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名词解释.doc

第一章第一节
01.文化遗存
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既包括人们加工过的实物，还包括未经加工但使用过的实物。遗迹即不可搬动者，如宫殿、房基、矿井、城堡、坟墓、路土等；遗物为可搬动者，如各种生产生活用具或装饰品等。
02.考古地层学
一群人定居于某地，在活动的过程中，必定会在天然的“生土”之上遗留下一些文化遗存和其他有机物。天长地久，这些遗留物和自然力作用搬运来的其他物质，会形成一种颜色、质地不同于“生土”的“熟土”。考古学中就将这种熟土称为文化层或文化堆积。如果后人又在此居住，则会在原来的文化层上再堆积新的文化层，长此以往，文化层将越来越厚，层次也会越来越多。按理，新的文化层总会迭压或破坏（打破）老的文化层，易言之，新的文化层的年代总是晚于老的文化层。在考古发掘中根据这个原则，使用各种技术和手段把不同的文化层层次分辨出来，确定孰早孰晚。
03.考古类型学
认识考古发掘所获的一群文化遗存，首先必须对其个体进行比较，进而认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最后才是整体；但不同类的东西不能进行比较。考古类型学就是把用途、制法相同的文化遗存归成一类，并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或称标型），然后按照型式的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排比出各类文化遗存的演变系列。这个演变系列一般就是文化遗存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从而体现出文化遗存个体的相对早晚时序以及源流关系。进而认识整体的文化遗存。

04.考古学文化
一群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具有自生特点的文化遗存群，即可甄别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可以想见，这一群人很可能在血缘上同一血统，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具有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可辨认的统一文化，在意识上一般自我认同和排他。而具有这4点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即可被认为是一个族的共同体。因此，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创造者与一个族的共同体有密切联系。
05.碳－14测年
凡以碳水化合物为养料的生物机体中都含有碳-14同位素。因为生物体中的碳-14一方面按5730±40年衰变，同时吸收补充，所以其浓度与当时大气中碳-14的浓度平衡。但生物体一旦死亡，就只衰变不补充了。这样只要测出生物体中碳-14的浓度的减少程度，就知道它的死亡年代了。这可用来测定5万年以内的死亡生物的年代。
06.进化论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是进化论的奠基人。现在人们对生物进化论的一般认识是：进化是普遍的生物现象，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演变历史，都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它们目前的状态是它们本身进化演变的结果，进化导致物种分化，生物不再被认为是一大堆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 、“神造的”不变的物种。生物世界是一个统一的自然谱系，各种生物，归根结底，都来自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类型。生物不仅有一个复杂的纵深层次（从生物圈到生物大分子），它还具有个体发育历史和种系进化历史，有一个极广阔的历史横幅。
——经过了科学与宗教的激烈斗争，多学科的取长补短，终于取得了结论：人类起源于动物。但是人类起源于什么动物，什么时候、在哪里、经过什么途径演变成为了智慧动物？引起了更多学人的不懈探索。
第一章第二节
01.“敦煌文物”
莫高窟也叫“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据唐代碑记，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最早洞窟的时间相当于北魏，以后又经历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清等朝代，上下1500多年。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又受到人们的注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元箓发现“藏经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4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引人注目。1907年英国的A.斯坦因掠走写本文书24箱和绘、绣的佛画5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从敦煌掠走5箱写本。两次共掠走遗书、文物1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1910年藏经洞中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罗振玉《流沙访古记》中曾提及端制军（端方）闻之扼腕，且欲购回其中部分）。1911年日本人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С. Φ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L.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1944年，在莫高窟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1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敦煌学的研究和对莫高窟的保护。现尚存有壁画和雕塑作品（莫高窟开凿在砾岩上，不能雕刻，故采用泥塑）的共492窟，计有历代壁画45000多平方米，塑像3000余身（圆雕像2000余身和影塑1000余身）。
