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和莉丽的形象剖析 .docx

摘要】本文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通过对小说《到灯塔中去》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和莉丽分别扮演的女性角色———“房间里的天使”和具有革命精神的“叛逆者”的形象剖析,揭示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生存的不易与困惑,以及她们为实现自身的价值所做出的艰难选择。
【关键词】弗吉尼娅·伍尔夫；女性主义；房间里的天使；雌雄同体

作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弗吉尼娅·伍尔夫一直在其著作中为妇女争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力而呼吁。在她的名著《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她指出,女性要想能够写作,首先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她可以思想,可以写作,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担心被人打搅。换言之,这个房间是一种现实同时也是一种象征,是女性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造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女性要进行创造的必要条件。要想能够写作,要想能够取得成就,女性必须首先属于她们自己,摆脱以男性批评为标准的模式,为女性的创作开辟一间独立的空间,实现真正的女性自我。如果说《,自己的房间》是伍尔夫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理论阐述,那么,她的另一名著《到灯塔去》则是她以小说为载体来阐释其理论的文学创作实践。《到灯塔去》是弗吉尼娅·伍尔夫一部准自传体意识流小说。在当年(本世纪20———30年代),意识流是一种崭新的、独创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式,完全摆脱传统,反其道而行之。这一点可以说也符合当时伍尔夫的创作思想。小说以灯塔为线索,描写了拉姆齐一家及其客人在一战前后的生活片段和心理历程。其中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和莉丽是两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女性角色。拉姆齐夫人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是伍尔夫笔下称作“房间里的天使”中的一个。这些“天使”由于经济上的对男性的依赖造成了实际生活和精神上对男性的献媚,她们自觉接受男性所强加于她的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一种阻碍自身创造力也阻止其他妇女进行创作的“反面本能”。这是女性自卑心理的一种体现。杀死这房间里的天使也因而成为女作家必须做的事,只有不理睬男性的批评标准,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才能写出好的作品。伍尔夫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她也把这种勇气赋予了文中的另一主人公莉丽·布里斯科。莉丽是一个有着反叛色彩的“革命女性”,她试图用画笔来表达她作为一个女人对世界的看法,然而这个以男性逻各斯为中心的社会却要她保持缄默。她受到的不仅是来自男权世界的压力,还有来自女性内部的阻挠。作为一个和男性争取同等权利的独立的女性角色,莉丽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一、拉姆齐夫人
她听天由命,她容忍一切,从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人或物都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她总想着如何去保持、适应和安排命运,而不是去破坏和重建。———《第二性》(波伏娃,1998:679)应该说拉姆齐夫人是一个比较讨巧的女性角色。在男性的眼光中,她是位“天使”,是完美的化身。她热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善解人意,又贤良美丽;她富有同情心,救济穷人,关心自己的客人。在班克斯先生看来,她就“象希腊雕塑一样”优美。就连一向自视清高的学者塔莱斯也认为“:她是他生平所见过的最美的人物”。她具有非常魅力,并受到众人的仰慕和尊敬。然而,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无论她可能受到怎样的尊重,她终归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他(丈夫)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生产者,其次才是一个丈夫,她则首先是一个妻子,而且往往只是一个妻子。”对于拉姆齐夫人来说,她的事业就是献身于家庭,为丈夫服务。丈夫拉姆齐先生是位哲学家,他终日沉浸在自己深奥抽象的逻辑思维中,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因为社会的压力,他担心自己会成为男性世界的失败者,一味地想从夫人那里寻求恭维与安慰。于是,拉姆齐夫人总是以她“欢快的笑声,充沛的精力,”来向丈夫保证“,确信他处于生活的中心,确信他是人们所需要的人物。”她不断给予丈夫以保护,无限制地满足他的虚荣心。一旦丈夫需要她的同情,她“立即向空中迸发出一阵能量的甘霖……好象她体内蕴藏的全部能量正在被融化成力量。”当丈夫心满意足地离开,她则象“一朵盛开之后的残花一般……整个身躯精疲力竭地瘫软了。”然而,她感受到了那种成功创造的狂喜悸动,她在给丈夫带来的慰藉中发现了自身的价值:那就是能够为丈夫服务,成为他精神动力的源泉。