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心灵的年轮》.doc

口欲期的灵魂—再读朱建军《心灵的年轮》

2008-12-03 00:07:10 　　来自: 火 (撂荒的地，别来看，没庄稼。)
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的评论    5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拯救口欲期的灵魂—再读朱建军《心灵的年轮》

　　 第一次拿到《心灵的年轮—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与救赎》，还是两年前的事；第一次读时，我只是个心理学的初学者，一个还没有精神成人的孩子，对一些概念也还很陌生。虽然所知甚浅，书中的许多说法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它一直没离开我的手边。
　　 而今再读，作为一个走上正轨的心理学学习者，一个开始启蒙自己的年轻人，我才更深刻地感觉到字里行间包含的深沉和凝重。文章中渗透着的力量，仿佛直接来自于历史中的某个片断，恰如剖开树皮直至树心，将某些隐喻的东西一圈圈从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中剥离出来，而后呈现在面前。
　　 朱建军老师是学界内的一位怪才。他从80年代末开始学习精神分析，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用十几个小时引导自己挖掘深层的潜意识，和自己的心灵直接沟通。这样的探索在没有旁人引导、帮助的情况下十分危险，如同“练功”一样，随时可能走火入魔。幸运的是，他不仅走了出来，还摸索出了意象对话这样一套心理治疗技术。然而这般探索毕竟少有人做，朱老师因而屡在学界被称作“大仙”，我的专业课老师也是如此人众之一。
　　 当然不管是“仙”也好，“学人”也好，只要是研究人的心灵，而且说得有道理，我认为都值得借鉴。但就像人们最初排斥弗洛伊德的“儿童期性欲”那样，阅读本书同样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过程。你可能会祭起投射、否认、合理化等种种盾牌，将朱老师的字句拒之门外，甚或抄起酱缸国的大盆子扣上去，也未可知。
　　 只要翻上二三十页，就一定有无数人这样去做：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缺陷”，其中举出了冷漠麻木、诈伪不诚、是非不分等七大“症状”；第二章更以此为切入，对缺陷进行分析，结论是大大的五个字“口欲期固结”。这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即人在早期成长中获得的爱和关怀太少，人格发展受到基本焦虑影响过多，对外部世界产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具体的表现有好吃喝、好言语攻击、生命力压抑等。从群体看，口欲期固结则表现为贪吃、性压抑、暴政顺民和窝里斗等等。
　　 不得不承认，把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人定义为心理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这不仅会让爱面子的中国人感到难堪和恼火，更会让任何一个稍具“民族自豪感”的人觉得难以接受。然而细读下去，这些“症状”恰都是我们和周围人习以为常的，我们的行为、言论仿佛都是症状的表现，基本难脱其咎地证明着朱大夫的“诊断报告”。
　　不妨让我摘抄几段话以为佐证。

　　 “要面子，是所有研究中华民族性格的人都注意到的特征。我们必须注意到要面子和要自我尊严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女人被强奸，中国人大多不会选择去报案，因为她觉得那样太没有面子了。也很少有人觉得报案的女人有自己的尊严。面子不取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取决于大家看到了什么事情，这就是它和尊严的区别。只要别人没有看见，我们可以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由于父母的状态不够好，心理上幸福感不够，造成中国的多数儿童，在口欲期得到的爱都是不够的。而中国文化过分地压抑个性，又使得多数儿童在肛欲期受到了压抑。因此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有些口欲期固结，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性格明显有口欲期性格的特点。”
　　 “从文化上看，中国自秦朝以来，长期是高度专制的社会。……专制帝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提倡一种被歪曲的儒教，格外强调忠孝。……而且帝王和各级统治者被比喻为民众的父母，要求民众绝对服从。这样的社会文化渗透的结果，就是从儿童开始的一生中，人的自我探索行为、独立自主意愿被严重压制，……”

　　 “……不压抑性，其他的压抑就难于入手。一个人在性上的自信，必然加强他总体上做人的自信，从而使他在做其他事情上也更加自信—这样的人是难于被管制的、难于被奴役的。……（专制统治者）本能地希望文化是性压抑的，是民众更像被阉割的牛马，没有自己的欲求，老老实实地做工。……在两千多年被奴役的历史中，我们不幸被当作牛马，从而也带上了牛马的习性，这是现实。”

