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大夫刘汉儒.doc

资政大夫刘汉儒
沈丘县信访局退休干部，市、县文史研究员 刘庆同

所谓资政大夫，辞源注释：“资政两种解释①殿名：宋真宗建龙图阁，以阁之东序为资政殿。景德二年，王钦若罢参政，真宗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班次在翰林学士下，钦若不悦，真宗复以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班次在翰林学士承旨之上。其后宰相罢职。多受此官。②文散官。金置资政大夫为正三品文散官，元明改为正二品”。而资政大夫刘公汉儒怎样不平凡！
一、初试锋芒
刘汉儒系河南省沈邱县人，汉族，住原县城今老城镇，生于明嘉靖八年，（己丑年公元1529年）一个书香门第，（其父刘东，明宣德，十五年探花）自幼聪明好学，每考必第， 20岁（嘉靖28年）经府试考中秀才，25岁（嘉靖33年），经乡试考中举人。27岁经礼部举办的“礼闱”会试中贡生。据清乾隆十一年《沈邱县志》记载：“刘汉儒，字文卿，号宪吾，更号思鲁。”嘉靖己未（即嘉靖38年）（1559年）进士。三甲五十九名，时年三十岁。初仕河南滑县令，县志记载：“筮仕滑县令，廉介不阿，台省上循良第一。无何，丁内艰，滑人建祠俎豆焉。”即在滑县任县令期间，他作官廉洁，刚正，处事认真，一丝不苟，政务以民为本，以民为先，把一个经济贫困的滑县搞得有声有色，政绩全省第一。在其母病故后返里，为母守孝，滑县民众为其建祠纪念。滑县重修县志记载：“刘汉儒，河南沈丘县人，进士。嘉靖三十九年令滑。明察果断，长于折狱。擢兵部主事。以母忧去官”。这说明他是一位明察秋毫，处事持重果断，精于断案使人折服的县令，对每一案件均能作到公平、公正，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故滑人给他一很高的评价。后补浚县令，因政绩突出，又受浚民欢迎。明隆庆元年,公时年38岁，遇朝廷恩科武选，刘汉儒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兵法鞱略答辩如流，蒙主考首相高拱欣赏，随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浚县父老竭力挽留不住，浚人为其塑肖像祀之。这说明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亲民爱民的好官，所以，人虽离去，乡民仍念念不忘。
二、大显折狱之才
隆庆三年（1569年）调山西任按察司副使时，（时年40岁），在阅卷时，发现山西总兵失符验，让千户当替罪羊下狱，刘汉儒深知总兵是高官，弹劾有一定难度，职责所在，为对朝廷负责，也要报打不平。在做好充分准备以卷中的破绽，再拿出确凿的证据后，上奏弹劾，县志记载：“山西总兵郭琥失符验，委之千户以塞责。狱成，公疑之，白之当道曰：“总兵例应亲代，郭琥不候代，而以敕，印付千户，新帅至，封管如故，罪不应坐千户，而坐琥。”即符验是朝廷给郭琥调遣军事的凭证，郭琥保管不善丢失，这是犯罪的行为，他把丢失符验的责任推卸给千户，让千户为其当替罪羊坐监狱，这是不公平的，他为千户抱打不平，经向上陈述，当时郭琥不服，千方辩解，经刘公一番质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郭不得不认输，结果将郭琥反坐下狱，《明神宗实录》记载：“山西总兵郭琥以失落符验，降祖职一级”。这时千户无罪释放，对刘公千恩万谢，于是“一时众心允服，风猷益振。”即上下无不赞佩叫好，而刘公的威望益高。
三、大显军事才华——著《九边图说》