02.“有字甲骨”
1898年冬天，商人范寿轩因估售古董，曾到后来的甲骨文专家王襄家中谈起有字龙骨一事。孟定生在座闻之，意为古简，诣车访求。翌秋，孟携龟板至王斋求售，世人始知有字甲骨。长期以来人们流传甲骨文是清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那是因为当年王氏曾以二两银子一字的高价四处搜求甲骨文，风骚一时所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悲愤自杀，他所收藏的甲骨文便转到刘鹗手中，同时刘氏也四出搜求，所获不少。罗振玉看到刘氏的甲骨文，知是稀世之宝，便纵容他选择部分拓印成册，于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于1903年问世。次年，孙诒让就根据《铁云藏龟》写就了《契文举例》，考释甲骨文字。经历这样的“历史”，甲骨文的身价就更高了，客观上招来老乡的四处滥掘，中间商隐匿“产地”。罗振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探到甲骨文出自安阳，从而考证了那是商代后期的王都。
保护和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已成为当时学术界乃至政界的当务之急。1928年，发掘开始。当时由董作宾具体准备和主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由字甲骨”。但最后至1937年还是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发掘了宫殿基址、10 座王陵、1200多座墓葬和祭祀坑，获得了大量陶器、青铜器和24794片甲骨等重要文化遗存。
03.“区系类型”
197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资料已有相当积累，也甄别了若干个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随着考古学文化更多地被确认，和个案研究达到一定深度时必然产生的学术课题。苏秉琦教授在《文物》1981年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的区系类型问题》，把研究单个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全国的考古工作中去。说明中国史前时代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各文化区内各有其文化系列和文化支系（文化类型），既区别于其他文化区的文化类型，又与之发生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中华文化之整体。对此理解后，各地考古工作者在本“区系”内，着力于文化类型的划分，渊源、特征、发展道路、文化关系的分析，厘清各自“区系”的文化，最后从顺理成章地归纳中国古代史。
04.“殷墟十五次发掘”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设立了考古组，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设立的考古学机构。考古组组织了15次殷墟发掘（至1937年）。发掘均由政府出资，选定接受过田野考古训练的年轻学者主持，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计划，遵照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指导来进行。发掘成果包括10座大型陵墓和上千座“人牲”祭祀坑等遗迹，以及包括大量有字甲骨在内的遗物。更主要的是，通过15次发掘促成了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在中国的成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因此北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科形成的标志。
第二章
01、北京人
1921年，奥地利学者师丹斯基在北京西南48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l第一颗“中国猿人”(后调整其学名叫“北京猿人”，俗称北京人)臼齿,引起轰动，1927年正式发掘，1929年发现了第1个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化石。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时的发掘中，又相继发现了4个较为完整的头盖骨及下颌骨、牙齿、肢骨等人类化石和大量的文化遗物。不幸的是，这些珍贵的化石在1941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下落不明，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丑闻。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文化层堆积来看。早期人类使用这个洞穴或在附近活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综合不同方法所测定的年代数据显示，早期人类使用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第一阶段为距今50～40万年，第二阶段为距今40~30万年，第三阶段为距今30~20万年。
