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评析.pdf

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评析邢亚杰【内容提要】在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构想中,价值观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拜登政府通过价值观界定供应链安全的协调风险与中断风险,以价值观锚定供应链安全的各种议题,同时还以价值观设计供应链安全的合作机制。选择以价值观为基础是拜登政府综合考量的结果,面对内外双重经济压力,价值观有着低成本的优势。由于国内频发的民主危机与前任政府招致的信任损耗,重塑民主价值观吸引力成为拜登施政的基线之一。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成为国家安全的扰动因素,中国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拜登政府的安全焦虑,也加强了拜登政府对价值观的重视。拜登政府以价值观壁垒塑造的供应链的本土化、集团化以及全球供应链面临的被动拆分,都加剧着国际经济秩序的失序。虽然由于动员能力的限制、现实利益的矛盾以及价值观联盟的脆弱性,价值观的工具效力降低,但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中国,仍需采取前瞻性与系统性的政策予以应对。【关 键 词】拜登政府 价值观 供应链安全 美国外交【作者简介】邢亚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等。【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2 年度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2JJD820045)的阶段性成果。【DOI 编码】10.16717/ki.53-1227/f.2023.04.006.价值观外交与供应链安全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有着重要地位。949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2007 年报告的定义,供应链安全是指“供应链遭受损害或破坏的抵抗力”,与供应链弹性所强调的快速恢复能力不同,对外在冲击的抵抗力,外在冲击的烈度、供应链本身的脆弱性是其重要决定因素。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世界复杂性和竞争力的加剧,内部和外部风险事件(例如材料短缺与自然灾害)的发生等因素使得如今的供应链面临更大风险,引起国家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提升。供应链风险是指由不可预测或不确定的事件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和负面结果,供应链风险威胁着供应链安全。参见 Faisal Aqlan,Sarah S.Lam,“Supply Chain Risk Modelling and Mitig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Vol.53,No.18,2015,p.5640.Ann Marucheck,Noel Greis,Carlos Mena,Linning Cai,“Product Safety and Security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Issues,Challenge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Vol.29,2011,p.707.11 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宣称将领导国际社会结束暴政,以此促进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传播,并开始把供应链安全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奥巴马政府侧重发挥“巧实力”,注重同盟伙伴体系的重构。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 的出台实现了全球供应链与美国价值观的绑定,“全球供应链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而特朗普上台后掀起背离自由主义价值、走向孤立主义的“外交革命”,在“美国优先”的安全战略下,一系列审查监管、投资限制、技术封锁措施强化着供应链安全的显著度。自拜登政府施政以来,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 等文件表明,价值观与供应链安全的关联性明显提升,价值观也成为拜登政府推行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础。本文拟剖析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并就具体的表现、动因与成效进行探讨,以全面认知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政策。一、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面对多重的交织危机,能否有效修复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成为影响拜登连任与否的关键。在经历过特朗普时期的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洗礼后,拜登政府试图以复合性与平衡性的政策来完成修复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的目标。一方面,以虚实并重的政策理念为指引,追求价值观与物质利益的融合与平衡,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成为重塑联盟的纽带,也成为提升美国吸引力与影响力的低成本手段。另一方面,构建内外兼顾的政策布局,确定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大幅度投资基础设施,推行中产阶级外交,实施“绿色新政”,在“重振国内民主”的同时打造“民主国家联合体”,使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不再有明确界限,实现重振国内政治经济活力与巩固全球领导力的联动统筹。拜登政府将重塑美国持久优势作为核心命题,以捍卫美国价值观、重振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为依托强化现有优势,依托“民主国家联盟”(Coali-tion of Democracies)构想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印太战略”两大联盟体系,并推动二者形成紧密联动态势。而以价值观为串联的联盟关系网是存在明显界限的同质场域,在该场域内,其以打造安全、弹性、可持续的供应链,59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丁俊发: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与中国对策,中国流通经济 2016 年第 9 期,第 6 页。