在任山西按察司副使，右参政时，县志记载：“课最，转上党、饬部伍，精器械，谨斥堠，广储蓄，以剪除强悍，培植善类为先。”所谓“课最”，即经上级考核他的成绩最佳，明万历初年调上党。上党在山西境内，处于边防要塞，必须加强军事管理。公莅任后，他先整顿部队，精良器械，布署岗哨。振作士气。在政治上，打击黑恶势力，为民作主，除霸安良，提倡作好人好事，鼓励农桑，使民安居乐业。实行以丰补歉，广储食粮，以备荒年和战时之需。经过一番整顿，面貌焕然一新，这样，使上党的军事政治又上一个台阶。这时，奉命查阅边防，因那时明朝有北凶南倭之患呀！据《明神宗》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在明朝大军的进攻下，元朝统治者逃往塞外，散居于蒙古高原，他们不时侵扰明朝的北部边防，所以，从明代开国时期，北方的边患，便始终是国防的重心。为了抵御蒙古部族的侵犯，明初，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上，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分别为辽东（今辽宁的辽阳）、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县）、榆林、蓟州（今河北蓟县）太原、宁夏、甘肃（今张掖）固原合称为“九边”。九个重镇都设在北方的边墙，即万里长城之内。其中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是北边的中坚。同时朱元璋又在长城以北设立了大宁卫（今凌源县境）开平卫（今蒙古多伦县），东胜卫（在今蒙古呼和浩特东）三个军事重点，形成北边中坚部分的外围军事重镇，以防卫北边。各镇犄角相依，边防坚固”。明神宗，对边防警觉很高，唯恐边防疏漏，命刘汉儒同兵部侍郎王宗沐阅视边防重镇，他们驱驰数千里，实地查勘，由刘汉儒绘成军事地图，即如何在边塞九个重镇，以及长城以北的三个大卫，如何驻兵防御，那个重镇需要构筑什么工事，配置什么军种，一一逐条上陈，这就是著名的《九边图说》，首相张居正、神宗朱翊钧阅后，极为欣赏，“赐玺书褒嘉焉”。
四、云中大显洞察力
县志记载：“再丁外艰，服阕，补云中兵宪（云中，古郡名，原为战国地区，秦时置郡，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以互市功，再蒙钦赏”，（时年45岁公莅任后，先整顿兵备，修筑新城堡，也称永安堡，工程从明乙亥（1575年）三月开始，历经近两年，于万历四年（1576年）十二月落成。这就加固了这一重镇的军事防御。此镇为明朝在蒙古边塞，军事位置异常重要。所谓新城堡，即云中修筑的一种军事防御工事，地处前沿，易守难攻。城赖以安全。经实地考察，他知道，蒙古缺少粮食、药材、布匹等，而我内地缺少马匹，（骑兵），他认为在此有必要有秩序的开放市场，与蒙古部族互通有无，从而减少边防摩擦，安定边防秩序。《明神宗》记载：“互市，也是自古有之，《左传》中就记载了春秋列国与夷狄部落之间的交换，这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无论是货物交换、还是货币交易，它主要是一种经济贸易关系。但是，有的中原王朝（特别是明朝），往往把互市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对于表示服从的各族各部，才与之互市，对敌对各族，各部则加以经济封锁和制裁，或以关闭市场相威胁，使之就范。因此，互市之中也反映了一种政治关系”。而这次在云中开放市场，议定为：“以二月终入贡，（蒙古先进贡后开市）五月初开市，期而不至，则绝之”。在蒙古俺答汗的要求下，市场设在要塞边外，市期定1月，延期可再议，开市之时，规定蒙古方面派兵300人，驻于塞外，明朝派兵500人，驻于市场，共同维护市场秩序。俺答汗各部首领到市场监督自己的部属，明朝也派官员管理。价格由明朝定出马匹与其它牲畜的市价，然后由明朝方面以银两购马，也可“以布缯兼予”，“以锅折马值”的贸易方式，无论是官市还是民市，在开市之前，明朝必须准备马的巨额银两，抚赏费以及充足的粮食、茶叶、纸张、医药、布、缎、铁锅和各种器物。对蒙古马匹也有规定：马以毛齿，腰身尺寸论值，分三等，“四岁以上，八岁以下，三尺六寸以上者为上等马，马价以“布缯兼予”，上马十二两，（给十两），中马十两（给八两），下马八两（给六两）”。民间以故衣杂货易马牛者，一棱布可易一羊，一布衣可易一皮袄，一牛易米豆石余，（十斗为一石）一羊易杂粮数斗……,但严禁出售武器。互市圆满结束后,由明朝官员设宴招待各部族首领,向双方参与维护市场秩序的官兵发布奖赏。互市效果良好，市秩井然，获战马700余匹，以补军事之需，牛羊无数，蒙方各部首领，以喜悦的心情满载而归。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此举既安定边防，又双方互利。上奏后，神宗朱翊钧大为欣赏，于是，又予玺书褒奖。这是刘公汉儒具有军事政治远见卓识的结果。