根据所获资料，认识了北京猿人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
1、体质特征
脑骨还保持许多原始性的性状：例如，头骨前额较低平，头骨最宽处在耳孔稍上方头骨壁较厚，平均厚度为9、7毫米。平均脑量为1075毫升（现代人平均约为1400毫升）。吻部显著向前突出。男女两性的头骨差别很明显，男性比女性的粗壮得多。
肢骨的原始性质：例如，股骨体上从前后方向看比较扁平，这些与现生猿类接近；股骨和胫骨在内部结构方面：髓腔细小而管壁很厚，海绵骨质致密。其股骨髓腔直径占骨体最小直径的 1/3，而现代人则为1/2，其胫骨髓腔更小。
从北京猿人的整个体质特征看，其身体各部分的进化速度并不一致。肢骨与现代人差别很小，但头骨则有较多的原始性质。这种头骨原始而肢骨进步的现象，在北京人发现之初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法国学者步勒和沃弗雷曾解释为周口点存在过两种人类：一种是原始的北京人，另一种是“进步的人”，后者吃了前者的肉，留小了头骨）。其实这种现象在东南亚的爪哇直立人，还有后来发现的东非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地的直立人标本也可见到，应是人类进化的镶嵌现象的表现。
2、文化特征
北京猿人曾经使用的石器原料多达40余种，其中以脉石英为最多数，约占全部材料的88、8%。石器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锥、雕刻器和石球等6类刮削器是周口店遗址发现最多的石器种类，占石器总数的75%，以石片为毛坯，形体都比较小，重量很少超过20克。大型石器中的砍砸器（早期称斧状器）最为重要，占石器总数的5、4%。
02、丁村人
丁村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南约5公里处的汾河东岸，这里分布着一系列旧石器地点。丁村人化石包括1954年在第100地点发现的3枚牙齿化石和1976年发现的右顶骨后部骨片。从已发现的化石情况看，其体质特征与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都有相似之处。具有铲形门齿和顶枕间骨等特征，说明丁村人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
主要文化遗物是石制品。根据1950年代的研究，丁村石器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石核石器，另一类为石片石器，并以石片石器为主。石器类型包括砍砸器、大尖状器、石球、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由于尖状器的形状和制作都具有特色，故被称为丁村三棱尖状器。
丁村旧石器工业具有很鲜明的特点，但对其文化性质却有不同的认识。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将丁村旧石器同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阿舍利或中期的莫斯特文化相比照。因而强调文化的外来因素。与此相反，中国学者则认为丁村旧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区域性渐进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尽管中国学者都承认丁村旧石器工业是以大型石器为主的、独具特色的，但对其文化传统却有不同认识。一种认为是华北旧石器文化两大系统中大石器系统的典型代表，即合河—丁村系（大石片砍砸器—大三棱尖状器系统）；另一种则认为丁村只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中期突然出现的大石器文化，其来龙去脉尚不清楚。
03、山顶洞人
山顶洞遗址位于周口点北京猿人遗址的顶部，1930年因清理寻找北京人遗址堆积的界线而发现。1933～34年发掘期间，发现了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大量的动物化石。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装饰品。
在山顶洞堆积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有54个种类，其中48种为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仅有最后鬣狗、洞熊和鸵鸟为绝灭种，占整个群体的12.1%，其余均为现生种类。这说明山顶洞的时代应为晚更新世的较晚阶段。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层堆积的年代为距今2.7万年，开始阶段的堆积为3.4万年左右。
山顶洞人类化石的材料包括8个个体。其中有2个成年男性，3个成年女性，1个少年，2个幼儿。在3个完整的头骨中，有1个60岁左右的老年男性，1个中年女性和1个青年女性。其共同特征是：前额隆起，颅穹隆的圆隆程度，脑量达1300-1500毫升，头骨最高处在顶结节附近，矢状脊小，头骨壁较薄，前颌部后缩，牙齿细小，齿冠较高。这些特征都说明山顶洞人属于典型的晚期智人类型。
