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长子形象(1).doc

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函授专升本
毕业论文

题目：《论<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长子形象》
班级：2011级
姓名：罗中玲
学号：118580429
站点：景东站点
工作单位：景东县大街乡中心校
联系电话：[phone]
电子邮箱：578230378@
完成日期：2013年7月30日
指导教师：___________

论《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长子形象

作者：罗中玲

[摘要]“长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责任，进入现代，那些身上寄托了作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情思，却不得不在文化冲突的夹缝中苦苦挣扎的“长子”们，成为中国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文从性格特征、社会角色、文化角色、家庭角色和心灵冲突等五个方面，分析《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形象特征，最后，透过“长子形象”这一载体，探究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四世同堂》；家族文化；长子形象；祁瑞宣；文化反思

《四世同堂》是一部结构紧凑、文字简洁的作品。它审视了全民抗日的全过程,从瑞宣协助三弟瑞全离家出走到与钱老先生和瑞全秘密的战斗直到抗日胜利结束，历时性的刻画了瑞宣在国难家仇的大背景下个体在历经苦难的追求真实的自我存在以及个体在受难中面对所产生的积极思考。小说中通过塑造瑞宣企图来抓住机会拯救自己和家人，但在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瑞宣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只得留在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不断的接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受难。本文主要通过对瑞宣在家庭模式下的受难现象进行分析，对瑞宣之所成为瑞宣之所受难的原因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解读。

一、家族文化与长子形象
　　与其它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别之处，便在于“家族观念的根深蒂固，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这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特征，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以家庭关系作为轴心而得以展开的。正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二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拓展，朋友也可以按照兄弟来理解。可以说，“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和扩大”。ƒ这种家族与国家密不可分的格局，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
　　家族作为传统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不仅为个人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同时，作为精神和情感的寄托，它更是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之所在。担负着多种社会功能的家族，“具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关系网络及行为规范，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特征和功能”。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家族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系统。它包括“调整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家族成员的家族观念及对自身、社会与家族关系的认识”。⑤
　　与这种家族文化相对应的，便是从殷周到“五四”，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家族成员之间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作为一种“家国一体”的文化形态，宗法制度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强调“三纲五常”下的尊卑有序、长幼有伦和夫妇有别，试图通过上对下的绝对权力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宗法制度的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其他子弟相比，长子必须以身作则，成为“孝悌” 的典范：所谓“孝”，便是以子孙的义务祭祀祖先、孝敬父母，所谓“悌”，便是以父亲的责任帮助和管教弟妹、承担起家庭的生计。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长期灌输以及儒家价值观念的长期熏染，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以宗法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家庭最终得以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这种状况，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有所改变。