五、平息浙江兵变
由于刘汉儒历年政绩突出，得到首辅张居正和皇上朱翊钧的赏识，又将刘汉儒调浙江任按察司使。时年53岁，他工作有方，持法益坚，未久又升任浙江右布政使。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浙江杭州发生兵变。据明史记载：“杭州有东西两大营兵，原来每名士兵每月饷银九钱，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减月饷三分之一，营兵马文英、刘廷用等纠营兵，投诉于巡按史张文熙，张文熙加以抚慰遣散。第二天，营兵又闹起来，将中承张，拥郊外斩首，而后又拥入巡抚衙门，抓住吴善言，痛打一顿。张文熙率三司官吴宪及巡监御史孙旬等，多方劝解，士兵才放回吴善言。”这时“杭州以行保甲法，又发生民变。情势万分紧急，巡按御史张文熙奏报朝廷，首辅张居正调张佳胤，代替吴善言为浙江巡抚，兼右佥都御史，星夜兼程赶到杭州，而杭州乱兵正在城中抢掠，火光冲天”。这时，众官引避，唯刘汉儒挺身而出，陈说兵营，晓谕他们，闹则犯罪，兵服愿平乱民。当钦差张佳胤率兵星夜至此时，乱兵正在平乱民，张佳胤与刘汉儒协商后，刘汉儒携游击徐景星再次到东西两营，肯定他们悔悟之举是对的，以稳定军心。“如果能够讨平乱民，可以赎兵乱之罪。这时诚惶诚恐的士兵们，正担心张巡抚加罪，于是个个奋勇剿杀乱民，擒150余人，押至巡抚衙门，张佳胤下令斩首三分之一。借奖励之名，召马文英、刘廷用至巡抚衙门，随即予以逮捕，又密派徐景星捕捉为首的另外7名，九名兵变的祸首，一同被斩杀”。张佳胤、刘汉儒利用乱兵平乱民，又惩办首恶，遂在短时间内，迅速平定两乱，显示了刘汉儒临危不乱、处事果断的才华。未久，刘汉儒接任张佳胤之职，任浙江巡抚，左布政（从二品）杭州市民为感恩刘汉儒，在西湖处塑像以念其功。
六、平息福建倭寇之乱
《明神宗》记载：“从至元二年（1336年）至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正是日本处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当时在封建领主统治下，失意的武士，由于在国内没有政治和军事地位，便纠集一些奸人，徒棍和无业游民，经常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骚扰和掠夺。因而，给中国沿海各省的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历史上将这些入侵的日本人，称之为“倭寇”。此后，至万历年间，日本又由南北朝的分裂，转入战国时期，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生产。于是一些武士、浪人、商人便进一步组织成更强大的海盗集团，在中国沿海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骚扰。”嘉靖末年，虽经戚继光、俞大猷四年的艰苦抗倭胜利平息。这些倭寇侵略野心不死，万历 年，他们听说戚继光被调抗凶奴去了，便又在福建沿海卷土重来，入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村庄“屠戮殆尽”，福建当局，抗击不力，沿海居民弃田携家纷纷外逃，田产荒芜，社会混乱，朝廷又调刘汉儒任福建左布政使。莅任后，经一番策划亲自组织和指挥军民，振作精神，抗击倭寇，号召军民爱国爱家，只有抗战，才有出路，于是，首先带领一支精锐部队趁日寇猖狂自大，不知所以，乘其不备，发起突然袭击，又在莆田、荔城等地一连几次胜仗，军威大振，军兵所向披靡，连战皆捷，不给倭寇喘息机会，痛快淋漓的将倭寇击败。刘公汉儒真不愧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之一代儒将、朝廷重臣。平息后，“责令诸司，按籍招抚，外逃之难民，付以田产，解决种植，使之安居乐业，对富商大贾，暗与日寇勾结进行走私贸易者，进行重罚和治罪。”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福建人民对他的恩德念念不忘。但刘汉儒终因操劳过度成疾，上表准奏返里休养。