德国学者F.魏敦瑞认为，老年男性头骨的测量指数接近西欧的克鲁马农人，但据形态观察，又可确定为原始的蒙古人种。中年女性的类似爱斯基摩人，青年女性则类似美拉尼西亚人。后来中国学者吴新智重新研究认为，老年男性的头骨的鼻骨较窄、有鼻前窝，颧骨突出且较直，都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的特征。中年女性的测量数据也显示与现代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这些测量数据除了晚期智人的共同具有的原始特征以外，主要方面都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反映的是正在形成中蒙古人种的特点。
山顶洞人的原始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骨针和装饰品的制作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掌握了钻孔技术，不但可以单面直钻，而且可以对钻。另一项技术成就是磨制技术的出现，尽管这种技术还是初步的，并且只用于加工装饰品类的非生产性制品，但无疑为这种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他们的生计手段大为改善，并促进了原始经济的发展。海蚶和厚壳蚌均非周口店所出产，海蚶是海产品，周口店当时距海肯定应有一段距离；厚壳蚌今天多生活在长江流域一带。这些无论是山顶洞人自己采集的产品，还是通过交换而来的，都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范围已经很大，原始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三章第二节
01、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距今约7000年前融合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延续2000年。其鼎盛时期（第二、三期，6000～5000年间）的文化遗存的特点是：
1、生产工具制作较精，也比较多样。石器制作中掌握了切割法和管钻法。有石质和陶质的刀以收割；有鱼钩、镞、鱼叉等渔猎工具等；出现了最早的酒（2004年的新材料认为中国最早的酒出现在距今约90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存中）。
2、用石铲翻土刀耕火种，除了种植粟、黍、稻之外还种植蔬菜（白菜或芥菜）。可肯定的家畜有猪和狗，不太肯定的家畜是羊和马，家禽可能有鸡。采集和渔猎是经济的补充。
3、陶器主要有钵（碗）、盆、瓶、罐、瓮（缸）五类，分别代表食器、盛器、水器、炊器和储藏器这样5种家居基本用途的器皿。还有竹、草编制器可供使用。纺织和制革业也发展起来。易言之，这是稳定、殷实的家居生活的反映。结合甘肃兰州白道沟坪的陶器作坊遗址和部分陶器已采用先进的轮制技术，说明陶器逐渐成为交换的产品。
4、前期各个聚落的规模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彼此间相对封闭。后期各个聚落的规模差别显著，甚至出现了中心聚落。聚落内的房子，前期无论是大房子还是中、小房子，都是单间的。后期则出现套间和特殊功能的房子。聚落布局得井然有序，大体说前期是凝聚、内向式的。后期是凝聚、相向式的。
5、意识和观念。仰韶文化前期是原始公产制社会的高峰时期，至后期就逐渐发生分化。前期人们的氏族观念特别强。后期家族的观念强于氏族。此外，仰韶文化前期彩陶主题花纹，可能寓意“人神结合”。后期的多采用二方连续的图案化装饰，反映了人们寓宗教和艺术于上生活中的意识。
02、大溪-屈家岭文化
1、大溪文化由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以长江中游西段两岸为分布中心。年代在距今6400～5300年间；屈家岭文化由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以江汉平原为分布中心后代在距今5000～4600年间。可视为一个系列的文化。
2、生产工具中除了常见的穿孔石铲、斜双肩石锛和石镰外，有些遗址发现较多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甚至出现专业的石器作坊。纺织技术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3、以稻作农业为主，在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普遍发现稻谷壳印痕经过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粳稻。有些遗址更发现了成片的水稻田和小型的灌溉设施。除猪、狗外，鸡、牛、羊可能也已成为家禽家畜。渔猎采集等辅助经济仍占一定比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比重在减弱。
4、陶器中的器类齐全，圈足器发达，凹底器多，这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所缺乏的。有少量红陶黑彩、朱绘陶和彩陶，尤其是屈家岭的薄胎晕染彩陶和彩陶纺轮最具特色。
5、早期出现了或为抵挡水患的城墙；晚期则出现一批城址。房屋有半地穴和地面建筑两种，有少量连间式住房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较多使用竹材建房和红烧土造房。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廊，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散水。
6、儿童与成人的葬制基本相同、屈肢葬和以鱼随葬是大溪文化特殊的葬俗。
