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第三章经济.docx

第 三 章
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第一节我国的经济安全环境和基本态势
一般说来，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于国家经济主权、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威胁和挑战而言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新世纪我国经济安全的态势，必须首先了解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安全国际环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期。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全球化加深、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已成为世界形势发展和变化的基本趋势。这种种趋向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会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对各国经济安全的国际环境产生影响，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则最强烈、最直接。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提高
无庸置疑，国家安全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各种安全要素相互联系中，经济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各种要素的作用和地位是变化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西方冷战和对抗时期，由于世界局势紧张，战争威胁严重，人们更重视军事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则往往被忽略。冷战结束后，随着科技进步加速和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各国经济交往增多，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近些年来，肆虐亚洲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震荡、股市和汇率的大起大落、日趋激烈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摇摆不定骤升剧降的石油价格等，使得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经济安全更成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关注的焦点。早在1993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次讲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政府的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三个支柱基础上。首先，我们将把经济安全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2001年3月21日，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约翰·托马斯在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的题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证词中，也把经济发展列为国家安全四大要素的第一要素，强调“全球化的力量正在破坏国家安全的传统结构”，“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拥有一个强大且充满活力的经济。”2001年1月31日，美国“2l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的题为《国家安全问题指南——急需变革》的报告也强调：“与统治过去半个世纪的战略习惯不同，本报告强调的是经济和国内安全等非军事性因素。”当然，美国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这些观点未必完全符合正在强化军备的新任总统布什的口味，但它们毕竟反映了美国一些战略家的思维变化，也反映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安全重点变化的趋向。200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发的《国家安全构想》也强调：“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只有在稳定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综合解决与实现俄罗斯国家安全有关的各种问题。”总之，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已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
(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形势将更加复杂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增强的同时，经济利益矛盾和摩擦也将随之增多，经济技术竞争会进一步加剧，丛而使世界各国经济安全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由于下列诸方面的原因，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冲击将更为严峻：
第一，经济全球化将使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增强，但如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相互依存是很不对称的。少数发达国家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0％左右，它们控制着几乎全部高新技术、绝大部分国际投资和国际市场，而这些正是心经济全球化发展，在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性普遍增强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于发达国家资金、技术乃至出口市场的需求将更多和更迫切，从而在一定时期将进一步加大其经济发展对于发达国家的依存度。
第二，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经济主权有一定程度的相互让渡和分享，但如今这两类国家之间这种让渡和分享也很不平等、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让渡主权的同时，很少能够分享发达国家的主权。原因是，这种让渡和分享虽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但具体安排却由经济实力来决定。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如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能制裁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很少乃至根本不可能实行反制裁。
第三，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世界经济决策民主化以及国际合作和协调，但如今国际经济决策权的分配却十分不合理、不均衡。到目前为止，这种决策权基本上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全球化的规则基本上是这些国家根据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而制订的，“七国俱乐部”仍是世界经济权力的中心和主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很有限，更不要说决定权了。
第四，经济全球化虽然客观上能提高世界经济运行的效益，但如今这种效益在两类国家的分配却很不公正、不均衡。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科技进步的产物，有其自然合理性的一面。它有利于国际分工和协作，有利于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合理配置和利用资源，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不管人们如何卖力也是“化”不起来的。这里的问题在于，由于少数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全球化经济效益的大部分被它们攫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较好的情况下只能获得少部分，有些国家或由于实力太弱或由于举措不当，非但不能获益，还可能得不偿失。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少数发达国家必将利用其优势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盘剥，使后者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遭受更加严重的侵害，使它们的经济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权益和经济安全的能力将逐步提高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其经济安全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但这种状况并非固定不变，从长远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会逐步提高。