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研究综述.doc

2011级历史三班 林延忠 20114106841
近代以来“焚书坑儒”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史·上册》晁福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中国文明史》启良 花城出版社 2001年版
《秦史稿》林剑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秦献记》章太炎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年版
《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中国儒学史·秦汉卷》李景明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中国文化史纲》冯天瑜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国古代史》刘泽华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摘要 : “焚书坑儒”事件是作为秦始皇“暴君”形象的证据而众所周知的，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尤其是近代以来，许多史学界大家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无论是中国通史、秦汉史，还是文化史、儒学史、学术史等著述中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且著者都予以深刻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此问题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高层次的学术论文，为“焚书坑儒”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关键词：焚书 ，文化专制，评价，反思

一、关于“焚书”的研究
近代史学界一致认为“焚书”事件的导火索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咸阳宫召开的御前会议中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那次争论。很多学者都对这一争论背后更深层次的导致“焚书”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这一点上主要的观点有：第一，从法家思想的指导来分析”焚书”的原因。胡适从秦始皇、李斯所处的社会背景及他们的思想出发来探讨“焚书”这一事件，认为古代的思想家，无论哪一派都有压迫异己思想的倾向。从思想根源的角度，认为秦始皇、李斯都相信历史进化的原则。反对复古的思想，导致了“焚书”的发生。钱穆也认为“焚书”的渊源是荀子、韩非的法家学说

第二．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来看“焚书”的发生。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认为“焚书”是苟子法家学派同孔孟正统儒家学派之间的斗争的结果．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极端尖锐的反映。“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启良的《中国文明史》书中也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来分析”焚书坑儒”事件。认为“所焚百家之书，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诗》《书》，因为当时的‘自由化’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所以秦始皇才会格外同儒生过不去。”“焚书”是秦始皇以法治天下。视儒学为无用之学的产物．实质上是秦始皇在“清除思想的异端”。谢承仁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一书中也认为“‘焚书’是具有全园规模和深远影响的一次儒法斗争的高潮”。韩星在其书《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论述了“焚书”是法家“法治”路线在政治实践上排斥儒家“德治”的结果，是法家和儒家在秦朝内部一场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法家要通过这一事件根绝儒家“德治礼治”传统对政治的影响力。

第三，从秦始皇统一思想的目的来看“焚书”的原囚。如在《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一文中鲁迅认为秦始皇“焚书”就是为了统一思想。顾颉刚在其书《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提到，“焚书”就是秦“初统一时的历史使命”。在田昌五、安作璋所著《秦汉史》一书中也认为“焚书”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法令．这是“政治变革中常有的事”。晁福林在《中国古代史(上册)》一书中也认为“焚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统制人们的思想。除此之外，何兆武等所著《中国思想发展史》一书中认为“焚书”的原因是为了巩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实现思想统一，排斥儒、道各家，禁止各家“私学”存在。

第四，从李斯的个人作用来看“焚书”的原因。林剑鸣在《秦史稿》一书中认为“焚书”的导火索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但是无论是哪一方的争论都是为了秦朝的长治久安，但是由于李斯的借题发挥，最终酿成“焚书”的结局。许凌云、许强在《中圉儒学通论》一书中也认为李斯在”焚书”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李斯主张定“法教”为“一尊”，禁止“百家”对“法家”的非议。确保皇帝的权威，从而促成了“焚书”的发生。

第五，其他方面的观点。王志民在其书《齐文化概论》中分析了”焚书”与齐文化的关系。认为“焚书”表面上是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争论。实际上上是“反映着秦、齐文化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撞击”。在杨天保的文章《逼士入农——对“焚书坑儒”的另一解读及现代之思》中，作者认为“焚书”是秦朝当权者基于一种社会经济考虑．将一次“廷争”渐次升级成“焚书”．最终构建出一种解决劳力不足问题的变通手段：政府采取“灭学”的方式一再“逼士人农”，试图以此调整人口结构，进而相对扩充劳动力，缓解经济危机。