03、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得名于1930-31年梁思永和吴金鼎等在山东省历城县（今章丘县）城子崖遗址（位于龙山镇的河对岸）。由于黑陶乃其主要特征，所以习惯上也称之为黑陶文化。由于以前的考古水平不高，故日后凡发现有黑陶的遗存，均称之为龙山文化。现知，在此众多是龙山文化遗存中，各文化群间的文化差异还是非常显著的，不宜划归为一个考古学文化。但是龙山文化的名字在人们的头脑中留连已久，所以又产生了一种折中的叫法，即在各龙山文化之前再加上地区的名称，以资区别。如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等。
与此同时，总括各地龙山文化的内涵，发现其生产能力、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又具有共同性，因此也可把各地龙山文化所处的时期叫做龙山时代（约距今4500～4000年间，也即铜石并用时代）。
04、咸头岭文化
咸头岭文化是距今约6500～5000年间，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网河平原南部的考古学文化。
1）石器有砍伐功能的斧、修整木头的锛、拍打“树皮布”的锤和拍、磨制石器或骨器的砺石等，部分为半磨石器。还有为数不多的骨器，或为捕鱼工具。
2）陶器的泥质陶中，有彩绘的红陶、表面饰镂孔和刻划水波纹等纹饰的白陶。这些盛器的部分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拍印绳纹的垂腹夹砂罐。
3）利用石斧和石锛制造独木舟。
4）总之是利用海岛、沙丘和沙堤-泻湖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狩猎渔捞经济。
5）与五岭南麓甚至湖南西部的人们有一定的交往：与之类似的白陶，在石峡遗址以及湖南北部的汤家岗等遗址至湖南南部沅江中下游一带均有出土。在肇庆，除了出土与之类似的彩绘陶之外，还有曲肢葬墓葬。
05、石峡文化
石峡文化是距今约4800～4300年间，分布在南岭南麓的考古学文化。
1）石器加工技术相当高：选料讲究，充分利用切割、钻孔、磨制和抛光技术。有一批与岭南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器物：翻土用的石攫和大型的有肩有段石铲、木工用的大型厚体长身锛和成套卷刃圆凿、与宗教有关的玉琮、数量众多制作精良的石镞等。
2）陶器以灰色为主色调，烧成温度约1000℃，部分为模制，个体大。最多见的是圈足器。其中的贮藏器以藏酒（？）的壶较多，罐则是藏粮食的；其中的盛食器一般都有子母口、略深腹、圜底，圈足有裙状的和喇叭状的。三足的炊煮器也不少。其中又以浅腹、近平底、高足的“煎炒器”为多。所有陶器的装饰纹饰以各种式样的镂孔最具特色，其他有附加堆纹和极少量压印纹。
3）石峡文化墓葬的墓壁多经火烧，流行二次葬，次次都瘗埋随葬品，而且数量颇多，在已发掘的102座墓中共出随葬品2400多件，而M42则占有151件。
4）现知1970年代石峡遗址的发掘区的北、西、南 均有长房子，中间则为墓葬。这虽然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但却告诉我们：村落布局略有规划。
5）出土有碳化稻谷。
6）上述的情况说明石峡文化的经济类型是以狩猎采集为辅助的锄耕农业经济；人们讲究“烹调”、装饰、宗教娱乐，生活充实、内容丰富；有权威在影响着人们的占有欲膨胀、贫富分化和共同意识。
7）接受昙石山文化、良渚文化、甚至典型龙山文化的影响；甚至是经海路来的影响。
06、几何印纹陶文化
“几何印纹”是商至秦汉时期华南地区流行的一种陶器纹饰，颇具特色，乃认识此时此地文化遗存的一把钥匙，尽管把这些文化遗存称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并不合适。
先秦岭南“几何印纹” 大致的发展过程如下。
初期从发生至西周中、晚期之际为初期。
1.初见不规整的曲折纹、贝齿纹和叶脉纹等。后逐渐流行以圆圈、折线和直线封闭图形为元素的纹样，如曲折、贝齿、叶脉、席纹、圆点、旋涡、方格、菱格和云雷等花纹；并且往往有二、三种纹样组合出现在一件陶器上。
2.石器的制作注重石材的选择，有切割和管钻技术，有肩有段石器和矛、镞等制作较精致，但找不出确凿的农业工具或翻土工具。有相当数量的骨、牙、蚌器。
3.陶器主要是灰陶系列，手制慢轮修整，烧成温度约1000℃。既有炊煮器也有盛贮器，但缺乏如碗类的“饭食器”。较晚时出现了青铜器。
4.大聚落中可划分为几个功能区：生活区、“广场”、垃圾区、墓葬区等。而且出现了聚落群和中心聚落。
5.墓葬排列有序，有拔牙习俗。河宕遗存中或有家猪。
6.青铜器中的部分与岭北的相似或由彼传入者。
7.总之是一个有较多人口、较大集体、分层化的、大幅度进步了的社会。所以，我们不妨将这个时期的文化视为最发达的渔捞采集经济文化。
中晚期大约至春秋中、晚期之际。
1.上述的纹样衰落，流行以曲线为元素组成类似于青铜器花纹上的“夔龙”纹样；夔龙本身以及夔龙之间、夔龙纹与其他纹样的组合，均变化繁复多样；流畅、生动、自由，代表了几何印纹的最优美形态；刻划有旋涡纹的原始瓷豆经常见到。这是中期。春秋晚期与整个战国时期，几何印纹简化。纹样以一个方格为单位，简单的连接两条对角线，复杂的再连接两条中位线，即所谓的米字纹；旋纹和篦点纹也常见。这是晚期。
2.聚落中的石器已少见，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青铜或铁工具；颇多的原始瓷器；陶器的烧成温度在1200℃左右；为数不少的水晶珏、玉珏；等等。说明生产力水平较高。
3.一个墓地中有大墓、小墓的等级差别；墓葬布局有规划；随葬品中既有大众流行的种类，又有个别墓仅出的特殊种类；陶器纹饰虽然多以“夔龙纹”为母题，但具体的式样繁多，风格自由；等等。说明有权威在管理社会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自由。
4.有专门烧造陶器的大规模窑场，并将其产品作为纽带联系着众多的聚落。
5.青铜器中的部分为岭北传入；初步鉴定横岭山玉珏的玉材为新疆和田玉；等等。说明与周边文化交往频繁。
6.至战国末期，岭南的总人口约百万，多数居住在冲积平原，发展了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文化。
