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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社会功能：穷人支付一切
大约20年前，默顿运用功能分析理念来解释虽然被中伤和诽谤却持续存在的城市政治机器：如果它继续存在下去，也许它能够实现潜在的——不在计算中的或非意识到的——积极功能。显然它做到了。默顿指出了当权力分散的地方政府不作为时，政治机器如何使中央及环完成工作，为焦虑中的市民将原本冷漠官僚体制的公共服务变得人性化，为穷人提供具体的帮助（而不是抽象的法律和司法裁决），并且通过其他形式提供被许多人需要，却被正式公共机构视为非常规的甚至是违法的服务。
今天，贫穷被中伤的程度甚至比当年的政治机器还要严重，然而它同样也是一种持续性的社会现象。因此，对于贫穷来说，运用功能分析可能具有更多的优点，同时也在解答是否贫穷也具有积极功能来解释它的持续性。
默顿将功能定义为“一个现象为适应或调解一个给定社会系统所发生的结果。”我将要使用一个稍微不同的定义，与理解整个社会的功能不同，我将站在特殊群体的角度来理解它们，例如社会经济阶层，以及其他共享“栖息”在同一个社会系统里的价值观而聚集的群体。我怀疑，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很少有现象是对于整体而言的功能性或非功能性，而是它们大多数都是对一些群体群体有利而对其他群体有害。同样也没有任何现象是不可或缺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为它们找到默顿所称的“功能性替代品”或者等价物，即，其他社会模式和政策是可以达到相同的积极功能而在同时避免功能障碍的。
将贫穷和积极功能联系起来的观念乍看之下似乎是无法想象的。放高利贷者和获取高额租金的房东当然得要从贫穷的存在中获利，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被认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的活动常常被归类到贫穷的功能障碍中。然而很少被意识到，至少很少被传统思维所提及的是，贫穷也为一些被尊敬的专业和职业的存在和扩张提供了可能，例如刑罚学，犯罪学，社会工作和公众健康。在最近，穷人还为很多专业和准专业“贫困战士”提供了工作，同时也提供工作给包括作者在内的，提供了被公众对贫穷重燃的兴趣所需要的信息的记者和科学家们。
显然得我们可以说，对于美国社会中许多非贫困群体来说，贫困和穷人很好的实现了许多积极功能。我将叙述十三项——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功能。

首先，贫穷的存在确保了社会的“肮脏工作”有人去做。每个社会都有这样的工作：身体上的肮脏或者危险，暂时性的、没有前途的、低薪酬的、有失尊严的和粗重的工作。社会可以支付比“干净”工作更高的薪酬来填补这些工作的空缺，或者可以强制那些没有其他选择的人们来做这些肮脏的粗活——同时也是低薪酬的。在美国，贫穷起着提供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作用，这种劳动力资源愿意——或者说，无法不愿意——以低薪酬做粗重的脏活。事实上，穷人的这个功能对于南方的某些州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当夏季穷人们下地干活的时候，福利支出就被切断了。此外，大部分的有关负所得税和家庭援助计划[福利方案]的争论已经关注到它们对于工作激励的影响，这种方式实际上意味着在工资不如津贴收入高的情况下，激励穷人去做需要的脏活。许多涉及肮脏工作的经济活动的存在都依赖于贫困：餐馆，医院，部分服装工业，和“卡车农业”等，如果少了穷人，这些行业恐怕无法维持它现在的模样。

第二，因为穷人必须做低薪酬的工作，所以他们有利于许多使得富人获利的经济活动。例如，女佣们对于中上层和上层阶级来说是有利的，她们可以使其雇主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同时让那些生活富足的女性有闲暇去学习各种专业的、文化的、公民性的和聚会形式的各种活动。同样的，因为与其他人相比，穷人将他们的收入中的更大一部分来支付财产税和销售税，所以他们支持了许多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用来造福更多负于群体的服务。此外，穷人在教学和科研医院中充当病患的角色，还在医学实验室中扮演实验豚鼠的角色，从而支持了医学实践的创新。
第三，贫穷为服务穷人或者保护社会上的其他人免受贫穷之苦的许多职业创造了就业岗位。正如前文所述，如果缺少了穷人，刑法学和警察将变得微不足道。其他借助贫穷的存在来蓬勃发展的活动和群体还有数字游戏、海洛因和廉价酒的销售、强调神恩作用的教会人员、信仰传播者、妓女、当铺，以及入伍新兵主要是穷人的和平时期军队。
第四，穷人购买别人不愿购买的商品，从而延长了这些商品的经济效用，诸如如果不卖出去就会被废弃的日龄的面包、水果蔬菜、二手衣服、破旧的汽车和房子。他们还支持了诸如医生、律师、教师以及其他因为太陈旧、缺乏训练或者不称职而不能吸引更多富裕客户的职业可以获得收入。
