚记丁巳春日谢园送茶乎？展眼二十年矣！”这里的“丁巳”就是乾隆二年，即公元1737年。可见作者在写作中还采用了乾隆二年的生活素材，并把生活中的“春日谢园送茶”改成故事中的秋日品茶。既然小说的第18-53回所写的“一年”里综合采用了好几个年份的生活素材，并作了艺术加工，那么故事中的“一年”只是艺术境界中的“一年”，它不能和真实的历史年代划等号。因此，根据一个“芒种”日期就简单地把“红楼故事”考定为“乾隆×年”或其他年份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如果硬说该书第18—53回的故事情节属于乾隆元年，而这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又是贾宝玉的生日，那么第六十三回所写的贾宝玉生日（“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当然是在乾隆二年了。然而，第63回中的“守庚申”三个字就足以否定“乾隆二年”这个“大胆的”假设。作者写道：正当怡红院里贾宝玉生日热闹之时，在“玄真观”修行的贾敬却因服用“金丹”中毒而死。根据书中人物的交代，他是“今夜守庚申时悄悄地服了下去，便升仙了。”所谓“守庚申”，原是道教的一项迷信活动，就是在“庚申”之夜坚持不睡觉，以防止体内的“三尸神”乘人熟睡时上天告发此人的罪过。既然贾宝玉生日的同一天贾敬在庙里“守庚申”那么这个日子当然就是“庚申日”了。对照一下乾隆二年的历书，可知这年四月的“庚申日”是该月的初二（公历1737年4月30日）。于是就出现以下的问题：如果第六十三回所写的贾宝玉生日是在四月初二，那么前面第二十七回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饯花仪式”就不是暗写贾宝玉的生日；反之，若认定前面的“芒种日”是贾的诞辰，则很难设想他的下一次生日为何会改到四月初二；假如不改生日，仍是四月二十六，而且又逢“庚申”，那么符合“四月二十六日庚申”这个条件的年份就不会是乾隆二年了。既然第六十三回的故事不属于乾隆二年，又怎能断定第二十七回的情节是乾隆元年的事呢？
第三，该书第三十回“椿龄画蔷痴及局外”一段故事中写道：“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下文又说：“原来明日是端阳节。”可见与“伏中”二字对应的日期正是农历五月初四。实际上，乾隆元年六月初七才入伏，五月初四连夏至都不到﹙这年五月十三日夏至﹚，怎么能是伏中呢？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红楼梦》中的交节日期绝不是真实的记录。凑巧的是，周先生在这一回里也有一条按语。他说：“五月似尚未交夏至节，可以不必以词害义。”由此可以看出，周先生根本不懂“农历五月必有夏至”的历法常识，不知道夏至是在芒种之后约16天，又不仔细查考乾隆元年的夏至日期，却一再抓住“芒种”二字大做文章，这哪里是研究学问的严肃态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列的三个芒种日期之间的“年代差”分别为19年和11年，这恰恰是农历日期与节气对应的循环周期。数字大者周期更准确，数字小者“对应率”较低。由这个周期可以推知，如果某个人出生的那个农历日期适逢芒种，那么他以后的生日对应于芒种的年龄必然是11周岁或19周岁，若差一岁就不能对应。许多研究者认为，《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所写的“芒种饯花仪式”是祝贺贾宝玉的13岁生日，若按此说，那反过来正好说明宝二爷的诞生之日绝不会适逢芒种。这与同书第六十三回写他过生日不提“芒种”是同一个道理。
在这个问题上，“乾隆元年说”的鼓吹者陷入了一个误区，他们认定芒种那天是贾宝玉的13岁生日，就误以为他出生之日也同样交芒种。因而抓住小说中的交节日期去“考证”贾宝玉的出生之年进而作为证实作者出生之年的突破口，这样搞的结果只能是零。现举一个可笑的例子：他们把1724年即雍正二年定为贾宝玉的生年，但又发现这年偏偏有两个四月，而适合他们需要的“芒种”却在下一年即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若是把雍正三年即公元1725年定为贾宝玉的生年，那么算到乾隆元年﹙1736年﹚其虚岁只有12岁，与13岁不符，于是就用谎言来搪塞。刘心武先生在《揭秘红楼梦》第二部第二十四讲中公然把雍正三年的芒种日期篡改到雍正二年，还煞有介事地说：“查万年历，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这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恰是芒种，……生活真实与艺术描写是对榫的。”周汝昌先生在他批点的《石头记》第一回按语中也说：“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雪芹降生。”其实，雍正二年的芒种在闰四月十五日，农历凡逢闰四月，只含一个节气，就是芒种，其日期必在此月十五日左右，绝不会迟至十六日以后的。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刘先生们为了维护自己所认定的结论，竟然到了弄虚作假的地步。什么“查万年历”，明明是糊弄听众和读者！看来，这些“研究者”挖空心思搜索证据来支撑“乾隆元年说”，反而弄巧成拙，帮了这一说法的倒忙，客观上威胁了这一说法的成立。

二、《红楼梦》中的“冬至”和“芒种”