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其经济实力在迅速增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近一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80～1990年间，发达国家(高收人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为3.2％，而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为5.8％；在1991～1998年间，相应的数据分别为2.3％和5.3％。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这两类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仍将保持。据该行的预测，在1999～2008年间，发达国家GDP年均增长率可能为2.6％，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为4.7％。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比发达国家增长快，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按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料，1998年发展中国家按汇率计算的GDP已占世界GDP的21.9％，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则已占39.2％，估计到本世纪中期按PPP方法计算的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将提高到50％左右，其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发达国家。
其次，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互依赖性的上述格局也将逐步改变。如前所述，目前乃至新世纪头10年，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中仍居优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性更强些。但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的这种优势将逐步削弱，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逐步增强。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国内市场越来越相对狭小，生产能力越来越相对过剩。一方面，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输入；另一方面，其过剩的产品、资金、技术则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要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由于发达国家国内市场普遍相对缩小，它们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依赖将越来越大。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外贸额占世界贸易额还不到30％，，发达国家却占。70％以上，而且绝大部分是在这些国家之间实现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贸易和国际市场这种格局将逐步改变。在发达国家市场相对缩小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相对较快，其市场容量必将相应扩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外贸额占世界外贸额的比重将可能提高到40％左右，发达国家外贸额的近一半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实现。
总之，尽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目前这种不利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将逐渐提高。这必将进一步增强它们为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而斗争的能力，其维护自身权益和经济安全的能力将相应提高。
二、新形势下世界各国经济安全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特点
毫无疑问，世界形势发展和变化的上述种种趋向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安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各国对这新趋向的适应能力不同，所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不尽相同。但从总体情况看，在新世纪世界各国的经济安全将展现出如下一些具有共同性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一)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在转移
过去，世界各国对经济安全的主要关注点大多是诸如商品和资本的市场准入、关税、进出口商检、企业注册、国内税收、货币制度、用工制度之类的传统法权问题以及诸如粮食、水源、能源之类的传统资源的供应和保障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的加深，以及各国经济开放和自由度的提高，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课题，诸如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信息安全、技术安全、生态安全、环境保护、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经济制裁、国际经济组织之类的安全因素在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更加突出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国家法权或主权角度来思考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已远远不够，必须以更为广泛、深入的视角来审视和维护经济安全与经济利益。如果说法权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硬件”的话，那么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以及合理的经济安全战略和策略，则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软件”，没有后者的支撑前者是“硬”不起来的。
(二)各国经济安全相互依存性在增强
过去，各国的经济安全基本上是抵御性的，具有明显的排它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强，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态势，世界和他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已成为本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日益重要的条件，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形成的世界性金融震荡及其日益增强的扩散性和冲击力已是突出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昔日帝国主义时代的那种强盗逻辑和冷战时期那种以邻为壑式的安全思维将越来越行不通，削弱和损害别国已不再是增强本国安全的有效手段。尽管一些国家特别是霸权主义者仍然坚持这种旧思维、旧习气，但世界上将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加强互利合作与国际协调，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才是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合理途径。
(三)经济竞争将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
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相互依存性逐步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剥削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贫国、弱国的经济安全将更加难以保障。在当今世界，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各国之间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相互依存性增强的一对孪生兄弟。那种认为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性增强，各国经济安全就自然有保障的认识是片面的、幼稚的。实际上，恰恰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性的增强，才使得国际竞争更难以回避、经济利益矛盾和冲突更加直接、穷国和弱国的经济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在新世纪，尽管昔日那种暴力掠夺和面对面厮杀依然存在，但经济战、市场战、科技战、信息战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将更加激烈。当然，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性的增强，这种无硝烟、不流血的战争的终极目的并不一定是致敌于死地。因为对手经济瘫痪、枯萎并不完全符合胜利者的利益，强者还需要继续吸食弱者的鲜血，它们需要有一定生命力和造血功能但又不会比自己更强壮的对手。