当然,她并不以此居功自傲,甚至“不喜欢感到自己比丈夫优越”,这会令她感到不安。在男权主义的价值观里,一个男性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得越好,人们就会觉得他越有吸引力;他的妻子也会佩服他。然而,如果一个女人比自己的丈夫优秀,那她就可能使她的丈夫感到不舒服、令他烦恼、觉得丢脸。因此,拉姆齐夫人宁愿相信“在他们俩人中,他是无可比拟地更为重要的一个。”她的成就仅在于成功地做一名传统女性、一名忠实尽职的妻子、一名世故的女人、一名有才能的家庭妇女。在这里,我们发现,父权制文化价值不仅有强制性,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妇女长期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生活中的拉姆齐夫人自觉地遵循这种以男性逻各斯为中心的价值观,把男性对自己的要求变成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心甘情愿地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生命的意义对她来说,就是对丈夫的绝对顺从和自我牺牲。然而,作为一个有教养和能力的中产阶级妇女,拉姆齐夫人也有自己的抱负,需要爱与被爱,渴望对别人有用。在她身上蕴藏着的非凡的魅力和潜质,是远不限于家庭的:她帮助穷人,关心社会问题,甚至想有所作为。然而,作为一名传统妇女,她的“自我”同时在告诫她男性社会是一种超然现实,一种绝对,是不允许女性介入的。于是,抱负的渴望和做一名墨守成规的家庭主妇的习惯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她并不想因此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提出挑战。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女性是生活中的艺术大师,拉姆齐夫人巧妙地把自己的欲望与生活和人际关系统一起来,她热心帮助客人和邻居,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人们眼中的圣母玛利亚。小说中晚宴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片断,拉姆齐夫人把各怀心事的客人们召集在一起共进晚餐“,就象一位女王……居高临下望着他们……接受他们的顶礼膜拜。”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完美的创造者,是幸福和欢乐的赐予者。因为通过她,客人们才得以聚在一起,事情才得以发生。当宴会终于在她的掌控下成功地进行时“,她象一只兀鹰一般在上空翱翔盘旋,象一面旗帜那样在喜悦的气氛中迎风飘扬……”。小说中的另一女主人公莉丽·布里斯科用犀利的眼光,揭开了夫人完美的面纱,看到了她真实的另一面“:她就象一只振翅疾飞的鸟,一支直奔靶心的箭。她是任性专横的。”拉姆齐夫人将抱负揉入自己所能涉及的现实范围之中,通过掌控别人,让别人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来变相地满足自己的支配欲望。她刚愎自用,不仅干涉莉丽的事业与婚姻,还盲目摄合了保罗和敏泰的结合(事后证明是相当失败的)。“只要是她想做的,她总是能够随心所欲,所向披靡。”即使对别人无偿的施舍,莉丽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出于本能,出于她本人的某种需要。”在男性眼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如此饱满地体现在同一个人女性身上,仿佛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正如女权主义作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的一样:疯女人伯莎?梅森也是简?爱的另一面,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代表叛逆的作家本身。那么,在拉姆齐夫人循规蹈矩传统女性一面也潜藏着她的不为人知的欲望和抱负,然而,作为一名自觉地遵循以男性逻各斯为中心的价值观的女性,这些能力只能变相地在诸如宴会这样小小的生活舞台展现了。　　
二、莉丽
如果说困难在独立女人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那是因为她们选择了斗争而不是选择了听天由命。……疲于求生的女人因而比埋葬了自己的意志和欲望的女人更自我相突;但是前者并不把后者当作标准。她只是在同男性相比较时,才认为自己处于劣势。———《第二性》(波伏娃,1998:778)和拉姆齐夫人截然相反,在传统的、男性的眼光中,莉丽布里斯科是一个很不讨喜的人物。她是一个“有着中国人一般的小眼情,而且满脸皱纹”的老处女。尽管远比拉姆齐夫人年轻,但是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女性的美貌才是接近这个社会的有效途径,这一点足以令莉丽优势殆失。小说中莉丽勇敢地提起画笔,试图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阐释这个世界。朱莉亚·克里斯蒂认为,女性在创作中探索适合自己的语言,并从中寻找自卫和反抗父权的力量,这是一种女性权益欲望的表现。莉丽渴望通过画笔来描绘真正的女性,争取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实现自身价值。这无疑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挑畔,注定要受到来自于男性世界的排斥与打击。首先,莉丽就接到来自学者塔莱斯的不屑“:女人可不会绘画,女人也不能写作”“,一年到头,她们从来也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女人利用她们所有的‘魅力’和愚蠢,把文明给搞得不成样子”。这些话不断地在莉丽的耳边回响,影响着她,使她觉得“整个身躯象风中的玉米秆儿一般低头弯腰,需要巨大的、相当痛苦的努力,才能从这种谦卑的状态中重新直起腰杆。”波伏娃在她的名著《妇女与创造力》中提到,如果一个女人要选择诸如艺术家的生活,那她付出的代价和勇气就太大了。