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探讨与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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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垃圾
撒旦发生发大
水范德萨
发撒旦
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
　　新世纪曙光在望。要是真有上帝对我说：“许个愿吧，为你的祖国。”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这些都是现行宪法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但纸上的东西化为现实，历来都很艰巨。
　　19世纪中国的最后一年是以两件事为标志的：一是义和团事件;另一是北方大旱，“货卖人肉”，有几十万人活活饿死。两者既是19世纪中国的总结，又是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隐喻。而这些都与有没有真正的法治和自由息息相关。
　　愚昧怎样成为灾难
　　义和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残忍、邪教等等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垃圾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如果这只是少数公民的个人信念或信仰，它无碍大局，不会成灾。它所以成为震惊世界、祸国殃民的奇耻大辱，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
　　1.经济、文化在国内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无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蛊惑下，出现大面积的群体愚昧。
　　在义和团席卷华北之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符咒可令“刀枪不入”，屎尿等秽物可以破解和抵挡洋人的枪炮?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人把残杀“洋鬼子”、“二毛子”，拆毁铁路、电线、学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动?国际法传入近60年后，北京又为什么会出现军民联手攻打使馆的事件?在一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以此等蠢行迎接20世纪，无疑是令中国人蒙羞的国耻。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又以新的形式重演了。以革命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越多越反动”，“破四旧”，“消灭帝修反”，火烧英国代办处，使难以数计的知识阶层备受折磨乃至家破人亡……亵渎文明，无以复加。中国又一次蒙羞。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狂呼“中国可以说不”!有多少人如醉如痴，让炒作者名利双收?!
　　窃以为这类现象所以在20世纪中国不绝如缕，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现代公民独立自主的自觉还没有成为多数国民的习惯。他们相信“大师兄”，相信“最高指示”，愿意盲从，而没有依靠自己的理性观察一切的自信。
　　二是盲目的民族自大。一个饱受欺凌的古老民族，急于恢复汉唐盛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却又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世界现状缺乏基本的认识。于是，神仙和超人指点的各种捷径和发泄渠道，往往一夜之间掀动全国，趋之若骛。
　　2.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独裁专制的权威犹在。
　　与鸦片战争年代不同，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有一大批朝野人士对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可是，他们无法左右局势。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翻检20世纪中国史，义和团以降的各次大灾大难，几乎无一不与这个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有民主和法治，21条能通过吗?如果建立了以自由、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全国公民可以在这样的制度下正常活动，从九一八到八年抗战的历史肯定会重写;后来的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恐怕也不会发生。
　　贫困和天灾实质是人祸
　　改革开发20年，温饱尚未解决的中国人从两亿五千万降至两千六百万。这当然是一项重大成就。不过，如果用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50%以上为贫困)来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肯定要大大超过这个官方数字，也许要超过十倍以上。不能忽视平均达到“小康”背后，还有几亿贫困的中国人。从地区看，则三分之二以上江山总体上仍然十分贫困。假如加上日益受到重视的环境等因素去计算，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贫困是20世纪中国最严重而且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
　　请从亲身的见闻说起。小时候我很怕死尸，但偏偏耳闻目睹很多死尸和死尸的故事。只讲一件印象最深的事。1943年，我在兴宁一中念初中一年级。有个周末，从学校回到家，看见对门良友照相馆的橱窗中挂着两幅很大的照片。一幅是枪毙吃人犯，在跪着即将枪毙的犯人身旁，是吃剩的一个小孩的头和两个手臂。另一幅照的是一个善堂的工人一手拿着一条竹杠，另一个手提着一具饿死的婴儿正往用薄薄的白木版钉成的棺材中放。棺中已经有两三具，而地上还有五六具，有一个婴儿则坐在旁边哭。我不敢多看，含着眼泪，赶快离开。这些照片记录了潮汕地区的惨剧。那一年广东大旱，加上日寇入侵，“1943年全省死于饥饿的达三百万人，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各地饿死的人数，有文献可查的计台山县十五万人，潮汕地区五十多万人，电白县沿海地区三万人，新会县城十二万人中饿死了四万人，澄海县饿死的农民占三分之一。” “旱灾前，惠来全县人口有40余万人，1943年就死了11万多人。”达濠“饿死者也达万余人，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人吃人，当时在全省许多地方屡见不鲜。而据现有历史资料，自从清顺治五年(1648)那次灾荒后，将近三百年间，广东已经没有人吃人的记载。