(四)经济集团的集体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中另一个重要趋向是，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这乃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表现或实现形式。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1996年全球共有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圈”101个，其中有69个是在90年代以后组建的。冷战结束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步伐加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增强一般说来，地区一些国家组成经济合作组织之后，它们的成果会对该地区尚未参加的国家构成一种吸引力，甚至形成某种压力，使之产生孤立感，从而迫切要求参加该组织；而在一般情况下，该组织的老成员国也愿意吸收新成员，以增强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东盟由5国变为10国、欧盟东扩和南进已是明证。总之，加强区域内各国经济合作和协调，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维护集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是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动因。这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面对已联合起来的发达国家(如七国首脑会议和欧盟)日益加重的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南南合作”是必然的战略选择。事实上，冷战后新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绝大多数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01年6月，在我国上海宣告成立的由亚欧大陆中、俄、哈、吉、塔、乌六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则是这种趋向的最新体现，它对于加强成员国经济和政治合作，维护成员国的集体和地区安全将起重要作用。
(五)应对恐怖主义袭击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新课题
美国“9·11”事件使人们看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经济安全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挑战。恐怖主义袭击实质上是新时期出现的一种不对称的超限战争，它虽然主要是针对当事国政府，但大多以疏于防范、易受打击的居民或民用设施为袭击目标，以制造恐怖氛围和社会震荡。它虽然是一种政治一军事行为，但受害最大和最直接的还是居民和国民经济。在这次“9·11”事件中，美国不仅遭受了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给航空、旅游、外贸、饭店和其他一系列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直接和连带损失达几千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它打击了人们对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信心，使得消费和投资信心急剧下降，股指暴跌，从而使已见衰退的美国经济更加不景气。在美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整个世界经济也受到巨大冲击。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国股市普遍大跳水，世界股指一周之内缩水近万亿美元。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是一种没有明确战线和战场、难以预见和设防的战争，其袭击目标不仅十分广泛，而且随时可变。据国外一些专家推测，未来恐怖主义者最大可能的袭击目标是金融、电讯以及电子信息等经济中枢神经系统，以使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总之，如何应对和防范恐怖主义袭击，已成为经济安全的一个急需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2l世纪初我国经济安全的国内环境和基本态势
以上我们着重分析了世界形势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这也是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安全的基本国际环境。需要强调的是，世界形势的上述变化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将更大、更为直接，这是由中国本身的安全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种种特点决定的。
(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面临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各种挑战，而且这些挑战更为严峻
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需要更加广泛地发展国际关系，需要与各种类型的国家开展政治经济交往。这些条件虽然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能为我国发展经济带来更多的机〔遇，但同时也会树大招风，遇到更多、更强劲的竞争者。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仍属于低收入国家。现在，我国人均GNP只为800多美元，居世界80位左右，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不到l／3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60％，而且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种状态虽然能提供某些竞争优势(如市场广阔且潜力大、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等)，但总体竞争力不强，作为国家经济安全基础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二)我国还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经济安全要应对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挑战
由于冷战思维的存在，我国已成为国际社会敌对势力，特别是霸权主义者攻击和遏制的重点对象。这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关系中面临更为突出的社会政治安全问题，而且使我国的经济安全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威胁。阻挠我国发展，防止我国强大，已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既定方针。某些国家不时以诸如人权之类的问题为由干涉我国内政，使普通的经贸关系政治化。对于我国来说，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
(三)我国仍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之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应对和维护机制尚不健全
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民经济仍处于半封闭状态。改革开放20余年来，这种局面有了很大转变，开始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各种法律和规章还很不健全，特别是对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认识，还很不深刻，国内经济体制、经济法规乃至经营思想与参加国际交流和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还很不适应。要想使我国比较好地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尚需要一定的磨合时间。这就是说，我国还存在着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没有或不太突出的经济体制、法规等方面的安全问题。