　　 开头这几十页书，虽然朱老师认为“非专业人士不需要读”，但在我看来其中的术语并不复杂，例子也颇为贴近现实，每个人都可以读懂。更重要的是前两章内容已经做出了本书的结论，后面的章节都是这一结论的证明而已。无论是来自帝王家的性压抑、来自被压抑者自己的“防御机制”—明哲保身和胆小怕事，还是奴隶、太监、小妾般爱的缺乏，最终被归结到一个意象，一个代表中华民族的意象：被阉割的龙。
　　这就是作者试图在对民族性分析的过程中，从集体潜意识中找到的答案，—毋宁说这是他读过了我们的心灵而创造出来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接受。然而事实是：集蛇的灵性、鹿的智慧、鱼的生命力和虎的威严于一身的龙，正象征着“勤劳勇敢”“生命力旺盛”“强大”这些我们早已认同的中华民族的符号，而不论是这条龙还是这个民族，面前都还有着太长的复兴之路需要走，太多的课需要补，我们还背负着“丑陋”“七宗罪”这样沉重的担子。在朱老师看来，根本的原因不是“体制”，不是“环境”甚至不是“经济”，恰恰是我们的“国民性”：我们是一条被“阉割”的龙，基本生命力遭到了压抑和损害，没有爱的能力，充满焦虑、恐惧和虚无感，沉浸在“太监文化”和“家畜性”中不能自拔……
　　 如果读到这里，你依然沉浸在愤怒或悲哀中心绪难平，以至于想要摔掉这本书回到原本的生活，我建议你耐心地再读第一部分的后两章，这里有作者对于“阉割”过程的简要分析，以及为它能够“回势”提出的“手术纲要”。而后面的大半本书，即本书的第二、三部分，也正是对这两章内容的具体展开。
　　 作者认为“中国龙”被阉割的过程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循序渐进的，即我们在某一个时期承受的生命力损害并不多，然而过去的损害不能恢复，新的损害又接踵而至，这样的累积总和使得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总体上大打折扣。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会通过遗传、社会文化、历史事件等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并通过特定的事件和现象表现出来。所以在这里，作者着眼于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文化产品和社会现实的分析，将每一个时期生命力的丧失具体地展现了出来。同样地，我将一部分原文和我自己总结的纲要摘录如下：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人从心理健康向病态的转折点。没有制约的皇权借助法家思想，以独裁统治的形式开始泛滥中国。绝对化的权力结合了人们逃避自由的天性，形成了“命令、服从和责任免除（日本作家田中芳树语）”的政治，导致人的独立性下降，丧失主见和自由意志。“他们会开始对皇帝搞个人崇拜，因为他们需要皇帝做一个强者，皇帝越强，他们就会感到越安全。……这种心理障碍和被虐狂的心理有相似之处，被虐狂欣赏那些虐待者，……他们把虐待者的残忍看作有力量的表现，而这力量正是受虐者也希望能具有但是又不敢有的。……”
　　 项羽输给刘邦，虽然有他性格上和领导方式上的失误，但绝不能证明刘邦的所谓“领导才能”就是治世的更好选择。“在刘邦项羽的战争中，项羽相对来说比较规矩，但是失败了。对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来说这是不幸的事情，因为刘邦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而中国人学会了没有规矩，开始允许自己道德堕落……我们可以说刘邦和中国当时的‘时代精神’更为符合，但是时代精神未必是美的，未必是更健康的文化，那种功利主义的时代精神是对人性发展有害无益的。……项羽死了，这本无关紧要，但是项羽所代表的精神死了，这是中华民族刚勇血性丧失过程的开始。随后的中国也曾经强大过，但那是独裁者的强大，不是民族人性的强大。……”贵族精神的没落和奴性的不断发展，无疑是造成后来许许多多人祸阳谋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融让梨甚至都是一个“被扭曲”的典故。“如果现在有两只梨先让我选择，而我又胆大包天地把大梨吃掉了，我就成了道德罪人，会有‘千千万万人对我唾骂’。……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让梨而更善良，因为和孔融不同，大家这梨是被迫让的……让了梨的人会得到赞誉，以后反而可以吃到更大更多的梨，让梨是为了吃梨，……“梨字头上顶着的是个“利”，我们不也就是在“何必曰利”中拼命地窝里斗、争抢着“利”么？
　　 将官员形容为蝉，认为蝉就只应该“吸风饮露”，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带来了一个官场潜规则：官员可以借助权力捞取一些私人利益作补偿。仅在“一些”超越了“潜规则”的范围时，贪官才会倒台—而即便是这“一些”，也足以造成“黑砖窑”般的惨剧。
　　 始自魏晋名士的好酒习气，其实不过是酒精依赖，借酒做药缓解对政治黑暗的愤怒、痛苦和悲哀，然而这只不过是逃避。逃向何方呢？“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先秦时代。迷而不得的桃花源，其中有太多太多退行的象征，可惜渔人随即迷失了方向，人心的确难以再古，新的出路则至今还没有确切。
