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是如何让日本以“和魂洋才”成功“脱亚入欧”的？.doc

阳明心学是如何让日本以“和魂洋才”成功“脱亚入欧”的？

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扳倒大清国用了27年。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回顾历史必须承认，“文明开化”政策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封建社会的众生百姓接受观念上的改变离不开日本学者的努力的话，那么，那些学者、政客们又是被谁启蒙的呢？
其实明治维新前200年，日本社会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启蒙过程，启蒙者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1472-1529）。17世纪初，有关王阳明的书籍传入日本。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下级武士中江藤树（1608-1648）。1622年他擅自“脱藩”，在家乡近江开办“藤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他门下阳明学者辈出，大弟子熊泽蕃山于1670年开办“冈山藩学”，这是日本最初的武士子弟学校，江户后期还教授“兰学”（西洋知识）。 到明治维新前，不论社会上或幕府内部，能叫得上名的阳明学信徒不下百人。其中有武士（比如山县有朋，日本陆军创始人）、商人（涩泽荣一，“日本企业之父”）、学者（福泽谕吉，思想家，“脱亚论”者）、政治家（伊藤博文，日本首任首相）、危险分子（吉田松阴，“征韩论”者）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阳明学的重要特征是开启思辨，自我认知。和朱子的“性即理”不同，朱子要人们去情欲，居静深思，以“格物致知”；王阳明则认为，人的性和情不可分离，两者构成了“心”，所以“心即理”，而“理”又分“外理”和“内理”。人的“心”只要符合“内在的理”，就是自己充分理解的、通过自己的实践可以解释通的道理，就是完成了“心”与“理”的统一，而不必刻意追求“外理”，即便是经书中圣人阐明的道理。在王阳明看来，“愚夫愚妇皆圣人”，前提是“致良知”。现实社会里，代表良知的“诚意”比“格物致知”更重要。而“良知”不是静思得出，而是生活中磨炼而来。所谓“知行合一”，“致良知”必“事上磨炼”。
阳明学对人的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宋代以后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阳明学认为良知在身胜于读书，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其次，阳明学开通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大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生活安定，人们的思想多样化，这个现实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重视朋友关系。王阳明通过讲学的方式，广交朋友。儒家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中，前4个在地位上是上下关系，而朋友关系则是平等的。
日本庆幸自己没有建立起科举制度，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都不用豢养大批文人，也就没有学说思想的垄断。清贫的文化人相对自由，代表庶民观点的阳明学说很容易被接受。当然，江户时代的官学依然是朱子学。但在儒佛共存的日本，儒家理论高空虚渺，幕府政治的凝聚力日渐低下。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另一位儒学大师——朱舜水（1600-1682），他和王阳明是同乡。
1644年明朝亡国后，反清遗臣朱舜水逃亡日本。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囶敬仰朱舜水的才德，将他迎到江户（东京），行弟子礼，舜水开始在日本讲学。舜水追求务实，实理实学，批评日本朱子学空洞务虚。朱舜水身居异国，向弟子警示明朝灭亡的道理。德川光囶从朱舜水那里吸取了儒家的忠君爱国、大义名分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学思想。此后，德川建立的日本“水户学”，成为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社会主要精神力量。此外，不论日本省庵学的鼻祖安东守约，还是古学鼻祖山鹿素行，都是朱舜水的高足。
朱舜水并不自诩阳明传人，他以极高的品格博得各界尊重，自由施教的学风使其与弟子间建立全新的友情。除了得其真传的弟子，间接受其影响的人也很多。当时践行阳明学“知行合一”者，必走舜水探求实理实学之路。
当然，日本社会的启蒙与江户以后重视实学教育也有关联。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生存，是江户教育的一大特点。江户的寺庙在各地办学，通常都叫“寺子屋”。教的课程是，读（千字文、汉文）、写（信、告示、诉状、商品名、收条、借据等）、算（算盘、记账方法）。内容五花八门，将来只要有用就让孩子们学。到1850年，日本人的识字率已达70%-80%，而英国产业革命后期的识字率仅20%-25%。可以说日本社会已经基本完成迎接大变革的思想准备。