(四)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换时期，应对经济安全挑战的能力还较差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在国民经济自给自足和半封闭的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经济结构既不能适应国内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更不适应扩大开放，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要求，与世界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相差更远。一方面，许多传统产业和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企业的设备和工艺落后，高新技术产业还很幼稚，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出口产品结构的层次仍较低。此外，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供不应求、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是一种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外延型经济。这种增长不仅需要不断增加资源投入，加大了资源供应紧张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而且降低了在国际市场乃至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再者，我国的科研体制也很不合理。科技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特别是科研成果产业化障碍多、周期长，已成为我国在激烈的国际高科技竞争和世界知识经济发展大潮中的一大战略弱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所谓“数字鸿沟”在我国也有突出的表现。现在发达国家的研究开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R&D／GDP)高达2％～3％，即使是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此项比重也为1.5％左右，而我国仅为0.7％左右；发达国家R&D2／3左右来自企业的投入，科研人员的2／3左右由企业直接雇用，而我国则绝大部分由政府投人、由国家雇用，绝大多数企业没有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更新期平均仅为3～5年，而我国则长达10年左右。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科技落后，是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低、经济安全环境差的根本性原因。
(五)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使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更为全面和直接
“人世”标志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标志着我国经济改革特别是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如果说过去20年的对外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我国主动、有选择地开放市场的话，那么“人世”后的开放就需更加严格地遵循国际规则和承担的义务。它不仅使我国的市场开放更加全面，而且外资和外国商品的市场准人具有了某种强制性，从而大大缩小了我国政策选择的自由和余地。人世意味着我国经济安全的上述种种弱点集中暴露，使面临的上述种种挑战在短期内全面变为必须应对的现实。当然，“人世”在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面临各种挑战的同时，也会为我国带来诸多机遇和权益。机遇与风险、安全与威胁总是共生并存的，不能见风雨的安全是虚幻的、稚嫩的。
综上所述，在新世纪可预见的时期内，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处于一种大变动的时期，我国经济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十分复杂。未来的l0年，正是我国经济体制和经营思想、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与转换以及适应加入WTO后新形势的关键时期，是各种挑战和各种矛盾集中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国家经济安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六)我国经济安全虽然面临上述诸多挑战，但我们维护经济安全的条件与能力也在迅速改善和增强
第一，新中国建立后，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政权，拥有了充分、完整的经济主权，形成了独立自主相当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任人欺凌和宰割的情况根本不同，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具有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增强。200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l万亿美元大关，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序已从1990年的第11位上升到第7位。与此同时，我国在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诸方面的变革也将有新进展，科技水平将明显提高，这无疑会进一步增强我国维护经济安全的经济基础。
第三，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参加世界经济交往的能力也在迅速增强，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明显提高。据世贸组织提供的资料，2001年中国商品贸易值已超过5000亿美元，商业服务贸易值达670亿美元，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居世界第4位。另据我国外经贸部的资料，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5020多亿美元，外贸额的全球排序已从1987年的第32位和1990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6位。
第四，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了明显提高。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排不上位次，据国际专家评估，：1998年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排名已上升到第28位，在发展中国家居前列，已超过了前苏联东欧地区诸国。
第五，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以上，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高两倍，居世界之首；国际收支连年顺差，财政货币稳定，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已逾2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1997—1998年东亚和世界金融危机与动荡期间，在大多数周边国家经济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处于震中地带的我国经济虽然也受到很大冲击，但仍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总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良好，潜力大，后劲足，尽管面临诸多不可忽视的挑战，但只要有合理的战略、正确的举措，经济安全是有保障的。
第二节21世纪我国经济安全的主要课题
国家经济安全涉及到世界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在新世纪可以预见的时期内，金融安全、市场安全、科技和产业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都是我国经济安全体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本章只对下面几个要素分别加以考察。
一、世界货币金融形势与我国的金融安全
货币金融向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神经，如今货币金融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显。这是因为，地区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或震荡越来越频繁，扩散性越来越强，破坏性越来越大。仅在上世纪90年代，各国引人注目的金融危机就发生了6次。前几次危机基本上还是局部性的，并未引起世界性震荡，而1997年7月在泰国首发的金融危机不仅立即扩散到了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而且很快又传染到了东北亚的韩国乃至更加遥远的俄罗斯。如果说东亚金融危机虽然传播快、扩散性强，但发达国家还能隔岸观火的话，那么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危机则立即引发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股市和汇市的大跳水。