邢瑞利: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评析,当代美国评论 2021 年第 3 期,第 41-47 页。重现美国经济基础的持久优势为根本出发点。拜登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与供应链安全并非两轮并行关系,作为纽带的价值观建构着保护供应链安全的同质场域,成为推行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础。第一,以价值观界定供应链安全的风险。根据风险严重程度的划分,供应链面临着协调风险与中断风险。一方面,拜登政府强调价值观差异带来的协调风险,认为持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较难形成互相信任、流畅透明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正如一些白宫经济顾问所言,“由于供应链各方之间缺乏信任,他们会担心过多的信息交流会削弱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增强对方的议价能力。”而随着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美国供应链结构呈现复杂化、延长化、分布不均以及供需信息扭曲的现状,时常出现时滞效应和“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供需平衡协调难题阻滞着供应链的畅通运行。面对这种现实的结构性矛盾,拜登政府发挥价值观的凝聚作用,通过相似的价值观唤起共鸣,增进彼此信任,减少或搁置同盟友之间的部分纠纷,以增强供需各方沟通协调的流畅度与透明度,降低协调风险。另一方面,价值观有着动员力,可以有效明确对手和转移矛盾,以此来强化供应链的中断风险。在“发达国家卖发展中国家买+发展中国家卖发达国家买”的全球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式的利益博弈。尤其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影响力的上升,美国在制造业、关键矿产等方面呈现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拜登政府宣称中国正在利用这种结构性依赖威胁美国,并将中国塑造成威胁美国供应链安全的首要对手,让美国供应链面临着中断风险。拜登政府着力刻画这种图景,“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威胁着民主国家的供应链安全,在效率导向的全球供应链国际分工格局中,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不公平措施”造成了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由此,拜登政府以构建民主国家间“普遍韧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应链为口号,69 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评析Susan Helper,Evan Soltas,“Why the Pandemic Has Disrupted Supply Chains,”June 17,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cea/written-materials/2021/06/17/why-the-pandemic-has-disrupted-supply-chains/,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代国际关系 2021 年第 9 期,第 15 页。张杰:中美战略格局下全球供应链演变的新趋势与新对策,探索与争鸣 2020 年第 12 期,第 39 页。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学习与探索 2020 年第 5 期,第 84 页。陈若鸿: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美国关键产品全球供应链政策的转变,国际论坛 2021 年第 5 期,第 131 页。以民主价值观为抓手对全球供应链结构进行切割,实现民主国家与竞争对手国家的二分。同时,拜登政府以“共同价值圈”推动着供应链本土化与区域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连续冲击,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消费需求激增、关键产业延误等现实难题,外在环境的刺激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的中断风险。与前任政府采取的断供、制裁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侧重打造“共同价值圈”,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购买美国货”、加大“圈内”投资与援助、加强关键产业的物资储备与产销合作等方式刺激着供应链的本土化与短循环。在这种结构设计下,“共同价值圈”成为阻断供应链中断风险的防护罩。美国对供应链上的国家存在明确分类,一类是同观念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即同美国享有共同价值观或利益的同盟或伙伴;另一类是其他国家,即非同观念国家。在由同观念国家构筑的“共同价值圈”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美国利用结构性权力改变着同观念国家的生产与供应,推动国防、公共卫生、通信技术等关键产业向本土或盟国转移,在缩短供应链的同时增强未来供应链的多元性与完备性。第二,以价值观锚定供应链安全的议题。在拜登政府打造安全、弹性的供应链的尝试中,利用价值观组建“民主国家”间的议题联盟是固定手段。作为持续时间较短的非正式合作,议题联盟能够“克服同盟困境与集体行动困境带来的行动效率,具备 伪多边主义 带来的合法性效应”,它有着鲜明的议题导向。随着第 14017 号“美国供应链行政令”的签署,建立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促进基础广泛增长 供应链审查报告的发布,技术、医疗卫生、关键矿产资源等议题成为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核心关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先后激发的药品、石油与天然气能源供应链的中断风险,拜登政府致力于发挥共同价值观内含的团结力与协调力,确定“供应链韧性”这一总的战略性议题。落实到一些具体性议题上,价值观发挥着框定与引领功能。需求激增、资源不足、国际竞争冲击着稀土、锂、镍等关乎美国能源转型和国家安全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在此类议题中,“盟友支持”成为常见的政策79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李淑俊、王小明: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国际安全研究 2022 年第 1 期,第 113 页。Thomas S.Wilkins,“Alignment,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8,No.1,January,2012,pp.63-64.