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心学顿渐归一的走向是实学.doc

理学与心学顿渐归一的走向是实学

豫章书院 吴军豹
微信：x317871423
邮箱：317871423@

摘要 本文以江西豫章书院学脉传承特质出发，解析从南宋到清代中期儒学精英意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梳理出理学与心学在明亡至清中期期间已经实现顿渐归一的气象，而这一气象与“实学”诞生具有根本性的连接关系。本文对于清中期之后的书院传承特点并无多少着墨，但已经可以得出当代书院文化复兴现象仍属于“实学”调整期的结论。

关键词：豫章书院 精英意识 理学 心学 实学

书院文化是中国精英意识通过教化行为而体现，并具有传承创新属性的中华根本文化。由唐至清各个时期，书院文化均作为国家制度被高度确立。在近现代，因夹带“武斗”的中西方文化直接“碰撞”，中国书院文化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我否定过程。这个自我否定过程并不能完全湮灭书院文化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作用，反而有助于“利弊清晰”地加强与“西学”的融会。不难判断，融会的结果将是在新时代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
江西豫章书院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开讲之初 ，正处于宋室南渡之际。书院第一代山长罗从彦怀着对“道君皇帝”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批判精神回祖籍豫章（南昌）建退思楼讲学。 早年罗从彦追随杨时求学于嵩阳书院程颐，尽得北宋周程私学，经由自身体察至南宋时期，由其弟子李侗、再传弟子朱熹将理学发展成熟。罗从彦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承启作用。
当代岳麓书院副院长邓洪波先生在《简论南宋书院六大事业》一文中，概括南宋书院制度化第一条元素就是，“书院和理学互为表里，荣辱与共，形成一体化结构。这种结构，使书院具备了在学术文化领域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功能，事实上，书院对中国思想文化在南宋时期形成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功甚伟”。可见南宋时期，大多的书院均以讲习理学为主，豫章书院也不例外。南宋端平年间，朱熹弟子李燔将豫章书院从太师罗从彦“退思楼”中迁到豫章城抚州门内而开始发扬，豫章书院在此时主讲理学思想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与朱熹同时，在江西大地上大放异彩的“象山心学”与理学可谓是并驾齐驱，尤其是经过“鹅湖之会”更是闻名于世。我们根据鹅湖之会教人之法的辩论情况“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讲明了理学和心学的共同宗旨就是人心世道的教化。一般的研究重点在朱熹和陆九渊二人观点上，而忽视伯恭欲会归于一的观点。即吕祖谦希望两人的观点能够统合看待。吕祖谦态度非常值得研究，其不辩胜于辩的辩论介入方式，实际昭示了理学和心学的归一必然性。虽然归一路线在随后的儒学发展史中跌宕起伏，但并不妨碍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在修复融合中不断接近。即自南宋淳熙、绍熙间之后，直至清乾隆时期，理学与心学在政权变革的形势影响下，虽各有消长，终究统合。
本文论据从南宋末期理学与心学学术影响力变化、庆元党禁对朱熹思想的影响、明朝删改理学对统治秩序的作用、明中期心学逐渐大行其道、明亡前期对心学的检讨、明末清初由理学与心学顿渐归一诞生实学、清中期实学产生的社会治理作用展开研究。正因为江西豫章书院在罗从彦倡导理学、 江右王门讲贯心学、列入东林学党、 清代成为省会官学等学脉传承特质，所以在上述论据中有一条以豫章书院学术变化的隐线。从这条隐线中，也可以继续探究出清中期之后实学发展缓慢，直至清末中西方力量直接碰撞激发加速，中国儒学界勇于自我调整，以及当代书院尚属实学调整期的思考。

书院文化的九个历史片段理顺理学与心学的统合关系

1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著述优势于象山心学的宗师心传。

因为著述等原因，在陆象山逝后，其二传弟子已开始投向理学。三传弟子更加急剧锐减。出现了“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而后象山之学于四明亦不守”形势。即陆九渊逝后，门下弟子纷投朱学，前期还有浙江宁波一带学者在坚守陆学，到后期宁波一带也遍习理学。