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阳明学的信徒。他认为，国家的独立首先必是民众的自立，有自主意识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会自强，而当他们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时会很珍惜，很好地运用。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会，久而久之会从相信变崇拜再到迷信。福泽的启蒙书卖了300万部，相当于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读过他的书。 遗憾的是，王阳明的“良知”这一基本准则没有被日本人深刻理解。日本强大后，自恃武力，走向歧途。福泽后来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和朝鲜不屑一顾，“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为惧，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他甚至说“日本应该站在欧美的立场去看待今天的支那和朝鲜”。关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如何成为“近代化”的优等生，又如何成为法西斯的大本营之一，历来都有不同的解释。在传统的历史课本中，日本是在遭受外敌入侵后，开始变法图强，但如何由此逐步走上侵略中国、谋求成为亚洲霸主之路时，却语焉不详。而在陈伟的《麻辣日本史：明治物语》中，我们可以从他一嘴毛豆、一嘴羊肉串的讲述中，看到一个和中国国情类似的日本，如何在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并由此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在倒幕运动成功后，个人的欲望诉求顿时被空前放大，天皇的合法性也一度受到质疑，“明治三杰”也受到了主张民权运动的刺客的攻击，连一向支持天皇的萨摩、长州的武士也竖起了“清君侧”的大旗。在这个时候，“发展就是硬道理”已经不再管用，“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了当务之急。如何平息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均，如何将各种矛盾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才是执政者面对的首要问题。针对日本的实际情况，伊藤博文主张效仿德国，在他看来，君主立宪不仅是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更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快速崛起的保障，而在当时的清政府，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君主立宪的设想只是转瞬即逝，而共和与民权却从口号发展成为行动，及至成为现实，其代价却是现代化的停顿与长期的落后。 所以我要说，伊藤博文是日本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首相，因为他意识到了首要的问题是带领日本迅速实现工业化，打败中国和俄罗斯，征服朝鲜并获得了台湾，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他主持制定了日本的宪法。在这里面，他对天皇的地位、权力及其继承办法做出了详细的说明，也对日本民众的权利和政治诉求给出了合理的上达渠道，在某种程度上，每个日本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自己身份的转换，阶层的流动，从而使每一个聪明勇敢的人都有了出头之路——这也是民主和宪政的出发点之一。而只有完成了这两步，日本的“近代化”转型才算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然而，仔细来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日本崛起之路上，取得思想和智慧的主导权的，并非是西方的民主与宪政、三权分立的思想，而是传统东方的“知行合一”的哲学和实用主义。在日本长期的幕府统治后，德川家康所珍爱的程朱理学一度限定了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而王阳明对天理与人欲关系的重新厘定，则给了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等人以直接的启示。从一介书生到领军统帅，王阳明从格物致知转变到了“心即理”，认为只有为善去恶，知行合一，才能无往而不胜。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从中意识到了精神的力量，作为工业发展还不完善的日本，资源能源人口没有一样占据优势，发展空间有限，而且处在西方列强的围攻下，要想脱颖而出，只有依靠精神的力量。
所以，将每个人的民权诉求转化成了对外扩张的野心与欲望，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泉。众所周知，侵略难以成为士兵长期作战的理由，而以天皇、武士道精神等为“心”，以此取代各种欲望，作为发动战争的原动力，则能使士兵获得正义感和使命感——其后所设立的靖国神社，也是为其“心”树碑立传，成为日本野心合法化的方式。即便是其后二战的失利，此种被军国主义所歪曲的“心学”，仍然是日本统治者继续愚民的工具。
孙子云：攻其心，败其志也。在物质建设压倒一切的今天，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心学”的巨大威力。然而，在明治维新后，伊藤博文所采用的西方宪政民主，只是解决了舆论上的民权，而为每个人日本人带来实利的，则是歪曲了心学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应该说，这是日本“近代化”中转移矛盾最快捷的方式——伊藤博文一人完成了英国工业革命中三百年来十几任领导人的努力，功劳和后患都是无人能及。其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仅带给了亚洲其他国家以灾难，更是为日后其全面覆灭埋下了伏笔。直到今天，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口号和切腹自杀的愚行仍然时有所闻，这是否说明，作为“近代化”优等生的日本，离真正的现代观念——自由、平等、博爱，仍然还有很远的距离呢？欢迎订购《儒学新编》主编：黄守愚策划：枕 戈单价：68元邮寄+签名：80元/本联系：枕戈（加微信18670082891）或登录大同思想网公众号链接的“大同书城”，在书城订购《儒学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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