各国爆发金融危机当然都有自身的原因，但它们之所以迅速在周边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扩散，恰恰反映了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深刻矛盾。首先，当前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世界金融动荡的总根。美国实物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拉鲁什、坦博姆等人认为，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金本位体系的瓦解，标志着世界金融危机和动荡的开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美元为核心的新体系则更加脆弱。它导致了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加深、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和发达国家金融泡沫的出现，到90年代全球金融体系的癌症已到晚期”，到90年代中期已到“扩散期”。其次，金融投机猖狂、金融衍生市场恶性膨胀是世界金融动荡的直接制造者。德国希勒研究所高级顾问、著名国际金融专家纳森·特尼鲍姆认为，全球性金融震荡和危机的原因在于金融投机造成的泡沫经济，它已侵蚀了各主要工业国实物经济的基础。世界金融市场已成为一个大赌场。“目前，每天有15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其中只有不到2％的活动与生产和贸易有关，其余全是金融本身的游戏。”他强调，金融衍生市场的膨胀造成了“虚假价值”、“纸上财富”，“索罗斯之流实际上是英美金融寡头的高级工具”，“金融癌症的制造和传播体”。再次，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是世界金融危机和震荡的加速器。它们在推动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使世界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使一些国家的货币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美元化。结果是，美国经济走势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股市和汇市随着美国行情跳舞已是突出的证明。
在我们所考察的未来，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仍处于大动荡时期，世界货币金融形势将更加复杂。这除了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方面的上述总体原因之外，还应注意这样一些风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与自由度将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的过剩金融资本和游资必将越来越多，加之这些国家市场越来越相对缩小，必然会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了摆脱和抗衡美元的世界统治，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建立自己的地区货币体系，使世界货币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作为世界货币金融市场核心的美国经济中的金融泡沫越来越严重，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即使不爆发金融危机，其经济增长率也会大幅下滑。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更大的冲击，爆发更为严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这种态势，决定了新世纪初我国金融安全的基本国际环境。与此同时，我国本身的金融安全环境也很复杂。
(一)随着扩大开放特别是“入世”，我国货币金融体系防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首先，这种防线的体制性和法权性屏障大多需要拆除：需要放宽金融保险领域对于外资、外企进入的限制，该行业国家垄断的局面行将结束；需要放宽对于外资金融企业经营人民币存贷业务的限制，本国银行独家经营的局面将被打破；需要逐步放宽对外币流通的限制，实行人民币自由浮动汇率、自由兑换是迟早的事，资本项目的外资易人难出的局面也将逐步改变。所有这些不仅使我国的金融企业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劲的外部竞争者，而且必将给国家整个货币金融体制造成重大冲击，使国家金融监管面临越来越的困难。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震荡期间，我国货币金融体系之所以仍保持了稳定，举措得当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开放度比较小，各种防守屏障还相当坚固也是重要因素。“入世”后，这种条件将发生重大变化。
(二)与许多新兴工业国一样，我国也处于货币金融高风险时期
世界货币金融形势发展和变化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金融危机和动荡往往发生在发达国家，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危机和动荡的爆发点越来越多地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国转移，墨西哥、东南亚各国、俄罗斯、巴西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已是突出的证明。从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水平来看，我国与这些国家的情况越来越接近。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走势以及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这些国家大体相同。根据金融危机“递次蔓延”规律，这一时段正是金融体系的高风险期。一方面，这些国家市场开放度相对大(与低收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对外国资金的需求量相对大、吸收能力相对强，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另一方面，本国货币金融体系不健全，经济实力特别是金融资本实力相对薄弱，金融市场秩序还比较混乱，金融监管、抗袭击、抗风险能力薄弱。这就为金融投机活动提供了温床。
(三)我国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诸多内在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发展。
经过前两年的整顿和治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仍十分突出。据有关方面的估计，不良债权仍占银行资产的20％以上，不仅仍高于人民银行规定的17％的警戒线，而且仍高于一些爆发金融危机国家当时的比重。例如，爆发金融危机的1997年，泰国的相应比重为7.9％，马来西亚为6.4％印尼为17％。国有银行的非盈利性资产比重也相当大，且有增多之势。实际上，许多国有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存款增量来运作，资本金不足问题很突出。这不仅降低了国有银行的收益率和竞争力，而且对国家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一种潜在威胁。我国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也可能成为增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基本上还处于银行与财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经营性银行商业化的阶段，货币金融国家垄断的格局尚未打破，不仅外资银行很少，本国民资银行也很少，而且它们的营业范围和经营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从短期来看，国家这种垄断地位有助于货币金融稳定，但从长远来看，情况可能正好相反。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使得我国国有银行的经营能力、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远低于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
在我们所考察的未来，我国金融安全虽然面临上述诸多挑战，但并非不能应对和克服。只要采取积极措施，我国的金融安全还是有保障的。首先，要正确处理防范与治理之间的关系，着重修内功。世界范围内金融“病毒”无处不在，看好门户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无疑是重要的。因此，加强内部治理，提高抵抗力，防抗结合，才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长久之计。其次，要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争取和维护国家的权益。自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诸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规则、限制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改革汇率制度等都是热点话题，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区域金融安全机制的呼声也很高。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发言权仍很有限，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更积极地参与这些活动。