　　二 、对祁瑞宣的形象分析
（一） 明显的双重性格
　　弗洛伊德把人格分成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其中，“本我”由先天的各种本能和欲望组成，奉行快乐原则；而“超我”则是一种理想化、道德化的“自我”，奉行理想原则。从瑞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本我”与“超我”的严重分裂：作为一个公民，国家危亡的时候，他应该站出来，去战场上奋勇杀敌；但是作为四世同堂的长子长孙，他又不能抛下一家老小不管。理智告诉他，应该承担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但感情上的不舍，又叫他陷于家庭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他时时刻刻都想做到“忠孝两全”，但家庭伦理的羁绊和老派市民流传下来的怯懦，却让他的这个理想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情感和理智的冲突，必然会造成“本我”与“超我”的严重分裂，从而造就他的双重性格。
　　思想上渴望报国杀敌，行动上却把尽孝放在了首位。这种理智和情感的冲突，对于祁瑞宣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它一方面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则与祁瑞宣的成长环境有关。从大的方面来说，那个时代的青年从新文化运动中所得到的，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世界，继而表现出了一种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但具体到祁瑞宣个人，他的成长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祁家所在的小羊圈，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脚下，北平城所特有的“顺民文化”，自然会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尽管祁瑞宣受过新式教育，而且新思想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但老派市民的胆小怕事和温驯怯懦，还是深深地影响了他。时代环境和成长环境交织在一起，最终造成了瑞宣“本我”与“超我”的分裂，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双重性格。
(二）社会转型的产物
　　　近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新旧历史的交替，一方面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秩序，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让传统文化感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威胁，继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尽管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改变了社会，改变了每个家庭，甚至还影响到了每个人的内心，但是此时此刻，在中国人灵魂深处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旧有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在这样一个“说新不新，说旧不旧”的转型社会里，矛盾几乎无处不在。
　　　以转型为特征的时代环境，自然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批“矛盾”的人。那个“头脑里涌动着新的思想，两脚却深深地陷在旧生活泥淖之中”⑤的祁瑞宣，当然也不会是个例外。一方面，“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新思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弊端，而且对于封建残余思想给国人造成的危害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作为封建家庭的末代长孙，他又不得不在这样一个濒临解体的大家庭里生存，并且时时刻刻地都在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为了求得全盘的体谅，瑞宣必须像个钟摆一样“左右摆均，才能使时刻进行的平稳准确”⑥：他知道恋爱神圣、婚姻自由，却不忍看到“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⑦，选择了与自己毫无感情的“韵梅”；国家民族危亡之时，他也懂得一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应当去给国家做点什么”，但一家老小的生计，却让他不得不在“背叛”的自责中去英国府谋份差事。
　　如果生活在上一个时代，或是赶上了太平盛世，瑞宣完全可以在恪守孝道中心安理得地度过一辈子。但不幸的是，他却偏偏赶上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社会的转型，让瑞宣一方面知道个体解放、个体自由的好处，另一方面，却终究无法摆脱旧的家族文化所带给他的精神羁绊。这样一个游离在“新”与“旧”之间的边缘式人物，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历史中间物”的尴尬：“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既追求光明又不属于光明”⑧。对于瑞宣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产物来说，除了忍受痛苦，他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
（三）文化冲突的的复合物
　　前面已经说过，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时期。那么与这种社会转型相伴的，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强调家族利益至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推崇个体自由的西方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质的文明，它们一旦发生冲突，势必对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个人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冲突的复合物。
　　瑞宣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知道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宝贵，也懂得一个公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该尽的义务，更知道在侵略者的面前保持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是何等重要。但“四世同堂”里长房长孙的身份，以及长子背后的传统家族文化，却让他的这些认识根本无法付诸实施。作为长子长孙，他要尽孝，要对父母长辈做到“无违”，所以只能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把自己的幸福栓在了一个与自己毫无感情的“韵梅”身上；他是未来的一家之主，为了一家老小不至于饿死，还是违心地做着教书的差事，为侵略者培养着“第二代的亡国奴”；中国人的尊严让他看不惯冠晓荷之流的汉奸嘴脸，恨不能在他们脸上啐上一口唾沫，可人家登门拜访的时候，除了不痛不痒的敷衍，他什么也不敢做。
　　对瑞宣来说，西方文化所标榜的个性解放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公民意识，固然是理想生活之所在。但传统的家族文化却要求他这个长房长孙只能将其视为理想而已。作为“四世同堂”里成长起来的长子，瑞宣对家族文化的弊病有着清醒的认识。但理智上的否定，并不能替代情感上的眷恋和不舍。这种由传统家族文化培养起来的感情，始终在他的内心深处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国与家的艰难选择中，瑞宣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种抉择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文化冲突的复合物，瑞宣的选择无疑是艰难而痛苦的。