都是艺术境界中的时令符码

小说离不了虚构，但细节必须真实，也就是说不能违背生活常识。。应该说，《红楼梦》中所写的“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和“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都是相当真实的细节。因为冬至是农历十一月的“中气”，绝不会脱离十一月；而芒种则是夏至之前的“节气”，总是游移于农历四月十五日和五月十五日之间。但必须注意的是，若想依据小说中的这两个交节日期并参照工具书“考证”出适合于“红楼故事”的真实年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按农历规律，若某年十一月底冬至，则十八年后才有“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而在这部小说中，第十一回提到冬至的那一段贾宝玉是个大男孩，第二十七回写到芒种时他才十三岁，二者的时间差最多不过两年。这当然是作者根据情节需要，故意模糊年岁所致。同书第七十八回在“黄巾赤眉”一句之下“庚辰本”的批语云：“妙！赤眉黄巾两时之事，今合而为一……若云不合两用便呆矣。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又，书中的地名、官名也多用古称，目的都是“混人”，故意使人感到迷离模糊。作者在年代问题上更是如此。他利用自己的创作自由，在处理情节流动时略施小技，通过模糊年代界限或调整时间顺序，不让读者考定故事究竟发生在何年，以便印证该书第一回所说的“朝代年纪失落无考”那句话。质言之，此书中的交节日期乃是作者笔下艺术境界中的时令符码。现将笔者的考察结果和看法交代于下：
﹙1﹚从上文列出的三个年代来看，交节日期虽然相同，但没有一个芒种时刻是小说中所写的未时。能够接近未时﹙即13至15时﹚的，唯有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那一次，即公元1706年6月6日北京地方时15时29分﹙已跨入申时﹚。那么，能不能就此认定作者写的是康熙四十五年的故事呢？也不行。因为这一年曹寅还在世，也就是许多研究者所认定的小说人物“贾代善”的原型还在世﹙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然而小说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已经明确交代，“贾代善”在小说故事发生之前就去世了。“贾宝玉”生得晚，他没有见过祖父，当然也就没能赶上康熙四十五年的芒种节。既然书中的芒种日期和以上三个年份都对不上号，那就只能这样理解：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将曹家几代人以及贵族亲友的生活素材糅合在一起，按自己的思路进行了艺术加工；为了增强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又参照当时的《时宪书》拟出了具体的交节日期。即所谓“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见《红楼梦》脂评本“凡例”）。因此，在研读这部作品时，不应抓住第二十七回的芒种日期轻率地认定故事情节属于现实中的某一年。
﹙2﹚还可以联系《红楼梦》第十一回所写的冬至日期来讨论以上的问题。此回的一段原文是：“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这年究竟是哪一年？也可按研究芒种的办法去查表或计算。结果表明，从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除去“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不算，严格符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这个条件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乾隆十年的冬至，时刻为公元1745年12月21日23时25分。按旧的记时制，已交次日子时，相当于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子初一刻十分。通过年代对照就能明显看出，小说第十一回所表述的冬至日期绝对不会是在乾隆十年。因为这一年比起上文列举的几个芒种年代要晚得多，甚至比乾隆元年晚九年。而在小说中却是交冬至在前，交芒种在后﹙第二十七回﹚，与历法实况正相反；再者，到乾隆十年﹙1745年﹚的时候，“贾府”的原型曹氏家族早已败落近二十年，“盛筵难再”，绝不会有《红楼梦》中“秦氏”死亡前后那样的豪华景象。由此不难断定，小说中的两个交节日期都是出于作者的虚构。作者故意拟出两个在次序上与历法实况相反的交节日期使读者无从查考，就是要证明“石头上文字”的年代“失落无考”。某些研究者为了证实他们的“乾隆元年说”，仅仅抓住“芒种”的日期大做文章，而对于交节的时刻和同一作品中的“冬至”日期却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综合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红楼梦》的作者为了避免陷入文字狱的罗网，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回中两次强调书中所写的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既然如此，他就决不会“如实”地写出某个节气的日期让人们去查出故事的真实年代。作者深知要完全隐去朝代是不可能的，因为读者尽可以通过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以及物质生活的若干细节看出故事的时代背景。于是他就在日期问题上尽可能设置迷障，在不违背一般常识的前提下进行虚构。所谓“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正是这一思维的产物。因此，愚以为，该书中的交节日期只可理解为艺术境界的时令符码，不必将它“落实”到历史上的某一年而去搞什么“揭秘”。