二、世界贸易形势与我国的市场安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超前增长”，其增长率远高于世界GDP的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3—1979年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45％，世界GDP增长率为3.5％；1980～1990年问，二者的之比变为5.2％：3.2％；1990。1998年间则进一步变为6.4％：2.4％。(1)但世界上许多评论者认为，世界贸易这种增长态势难以长久保持，在新世纪头10年可能会减速，在较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略高于世界GDP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2001年，全球商品出口总额减少了l％，使得出口产值减少了4％，减少数额达6万亿美元，这是自1982年以来减少额最大的一次。外贸增长减缓主要是因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需不足、大多数产品特别是初级产品和低技术产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例如，世界小汽车的生产能力比世界市场需求量多l／3左右，纺织品的生产能力比世界市场需求量多l／4左右，只要中国制鞋厂开足马力就能满足全世界的需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市场容量相对缩小，加剧了国际竞争，从而又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然，世界贸易的发展无论在产品结构上还是在国别结构上都是不平衡的，少数发达国家占有和控制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将加速发展；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初级产品和低技术产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市场相对狭小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其国际市场价格将进一步下降。世界贸易形势和格局的这种发展态势，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形势无疑是严峻挑战。为此，正确处理如下几个关系对于维护我国市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合理安排经贸的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产值的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前的不到10％上升到目前的25％以上。这一比重是否已经过高，国内生产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是否已经过大，是一个十分复杂、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一方面应该看到，我国的上述比重已超过了发达国家。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80～1996年间，美国的此项比重仅从9.6％上升到11.03cA，而且主要是服务贸易大发展的结果，其货物商品出口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相应的数据为7.85％和7.84％；同期，日本的此项比重降幅更大，从14.1％下降到10．4％。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不同，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一比重普遍呈上升趋势，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此项比重并不算高。例如，同期的相应数据是，马来西亚从57.47％上升为90.1％，泰国从24.3cA，上升为39．3％，菲律宾从22．14％上升为35．39％。到20()0年，整个东南亚和东亚地区(不包括日中)这一比重平均仍高达37％。 发达国家出口特别是一般商品出口额占GDP比重之所以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国外投资和跨国公司大发展，资本输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性的商品输出，成为其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手段。一些新兴工业国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之所以迅速上升，恰恰是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战略这种新变化的反应。因为，在它们的出口产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日在这些国家所设企业生产的。当然，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也是这些国家上述比重迅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战略之所以得以推行也是与发达国家上述战略直接相联的。
上述两类国家商品出口发展的这种趋向，对于制定我国的外贸和市场安全战略无疑具有参考价值。首先，从我国与两类国家上述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其实并不高。有的研究者以我国的这一比重已远高于发达国家为由，说我国经济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过大，已接近市场安全的警戒线，看来并不准确。发达国家与我国的国情根本不同，它们的上述比重并非是衡量我国此项比重合理性的尺度，如果把这些国家国外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在内，它们的此项比重将大大提高；我国的此项比重迅速提高符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国经济发展的趋向，并且仍低于许多新兴工业国的水平；与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样，我国出口产品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外资企业生产的，仅来料加工企业产品的出口就已占我国商品出口的20％左右；吸收外资是与扩大出口紧密相联的，它能增加我国的税收、扩大就业和增加外汇，是我国经济重要增长源之一；包括我国在内许多新兴工业国实行这种扩大出口的发展战略与发达国家的上述扩大资本输出的战略之间，客观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反映了这两类国家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这种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是可行的，有效的，我国应该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发展。总之，努力扩大出口应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它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当然，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角度来看，这一比重也并非越高越好，努力扩大内需仍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基础。
(二)合理安排经贸关系的国别、地区和产品结构
经贸关系中的国别、地区和产品结构是否合理，对国家市场安全的影响也很大。实际上，对外贸易的上述种种问题大多是在这些结构问题中体现的。从国别结构来看，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仅日本、美国和欧盟国家就占我国外贸额的一半左右。这种格局的形成并非我国的刻意追求，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的互补性更强些。我国出口产品仍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产品为主，成本和价格相对低，比较适合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尽管经过这些国家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我国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仍有相当强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我国进口产品多是投资产品和技术比较先进的产品，发达国家的出口也比较适合我国市场和用户的需求。此外，我国的出口企业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它们的出口对象也是资本来源国家和地区。总之，与这些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在经济上更有利，在政治上也有利于相互沟通，这已成为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全面关系的最重要纽带。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国与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很多阻碍和局限。从经济方面来看，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仍将相对缓慢，特别是日本经济不景气状态一时难以摆脱，美国经济也呈现衰退的苗头，这些国家产品生产能力增长与市场容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