二、对“焚书”范围的认识。
“焚书”没有烧光所有的书，这是肯定的，但是具体包括哪些书。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的有“六经未亡说”。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康有为全集》)一文中，站在今文论史的立场角度认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认为“焚书”并没有造成“六经”因此而亡．而是“刘歆伪造”的结果。与之观点类似的有刘泽华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的论述。“六经、诸子皆焚说”：章炳麟在《秦献记》(《太炎文录初编》)一文中主要肯定了“焚书”包括诸子，认为“不焚‘六艺’，不足以尊新王。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货，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产一也。不焚诸子，其所议者云何?”从政府统一学术思想的角度出发，认为秦既然焚《诗》《书》，如果不焚诸子，不合情理。李景明在其《中国儒学史·秦汉卷》一书中认为“焚书”的范围乃“百家语”。不止儒家经典。“只焚五经，不及诸子说”：钱穆在其著述《国学概论》中分析了刘大樾、章学诚、王充等人对于“焚书坑儒”的认识，认为“焚书”是“只焚五经．不及诸子”。

三、关于“坑儒”的研究

对于“坑儒”的起阂。史学界也是存在共识的．是由于方士求长生不老药不得而亡去，并且对秦始皇进行诽谤，从而导致了“坑儒”的悲剧。很多学者认为。“坑儒”表面看是秦始皇迷信方士，义被其所蒙骗，并遭到方士的诽谤，引起秦始皇大怒。从更深层的方面来说，实际上也是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思想统制，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李斯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就说“坑儒”是“焚书”的继续，持有此类观点的有：翦伯赞在《秦汉史》一书中认为“焚书”是为了消灭复避的思想。但是“焚书”之后，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还在秦朝掌管文化事业，所以为了肃清这些人，秦始皇又借故进行了“坑儒”事件。冯天瑜在其《中国文化史纲》一书中认为儒七“以古非今”导致了“焚书”事件，使得“文化教育再度由官府垄断”．并由此事件导致了“坑儒”，开大规模迫害思想异己的先例。

四、对“焚书坑儒”的评价．

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全盘否定的观点：郭沫若对“焚书坑儒”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焚书”是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那种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刘泽华在其书《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认为“焚书坑儒”是对文化的浩劫，是用暴力和行政手段来禁锎人们的思维，是对历史创造力的最野蛮的打击。晁福林在《中国古代史(上册)》书中认为“焚书坑儒”这种残暴的作法给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何兆武等著作《中国思想发展史》中认为“焚书坑儒”摧毁了古代文化典籍．压制了“百家争鸣”的学术高潮，阻碍了文化的发展。没有统一思想，也没有巩固秦朝的统治。说明“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问题不能用专制强暴手段来解决”。孟祥才、王克奇在《齐鲁文化通史·秦汉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认为“焚书坑儒”是“文化史上的浩劫”，是“丝毫不值得肯定的”。许凌云在其文《“焚书坑儒”应该否定》中，对于“焚书坑儒”进行了大力的批判。

第二种观点认为“焚书坑儒”也有其 积极的一面，梁启超认为“坑儒”的对象，大都“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认为“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胡适认为虽然“焚书坑儒”的手段很残忍．但是肯定了李斯反对崇古思想、进行改革的精神。刘泽华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认为“焚书坑儒”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打击了复古的思潮。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翦伯赞在《秦汉史》一书中认为“焚书坑儒”客观上摧残了文化．但对于当时的秦朝。实际上是为了肃清政府中的残余旧贵族势力，以及作为其政治思想指导的旧龌礴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秦汉史编写组《秦汉史》一书认为“焚书坑儒”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打击复古封建贵族政治的思想，是可以被理解的”。田昌五、安作璋的《秦汉史》一书中认为“焚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后各代都延续了这种文化政策，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五、 结语
“焚书坑儒”事件一直被视为中国文化专制的滥觞，是皇帝也被当做专制独裁的始作俑者，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冠以“暴君”的称号，与夏桀商纣并列。然近代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地出土的关于秦王朝的文献，那些被历代扭曲的历史开始以真实的面目复原。“焚书坑儒”是作为统治者的维护一统的目的制定的，中国历代都有类似这种文化专制的政策，如唐王朝开创官修历史先河，清代的文字狱，清修四库全书，尤其是近四十年前的那场知识分子的末日“文革”运动，其对文化的迫害很多都远远超出了“焚书坑儒”。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却真实存在过，其留下的记忆痕迹是否对于今天的人们还会产生影响，我们会否仍会重蹈先人曾经犯下错误的覆辙呢。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知晓历史，更重要的是去反思历史，铭记曾经的教训，而不是去遗忘。只有会反思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有未来的民族。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