2 在庆元党禁时，朱熹有检讨学术方向并重视心学的思考。

“伪师身居高座，口出异言，由学而党，匹夫窃人主之权，鼓动天下” （ 宋 樵川樵叟 《庆元党禁》）在南宋庆元党禁中，政治的因素使程朱理学承担了最大的打击。并把心学派作为列党，一同被批判。朱熹在“细思昨非”检讨中，虽离开朝政却继续作为了“党魁”著书立说留存了理学的学术影响力。在风波中的朱熹“病目静久，忽悟圣学之渊源，乃大悔中年注述误己误人，遍告同志”，被后人认为朱熹愿意认同心学观点的表现。

3 明太祖朱元璋基于重建秩序，消除蒙元文化对中原礼乐文化的冲击和改造，将理学尊为正统之学。

洪武六年谕礼部尚书牛亮“自元氏废弃礼教。。。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典，以复中国之旧”，在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主旋律”指导下，经过删改版的理学成为国家级的意识形态，最严格的礼教制度全面推行。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发明本新”的心学思想是叛逆的， 朱熹晚年融会心学的检讨思想在此轮删经改训中被潜藏。

4 明朝建国一百年前后，以礼教维护皇权的理论模式因逐渐脱离实践而显得动力不足。

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从建国之初“尊上理论”的迫切性转向于守国之中“重下实践”的急需性。部分士大夫精神世界中又产生了以书院自由开讲的形式进行学术改良的念头。心学开始复萌。例如崇仁学派的吴与弼，就认为皇帝之子居深宫，在“纯阴不生，纯阳不长”在环境中，虽满腹经纶之士亦难教矣。其在明英宗天顺年间不断称病请辞左春坊左谕德教授太子之职。回籍之后主张“天道性善，践行苦乐”的学术思想兴办小陂书院，强调劳动实践与治学理论的结合。培养了陈献章、娄谅等一批具有理学和心学融会思想的弟子。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姚江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娄谅的心身之学对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产生了深刻影响。

5 王阳明实现了心学对理学的“弯道超车”。

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成绩，佐证了王阳明发明本心致于良知的功效。他以强调“心学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滴骨血”的高度，告诉人们只要把心中“贼”破了，就没有破不了的“山贼”。把心中的“根”种深了，任何事物都会“枝繁叶茂”。每个人 “自己的本心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本心光明就可以了”，这为在森严等级制度中苦苦排序的人中意味着心学解放或稍许松绑了他的人性，自然为缓解了明中后期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批判王阳明“离经叛道”的保守学者与官员，无法阻碍阳明心学在全国的学习热甚至远播于海外。 例如：江西豫章书院明代山门联 “一派心传，为异为同，皆足衍西江道脉；群贤踵接，或仕或隐，大堪震东鲁宗风 ”即说明了当时备崇心学，并将心学相承的观点强调到了豫章书院日常管理细节之中。 从此，明朝儒风因心学走向了重视三教九流的融合，群众走向了敢于微词礼教，士大夫阶层走向了热心与利玛窦交朋友，生活走向了那个时期的科学研究高峰。王门七派对社会变化的深度影响力，料想王阳明在世也估计不足。他所看重的是通过《朱子晚年定论》来证明自己的学说与理学是一体的，他的心学并没有离经叛道。

6 后阳明时代的心学情况说明只要宗师逝去，心学的表达容易出现误读。

嘉靖七年（1528） ，五十七岁的王阳明在赣南青龙浦码头留下“此心光明，夫复何求？”的遗言逝去。后阳明时代，在缺乏足够经验配备的王门七派弟子的口中，心学成了学术界“占山为王”的“文化器具”。除部分坚持事功的弟子开始向实学挺进之外，一大批错误理解阳明本意的弟子，他们较阳明在世之时加大力度批判理学。以“下学不精却直接修上达之学”的错误模式，修成了空谈之学，在后世备受诟病。养尊处优的士大夫们，将本心光明的合理化解释一不留神成了口上的君子而本能的堕落。因此，“大明之亡，亡于王学”之说由此而生。也使清朝建立之时，统治者即确定排斥心学，大力恢复推行程朱理学的驭民思想政策，当然是经过明初删改的版本。

