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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德的社会静力学看其人道教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专业2006级研究生 陈建明

[摘要] 社会静力学是孔德社会学理论中的两个基本论题之一，在他的整个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德的社会静力学从逻辑上来说主要包括对人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分析两个部分，在对这两部分的分析中，孔德分别强调了人类情感力量和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整合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在理论逻辑上预设了人道教提出的一定必然性，本文将从孔德对人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最终说明人道教提出的一定逻辑必然性，从而从孔德社会学理论的总体来加深对人道教的理解。

[关键词]：孔德 社会静力学 人道教

从孔德社会静力学即他对人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德眼中的宗教在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中所扮演的重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道宗教的提出并非偶然。
一、 孔德对人性结构的分析

孔德关于社会静力学的论述主要包含在《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之中。孔德论述社会静力学和与之对应的社会动力学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对人性结构的分析成为进一步分析社会秩序的基础，这两部分构成了社会静力学，而社会静力学又为社会动力学的分析提供了基础和可能的限度。 于是对人性结构的分析成为这所有分析的第一步。
在对人性结构的分析上，孔德认为，“人们可以认为人性具有双重或三重性质，可以说人是由良智和智力组成的，或者可以把良智分成感情（或情感）和活动，并认为人就是感情，活动和才智。”[①]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由情感而行动，为行动而思考。”[②]即行动的动力不是来源于才智，而是来源于情感，才智只是对行动起控制作用。孔德的这种看法不知是否受到克洛蒂尔德·德·沃这位他深爱的女人的死的影响，但他在这里的确对个人情感的作用已经放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成为个人行动的推动力。 对人性的这三部分作进一步分析，孔德认为，感情可以分为利己主义的东西和利他主义的东西，其中利己主义包括纯粹的利己主义的本能如求食，性欲和母性，以及仍然属于利己主义但已经扩大到与他人关系中的一些禀性：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利己主义行为。“非利己主义的禀性有三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在平等基础上的爱慕；范围已经扩大了的崇敬，它指的是儿子对父亲、学生对师长、下级对上级的崇敬；第三种是仁爱，这种行为大体上已普遍扩展，并将在人类宗教中发扬光大。”[③]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人类宗教的出现。“至于才智，它可以分为理解和表达。”[④]“最后，活动可分为三种意向：古典哲学中的刚毅这个词要求办事的勇气、行动时的谨慎和实现目标时的坚定不移。”[⑤]

以上孔德对人性结构的论述中对情感力量的强调，为他最终提出人道教奠定了一个必要的逻辑基础。

二、孔德对社会秩序的分析 及对宗教的强调
在分析完人性结构后，孔德开始分析在社会中体现出的基本秩序，之前对人性的分析在很多方面和分析社会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是分析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尤其在强调情感和教权对社会秩序的作用时。

在对社会秩序的分析中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即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什么，社会团结何以可能即什么因素促成了社会的团结，使单个的人组成为社会，什么因素保证了社会的“协调”或秩序。

在分析社会的基本单位时，孔德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非个人，这是“因为每一个体系必须由性质相同的成分构成，所以科学精神禁止我们将社会视为由个人组成的。真正的社会单位一定是家庭——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解析为构成家庭基础的夫妇。”[⑥]在孔德看来，“其一，个人是从家庭中被引入社会的，家庭在微观上向个人提供了统治、服从与合作的经验。家庭是以往的人类社会经验、传统的保护者和传递者。其二，正是在家庭内部，个人的利己主义倾向才有可能被抑制，学会 ‘为了他人而生活’。同时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把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因为各代人之间的善良关系能够在老人所代表的传统和年轻人所代表的创新之间寻求到一种社会平衡。因此，‘正是通过这一途径，人才摆脱了单纯的人格，学会了以另一种人格去生活，同时又顺从自己最强大的本能。’”[⑦]家庭中体现出的利他主义情感包括子女间的平等，子女对父母的崇敬和父母对子女的慈爱的发展，对社会的协调显然是很有作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论述家庭时，孔德在一方面强调男子的支配权，在另一方面指出了女性所具有的巨大的情感和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在家庭中具有一种优越性。于是在指出男女的差等的基础上，他强调一种建立在职责和禀性根本区别基础上的男女间的平等，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德对人类情感力量的强调。

