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育率降低.docx

为什么在中国女性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呈正相关？ （以男性作为参照， 对于女性劳动力变动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对女性人口数量、 结构以及劳动参与率进行细致研究， 不仅有利于发现不同性别间的劳动力变动差异， 易于呈现女性劳动参与的特点、 趋势与困境，便于开发和利用女性劳动力资源， 也有助于推进两性平等， 能够为解决女性的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研究基础）

我国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现状：从 1980 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 三十多年过去了， 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5.79 降低到 1982 年的 2.86， 1990年则为 2.04， 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目前已经进入低于 1.5 的超低生育率阶段，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82年的81.74%高参与率到2010年的74.21%，也呈下降趋势。从国际上许多研究来看，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应该与其劳动力供给呈现负相关，而从我国现状来分析，两者应该呈正相关，这是为什么呢？

（1）我们看一下生育率开始降低的1980年到2010年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总体变动状况：
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比重， 反映劳动参与意愿状况的相对指标， 对于劳动参与状况的表达清楚、 直接。
从表 3 的分性别对比情况看， 在相同时间点，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水平明显低于男性;从 1990 年开始，女性与男性的年度劳动参与率差距逐步增大， 从 1990 年相差 6． 24 个百分点逐步增大到 2010 年相差11． 88个百分点;低生育率时期， 相邻的两个调查点之间， 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约是男性相应时期降幅的 2—4 倍。可见， 在这 4 个时间点上， 女性劳动参与率不仅低于男性， 而且在低生育率时期， 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也较男性迅速， 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拉大迅速。
在四次人口普查中， 男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呈现缓慢下降状态， 而女性劳动参与率在生育率快速降低后的 1990 年比生育率较高的 1982 年则明显上升了 2． 09 个百分点， 此后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 女性劳动参与率则处于持续快速下降态势。

由表可以看出，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82年到2010年迅速下降。
（2）女性不同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变化（1982-2010年）：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第一， 在高、 低生育率的两个阶段， 低龄组(25 岁以下)劳动参与率快速下降是两性的共同特征， 但其中同年龄组的女性降幅大于男性。在变化过程中， 女性 15—19 岁组的劳动参与率从高生育率时期的高于男性同龄组， 转变为低生育率时期与同龄男性劳动参与率接近甚至低于其数值的状况。或许这是女性低龄组在校时间延长， 受教育程度快速提高的结果， 它也使得女性劳动参与过早的状况逐步得到扭转。第二， 两性不同的特征在于， 与高生育率阶段相比， 女性在低生育率阶段 40 岁及以后各组劳动参与率明显上升， 而男性群体中这几个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则始终保持稳定。第三， 在低生育率三个不同时段， 两性劳动参与的不同特点还表现在， 25 岁及以后男性年龄别劳动参与率一直较为稳定， 而女性 25—39 岁的 3 个组随着时间推移， 劳动参与率则始终在明显下降。这或许说明即便在低生育率时期， 生育特点、 幼儿抚养责任对女性劳动参与仍然存在显著阻碍作用， 在市场经济改革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在企业更加强调成本收益的情况下， 这种阻碍作用还会被强化， 从而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3）女性同期群劳动参与率的变动特点：
同期群在一个时段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动， 既包含年龄因素所导致的变动也包含年份因素所导致的变动， 不同性别同期群的劳动参与率分解状况的对比， 能够更好地显示出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及来源， 因此， 为了更好地分析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 我们依据绘制图 2 的数据资料编制了表 4。数据显示， 3 个分性别的同期群在所比较的年龄组中， 其劳动参与率变化呈现相同方向， 而 1961—1965 年出生、 1966—1970 年出生的两个同期群中， 在两个年龄段的对比中， 男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方向相异。我们将同期群中相应年龄组劳动参与率的差异分解为同年份不同年龄组劳动参与率的差加上同年龄不同年份劳动参与率的差(利用不同年份年龄别劳动参与率数据计算)。其中， 同年份不同年龄组劳动参与率的差值主要反映与年龄相关的因素的变动对劳动参与率产生的影响， 而同年龄不同年份的劳动参与率的差值则主要反映与年代相关的因素的变动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分解结果如下:
1961—1965 年出生组在 2000 年与 1990 年劳动参与率差值分解:
女性: －2． 45% =1． 72% －4． 17% （7）
男性: 0． 04% = －0． 01% +0． 05% （8）
公式(7)说明， 该女性同期群在 2000 年 35—39 岁时比 1990 年 25—29 岁时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 45%， 这可以分解为 2000 年时 35—39 岁组比 25—29 岁组劳动参与率上升 1． 72% 和 25—29 岁组在1990 到 2000 年间劳动参与率下降 4． 17%。而公式(8)则显示出， 该男性同期群劳动参与率分解不仅与女性的数据有差异， 而且变动方向也均不相同。值得重视的是女性在从 25—29 岁组到 35—39 岁组的过程中， 由于与年龄相关的因素的正向影响， 使得劳动参与率上升(或许是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生育、 幼儿抚育负担在减轻)， 而男性则基本保持稳定;但由于与年代相关的因素的影响， 使得这 10 年间女性该群体25—29 岁组劳动参与率下降 4． 17%， 而男性则保持基本稳定。这说明， 1961—1965 年出生的女性同期群， 在 1990 到 2000 年劳动参与率的变动主要来源于与年代相关的外部因素的阻碍作用， 而同组男性所受到的与年代相关的环境因素的作用基本保持稳定， 影响方向还是正向促进。