7 在明亡前期， 东林之学是理学与心学的融会诞生实学的起点。
万历年间，王门江右学派豫章罗懋忠影响了以理学为最高追求的高攀龙，后者最悲壮的人生画面即是因组建东林之学并成为精神领袖，在阉党的打击下投水自尽。据研究，东林之学的本质是心学和理学顿渐归一诞生实学的起点。一般研究认为，东林之学的诞生是带着“火药味”上场的。他们既反对阳明心学“率天下而归一，无所事事”的务虚研究。也不同意程朱理学将“人的至善”作为道德的根本原则。这两个反对注定了东林学党的失败。也导致了中国实学的发展才一萌发，就将遇到最大的挫折。假设东林学党不是带着“火药味上场”，而是以理学与心学融会的角度，例如从心学角度认同“主一尽心而不绕理繁琐，使本心合于万物”，从理学的角度解析“至善”是每个读书人修身齐家不断努力接近但并非一定实现的最高追求。那么明朝的历史走向或许将就此改变。当然，这种假设不可成立，因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傲病”已经严重伤害了明帝国的“干群关系”

8 在心学被彻底打压的清初背景下，明朝遗民学者以“痛定思痛”的方式将理心合一的实学思想发现于世。

清朝建立之后。明朝遗民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对明帝国灭亡原因与学术思想的关联作出了“痛定思痛”的反省。他们强调不论理学还是心学，能够“以民为本经世致用”的学问才是实学，只有在原有的基础上融会成长才是百姓之福。讲求以实为势，学势合一，尊重欲望与天理的统合性。限制皇权，敢以天下之法替代皇帝一家之法。堪称为中世纪全世界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前苏联 弗·格·布洛夫语），颇有“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的意味。理学与心学所代表的中国精英意识由此得到了统合。当然，清初统治者没有兴趣听这些，他们片面的支持明朝亡于心学的观点，认为明末各种社会弊端是因为受到了心学的蛊惑，执政之初立即大力打击心学，焚烧心学著作，彻底收编所有自由讲学的书院做为科举平台。重新确定以理学作为唯一教条。同时期，对心学的研究地位由日本取代。

9 清中期，实学高度影响了中国精英意识。

清乾隆时期，人民生活相对稳定。“泱泱上国”的国土面积，经济水平稳居世界高峰。治世的成效，使当时的统治阶层感受到了最大的心理满足。而“月盈则亏”的规律表明，代表中国精英意识的儒学，又默默地到了走到一个新的分水岭。“尊理抑心”的政策面临了乾隆时期民间人口膨胀、民族融合、海洋商业等一系列的新形势挑战，以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的统治模式，本质不足于面对各种新的状况。有一批明白的汉族士大夫以“理心归一于实学”的姿态建构了尚属高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在不太昏庸的皇帝授权下，依旧实现了精英意识的历史高度。例如当时主持豫章书院的江西巡抚陈宏谋及他“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从陈宏谋在豫章书院的学术精神乃至在江西全省社会治理经验中可以判断如果实学的进一步发展当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可提前一二百年进入现代化发展序列的机遇。

“陈宏谋学宗高攀龙，为政计远大”（清史稿· 陈宏谋传） 陈宏谋，号榕门先生，广西桂林人。在江西担任巡抚期间，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发挥到了最高明的境界。2001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在《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中即点拨了这个值得中国学者重视的现象。我们深入研究陈宏谋的实学思想有助于将儒学研究从古代中国引向更开阔的现代国际视野，对当代儒学的发展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陈宏谋实学江西实践蕴藏在他在任时特别推行的的一些管理政策，展开有五点基本面貌。如下：
1 以书籍印刷的平台传播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
支持印刷业在江西空前发展，书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影响百姓文化程度提升。“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都会转移到对文化知识的渴求”，闻名天下的金溪书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历史高峰。在南昌，豫章书院附属文市宫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文化市场。以豫章书院为背景的“红树山庄”、“兴泰号”、“怡和堂”、“丁文英阁”、“文苑阁”等印书“企业”非常兴隆。陈宏谋还鼓励各地知识阶层给社会底层提供扫盲字书，官府、商会给居民提供各类生活有用的免费书籍，如历书、处世哲学书籍等等。书业的繁荣说明了，以实学治理下的江西，居民自我实现上升渠道是比较通畅的。
2 在乡约与法律的基础上普及社会教育。
陈宏谋大力推行区别于科考的社学教育，女性教育及士大夫的廉节教育，强调社会组织的标准化建设。陈宏谋居西江使署（江西巡抚衙门），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完成了《五种遗规》的编写。其中《养正遗规》重视社学，《教女遗规》重视女性定位，《训俗遗规》重视乡约民风建设，《从政遗规》提倡行政管理技能，《在官法戒录》警示官员廉洁。该书在乾隆八年由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检校刊行，各地百姓争相学习，官员动辄下乡开讲。一时江西民风大为改善，时人皆重其行止，感其教化。
3 保护农业为本，对农业制度进行改良。
设定以土地资源作为个人财富来源的基础条件，贯彻摊丁入亩，放松对底层农民的人身控制，减少特权阶层对人口的直接剥削。在执行“农业税”的基础上，鼓励民间土地贸易，建立口粮救济制度，稳定社会秩序。
4 欢迎商品市场，主张把市场与个人、家庭的关系中区别开来，赞赏地方经济的货币化及追逐利润的商业动机，商会的力量得到空前的重视。
江西产出的茶叶、木材、夏布、漕粮、药材、瓷器、纸张、书籍在此时期都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及全国贸易网，以河运便利为条件形成了各类贸易中心。例如吴城、河口、景德镇、樟树等名镇在此时均较之前的历史时期更为成熟稳定。市场管理形成了较为成熟登记、给照、做保、厘局的管理制度。