（四）亦父亦子的家庭角色
　　长房长孙的特殊身份，让瑞宣成了这个家庭的继承者。而与“储君”的权威相对应的，则是他对整个家族的责任和义务。为了让长辈们满意，选择了与自己毫无感情的“韵梅”；为了爷爷“合家团圆”的家庭理想，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瑞丰夫妇的挑衅与责难；为了叫祖父和父母高兴，在瑞丰落魄的时候收留了这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弟弟。父亲的店铺半死不活，让他在教书的工资成了成了祁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为了维持爷爷家庭完满的理想，虽然很愿意，却迟迟不肯与瑞丰夫妇分家；鼓励和帮助弟弟瑞全逃出沦陷的北平为国尽忠，自己却留了下来尽孝。
　　瑞宣亦父亦子的双重角色，是由长子在家族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很多事情便已经由不得他了。太多的期望和家族文化和熏陶，让他从小就意识到了自己负担家庭生计、光宗耀祖和延续家族的“香火”的使命。这种被宗法制度所先天赋予的文化角色，要求瑞宣必须无条件的地承担起儿子和父亲的双重角色。如同负重的蜗牛一般，得不到半点的喘息。
（五）外表顺从却内心痛苦
　 作为社会转型的产物和文化冲突的复合物，瑞宣具有极为明显的双重性格。这些特点再加上亦父亦子的家庭角色，必然会造成外表与内心世界的极大反差。作为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瑞宣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懂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神圣，也知道公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更知道在侵略者面前保持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是何等重要。同时，作为“四世同堂”里的长房长孙，他也知道家庭和亲情的可贵，时时刻刻都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标准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可敬的兄长和一个合格的公民。
　 但不幸的是，瑞宣的内心所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从个性解放的角度来看，他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传统的孝道，却要他在婚姻问题上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国难当头，公民上战场杀敌报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却让他的为国尽忠只能停留在对别人的鼓励上面；北平沦陷了，他知道在侵略者面前保持中国人的尊严，看不惯冠家的汉奸行径，对瑞丰夫妇的趋炎附势也极其反感，但在“家庭和谐、邻里和睦”驱使下，最终敷衍了事，忍耐顺从。
　 瑞宣时时刻刻都想做到“忠孝两全”，但国家、民族的危亡，却叫他不得不在“为国尽忠”与“留家尽孝”的矛盾中做出选择。他想两样兼顾，可现实却给了他只能二选一的机会。最终，瑞宣选择了尽孝。为了尽孝，选择了与自己没有感情基础的“韵梅”；为了尽孝，他留在中学培养“第二代亡国奴”，去英国府做事；同样也是为了尽孝，他一再容忍瑞丰夫妇的责任与挑衅，迟迟不肯分家。但外表的顺从并不能掩饰瑞宣内心的痛苦。但一家之主的身份，又让他的这种痛苦无处发泄。除了一个人看看电影，去北海公园走走以外，瑞宣真的不能做什么。
　 我们可以说，双重性格的人是极其痛苦的。亦新亦旧的角色，很容易叫人迷失方向，继而缺乏应有的认同。这种痛苦和不知道“我是谁”一样，是很容易叫人走向崩溃甚至毁灭的。但我们奇怪地发现，那些现代文学中的“长子”们，并没有像脆弱的白纸一样，在新旧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作用力的撕扯下而毁灭。我们认为，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我牺牲的崇高消解了因双重性格而产生的痛苦。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由长子们亦父亦子的家庭角色所决定的。作为家族未来的继承人，他们不仅仅要无条件地承担一个长子应尽的义务，更应该在个人理想跟长辈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牺牲自己。因牺牲自我而顾全大局，并因此而获得一种“自我牺牲的骄傲”。瑞宣如此，觉新亦然。瑞宣不忍看到长辈脸上的愁容，和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相伴终生；觉新为了圆祖父抱重孙子的“四世同堂”，牺牲了自己的理想和学业——同时牺牲的，还有他的爱情。“自我牺牲的骄傲”所产生的崇高，最终消解了长子们因双重性格而产生的痛苦。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对于一个处于极端痛苦的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透过长子们的自我牺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完全是一种嫡长子强烈的责任意识在作祟。前面已经说过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度，要求长子必须成为“孝悌”的典范。这种先天的文化角色，决不会随着个人的意志而改变。为了家族的未来能有一个好的继承者，长辈们往往会从小就训练长子们的责任意识。可以说，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无论是赡养老人还是教育子女，也无论是维持家计还是维护家庭秩序，几乎没有一样不是长子操心的。北平沦陷的兵荒马乱之际，瑞宣不仅要一力承担起一家老小的生计，还要为了家庭的和谐，不断地忍受着瑞丰夫妇的责难与挑衅。肩负着中兴大任的高觉新也是一样：田租不能收齐时，他坐立不安；克定要卖高公馆，也让他着急。因为他相信，爷爷在看着他。在我们这些现代人看来，无条件地承担一些列的责任和义务，无异于一种负担。但在宗法制度的文化背景下，长子们这样做，却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
　 双重的性格、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强烈的责任感。这些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则完全体现在了长子们软弱的行为方式上面。瑞宣的软弱，叫他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忍辱偷生，也让他对冠晓荷的丑态面前，除了一味的敷衍，什么也不敢做。觉新的软弱，则是没有反抗便已经无条件地服从了。不仅学业如此，婚姻爱情更是如此。不仅自己不反抗，还叫他的孩子和兄弟姐们也不反抗。俨然一个彻头彻尾的“不抵抗主义者”。这种软弱的行为方式，虽有中庸之名，表现的却是逆来顺受之实。
　　通过上述的简单比较，我们发现，不管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长子”们所处的时代有何不同，具体的家庭环境有何差异，但至少，作为社会转型的产物和封建家庭的末代长子，他们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格，都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都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了极其软弱的行为方式。通过瑞宣与觉新的比较，进而找出现代文学中“长子”们的共同特征，不仅有助于提升我们对这类形象的认识，更能透过长子形象本身，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三）长子形象背后的文化反思
　　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塑造文学形象，绝不仅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审美方面的愉悦那么简单。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所谓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种以文字作为游戏的杂耍罢了。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著作一样，作家正是借助了他的作品和作品中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某种看法或者某种感悟。当然，《四世同堂》也不会例外。透过《四世同堂》这部作品，以及它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我们就会发现，老舍其实是在借助它们来表现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