在谈到促成社会团结时孔德提到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家庭、语言和所有制、社会分工、以及在他的思想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宗教。此外还有世俗权力即政权的强力。 孔德把语言和所有制是放在一起进行论述的，因为这二者都是社会传统传递的手段，语言传递社会的文化，而所有制传递社会的财富，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传统的继承和传递，社会才不会因上一代人的死亡而消失，这二者都体现了一种积累的规律。在所有制上，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起到传统的传递和继承作用。当然，语言也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和成为可能。 如同迪尔凯姆所认为的那样，由于人口的增加等原因，人类产生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这在一方面“每个人在参加经济活动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进行相互合作，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社会联系。劳动分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专业化的相应发展也促进了个人主义。同时，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增了。因此，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了稳定的秩序。这个特点和原始社会不连续的松散结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⑧]但在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也助长了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社会团结就会受到损害。 于是孔德又提出了政府的社会整合作用。“由于劳动本身不能达到较高度的整合，政府有必要调节社会各‘部分’，以确保高度的一致性，消除劳动造成的分裂。” [⑨] 在这里，孔德继承霍布斯的思想，强调了力量在社会实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作为人类活动的组织，社会受着不能不受的力量的支配。”[⑩]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力量主要是指物质力量，政府的力量包括国家机器无疑也应该包括其中。 “因为没有这种真正的物质力量，人们就不得不在精神和心灵上寻找这些软弱无力的因素所无法提供的原始基础。这些软弱无力的因素只会适当地改变先前已经存在的秩序，而不能在物质力量未能建立某种合适的制度的地方起到任何社会作用。” [11]

不管怎么说，政府在社会秩序的整合中应该发挥其世俗的力量，包括思想和精神方面。但是对世俗权力，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教权加以辅助和调节。 在这里，孔德体现出了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思想，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他推崇世俗的等级体系和结构，这是由生存竞争法则所支配的，但是除此外，“还有一种精神秩序，即道德价值。”[12]这种精神秩序作为世俗秩序的辅助，以调节处于世俗秩序中的个人，“每个人都应当力争成为价值秩序而不是权力秩序中的佼佼者作为最高的目标。”[13] 与对个人的调节相对应，社会应该有一种独立于俗权的教权用以辅助和调节俗权。教权有两种，即智力教权和情感或感情教权。孔德早年是把教权做为智力教权提出来的，但到晚年认为教权基本上就成了情感和爱的力量，这也许和他晚年对人的情感和爱的力量的推崇有关。不管是哪种教权，其和俗权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神化俗权，增强俗权的权威和人们对它的服从，“没有一部分人指挥，另一部分人听从指挥，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生活。”[14]其二更重要的是节制和约束俗权。“学者们将会向人们解释建立工业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并以此使企业家和银行家指挥的力量得到某种道义上的权威，但这时学者们的主要作用是节制和约束，而不是神化这种权力，即提醒强者不要超出行使社会职权的范围，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指挥权不等于道义上和精神上的优越性。”[15]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宗教的最后提出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和来说是必需的，是社会结构分析的一个逻辑结果。

三、人道教的提出

从已有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到孔德对世俗之外的东西的强调，包括精神价值和教权。在《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孔德开始对宗教做了系统的阐述，并转而因恋人的死去而改变了著作的基调，转向了人道教，但即使如此，仍然能从其关于社会静力学的总体论述中看出人道教提出的一定逻辑必然。

在克洛蒂尔德·德·沃死去的第二年1847年，孔德提出了在很多人看来颇有非议的人道教，并于1948年二月革命几天之后创建了具有教会性质的“实证主义协会”，这成为他讲授学说的主要场所。早在他相识克洛蒂尔德·德·沃的1844年孔德开始草拟《实证政治体系》的提纲，而克洛蒂尔德·德·沃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著作的基调，因此看来克洛蒂尔德·德·沃的确对孔德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实证主义舞台上的预言家看来是退缩到神学舞台的茫茫黑暗之中了。所发生的一切，在他最早写的文章中已露端倪，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6]