除了经济功能之外，穷人还拥有很多社会功能：
第五，为了维护传统规范的合法性，穷人可以作为准则捍卫者声称的或是真正的另类被识别和惩罚。例如，为了说明努力工作、节俭、诚实、一夫一妻制等的积极性，这些准则的捍卫者必须找到一些可以被指责为懒惰、挥霍浪费、不诚实、滥交的人。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穷人和其他人一样遵守道德和法律，但是在他们参与越轨行为时，依然比中产阶级的违法者更容易被抓获和处罚。不仅如此，他们缺少政治和文化力量去纠正这些别人对于他们的偏见，从而他们依然被那些需要鲜活证据来说明道德越轨不划算的人认为是懒惰和喜欢挥霍浪费的等。
第六，与此相反，穷人在无限制的性行为、酗酒和用药等方面为社会上的其他人提供了一种间接的参与方式，这种参与方式被他们声称自己参与并从富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体验，他们经常被认为比中产阶级享受了更多。因此有很多人包括一些社会科学家也相信，穷人们不仅更多地参与不羁的行为（虽然它经常是出于绝望而缺乏抑制，但可能是真实的），并且从中得到了比福人更多的乐趣（一些人的调查表明其是明显不真实的。）然而，穷人们是否真的有更多的性生活并且了在其中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中产阶级认为这是真的，他们就能在以虚构或事实的形式举例时间接的参与它。
第七，当一种文化被他们或为他们创造并被更多富人接受的时候，穷人也具有一种直接的文化功能。富人经常收集来自于已经灭绝的穷人民俗文化的文物；同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听起源于南部穷人的蓝调、灵乐和乡村音乐。最近他们又开始享受和披头士乐队一样诞生于贫民窟的摇滚乐，同时在过去的几年里，贫民窟孩子们写的诗歌在文学圈内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穷人们同样扮演文化英雄的角色，尤其理所当然的对于左派来说。流浪汉、牛仔、拥有金子般的心的妓女的故事已经向各个群体展示了这种功能。
第八，贫穷有助于保障那些不贫穷的人的地位。在每一个等级社会里，有些人不得不位于底层；但是在社会流动是一个重要指标而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他的地位的美国社会里，穷人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相对固定的衡量的身份对照标准。这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尤其正确，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被一种保持自身和穷人的地位区别的需要所影响，这很像贵族必须找到一种区别他们和暴发户的方法。
第九，穷人同样也有助于他们之上的群体的向上流动。其实，相当多的美国人已经通过供应商品和提供服务给贫民窟来获利，从而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其中也包括一些因其在声望上较低的而被上层和中上层商人所回避的不合法的或不符合道德的行为。因此，几乎每一个移民群体的成员都通过提供贫民窟住房、娱乐、赌博、毒品等实现自己的向上流动，最近得到达者大多为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提供这些。
第十，穷人有助于保持贵族的繁忙，这说明了他们继续存在的理由。“社会”让穷人作为解决性住房的客户和慈善事务的受益者；事实上，贵族必须用穷人来说明他们向对于那些拚命赚钱的社会精英来说所具有的优越性。
第十一，无力的穷人们，要去负担美国社会中的变化和增长带来的消耗。在19世纪，他们做一些建设城市的繁重工作；今天，他们被赶出它们的社区来为 “进步”腾出空间。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纳税人的城市重建项目和确保成交居民可以往返于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一贯位于贫民区，因为没有其他的群体会允许自己流离失所。出于同样的原因，大学、医院和公民中心也向贫民区扩展。工业化农业的主要成本一直由即使被赶走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的穷人承担；同时穷人们已经承担了美国海外强权增长带来的人力成本，因为他们为越南战争和其他战争提供了许多陆军士兵。
第十二，穷人促进和稳固美国政治进程。因为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更少参与政治活动和投票，政治体制也因此往往可以自由的忽略他们。此外，由于他们很少会支持共和党，他们经常为民主党提供一个他们除了此处无处可去的选区。因此，民主党在依靠他们的投票的同时也更加顺应选民——比如，白人工薪阶层——否则他们就会导向共和党。