为了更清楚地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 我们不妨将 1971—1975 年出生的同期群在 2000—2010 年间劳动参与率与 1961—1965 年同期群进行对比。该组男、 女性在 25—29 岁到 35—39 岁过程中， 劳动参与率变动方向则一致。25—29 岁组， 无论男性女性， 2010 年劳动参与率均较 2000 年下降， 但女性下降幅度大于男性(女性为 －4． 57%， 男性为 －2． 12%)。可见 2000—2010 年与年份相关的因素变动对劳动参与的负面作用仍然存在， 且是这一女性同期群在该时段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但两性之间的该项差异比 1990—2000 年间的差异有所减小。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随着时间推移， 与年份变动相关的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作用虽然有所减弱， 但性别间依然存在明显差异。
1971—1975 年出生组在 2010 年与 2000 年劳动参与率差值分解为:
女性: －2． 26% =2． 31% －4． 57% (9)
男性: －0． 95% =1． 17% －2． 12% (10)
公式(11)与公式(12)的对比中则显示， 1990 年到 2000 年， 1966—1970 年出生的同期群， 在 20—24岁到 30—34 岁的过程中， 男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动主要来源于 2000 年与年龄相关的因素的正向促进作用(7． 84%)， 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则主要来自于 20—24 岁组随时间变动与年代相关的外部因素的阻碍作用( －4． 24%)， 在这个过程中， 即便与年龄相关的因素促进了该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但作用量小于与年代相关的因素的阻碍作用。
1966—1970 年出生组在 2000 年与 1990 年劳动参与率差值分解为:
女性: －1． 66% =2． 58% －4． 24% (11)
男性: 5． 46% =7． 84% －2． 38% (12)
由上述 3 个时段的对比、 分解可知， 两性劳动参与变动相异的两组同期群(1961—1965， 1966—1970)， 其相异的变动时段均出现在 1990—2000 年， 处在 20—39 岁时期。分解数据还显示出， 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主要来源是由于与年份变动相关的因素对女性该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的阻碍作用， 该因素作用明显强于男性相应组， 即便在 2000 年到 2010 年该状况也没有改变。
结论
生育是女性特有的现象， 在我国总和生育率由高变低并降低到 1． 5 左右的过程中， 女性劳动力无论数量还是结构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上述多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近 30 年时间里， 女性劳动力数量增长明显减缓， 结构显著老化， 劳动参与率快速降低， 这三方面的变化幅度都大于男性劳动力群体。不仅如此， 女性劳动参与率也已成为影响女性经济活动人口的核心因素，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容忽视。
从男、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对比分析中，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比较，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 25—39 岁各组都呈现出与男性不同的变动趋势， 女性 25—39 岁的中青年阶段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也成为区别于男性的突出特点。通过同期群劳动参与率的分性别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来源是与年份相关的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 1990—2000 年这 10 年间， 育龄高峰期女性， 其劳动参与率受到的与年份相关的因素的负面作用明显强于男性， 使得同期群的男、 女劳动参与率变动方向都产生了差异。在 2000—2010 年虽然与年份相关的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面作用有所减弱， 但依然强于男性
尽管与年份相关的因素很多， 涵盖范围也较为笼统， 但男、 女性同期群劳动参与率的分解差异提示我们， 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 充分开发利用女性劳动力， 减少女性贫困人口， 必须关注生育、 抚养负担较重的25—39 岁的女性， 不仅需要解决女性生育、 幼儿看护方面的实际困难， 也需要重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女性劳动权益保护的政策制定， 减少性别歧视现象。
首先， 重视和不断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制度和劳动权益保护政策， 加强政策的可操作性， 使之在实际中能够切实起到作用;强化男性的生育、 抚育责任， 在女性的生育期， 增加男性陪护假和父育假， 这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尊重。其次， 增加幼儿托育机构数量， 提升质量， 拓展办学形式。特别是增加 3 岁前幼儿托育机构的服务， 将假期托育、 短期托育和全日制托育相结合， 同时， 不断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 为女性劳动参与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再次， 制定相应政策， 对性别歧视行为的认定、 监督、 惩罚作出具体的规定， 使得性别歧视行为能够得到有效认定、 惩处和遏制。当女性的生育价值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在传统的男强女弱观念逐步弱化， 女性劳动参与的社会支持不断完善的情况下， 女性劳动力不仅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女性的贫困人口也会不断减少， 性别平等才能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