第四章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
1.生产工具主要有翻土的铲、砍伐的斧，切割的刀和收割的镰，还是石器为最多，青铜器几乎没有在农业中使用。由于牛、羊、猪、马等动物骨骸的普遍存在，说明当时家畜饲养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又由于经常发现用铜、骨、蚌、石、陶等制成的鱼叉、鱼钩、网坠、镞、矛等工具和武器，说明当时渔猎还是经济的主要辅助部门。
2.发现大型的夯土台基建筑遗迹。根据研究知，这是一座宫殿。在宫殿建筑的“中庭”内还发现有祭祀坑，内有人骨架。
3.墓葬有大有小，大的有棺有椁，随葬品丰厚，小的无一定的腰坑，内无随葬品。
4.有少量青铜礼器被发现，如鼎、觚、爵、斝、盉等。其表面粗糙，无花纹，无铸铭，显示了早期的特点。
5.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主要器类有大口尊、瓦足簋、夹砂罐、豆和酒器觚、爵、斝、盉等。早期的保留着浓厚的河南龙山文化的作风，如平底器多，多为较细的绳纹，蓝纹也较常见，有一定数量的方格纹。晚期的则与郑州早商的非常接近，如盛行圜底器，器物内壁多有麻点。
6.现知豫西晋南是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陕东、鄂北豫东也有同类遗存分布。其年代大致在B.C1888-1529年之间，因此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夏族人在夏王朝时期所创造的文化）。
第四章第二节
01、“二里岗期文化”
“二里岗期文化” 包括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洹北花园庄等大量遗存在内的商王朝早期至盘庚迁殷这一段商代前期的文化遗存。在河南、陕西、湖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江西等地均发现有这类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
二里岗期文化的特征：在农业上已经较多地使用青铜工具，这些工具主要有翻土的锸和耜、松土的赙、砍伐的斧、修整木头的斫等。当然还有一些石器、骨器和蚌器，如收割用的石镰等。种植的主要作物有禾、黍、麦、粟和黄豆等，用石臼加工粮食。商人酗酒成风，酿酒技术相当发达。被称为五畜的牛、羊、马、猪、狗在郑州商城中均可见到，而以牛骨和猪骨为最多。但渔猎还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陶器以灰陶为主，陶胎薄而均匀。常见的器类是作为炊器的甗、鬲、斝和夹砂罐，食器有豆和簋，盛贮器是盆和大口尊。以细绳纹为主要装饰。
已经出现了成套的青铜礼器。
墓葬的大、小规格和随葬品相差悬殊，但几乎都有腰坑，较大型的墓葬有随葬海贝的，但不普遍。经常用人或动物作为牺牲来祭祀，但每次所用的数量很少。卜骨有灼有钻或有灼无钻，但不见有凿者。
02、“殷墟文化”
殷墟文化简略点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的文化特征是：1）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较少，刻划白陶已很盛行。作为礼器的觚、爵、斝经常见到。2）青铜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礼器，多无铭文，偶尔有者多半是“族徽”。3）卜骨或卜甲都有钻有凿，卜辞已大量出现。4）除殷墟之外，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也发现此期的青铜器。
晚期的文化特征是：1）陶器中的泥质红陶显著增多，白陶继续盛行。作为礼器的觚、爵、斝已经衰落。2）青铜器除了礼器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杂器。有铭文的器物渐多，但铭文一般仍为族徽，直到最晚期才偶尔出现了几十个字的短篇铭文。3）卜辞仍大量出现。4）此期的文化遗存分布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地区，但北至内蒙、东北，南至湖南、江西，西至陕西、甘肃，东至海滨均有晚商的青铜器出土。这至少可以说是帝乙、帝辛时期商人的文化影响所及。
03、《甲骨文合集》
自1900年发现“有字甲骨”至今，搜求或科学发掘共获得甲骨15万片（包括国内外的著录书），但它们分藏或流散于世界各地，难于查阅。早在20世纪50年代，胡厚宣教授就提出编纂《甲骨文合集》的规划，经过众学者的多年的努力，十三册巨著于1984年已经出齐（资料截止1973年）。《合集》材料齐全，在编排上先分为5期：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每一期中又按内容分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其他等4项和21小类，既有一定的研究，又方便于查检。
另，1973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又在小屯南地发掘获得7000多片甲骨，其中4511片有刻辞，不遑收入《合集》，另外出版《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册）。这样，除了比较零散的甲骨文献之外，重要的甲骨文史料基本齐全了。
04、侯家庄陵区
乃位于殷墟的洹河北岸的商代后期王陵区。1934～1935年发掘3次（即殷墟10～12次发掘），1950～1976年有发掘3次。现知，墓地分西区（8座陵）和东区（4座陵），中间靠东有1410多座祭祀坑。王陵有墓道1～4道，墓口面积一般700平方米左右，墓坑深10米以上，均设二层台、椁室、漆棺和腰坑。