第十三，穷人在维持传统规范方面（见上述第五点）所扮演的角色也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以自由放任思想为基础的经济体制需要一个据称不愿意工作或者被认为下等的贫困群体，因为这个经济体制必须借助慈爱和幸福的观念来谋求自身的生存。不仅因穷人被声称的道德变态可以减少当前因消除贫困产生的政治经济压力，还因为如果这些能从社会主义方案中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们被形容为懒惰、浪费、不诚实和淫乱，社会主义方案就会显得相当丑陋。

我刚才所述的贫穷和穷人在美国社会满足的13个较为重要的功能，足以支持功能主义的观点：贫穷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之所以能够片断和部分的存活下来，是因为它对于社会或者其他部分具有功能。这种分析并不意图说明“因为贫穷往往具有功能，所以贫穷应该存在或者必须存在”。一方面，与其功能相对，贫穷具有更多的功能障碍；另一方面，它可能意图提出功能性替代品。
例如，社会的肮脏工作即使没有了穷人也是可以被完成的，不论是通过自动化的手段还是通过付给“肮脏的工人”体面的工资。同样穷人们也没有必要必须通过他们低额收入的工作来支持许多活动。但是这将会导致这些活动的费用被抬高，并最终导致它们的消费者和客户要面临更高的价格。同样的，许多因穷人而蓬勃发展的行业也可以被给予其他角色。社工可以为富人提供咨询辅导；警察可以投身于交通和其他有组织犯罪。我们也不得不为那些现在服务于穷人的、没有受到良好训练或不称职的专业工作者找寻新的角色，其他人将不得不支付他们薪水。也很少会有刑法学家会找到工作。但是如果缺少了穷人，宣扬神恩的宗教人员可能无法生存，部分二手和三手货物市场也是一样。而在许多城市里，没有其他人想要的“使用过”的房屋将不得不用公费拆除。
贫困的文化功能的替代品可以更为容易和轻松得找到。事实上，演艺人员、嬉皮士和青少年承担越轨者角色的人们被需要来维持传统道德，而他们作为狂欢的热爱者也被需要去“棍棒打击”关于间接参与的幻想。贫困的地位功能则是另外一回事。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一些人必须在考虑某属性的前提下被定义为是不如其他人的，但他们不需要是绝对意义上的穷人。人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中位于等级体系最后位置的“中下阶层”，他们接受中间收入的75%（而不是现在的15%到40%）。不用说，这需要相当可观的收入再分配手段。
穷人对于提供他们服务和商品的群体的向上流动所作出的贡献，如果没有了如此低收入的穷人也依然可以持续。然而，事实是如果穷人更加富裕，他们将有机会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接手供应商的角色，从而与局外人竞争甚至拒绝他们。（事实上，作为扶贫项目的一部分，这已经在一些贫民区发生了，在那里白人店主被黑人所取代。）同样的，如果穷人更加富裕，他们将会对上层人士的博爱失去兴趣，但是有些人依然会和现在一样运用保障性住房来实现向上流动，所以“社会”可以继续运行其慈善活动。
穷人的政治功能将更加难以替代。随着财富的增长，穷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同时也在政治上更加活跃。有了高收入和更多的政治权利之后，穷人可能会抵制承担发展和变化导致的消耗。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城市重建和公路项目将会适当的给予拆迁地人民以补偿，但是类似于这样一个项目将会变得相当昂贵，因此许多项目也许永远不能兴建。这反过来又会减少那些现在获益于城市重建和高速公路项目的人们享受到的舒适和方便。最后，嬉皮士也有更多的越轨行为来证明已经存在的政治经济。据推测，如果贫穷被消除，将会很少有关于经济的批评。然而总之，许多由穷人承担的功能在贫穷消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被替代，但是大多数会给其他人带来更多的成本消耗，特别是对于那些富裕的人。因此，功能分析必然得出如下结论：贫穷的持续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满足了很多积极的功能，更因为这些贫穷功能的替代物对于社会上富裕的人们来说是相当功能失调的。一项功能分析就是这样最终达到了和基金社会学同样的结论，但是激进思想家们将我描述为潜在的东西视为显露的：这个对于富人和强势群体来说是功能性的、而对于弱势群体和穷人来说是非功能性的社会现象会持续；当这个现象被功能替代消除时将会导致富人和强势群体的功能障碍，这也会持续；还有，类似于贫穷这样的社会现象，唯有当他们成为了富人和强势群体的功能障碍或者弱势群体可以获得足够的力量去改变社会的时候，它们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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