　　广东这次灾荒不过是20世纪中国数不胜数的众多灾荒之一。就在1942年，“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也占当时人口十分之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人吃人，狗吃人，报章的记载连篇累牍。
　　要是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灾荒通常是地区性的，下半叶则出现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大灾：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累计增加的死亡人数-除开预期的正常死亡数-估计有1600万到2700万。”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最近公布的数字更高达4000万。这个“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中国灾荒史上是空前的;无论绝对数还是占人口的比重，都已超过苏联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
　　天灾年年有;由此变为饥荒，甚至登峰造极，饿死人，人吃人，这可怪不得天老爷。这是人祸。贫困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人祸。说到底，还是缺乏自由和法治。
　　时至18世纪末，乾隆爷时代，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三分之一。那时的中国不是穷国;但穷根早已深深埋下，进入19、20世纪的一百多年间便每况愈下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现代工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经济自由，阻碍着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型，从而无法告别贫困。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于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步履维艰，没有新的经济领域和企业可以大量吸收过剩劳动力;亿万农民守着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开发已近极限的小块土地，一遇天灾，怎能不饿死?
　　1942年河南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蒋委员长不承认有那么大的天灾!他不但没有认真救灾，还“严令河南的征收不能缓免。”当时“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缴纳军马饲料。”与此同时，国民党和蒋介石把言论自由视为洪水猛兽。《大公报》的记者把河南大灾人吃人的惨状公诸于众，蒋委员长竟下令该报停刊三天!已定好机票应邀赴美的该报总编辑王芸生，在出发前两天接到中宣部长的电话：“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一个敌视新闻自由、拒绝独立的大众传媒监督的专制政府驱赶农民走向死亡!
　　1943年的广东，则一是日寇横行，他们当然不管中国人的死活;二是国民党官员虽然也做了一些救灾工作，挪用救灾物资投机倒把的也大有人在。人祸的气味也是很浓的。
　　自由和法治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20世纪中国下半叶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1959~1961年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早有定论。后二十年解散人民公社，使农民获得经济自由而使农业蓬勃发展的事实，强有力证明了前二十多年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举世公认，内外私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器;国有经济只有摆脱行政羁绊走向市场，才能起死回生;又从另一侧面奏响了经济自由颂。当前经济发展的隐忧和障碍何在?经济自由不充分，不准进入的禁令太多，私人经济仍然是二等公民，不少方面还处在不平等状态。国有经济仍受意识形态束缚，即使挂上公司的招牌，仍然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神憎鬼厌的贪污腐败黑潮所以无法根治，说到底，也是由于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而公民应有的自由权被侵蚀，反而要向官员乞讨。
　　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
　　历史毕竟在前进。要是说上一世纪之交“灭洋”的叫嚣还能愚弄千百万农民，还能在权贵和最高决策层中占上风，改革开放却是中国人迎接新世纪的主旋律。
　　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每个公民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
　　中国人应该拥抱世界，令人类文明的所有先进成果为我所用。
　　自由是舶来品;又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必需品。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也不可能有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清明。
　　法治也是舶来品。如果它不能在中国生根，神州必然沦为可怕的黑金世界。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竞争是制度环境之争。一国、一省、一市乃至一个企业，制度环境优良，资金、人才就会汇聚;反之，则逃之夭夭。
　　在新世纪，让狭隘民族主义远离我们!中国的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让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