　　 宋明而后文人中兴起的梅兰竹菊，“傲雪寒霜”，也只是对于将要来临的压抑做抵抗的预备。守节本是美德，然而终于变成了“守小节忽大略”，变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儒家的用人观本就是从个人道德品质出发，认为道德品质好的人就是好的官员。由于内在的道德难以确定，最后必定变成从外在的行为作评判，并很容易赚到对个人小节的重视。”在心理学上，这样的行为就是强迫症。强迫到最后，男人都被压抑到小节中，妇女的贞操就成了新的焦点：裹小脚、立牌坊、限制再嫁。岳飞被害死了，白娘子被压在塔下，血性和正气、创造力和生命力都被压抑了。
　　 这才有了水浒传中被压在地穴中的一百零八道黑气，有了“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的呼喊。“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行侠仗义发展成了“屠得九百万，便为雄中雄”的暴力滥用。虽然这种暴虐依然可以证明某些未泯的刚性，但毕竟已是匹夫之勇、强弩之末：强者才懂得慈悲，弱者只会残忍。
　　 到了清代，对汉人的屠杀、文字狱和编订《四库全书》等“工作”，终于造成了内画鼻烟壶、细腻精巧的玉雕和一家独大的考据训诂，高贵的满人从强悍的八旗兵堕落成猪栏理想般的无能汉人更是一再地被压抑和限制，于是中国人的心灵便小到了能装到鼻烟壶里的地步。
　　 而这种压抑和折磨，在近百年来的历史中依然不断地继续继续再继续着。自以为“造反有理”的小将们，其实也正是在一种“造龙运动”的狂信中迷失于破坏和毁灭的洪流，本可以用于创造的利比多，完全被用在了斗争中。这种深入骨髓的奴性和生命力的丧失，导致即便是《英雄》这样的“大片”，也还是有了“残剑”这种深受阉割的“正面人物”和对秦皇“武装竞选”的默许乃至崇拜。以至于有网友在评论时写到：真希望有个人统治我们，不再有战争。用作者的话来说，这叫“为天下慷慨就宫”。
　　 ……当然作者同时也认为，“骂”是不能骂破这口“酱缸”的。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指出来访者的问题却不进行施治，也是毫无意义的。在第三部分中，他提出了一些让我们恢复生命力的建议和操作方法。其中有些是对个人提出的新的行为方式，有些是对心理学工作者的建议。我把一些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摘录或总结如下：
　　 “春秋责于贤者”，让人们倾向于以小人自居，通过“捧杀”的方式攻击和架空那些真君子，从而真的造成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作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把“上帝的交给上帝，凯撒的交给凯撒”，用法律控制人的行为，要求人们普遍遵守公德，而不要随意打着“责于贤者”的旗号去要求别人的私德。“……我愿意以德报怨，原谅一个伤害了我的人，这是我的事情那个人没有权利要求我：‘你善良一些，不要向法院起诉我，放弃赔偿的要求。’”降低做“贤者”的成本，减少当“小人”的“额外利益”，这才能防止人们用虚无的道德作为武器伤害别人，而导致全体人的道德水平下降。
　　 在民主的问题上，作者认为民主不是下放得来的，一定是需要自己争取的。“要想让政府越来越民主，民众也要先有民主意识才行。……民众必须从自己开始，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切实证明自己真的想要民主，证明自己真的能够不错用滥用民主。……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还牵涉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人的尊严。如果我们可以满足于一种动物似的生活，我们没有必要去争取人的尊严。”也就是说，倘若经过权衡，追求这种尊严的结果不是秦始皇时代那么极端（掉脑袋），而仅仅是为了这种尊严丧失一部分低级需要（例如金钱美女），这种“不合算”的买卖要怎么权衡？我们到底要不要尊严？我们要尊严还是要利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就这样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倘若我们真的需要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则必然要放弃。这不是简单的“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找回失落的勇气、重建健康向上的心态的问题。穿一身古装、恢复某种古代习俗、读经之类的举措未必就不重要，但我认为至少相对于这种失落的精神，它们必须让道，减速慢行。