王陵大多有殉葬人，最多的M1001超过164人，与墓主同穴者即有96人以上，其余的分葬于椁室外、墓道夯土中、或另设的土坑里；有认为墓道夯土中73人身首分离者，应为人牲而非殉葬人。
随葬品大多被盗，仅发现一些零散的青铜器、玉石器、白陶、陶器和黄金等。
05、殷墟西区墓地
经过多年的调查与发掘，殷墟的分为和布局已大体搞清。在洹河河奥的24平方公里范围内，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为宫殿、宗庙区，在其周围还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址和平民墓地等；洹河北岸的侯家庄与武官村北地是王陵区。殷墟外围有一些简陋的地面式房基，可能是一般贫民居处。
殷墟西区墓地位于洹河南岸孝民屯一带，是比较单纯的墓地以商代后期中晚阶段的小型墓为主。已发掘的939座墓可分为8个墓区，各区分属不同的“族”。具体体现了商代“族墓地” 的埋葬制度。性质相同的墓地还见于大司空村和后岗两地。
06、西北冈祭祀坑
乃商代晚期商王杀人祭祀先祖的遗迹，位于殷墟侯家庄王陵区内。遗迹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迄今共发掘祭祀坑1410多个，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祭祀坑大部分为南北向，少数东西向。绝大多数坑中埋人，少数埋动物，个别的埋车子。埋人的有两种，一种是长方形竖穴（2×1米），所埋人骨有全躯的，有身首分离的，也有无头躯体，一般均每坑1～10 人。另一种是方形竖穴（1.5×1.5米），是专门埋人头骨的，一般每坑3～39人，多数埋10人。无头骨架均为男性，年龄多在15～20岁，全躯的多为妇女和儿童。
商代祭祀用的人牲，有一些是奴隶，但大部分是战俘。每次祭祀所用人数，少者几人，多者达三、四百人。尤以武丁时期所用人牲的数量最多。大多数祭祀坑成组排列，分布有序，并非从属于某个大墓，应为祭祖。
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也利用众多的人牲进行大规模的祭祀，但他们是祭祀神灵，而非先祖。
07、“妇好墓”
即殷墟5号墓。位于小屯村西北，1976年发掘，墓口面积仅22.4平方米，墓深8米，设二层台和腰坑，有棺有椁，殉人16个，殉狗6只。
出土的青铜器中有100件以上铸有"帚好"字样，又根据6件成套镂孔铜觚上的铭文与甲骨卜辞"帚好"的写法完全一样，并且墓葬的年代与第一期甲骨文（武丁时期）宾组卜辞的年代相符合，断定墓主为殷王武丁诸妇之一“帚好"，她是武丁最宠幸的一位王后和女将。该墓是殷墟考古史上唯一可与甲骨文联系起来并能确定墓葬年代的一座王室墓。
随葬品总数达1928件（不包括小铜泡和小圆玉片）。此外还有逾6800枚贝币、1枚阿拉伯绶贝，还有红螺壳。
其中主要是青铜器，共460件。其中又以礼器为主，共210件。这些礼器的特点是：器类较齐全；多成对成套之器；方形器居显著地位；带盖之器占相当比例；纹样繁缛绮丽；普遍铸有铭文。殷商文化中，有铭青铜器多数有其自身的组合形式和特有的纹样。
其它各种质地的随葬品如玉、石、宝石、骨、牙、陶、蚌器，整体体现了高度发展的殷商文明的多面性。
第四章第三节
01、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县人。1923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后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旅居日本，此后的十多年间，收集了流散于世的324件两周青铜器资料，受艺术考古的影响创立了“标准器断代法”：先在其中选定有铭文且自行表明其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然后在这些标准器中揣摩其文辞体裁、文字风格、人名事迹、形制和花纹等特征，再根据这些特征来判定其他器物的年代。终于写就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过去一团混沌的两周传世青铜器，厘出一个完整的体系：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新式期。并利用到古史研究中来。
02、周礼
西周礼制的第一部分重要内容是宗法制和分封制；第二部分内容是周人的意识形态。
宗法制和分封制 宗法制是分封制乃至西周礼制的核心。宗法制确定，在一个家族里，嫡系长子长孙是大宗，庶子孙是小宗。小宗隶属于大宗，等级地位低。
分封制是宗法制基本精神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外延。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天子的庶子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在本国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诸侯的庶子则被封为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内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成为采邑的大宗，其庶子们又为小宗。
这样，周天子既是天下的大宗，掌握着国家的宗庙（太庙）的祭祀大权；同时也成为政治上的共主。
周人的意识形态 一是其天命思想：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天”是有意志、有感情、能赏善罚恶的人格神，但是“天”又与“宗神”是分离的，只有宗神（天子）德行醇厚，勤劳敬谨，创造了良好的政绩，取得“天”的欢心和小民的敬畏，才能被“天”赐予统治地上的王权；否则就会像夏、商那样失德而亡。二是其伦理思想：强调有孝有德：这里的德是明确自己在与他人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如大宗、小宗）；孝是亲亲关系，主要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小宗对大宗的义务。