史田一: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议题联盟”行为分析,国际关系研究 2020 年第 3 期,第 135 页。术语:美国拥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日本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可靠朋友,与这些友好盟友间的合作可以确保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打造一体化的供应链。在具体实践上,拜登政府积极推进“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赞比亚等国家打造“关键矿产共同体”,成立以关键矿物联合行动计划为基础的美国加拿大供应链工作组,在盟国与友好国家间搭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网络。围绕决定未来竞争胜利权的技术议题,尤其是半导体、量子科技、5G 通信等关键与新兴技术议题,拜登政府更为重视在“共同价值圈”内部开展供应链安全的多样化实践,热衷“与志趣相投的伙伴一道,构建相互重叠的技术联盟网络,”促进开放、可互操作、安全和可靠的数字空间。具体包括在推广偏好的准则和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就新兴技术的开发与使用进行协调合作;与盟友伙伴建立以“权利与民主价值观”为中心的新兴技术规范与标准,增加研发制造的技术投资,推进信息共享,如以建立价值观驱动的、以数字生态系统为目标的 G7 数字技术标准合作框架;积极组建“技术民主联盟”。在“全球民主峰会”开幕式讲话中,拜登提出推进技术民主是复兴民主的渠道之一。在拜登看来,一些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保障言论自由和其他人权等方面发挥着工具作用,需要与志同道合的政府确定此类技术出口管制、监控并酌情限制技术的扩散。第三,以价值观设计供应链安全的合作机制。拜登政府通过对价值观的重申革新合作机制。对于已有的供应链安全合作机制,拜登政府注重共同价值观由内向外的转化,例如在“四方对话机制”(Quad)中,拜登一上台便召开首次线上首脑峰会,联合宣称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健康、以民主价值89 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评析Duncan Wood,Alexandra Helfgott,Mary D Amico,“The Mosaic Approach:A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y for Strengthening Americas Critical Minerals Supply Chain,”Wilson Center,p.22,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mosaic-approach-multidimensional-strategy-strengthening-americas-critical-minerals,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Kurt M.Campbell,Rush Doshi,“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Foreign Affairs,January 12,2021,https:/ 年 12 月 24 日。“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The White House,March 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p.9,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Background Press Cal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Day One of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The White House,December 10,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10/back-ground-press-call-by-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on-day-one-of-the-summit-for-democracy/,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5 日。观为基础、不受强制约束的印太地区”,之后四国领导人会谈时又重申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随着共同价值观被内化为合作底色,“志同道合”的四国就硬件、软件和服务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发布技术投入、开发、治理和使用的原则说明,建立技术标准联络小组,启动半导体供应链计划,加强半导体及其重要组件的供应链安全。同时,针对薄弱的供应链安全合作环节,拜登政府强化共同价值观的纽带作用,创设多元合作机制。一方面,利用共同价值观普遍性,依托双边或多边“俱乐部”的形式确定包括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危机、国防安全等共同优先事项,打造诸如绿色技术联盟、T12 科技联盟、战略标准化信息机制等提升供应链安全的试验台。另一方面,发挥共同价值观的特殊性,对不同民主伙伴国的合作机制进行细化区分,与日本建立竞争力和弹性伙伴关系,启动美日创新与竞争力委员会,与欧盟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就数据治理和技术平台、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的安全性与竞争力、威胁安全和人权的技术滥用等方面密切合作。此外,拜登政府通过挑起价值观的对立突出合作机制的针对性。拜登政府多次以“民主 VS 专制”论调挑起对华的价值观对立,如 21 世纪民主国家与中国这一专制国家之争。这种论调蕴含着一个重要目的:即实现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在合作机制上把中国列为核心针对对象。可以看到,在价值观对立论调的蛊惑下,五眼联盟(FVEY)由排他性的情报共享联盟转变为供应链安全政策意识形态化的高地。五国就信息通信技术(ICT)供应链的制造投资、信息共享与安全标准制定等结成亲密同盟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并不断更新供应链安全事项的审查与应对机制,协同开展全球供应链与反垄断调查。同样,七国99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Joint Readout of Quad Leaders Call,”The White House,March 3,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03/joint-readout-of-quad-leaders-call/,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5 日。