　　由此引来的就是操作手段的问题。作者给出了一种方法：作狷。即孔子所说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的狷。作者认为，只要外在的某种威胁不能消除，那么绝对的狷将是不可行的，例如纳粹士兵就基本没有拒绝屠杀犹太人的自由。在作者看来自由和责任是相对应的，“不该做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做；万一只能做，也尽量少做一些。”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当我们吃得饱饭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可以不作，例如杀人越货、坑蒙拐骗；当我们有个住处时，又有些事情可以不作，例如吹牛拍马、阳奉阴违；……可能别人会因此有汽车、别墅，而你没有，却绝不会影响到你的基本生存。这时候有所不为，危险不大，只是不能满足贪心罢了。
　　 另一个问题就接踵而至：倘若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作狷，而是不愿意作狷的大多数人对少数狷进行了逆向淘汰，那么狷应该怎么办？例如一个血汗工厂只有三五个人罢工，显然是不能动摇厂主的黑心的。所以作为政治手段，狷需要一个不太残酷的政府，以及一场足以发动民众的启蒙运动；但在一些小事上，例如做假冒伪劣产品、吃果子狸、枪手替考这样的事情，没有强大的外在威胁，我们是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去选择做的。这就回到了上一个问题：我们要尊严还是要利益？无疑地，作狷不仅面对的是失去利益的损失，还会面对多数人的影响：少了你，地球也照样转。然而我的看法与作者的观点出奇地一致，即我们的选择是一种示范，可以影响他人改变、带动一种新风气的形成。从大处来说，这是“国家兴亡，我的责任”的最基本的体现；从小处来说，这对于我们的心灵健康也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这样的权衡中，作者没有明确地反对或提倡，而仅仅是告诉我们：如果要做个真正的人，有许多事情是一定不可以做的。
　　 说完了个人行为层面的东西，就该谈谈个人影响社会的问题。除了做事给别人看之外，说话是影响他人最重要的手段，即启蒙。作者主张启蒙，也同样强调启蒙的形式和内容必须尽可能贴近群众。将专业领域的东西通俗化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通俗化的过程有可能因为要迎合大众口味，而把“化大众”变成了“大众化”，我倒以为不必担忧，如果启蒙者本人并不想动摇自己的立场和原则，看重的是真正的启蒙而不是随之而来的利益，这个阵地是可以守住的。所以这个过程就只剩下技术问题要解决：要直观，具有象征意义，带有大众情感，用语有特点，内容简洁等。其实以往被批驳为高高在上而被民众拒之门外的许多东西，也正是失之于此的。
　　 印象中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日本人。日本的心理学之发达学界内有目共睹，放下坊间因狭隘民族主义和牵扯历史问题引发的非理性情绪，平心而论，日本的心理学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向大众普及都做得非常不错。前些年看过一部日剧，常盘贵子主演的《白昼之月》，大意就是一个被强奸的女子在恋人、心理医生和护理人员的辅导下摆脱阴影、重新过上正常生活的故事，里面涉及许多专门的知识，却不显说教，且只有12集。相比之下我国不仅是心理学，很多学科的知识都还显得阳春白雪，难能惠及大众，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这方面，我们的专业工作者还要多下功夫才行。
　　 我深以为，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普及心理学常识、帮助人们重建良好心态的书，更是一本具有启蒙意义的读物。当我们日复一日地辩论“姓资好还是姓社好”，当我们日复一日地思考“究竟是体制问题还是当权者问题”的时候，从显学中脱离出来，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拷问深埋于心理底层的我们自己，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或许这个过程会让我们感到难堪或愤怒，但正如作者所言：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先看到病人身上美丽的部分，而必须着眼于病症的分析。看了这分析之后，我们也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讳疾忌医，强词夺理说我们没有这样差；二是失望，觉得我们没有救了。面对现实，承认我们确实有不足之处，扎扎实实努力治病，中华民族才有希望重新复兴—其实这种承认，本身也就是一次极大的治疗和飞跃。
　　 从一本书，一本读过很多次的旧书中生出这许多想法，是我在动笔之前始料未及的。两年多来，每每在生活中看到中国特色的“童话故事”，我总会不自觉地想到这本书中所谈到的问题。我们还像个孩子一样没有长大，抑或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言，是个还没长大就变老的小老头？现实中的种种情绪和体会，让我不得不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如何让被阉割的龙长出命根重新腾飞，如何拯救处于口欲期的我们—当然这其中还包括我在内，如何才能实现我们都期待的复兴？“何处最远最深，又有谁能够描述？”我想我找到了一个比以往更加切近的回答，这回答即是来自朱建军老师和他的《心灵的年轮》。
　　 2007-6-20于太原悟吾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