七、平缅酋之乱
刘汉儒离闽在家修养之际，云南又发生了“缅酋之乱”县志记载：“当事屡檄徵之”，即调刘公汉儒任云南左布政使，使其征讨治滇，（时年57岁），也就是说云南与缅甸接壤，境内之缅族酋长与缅甸勾结，引起战火，攻城掠地。这既是外敌侵略，又是云南境内民族矛盾激化，而战端挑起，军费物资又供不上，前方军事紧急，北方（抗凶）又誊不出手来，只有刘汉儒堪当此任，这时，值万历14年，自张居正去世后，朝政日趋腐败，中央财政又拿不出钱来。刘汉儒就是在国家危难之秋，带病赴任的。莅任后，先澄清情况；他一面组织军民抗战，一面清理财政。首先，让滇民明白，先有国，后有家，先拿起武器抗敌侵略，把缅贼赶出国境。是第一要务，也就是说攘外安内，双管齐下，境内缅族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或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可以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或文武兼施。方针大政确定后，县志记载：“沭帅以勋戚包揽乾没，为地大害。”看来财政问题，即是官宦，以及其亲属，贪贜枉法，侵吞财税，和霸占大片土地不纳银粮，并转嫁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负担。这是祸根、祸源，是民族矛盾以致激化的导火索。县志记载：“公清察本镇无粮地亩，勒令出租，不增赋而用足，上甚嘉之。”也就是说刘汉儒一方面整斥贪官，罚没赃款，以镇慑达官显贵，另一方面清察土地大户，凡未纳粮者，一律勒令补交银税，霸占良田一律退还原主，否则一律问罪，这样即解决军费不足，又鼓舞了士气，同时，又解决了缅族与政府之间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晓喻前方将士，可立功杀敌，服役的那些无地少地的士兵，不再为霸主逼租担忧，这样前线的官兵也安下心来，一心一意的抗击敌人，在这一策略的实施下，一面组织军民抗战，一面与部落首领或酋长谈判，采取以情安抚，以理分化、瓦解、孤立的策略，稳定民心，争取大多数，最终消灭敌人，将敌人赶出国境。从此断绝了境内外缅酋的联系，终于息战火宁边关，滇民拍手叫好。朝廷为此又给刘汉儒嘉奖。是呀！这是一场硬仗，既有军事的抗争，又有政治的斗争，既能镇慑贪官，又能深得民心。民众的负担公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宽裕了，从而解决了云南的由“三乱”（军事涣散、政治腐败、财税匮乏）到“三治”，（即治军、治政、治财），此举将云南治理的井井有条，民众怎不欢呼，朝廷怎不嘉奖！？为云南边陲的和平稳定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
八、清官退休一车书
战火平息后，云南步入正规，社会相对稳定，市井繁荣。戊子年，即万历十六年（1588年）开乡试，各州府县廪生，生员和增广生员，赴省考试。刘公汉儒亲临考场监试，“得士朱思明等四十五名”考中贡生。是时刘公汉儒己年逾花甲，在浙江、福建、云南都是国家临危受命，操劳艰辛，集劳成疾，经上表恩准致仕归里。县志记载：“公廉洁性成，不设城府。自筮仕迨宦成，橐中图书外无长物。”这时刘公汉儒己是朝廷的从二品大员，从任县令起，历官四十余载，退休时橐中除图书外，无其它珍贵之物，这说明他的一生心中装的只有国家和黎民百姓，显然真乃是两袖清风之高官，万民颂扬的高官，堪称楷模的高官，给百姓留下的是万古不朽的遗爱。有建词、有塑肖像、有立丰碑长久纪念。