“Fact Sheet:Quad Leaders Summit,”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2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访问时间:2022 年12 月25 日。“Fact Sheet:The United States-Canada Partnership,”The White House,February 2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2/23/fact-sheet-the-united-states-canada-part-nership/,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5 日。“Fact Sheet: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stablishes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Policies&Initia-tives,”The White House,May 16,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6/fact-sheet-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establishes-economic-and-technology-policies-initiatives/,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5 日。“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ime Minister Suga of Japan at Press Conference,”The White House,April 16,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4/16/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ime-minister-suga-of-japan-at-press-conference/,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集团也将中国视为最大挑战,不断拓展七国集团内部的合作深度,推动供应链风险的识别、监控和查漏补缺等方面的合作,并承诺加强负责任、可持续和透明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俄罗斯是拜登政府挑起价值观对立的另一个针对对象。在 2022 年 3 月 1 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拜登将乌克兰危机定义为“独裁者普京动摇自由世界根基的非正义侵略,民主国家的团结是自由对暴政的回击,为乌克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成为民主对抗独裁的体现”。在“自由 VS 暴政”“民主 VS 独裁”论调下,七国集团开展针对俄罗斯军备生产和供应链的制裁,限制俄罗斯在关键工业投入、服务和技术上的发展;美欧也依托 TTC 大力加强军民两用技术和出口管制合作。二、价值观成为供应链安全政策基础的动因出于经济、政治、安全上的综合考量,拜登政府将价值观作为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石。经济上,拜登政府面临的内外双重经济压力决定了供应链安全的紧迫性与有限投入。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中产阶级阶层固化,且数量出现持续萎缩;低技能、低收入群体就业率低;贫富差距鸿沟扩大。如何通过宏观调控以创造就业机会,有效刺激经济增长是拜登政府面临的首要考验,打造安全和强韧的供应链成为可能的突破口。从外部来看,美国虽然从全球化经济增长中汲取了一定红利,但也日益依赖相互关联的全球供应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美国由安全提供者、保障者转变为安全消费者,对劳动力、物流运输、药品呼吸机等人力物资的需求激增。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又加剧了芯片、能源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内外的经济压力凸显了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也限制着拜登政府维护供应链安全的成本投入。美国想要建立本土化且能够自给自足的供应链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考虑如何利用盟友和合作伙伴建立更强大、更001 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评析“Fact Sheet: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G7 on 21st Century Challenges,Including Those Po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The White House,June 28,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8/fact-sheet-the-united-states-continues-to-strengthen-cooperation-with-g7-on-21st-century-challenges-including-those-posed-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rc/,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Remarks of President Joe Biden-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The White House,March 1,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01/remarks-of-president-joe-biden-state-of-the-union-address-as-delivered/,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Reich S.,Dombrowski P,“The Consequence of COVID-19:How the United States Moved from Security Provider to Security Consumer,”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6,No.5,September,2020,pp.1253-1256.安全的供应链成为关键。低成本的价值观成为最佳手段。从理论上看,价值观的维护与运行无须牺牲过高的物质利益,只要放大竞争对手带来的安全威胁,就能够调动盟友的共同行动。