每一位妇女———无论她是何等的解放———都深受她的教育和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抚养的影响,那就是选择和男性相同的生活方式是与其头脑中传统的自我形象截然相悖的。很多人不会有勇气去过这样一种生活,而那些有勇气过这种生活的女性就会受到人们的嘲笑,被人们戳脊梁骨。莉丽象其他希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小窝的女人那样希望有自己的事业,但却无法突破世俗的藩蓠。即便在绘画的时候,这些念头也纷至沓来,令她力不从心,感觉渺小。她只觉得“灾难和骚乱无时无刻不在向她逼近”,她神经的触须不得不随时对周围的环境保持着警惕。当她作画时,代表着男权世界的拉姆齐先生,即使站在离她五十英尺之外,也能让她感觉到其影响就渗透弥漫在她的周围,令她看不见那些色彩,看不到那位线条。这些教育和习俗强加给女性的种种束缚,正在限制着她对世界的把握“,她必须不断地和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可怕差距抗争,来保持她的勇气。”同时,莉丽所受到的困惑和痛苦也来自于传统女性本身,拉姆齐夫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独具慧眼的拉姆齐夫人看到了莉丽身上“贯穿着某种因素,闪耀着一星火花,这是某种属于她个人的独特品质”,她欣赏莉丽身上的独立精神。然而,对于拉姆齐夫人来说,婚姻才是女性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人愿意娶她,那她简直就成了废品,至于莉丽的绘画、追求、抱负,拉姆齐夫人是不屑一顾的,她坚持劝说莉丽“必须结婚”。弗吉尼娅·伍尔夫曾尖锐地指出,这类“房间里的天使”对一个希望有所作为、富有独立见解与创造力的女性来说,是极具摧毁性的。可怜的莉丽想极力摆脱这种以婚姻为代价、为归宿的女人的命运,“她拼命鼓足勇气,竭立主张她本人应该排除在这普遍规律之外……她喜欢独身。”她试图用单身来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行为标准;试图用拒绝婚姻来拒绝这个优越的阶级为女人所安排好的贤妻良母角色。莉丽的理想是想用自己的画笔来表达她作为一个女人对世界的看法。她想画出真实的拉姆齐夫人,其真正的女性形象,而不是男人对女人完美的想象。女人生命经验形式的共同性,无疑会使女人与女人间更易于沟通和理,莉丽发现“知识和智慧就埋藏在拉姆齐夫人心中”,但它们就象“帝王随墓中的宝藏一样……永远不会公诸于世”。莉丽渴望去破译它们。“她渴望的不是可以用男子所能理解的任何语言来书写的东西,而是亲密无间的感情本身”。然而,在父权制中心文化中,创造力被定义成了男性的专利,那种要求“大众性”(即以男性的文学标准作为普遍的标准来衡量妇女创作的做法)的菲勒斯文学原则压抑着她的创作冲动。自从画家庞思福特先生来过之后,把一切看作是苍白、雅致而半透明的已成为时尚和标准,她发现自己要表达的生活体验与此截然不同,有一些女性共同的、难以为男性所描写的东西,一时却又无法用合适的方式表达这种情感体验。因为在这个男性剥夺了女性的语言,令她们沉默缄语的社会里,语言早以沾染男性中心的意识。女性之间因缺乏适当的交流工具,而使这个认识过程变得艰难而漫长。直到拉姆齐夫人去逝后多年,莉丽重回故地,远离了男性世界的纷扰,她回忆起拉姆齐夫人和那些历经岁月沉淀下来的日子“,那个坐在岩石下写信的女人,把一切事情都由矛盾复杂转为单纯和谐,她使愤怒烦躁的心情焕然冰释。”那一刻莉丽突然明白,其实拉姆齐夫人也是一位艺术家,她是和谐生活的创造者,没有了她,一切都是单独分裂的碎片,无法成景。终于,在拉姆齐先生带着孩子们登上那座具有象征意义的灯塔的一瞬间,莉丽画出了决定性的一笔,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了对传统女性角色从抛却到超越的升华。　
三、结语
作为一名传统的家庭主妇,拉姆齐夫人生活恬静舒适,并倍受大家的尊敬和热爱。然而,这是她付出极大的代价所换来的:她相夫教子,无私奉献,一生忍受着丈夫“光秃秃黄铜的鸟嘴一样”贪得无厌的索取。不管这种付出是伟大的爱情还是了不起的母爱,她因着爱而将男性的世界当作自己的世界,完全丧失了自我,其抱负却无法在这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得到相等的回报。她的爱最终使她变成“物”———男人欲望的对象和家庭劳动的工具。而莉丽一开始就是一个要求独立自主的女人。她反抗世俗的婚姻,热爱自己的绘画事业,鄙视男性的软弱。对伍尔夫来说,莉丽就是她的“雌雄同体”理论的体现者,即男性和女性化性格特征的整合———完整的个人同时具有的两性化特征。然而,伍尔夫本身就是矛盾的,她一方面追求一种两性和睦相处的双性同体,反对过分表露自己的性别意识;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女性自己的传统和明显的女性风格的存在。这种矛盾同时也体现在莉丽身上,她在“战斗”中失去了女性气质中最为重要的丰富情感,连自己都嘲笑说“我可不是女人,我不过是暴躁易怒的、干巴巴的老处女罢了。”这些,正是男权社会所带给女人们的尴尬处境。在这个传统的男权观念还在潜意识中左右着人们头脑的社会里,男人和女人们对着角色的认定本质上并未改变。无论是做一名房间里的天使”还是一名离经叛道的“革命者”,她们都不得不为自己选择的生存状态付出沉重代价。
参考文献
[1]Virginia Wolf, A Room of One’s Own. New York &Burlingame: Harcourt, Brace&World,Inc·,1929
[2]丁文《:奏响生命的新乐章》《,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
[3]弗吉尼亚·伍尔夫《:To t he Light hous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文参见《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瞿世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5]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张岩冰《:女性主义文论》,[洛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