县志记载：“居乡循循恭谨，遇大事一言立决，非其义毫发不敢干以私。”即退休后在家处事恭谨，虽高官仍不谋一毫发之私。又载：“癸巳历癸卯，比岁不登，公举廪余，周恤里人，至今诵之。”也就是说，明万历廿一年（1593）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年农业欠收，刘公汉儒将家中之余粮，赈济给穷苦人家不下万计。他这种富而不忘贫的精神，乡人怎不颂呢？
九、恩荣褒奖
1、加官晋级，县志记载：“壬寅（即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以覃恩晋正二品。”那么万历三十年，刘汉儒已经退休，皇上为什么又给他晋级升爵？经查明史，这年是抗倭援朝，经过七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将日本侵略朝鲜战争胜利结束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到日本海岛。明神宗将此作为国家庆典，对臣民进行奖赏，（这就叫覃恩）。这时，神宗又想起了他的重臣刘汉儒，在淅江、福建、云南给国家黎民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加之朝政腐败，农民造反，急需一位资历深，治国经验丰富的重臣辅佐，故将刘汉儒由从二品晋升为正二品，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首相），致仕后享受宰相退休后的政治待遇。以示朝廷对他念念不忘。这里还需特别指出，尽管明神宗朱翊钧昏庸腐败，但他对外患毫不含糊。头脑非常清醒，故他对刘汉儒靖边关除外患的丰功伟绩，是不会忘怀的，给刘汉儒的晋级升爵，调中央工作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给大臣们看的这时，刘汉儒己年逾古稀，因一生操劳过重，身体一直欠佳，终因病，寿终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年公历1603年）享年74岁。
县志还记载：“公殁后，值黄河溃决，大兴工役，沈丘屡荒，不以趋事，民病之。会公门生朱公思明者，为管河使，进沈丘夫役，讯公，众以逝告，因泣诉以邑中凋残之状。朱公念沈为公枌榆所在，遂怜而免其役。”沈人曰：“刘公既殁，仍受其赐，有如斯夫！”意思是沈丘连年灾荒，无力服役，朱思明念及恩师家乡，便免役了。沈人怎不感谢啊！
2、崇祯甲戌题准乡贤
所谓乡贤，明清时，凡有品学兼优，为地方所推重者，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而刘汉儒又是一生功劳卓著之资政大夫，为乡梓造福非浅，逝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于理当然，经明思宗皇帝恩准，于崇祯甲戌年（即崇祯7年亦1634年）准入乡贤祠春秋祭祀。万历末年还特为刘汉儒在原县城今老城西北三十华里，代埠口西，和尚庄东，建“增寿寺”以享民间香火。寺占地10余亩，分前中后三大殿，十分壮观。寺西临教场，东临养济院和垂钓矶，北临官街、太山庙，南与县城南，其四世侄孙刘御大夫的“十里长亭”、“乳香台”上之南山门，遥遥远映，构成沈丘又一胜景。清乾隆十一年《沈邱县志》记载：“重修‘增寿寺’按旧志，寺乃明乡贤方伯刘公之香火院也。止地十余亩，日久倾圮。康熙五十年（1676年）其四世侄孙，内阁中书刘璐，请于总宪揆公，捐银六千六百两，于寺东买民宅地基门面七间，其地连旧基，南至大路，西至教场，东大路，北至太山庙界。惟东界不齐，自山门至东角门北社稷坛西界。二层东便门，北至大殿东过道门后墙，以养济院西为界。三层至过道后墙至揆公祠后墙，至官街为界。后层以任思扑房为界。建大佛殿五间，东西房各二间，殿后陡母阁三间。阁东揆公祠三间，西方丈三间，阁前东西客厅共六间。殿前东迦蓝殿三间，西祖师殿三间。对面天王殿五间，东西房各二间，再外山门三间。殿东僧舍共一十四间。买有香火田三顷八十七亩五分四厘，坐落戴家埠口西，名董家庄。详见碑记。”这段记载，说明两个问题，寺建于明崇祯甲戌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规模占地十余亩，这是朝廷对重臣要员死后建祠享受民间香火之恩典，后因战乱日久乏修而倒塌，至康熙五十年，经其四世侄孙内阁中书刘璐与首辅捐银六千六百两，又给刘汉儒重修“增寿寺”并买香火田387.54亩，作寺之收入，以供僧人的生活保障和维修寺之经费之用。可见明清两代朝廷对刘汉儒真乃恩宠尤加。