“周公作礼”，他要让这种思想家喻户晓，如雷贯耳，要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角色，因此在日常社会生活的每时每刻、方方面面中体现出来，因而考古资料中也不乏反映。
03、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西周时期重要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镇北1.5公里的台地上。面积500余万平方米。1940年代即已发现，1970年代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城墙，城外有壕，城内有房基。又在城之附近发掘了200多座墓葬，其中大型的墓葬（如M1193）设有墓道和陪葬的车马坑，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匽侯”铭文，可能是周公的堂弟，也就是召公太保奭（或其长子）的墓葬，这对推断 “封召公奭于燕”始封地的地望具有重要意义。
04、《宜侯仄簋》
西周早期康王时器，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葬，以作器者为宜侯仄而得名。铭文长达120多字，记载了宜侯仄受封于周王的情况。是研究西周历史和分封制度、实施情况的重要资料。
05、“周原”遗址
作为一个古部族的“周”，始祖乃后稷，聚居的为邰（今陕西武功）传到公刘，迁到豳（今陕西西彬县）古公亶父（周文王之父）时，定居于周（今陕西岐山），周文王时，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沣河以西），周武王时，建都于镐（沣河以东）。一般称沣河两岸的周人遗址为“周原遗址”（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西汉以来，这一带就不断有西周青铜器出土，相传著名的《大丰簋》、《盂鼎》、《毛公鼎》等重要青铜器均于清代末年出土于岐山。1976年起多家考古地位联合在此开展发掘。
所发掘的建筑遗址甚有价值。歧山县凤雏村的西周早、中期宫室基址，从平面上看，整个基址是以殿堂为中心，围绕着殿堂，合理地安排了庭、房、门、廊、阶、屏等单体建筑。殿堂开间大，进深也深，可以看出此建筑物比其他各房要高大一些，应该是统治者处理朝政、举行婚丧、祭祀等典礼的场所，也就是后代文献中所说的“朝”、“堂”。殿堂之后的建筑，比较隐蔽，大概是贵族及其嫔妃们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后代文献中所说的“寝”。殿堂前两侧的10间房是为厢房，也称“个”，当各有专用。整个建筑群的布局，合乎周代“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的设计。
从结构来说，凤雏的宫室建筑显然是从二里头和殷墟的宫殿直接发展而来的，同时这种把私人生活所在与其处理政务场所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结构，一方面是按当时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建造的，同时也是后代殿堂建筑群的滥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已有十多起。其中最重要的有1975年气血汉董家村出土的包括裘卫四器在内的37件，1976年扶风庄白出土的103件微氏家族青铜器群。
06、上村岭遗址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贵族墓地，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1956～1957年发掘获得墓葬234座、车马坑3座、马坑1座。从墓葬的排列看，当时的墓地有一定的规划。全部墓葬可分5等级：M1052乃第1等级，重椁罩棺；出土有“虢太子元徒戈”2，鼎7簋6及1组编钟；附属于此墓的车马坑埋车10马20。M1706为第2等级，随葬鼎5簋4，车马坑埋车5马10。M1802为第3等级，随葬鼎3簋4及丰富精美的玉石装饰品。第4等级墓近20座，多出土1鼎或2鼎，无车马具。第5等级墓约200座，无青铜礼器。
该墓地为了解西周的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07、“公墓”和“邦墓”
“公墓”和“邦墓”在周礼盛行的西周，周族人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葬，即同姓宗族或者同宗的死者埋葬于同一墓地。但这种族葬又有两种：“公墓”和“邦墓”。公墓是王室、国君等贵族的墓地，归冢人掌管：事先有一定的规划，确定墓地的范围，并画成图样，按照宗法等级关系排定墓位——《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各以其族。……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 邦墓归墓大夫掌管。“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这些死者应当是同族的自由民。族葬制本来是原始氏族社会的公共墓地制的遗留，自由民在社会生活中尽管具有自由的身份，但他们仍然是被统治者，让这些同宗者“死相迫”是要让他们认清“生相近”之“礼”：我们是归附于姬姓嫡长子政权的被统治者。
08、周代棺椁制度
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是大体可信的。商、周同样，往往在之后、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即埋葬真车真马的埋葬坑。车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