　 八年抗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与死的边缘。可就是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除了瑞宣、瑞全和钱默吟这三个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几乎没有人愿意关心时局如何如何：祁老太爷关心的是家里头的窝头和和咸菜够不够吃三个月，韵梅关心的是如何叫老太爷安心，祁天佑担心的是铺子里的生意，瑞峰夫妇关心的是如何在封城的日子里打发时光，招弟关心的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北海公园，冠晓荷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在改朝换代的当口官复原职……总之，大家都在过自己的小日子，国家时局什么的，都是很遥远的事情。
　　对于这种由传统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弊病，瑞宣有着清醒的认识。新文化运动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代表的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学到了一种批判的精神。北平的陷落，让他不得不在“为国尽忠”和“留家尽孝”的矛盾中做出选择。艰难抉择的同时，他那批判的矛头自然会指向周围所有的人，指向自己的灵魂深处，甚至是更深层次的传统文化。
　　如果说，中国人都像冠晓荷、大赤包、胖菊子和蓝东阳那样，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走狗，那么，这个国家亡了也就亡了，没什么好可惜的。如果全都是祁老太爷那样麻木而且怯懦的人，那么他也顶多像鲁迅那样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慨叹。但问题是，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既包括他和瑞全、钱默吟老先生那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有识之士，也包括以祁老太爷为代表的麻木的国民，甚至还包括冠晓荷、蓝东阳那样心甘情愿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走狗。
　　对于瑞宣来说，批判别人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这未尝不是在批判自己。他是“四世同堂”里的长房长孙，是在“酱缸文化”的熏染下成长起来的。谁也不敢说，自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圣人。他祁瑞宣也不例外。而且，在“尽忠”与“尽孝”的抉择中最终选择了孝道，恰恰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善于批判，也善于自我批判的祁瑞宣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瑞宣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在自我批判方面的勇气和力量，而这，也许正是老舍先生希望透过祁瑞宣这个文学形象所要展示给我们的吧。
　　不过，对于瑞宣这种中等人家出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想要他们对传统的家族文化批判得有多激烈，也是不现实的。毕竟，祁家的“四世同堂”里面没有封建大家庭的相互倾轧，也没有高老太爷那样蛮横专制的封建家长。“四世同堂”是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家庭模式，这个条件，祁家完全具备。祁老太爷虽然是家族里的最高权威，也在旗人的影响下喜欢讲些规矩，但他绝对不像高老太爷那样冷酷、专制得不近人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尽力维系家庭的和谐，这是祁老人给人最突出的印象。这种具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式传统美德的家庭，自然使瑞宣无法将自己与之完全割裂。不仅不能决裂，反而在情感上表现出了一种无限的眷恋之情。
　　理智上批判，但在情感上眷恋，这就是祁瑞宣对于“四世同堂”的态度。对于“四世同堂”背后的传统文化，瑞宣没有一味地否定，也没有全盘加以肯定。他在尽力地消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尽可能地去保留那些美好的东西。这种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批判的态度，正是老舍先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文化方面带给我们的启示。
　　当下的中国，虽然早已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却仍然处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每个处于转型期的人都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全盘西化不可取，回到传统又不现实。在价值观日益多元、文明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透过现代文学中的长子形象，认识“历史中间物”尴尬，并在前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反思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自我人格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ƒ[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④[ 李卓：《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页]
⑤[ 赵敏：《觉新形象论》，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第19页]
⑥[舒济，舒乙：《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18页]
⑦[舒济，舒乙：《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⑧[丁明秀：《深沉而悲怆的生命旋律——论现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第15页]

参考文献：
[1]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
[2] 李卓：《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
[4] 舒济，舒乙：《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M]，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5] 舒济，舒乙：《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M]，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6] 舒济，舒乙：《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M]，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7] 牛俊鹏：《论现当代文学中的长子形象——从高觉新、祁瑞宣到孙少安》[D].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
[8] 丁明秀：《深沉而悲怆的生命旋律——论现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D].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