3、建“恩荣”功德旌表牌坊（略石坊篇己叙）
4、神道（碑）
这座神道（碑）座落在沈丘原县城，今老城北三里处，现商临路东侧，原古驛道傍，接官亭处，民国年间有一大片约数十亩的遮天蔽日荫森粗大的柏树园林，很远就听到嗡嗡的风声，这就是刘汉儒的陵园，也称沈丘山东阳谷支刘氏的北刘坟。陵园的西侧，距陵墓百米处，驛道东侧路傍是“资政大夫大方伯浙江左布政神道”。（碑）雄伟壮观，碑楼高10米，宽2.50米，远看似屋山模样。碑与陵墓之间有石人、石马、石象生，并排而立的神行道。人们一看就知道这座陵园非同寻常。当暑夏炎热时，人们常到此乘凉。
那么什么叫《神道》？辞源注释：一、神妙不测的造化自然。易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疏：“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也指神明之道。晋张载注：“协和神明之道，而天下太宁，皆谓初汉之盛时也。”二、神仙之术。后汉书八二下左慈传：“慈少有神道。……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三、墓道。意为神行的道路。何又书四二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冡茔，开神道。”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
十、著书立说
经查刘公生平所著多已失散，除所题碑记等见于《沈丘县志》外，仅存中医书一部 - 《全幼对症录-对症用药赋》，隆庆六年（1572）正月，经漳州知府罗青霄集成为《广嗣全书》出版，今由中医古籍出版社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隆庆刊孤本影印。 　　附《汀州府志》所载五言绝句一首，题于福建左布政使任上： 　
普光岩
岩壑真堪恋，频来愿未悭。 路迷萝薜合，壁破桂松关。
语鸟开僧定，香林导客还。 遥知今夜梦，面面是青山。

综上述：刘汉儒是一位生性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高官，亲民爱民的好官，他作官，先作人，作人公而忘私，正气凛然，从而以正压邪。他初仕滑令，全省循良第一，滑志记载：“刘公明察果断，长于折狱，”评价何等之高。故建祠塑像祀之。转山西按察使，不畏权势，报打不平，将手握大权的山西总兵，反坐下狱，在华北与凶奴交界的九个边防重镇之军事要塞，他视察后绘成国防地图，就如何军事布防详文解说，显示了他的军事才华，博得神宗极为欣赏，而玺书褒奖，在云中、大同开放市场与凶奴互市，显示了他的政治经济远见和卓识，他富有开拓精神，别人想不到的，他想到了，别人作不到的，他作到了，朝廷怎不嘉奖！浙、闽、滇三省有乱，刘公临危赴任，皆由大乱到大治，既治标又治本，既未给人民增赋，又未向上要钱，负担公平了，财路拓宽了。人们怎不赞佩，怎不欢呼？！可刘公却累病了，从而致仕退休。大多高官退休时腰缠万贯，独刘公“橐中仅有图书，外无长物”。故他是作人的榜样，作官的楷模。这样的好官，黎民怎不感激，皇上怎能忘怀。民间建祠塑像，地方入“乡贤祠”，朝廷建“增寿寺”，逝后享受民间香火， 人虽去而精神犹存，我这里赋诗一首：
刚正廉洁汉儒公， 治国方略蒙钦称。
《九边图说》立高论， 边塞互市又立功。
闽滇边陲起狼烟， 临危出任大治成。
告老还乡一车书， 两袖清风世代颂。
遗憾的是他的陵园毁于大轰大嗡年代，寺院毁于战乱，“恩荣”石坊和“神道（碑）”毁于1958年烧石灰了。这些珍贵的文物，其实毁于无知，毁于激进，可惜呀，可惜！
二0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