5 讲学豫章书院并制订学约，在知识阶层贯彻理学与心学的统合思想。
陈宏谋制订的《豫章书院学约》共有十篇，约六千字，以《中丞陈公教思碑》立之传世。学约分别是立志向、明义利、立诚敬、敦实行、培仁心、严克治、重师友、立课程、读经典、正文体。其中在《立志向》文中，重点引用朱熹《沧州精舍谕学者》的论点。在《明义利》文中，辞锋转向陆象山在白鹿洞书院所讲的《义利之辨》。在《敦实行》文中强调《白鹿洞书院规条》的实践性，而《培仁心》文中则以思孟学派及致良知之学为训。在《重师友》文中非常务实平等地将师生关系定位为朋友界别的伦理关系，而非父子君臣关系。其他各约皆有程朱理学与心学融会的观点等等。从治学的角度，进一步说明陈宏谋们所代表的清中期儒学，是遵守理心统合、讲究实学思想的。

罗威廉认为将陈宏谋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意识作为放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社会相比较亦属先进。他所涉及的社会治理各方面，也是当时欧洲社会所同样需要面对的问题。例如行政集权的标准化建设，经济贸易自由主义，以土地代表有产阶级参与社会治理并非是欧洲精英意识的专利。可以说，十八世纪中国精英意识即集中体现在这种理学与心学的统合成为实学路径之中。

综上所述，由南宋至清中期无论政权如何更迭，书院文化所代表的中国精英意识一直行走在由理学、心学逐渐统合，趋向于实学的道路上。西方及中国学术界曾经一度流行“中国精英文化在明亡之后就陷入了停滞状态”的观点并不正确。 遗憾的是，“陈宏谋们”之后的士大夫阶层确实没有将“经世致用”的务实之学发展到同时代欧洲一样系统圆满，导致了中国早一二百年进入现代化序列的机遇丧失。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曾国藩们加快了与西方科学接触的步伐，中西哲学碰撞激发了理学与心学顿渐归一走向实学的新命题，就是如何融会现代人文科学。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调整工程，时至今日还在努力中。由此也可以结论，当代中国包括豫章书院在内的各地书院复学并应用于人心与社会的教化表现，尚属于新实学的前奏曲而已。

【作者介绍】

吴军豹 ，1979年生，南昌人。中国书院学会理事、江西省书院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西豫章书院当代复学召集人，中央电化教育馆传统文化在线学习项目合作人，人社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传统文化人才测评项目合作人。山东曲阜孔子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四川汤用彤国学院客座教授。主持南昌市十二五（2014）社会科学有关规划项目，出版了《豫章书院志》、《家道乡约》、《修身科》等专著。

参考文献

【1】 邓洪波 《简论南宋书院六大事业》，2016
【2】 三浦秀一 （日） 《学生吴澄与南宋末叶的江西书院》2007，
【3】 党瑞红 《 庆元党禁与程朱理学的发展》2006
【4】 王阳明 《 朱子晚年定论》 明
【5】 黄宗羲 《明儒学案》 明
【6】 金其桢 《略论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体系》2004
【7】 罗威廉（美） 《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