从现实看,美国无法单独捍卫供应链安全,只有通过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伙伴开展关键矿产资源、技术知识以及规则制定上的合作才能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依托盟友伙伴的关系组合,还能够增强供应链应对市场变化的即时性,改进供应链的透明度,降低生产、运输与管理成本。美国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供应链安全合作也有着一定收益。一方面,由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广泛辐射,任何问题都可以与价值观挂钩,同时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供应链安全合作有着威慑效力,使对手行动的预期成本高于对手的预期收益,能够实现对对手行为的约束。因此对维护供应链安全而言,价值观成为便捷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供应链的脆弱性取决于供应链结构的设计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类型,拜登致力于供应链成员间信任的构建,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感性信任能够提升美国与盟友伙伴之间的联盟绩效,增强管理供应链风险的协调力,确保供应链的盈利能力和连续性。政治上,民主危机刺激着拜登政府必须筑牢“民主灯塔”。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致使民主危机频现,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15 年以来一直在倒退,很多美国民众对政治环境恶化感到失望和无奈,对美式民主制度和政治健康运行的信心下降。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益普索集团(Ipsos)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面临失败的风险”,70%的人认为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为维护“民主灯塔”地位,重振国内民主成为两党101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Megan Lamberth,Martijn Rasser,Ryan Johnson,Henry Wu,“The Tangled Web We Wove Rebalanc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s,”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March10,2022,p.1,https:/s3.us-east- Final.pdf?mtime=20220310101430&focal=none,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Daniel J.Flint,“Strategic Marketing in Global Supply Chains:Four Challenges,”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Vol.33,No.1,January,2004,pp.45-50.Glenn Palmer,“Corralling the Free Rider:Deterrence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No.2,June,1990,p.148.Teresa Wu,Jennifer Vincent Blackhurst,eds.,“Managing Supply Chain Risk and Vulnerability:Tools and Meth-ods for Supply Chain Decision Makers,”London:Springer,2009,pp.134-137.“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The White House,December 9,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at-the-summit-for-democracy/,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李志伟:美式民主弊端持续引发反思,人民日报,2022 年 1 月 10 日,第 16 版。鲜有的共识,拜登政府牢牢把握这一契机,确定内外并举的路径,在重振国内民主的同时建立“民主国家联盟”,试图重塑世界“民主灯塔”的吸引力。在“全球民主峰会”上,拜登及其团队成员注重强调民主的功能,“民主是世界不断发展的最大希望,因为民主制度发挥着保障人权、保护人的尊严和维护法治的功能,民主国家需要竭力维护民主,以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社会。”美国更是做出召集“民主同伙”(Democracy Cohorts)的承诺,围绕打击腐败、保障人权等议题成立“民主国家联盟”。重塑民主价值观吸引力成为拜登施政的基线之一,而对前任政府决策影响的修正以及拜登的决策偏好则巩固着这条基线。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价值观的领导力与既有盟友体系遭到了破坏。而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拜登崇尚多边主义,在竞选中就承诺优先考虑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关系,认为盟友是美国的特殊资产,依托共同价值观进行联盟修复成为拜登就任后的突出任务。在供应链安全上,两届政府政策呈现一定延续性。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使之成为关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领域,致力于对华供应链的“脱钩”,以对抗性思维主导供应链的收缩。拜登政府继续遵循将供应链安全高度战略化的思路,认为供应链安全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而美国的供应链因过分依赖中国存在脆弱性。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以上述基线为决策出发点,与同观念国家开展共同保卫供应链安全的合作,打造盟国型或区域型的“小多边”供应链体系。安全上,外部的安全威胁强化了拜登政府对价值观的重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通过污名化手段,掀起价值观对立导向下的身份政治,向中国施压以维护权力优势。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美国也在重新“西顾”,考虑和盟友共同应对在欧洲所面临的地缘安全挑战。此外,中国快速发展诱发了美国的安全焦虑。从 2000 年到 2018 年,中国在全球GDP 中的份额从不到 4%上升到 16%左右。而美国在全球 GDP 中的份额从大约31%下降到大约 24%。