其实，基督教在以前的很长时间中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方面所体现出的巨大作用让孔德对宗教在社会团结方面的作用产生了相当的注意力，早在他思想的早期他就认为一个社会没有统一的思想是难以团结在一起的，而宗教无疑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和信仰基础，“任何社会都必然具有协调一致，即社会各组成部分、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配合和团结。社会的统一性要求全体成员承认一个协调统一的原则，即宗教。”[17]但是科学和理性分明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传统宗教已经很难让有科学和理性精神的人们所接受，“他（孔德：笔者按）认为具有科学思想的人不会再受到传统观念的支配去相信神的启示、教会的教理或神灵。”[18]于是在苦恼中，孔德将援助之手伸向人道教。

“由于这种宗教所崇拜的人类是作为爱的化身的道德实体，因此孔德称它为人道教。”[19]人道教倡导将对上帝之爱转化为对人性之爱，对伟人所体现出的人性的美好方面的爱。“他的基本教义则是：爱是原则，秩序是基础，进步是目的。” [20] “‘实证教会’的两条训言仍是‘秩序’和‘进步’，但在最后几年中，在创建人的眼中秩序的份量更重了。”[21]秩序和进步显然是分别对应于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而对秩序的更加注重也说明了人道教与社会静力学之间的内在逻辑。 孔德还专门以科学的精确原则历数了历史上值得爱的伟人，从阿基米德到牛顿等，供人们崇奉的伟人正好81人，这些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美好人性即是人道教崇奉的对象。这样的结果是“加入由不朽的先辈组成的无形的合唱，他们在人们心中复活，使心灵更加辉煌。”[22]可以说，人道教一方面是对爱和情感力量的强调，“人道宗教将‘整合’和‘规范’个人；提供建立在天主教基础上的（尽管在细节上大为不同）充分的‘利他主义’仪式；通过妇女对人类伟大存在的崇敬，帮助人们超越自身；肃清人类的渣滓，以使人类能够具有那种假定的‘最优良’品质。”[23]另一方面是对科学的强调。科学和道德在此中共同起作用。而传播者和指导者自然是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将是新秩序的知识和道德的卫士。他们的作用是指导企业家和政府首脑，使他们在科学知识和道德原则的指导下活动。总之，社会学家将是社会新秩序的精神传教士，在他们的英明领导下，社会成员将懂得他们的幸福、健康和有秩序的社会进步取决于利他主义情操的发展和履行为人类服务的职责。”[24]这显然和他最初的社会改革主张是相一致的。只是“在人道教的道德思想指引下，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社会的方案逐渐变得日趋复杂。”[25]孔德专门为人道教制定了一系列的教阶制度、教规和教义等，并精确地计算社会改造所需的主教和牧师的数量。

于是，可以这样理解孔德的人道教思想： 在他的整个静力学思想体系中，从对人性结构的分析进而到对社会结构的分析结果中，人道教的提出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正如阿隆所说的“我说他是主张人类统一性的社会学家，因而这种主张人类统一的社会学必然的或至少是可能的结果就是人类统一的宗教。伟人宗教就是按照彼此团结的原则而改变了面貌的人身上的最美好的东西。”[26]而克洛蒂尔德·德·沃的死在心理上产生的巨大震动对他过去理性的面孔下埋藏的情感的激发则使人道教的提出最终成为现实。 “1849年以后，孔德完全隐退到自己创建的教派之中。”[27]于是在此后发表的《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对宗教的论述就必然有了相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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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07页。

[②][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07页。

[③][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07页。

[④][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07页。

[⑤][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07页。

[⑥]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⑦]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45页。

[⑧] [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8页、109页。

[⑨] [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109页。

[⑩]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11页

[11]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第二卷第299-300页，转引自[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11页

[12]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89页。

[13]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89、90页。

[14]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12页。

[15]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13页。

[16] [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17]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09页。

[18]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22页。

[19] 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20]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21] [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22]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296页。

[23]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24] [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12页。

[25] [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12页。

[26]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第124页。

[27] [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