三、余 论

（一）如果认为《红楼梦》第18-53回的故事发生在乾隆元年，那么从逻辑上必然会认定该书中所写的皇帝就是乾隆。但这个结论就连刘心武先生也不敢承认。因为小说的第16回明明提到了太上皇和皇太后，而乾隆则是雍正暴崩以后才上台的，在他之上当然没有什么“太上皇”。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书中所写的皇帝不是乾隆，但又说作者“如实地”交代了乾隆元年的芒种日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二）周、刘二位先生把小说第16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老爷又往东宫去了”等有关情节，说成暗指雍正死亡和乾隆即位之事，完全是违背常识的捕风捉影之谈。试想，老皇帝暴崩，新皇帝刚离开“东宫”要举行“柩前即位”的仪式，他怎么可能在热孝之中大张旗鼓地为自己选妃子，而且还允许新选的妃子回娘家探亲？据《清史稿》卷九十三《凶礼二》纪载，清朝皇帝曾多次下诏禁止军民百姓在“居丧”期间举行娱乐活动，并规定“居丧”二十七个月，不宴会，不作乐，不娶妻纳妾。《红楼梦》第58回写宫中老太妃死后皇帝也是“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许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许婚嫁”，贾府连戏班子都解散了。同书第68回写王熙凤因贾琏偸娶尤二姐而大闹宁国府时，也说贾琏此举是“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由此可知，小说的作者绝不会让他笔下那个“仁孝”的皇帝在父皇刚死就大张旗鼓地納妃，否则就跟老太妃死后的丧事情节相矛盾。显然，《红楼梦》中的皇帝是一个虚拟的“仁君”形象，在小说中，他的父母都健在；他不但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而且还能体谅到妃子们久别父母的痛苦，在奏请“二位老圣人”同意之后才恩准得宠的妃子回娘家探亲。硬说作者通过这个皇帝影射谁，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猜测。该书第16回确实有“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这句话，但那是奴仆赖大在传达汇报时所讲的，赖大口中的“东宫”乃是泛称，根本不能作为影射太子的依据。
（三）周先生在他批点《石头记》的“按语”中还有几处明显的错误。小说第5回中写贾宝玉在梦中看到“后面便是一片冰山”，周先生批道：“冰山暗用明代权相严嵩家之典故。”其实，这个典故出自唐朝。据《资治通鉴》卷216记载，杨国忠为右相，有人劝陕郡进士张彖去拜谒他，而张彖却说：“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周先生不弄清“冰山”的出处就作批注，可见他的粗疏。又如该书第12回写贾瑞听了王熙凤的话“如听了观音佛一般忙往后退。”周先生批道：“观音佛是雪芹原笔，最为得神。”经查考可知，“观音佛”三字在《石头记》“庚辰本”中是“纶音佛语”，“纶音”的典故出自《礼记》的《缁衣》篇，原文为“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纶音”就是指王者之言，帝王的旨意。小说作者显然是嘲讽贾瑞把王熙凤的话当作“圣旨”和“佛语而“纶”字又读guan,与“观”字同音，当年抄写《石头记》的人为了加快速度，采取听写的方式，把“纶音”写成了“观音”，又丢掉了“佛语”的“语”字，于是就出现了“观音佛”这样的荒唐之言。周先生却硬说这是“雪芹原笔”，实际上贬低了曹雪芹。若是故事中的人物口中说出“观音佛”，那是另一回事，但这里是作者的叙述，绝不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再看第30回中的一条按语。这一回写到薛宝钗嘲讽贾宝玉，说“我倒像杨妃，只没有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周先生批道：“元春选为贵妃，也可比为杨妃，但杨贵妃的兄弟杨国忠在书中相应与何人是一疑点，未敢妄指。若系暗指贾琏，然贾琏岂能与杨国忠相比？”实际上，薛宝钗的意思很简单，她就是讽刺贾府的爷儿们没出息，一代不如一代，虽然出了个贾妃，却没有一个象杨国忠那样的宰相级的人物，贾琏和贾宝玉都是一些废物，如此而已。非要说杨国忠相应于《红楼梦》中的某个人物，那就把红学研究搞成“对号入座”的猜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