作为一个能够将获得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外交和军事实力201 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评析“Summit for Democracy Summary of Proceedings,”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2/23/summit-for-democracy-summary-of-proceed-ings/,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姚璐:场内秩序的破坏与重建:乌克兰问题审思,2022 年 2 月 28 日,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 gcld/202207/t20220728_ 5424098.shtml,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Percent of World GDP:Country Rankings,”The Global E,https:/ share/,访问时间:2022 年 12 月 27 日。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不附加任何有关人权、善政、民主、反腐败和环境标准的条件。在这种模式下,西方价值观逐渐被和谐、团结、共存、共享等儒家价值观所影响,众多新兴国家甚至一些欧洲国家,都被这种发展模式吸引,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与规则受到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无疑成为一场致命顽疾,加剧着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焦虑。中国快速发展意味着其在全球制造体系中心地位的跃升,也是中国科技创新潜力的积累。如何应对中国在制造业供应链中的地位与在关键技术供应链中的作用,成为拜登政府发起供应链安全保卫战的动因。拜登政府试图依托供应链的本土化、集团化维护供应链安全,而确立边界对本土化、集团化的政策实践至关重要。价值观恰恰是明确边界的有效工具。美式价值观遵循着二元区分的机理,在个体主义的思想影响下,美国所推崇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充斥着自我的界定与证成,“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带来清晰的边界,价值观的差异对立甚至能固化边界。在争夺的过程中,价值观发挥着两大效力:一能借助盟友力量推进对华供应链的选择性“脱钩”,明确联合排华阵线,以掌握未来规则与标准的主导权与制定权,进而实现构筑安全屏障、缓解安全焦虑的深层目标;二能通过共同价值观重塑美式吸引力,进而加强盟友间的团结与紧密协调,建立即时性强、具有可持续性且能够实现安全替代的供应链。三、价值观成为供应链安全政策基础的影响与限度通过以上初步审视可以发现,对拜登政府而言,发挥价值观的工具属性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能够推动并强化供应链政策的安全化。通过对安全威胁的渲染与共同认知的调动,拜登政府对竞争对手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政治干预和政治趋同的方式推动着供应链政策安全化甚至武器化。依托关键议题与多边合作机制等实践性的操作,价值观联盟不再是一个抽象感性的圈层,而成为强化供应链政策安全化的阵地。这是一种将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相融合并寻求平衡的尝试,既服务于打压竞争对手的政策目标,又是提升政策布局系统性的关键。随着对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以及值得信赖的朋友的强调,拜登政府构301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4)Rob de Wijk,“The Rising Power of China,”In V.Collingwood(Trans.),?Power Politics:How China and Rus-sia Reshape the World,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5,p.158.筑着以 TTC 为代表的“西线”供应链与以 IPEF 为代表的“东线”供应链,灵活运用蚕食策略、局部脱钩策略、同盟封锁策略以及区域排挤策略推动供应链的重组,以实现“在岸”“近岸”及“友岸”对“离岸”的替代,最大程度地突破供应链的时空限制。这种政策走向在短期来看是不可逆的,会导致供应链多模块的重新配置,也正因为如此,拜登政府格外重视从战略和运营角度对供应链进行全范围、有重点、分阶段的具体化管理,并成为其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础。另外,将工厂、投资等转移至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但并不一定能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拜登政府注重企业生产的稳健性,会继续将其嵌入至强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政治导向中,以重塑企业行为,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虽然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基础维护供应链安全是适应时代变化的功能性转变,也是契合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性调整,但此种由效率向安全转向并不能成为其机械拆分甚至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理由。相较于以比较优势对全球供应链进行的传统切割方式,拜登政府试图以价值观差异完成对供应链链条的机械拆分,增设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供应链合作的壁垒。而在价值观联盟内推行的供应链安全合作加剧着全球供应链的内部化与集团化,降低了非民主国家的参与度,导致全球化下的大市场被人为地分割,改变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机制。此外,拜登政府以价值观对立实施供应链安全化的操作也是有违发展规律的。在未来的供应链发展图景中,由于技术的不断变化,生产前沿正在向外拓展,更高的效率成为生存的常态。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驱动下的供应链需要效率与安全并重。但拜登政府试图利用技术创新优势打造内部化、集团化的供应链发展模式,以获得未来供应链体系中更大主导权的行为将造成效率与安全的长久失衡。拜登政府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会进一步加剧国际经济秩序的失序。首先,随着供应链被卷入地缘政治竞争领域,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国推崇“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与“专制政权的非民主国家”的对立二分,多边组织调节各方利益让位于“共同价值圈”内的利益捆绑,国际经济秩序由均衡滑向失衡的可能性增加。其次,为维护霸权优势,拜登政府过度的政治干预干扰着市场配置资源401 拜登政府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