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生活质量及其评价.docx

老年生活质量及其评价
于普林
（卫生部北京医院 100730）
生活质量是英文Quality of Life(QOL)的译文，我国有些学者又将其译为生存质量、生命质量、生命质素等。WHO于1993年8月拟定了关于生活质量研究的全球性方案（WHOQOL），国内也有作者开始研究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问题。
一、生活质量的定义：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使得每个人对他们的生活目标、期望、标准等不同，导致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构成有不同的看法。WHO生活质量研究组定义是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有关的生存状况的体验。1994年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专科委员会流行病学学组提出了初步定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对自己的身体、精神、家庭和社会生活美满的程度和对老年生活的全面评价。
二、生活质量的构成： 对于生活质量的不同定义导致对生活质量构成的不同。WHO的生活质量测评包括六个大方面：（1）身体机能；（2）心理状态；（3）独立能力；（4）社会关系；（5）生活环境；（6）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
三、生活质量特点：1、是多维的，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及对环境的主观满意度。2、不但测量负相健康，也测量正相健康。3、反应连续的健康变化过程。4、注重多种疾病的多个观察终点。5、评价的主体是被测量者。6、在利用各种临床资料的同时，侧重于被测量者的主观感受。7、评价既可以反映人群的健康，又可以反映个体的健康。
四、生活质量测评的用途：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概括为四个方面：1、临床试验。 2、临床治疗方案的评价与选择。3、一般和特殊人群的生活质量状况评定。4、卫生服务决策。
五、生活质量测定方法：按目的和内容的不同可有所不同，具体包括：访谈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六、生活质量测定量表：根据测量的内容可以分为一般量表和特殊量表。一般量表又分为：单条目的生活质量总评价、一般健康量表和效用量表三类。特殊量可按照病种分为癌症的、中风的、糖尿病的、哮喘的等，也可按照测量的内容分为日常活动量表、心理测量表、社会功能量表等。

香港老年人的积极生活及生命质量
关锐煊 张宙桥 伍锡洪 颜文雄 陈锦权
（香港城市大学）
陈肇始
（香港大学）
刘丽珍
（香港理工大学）
梁万福
（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
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01年已高达一百万零四千三百人，占六百七十万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九。而根据上述推算，老年人口至2016年将高达一百五十九万零三千八百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九点九。即表示每五位香港市民便有一位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面对人口老化的庞大压力，政府有关部门及不少社会人士（包括专家学者们）都密切关注老年人晚年的积极生活及生命质量。为着更有系统、更准确地了解老年人对积极晚年生活及生命质量的理解及看法，我们通过大学拨款进行一项大型的相关调查研究。首期的研究于2001年4月至6月期间，在全港进行了十六次聚焦小组（Focus Group）收集有关资料。每次小组人数7-16人，共有157位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参加。所获得的资料将用以构建进一步的调查问卷，下步全港性问卷普查，约3000名老年人。本文将就聚焦小组之研究结果作出报导及结论。
一、香港老年人口现状，香港平均预期寿命
二、何谓积极晚年
三、理论架构
四、研究方法
五、研究结果
1、正面资源：自主、依靠自己、自我照顾的知识与能力，利他主义、人生哲学、不追求名利。
2、对自身的正面贡献：有趣的、社会化、处理压力、学习、经历支援感、撤离。
3、对社会的正面贡献：工作、有生产力和义务工作，
六、结语：当老年人感到其存在价值及基本生活需要满足时，便会主动对周围社区提供志愿援助和服务，间接确认其晚年的积极性，也在其互动历程上体验了高水平的生命质量。

对危害中、老年人健康最严重疾病的一级预防
陈学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100088）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卫生局对死亡原因的调查，发现死于冠心病、心肌梗塞者占全部死亡的28%，死于脑动脉硬化引起中风者为25%，死于恶性肿瘤者为18%，这三者占死因的前位，
预防重于治疗，对此类疾病进行一级预防，为使中老年人享受基本卫生保健的重要措施。
引起此类疾病的病因，有生物学基础，但主要是心理社会因素。故预防之道，须根据新的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进行预防。一级预防者，即根本不得此类疾病。
因此，此类疾病，称为“心身疾病”
对心身疾病的预防原则：
1、愉快的情绪，善于调适心理平衡；
2、助人为快乐之本；
3、与社会多接触；
4、生命在于运动，要适量运动；
5、合理的膳食；
标准体重：身高（厘米）—105=体重（公斤）
6、合理地对待生活事件；
7、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互尊、互谅、互助
8、放松疗法——Me.GuiGun疗法
心身疾病除上述三种疾病外，还有糖尿病、支气管哮喘、溃疡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偏头痛、美尼耳病、多种皮肤病等。其中糖尿病患者易得动脉硬化。
此类疾病得到预防后，降低或大大降低其发病率，为“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重要措施，可延长平均寿命，节省医药费。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测量结果的正向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刘萃侠 肖健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100871）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与快乐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国外许多研究发现，受测者对测量主观幸福感的问题总是喜欢作正向的回答，不快乐、不满意的人很少。由于许多统计分析都以数据的常态分布为前提，所以，严重的倾斜就会为统计分析带来麻烦。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大部分受测者在量表上的得分都相同，那就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区分了；而编制量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区分个体差异。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是考察国内正常老年的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结果是否也存在正向分布。
本研究目的之二是分析与检验哪些因素，或者说哪类题目更易引起受测者的正向回答。Allison等人（1989）有关穆罕默德·阿里效应（Muhammad Ali effect）的研究发现：个体往往认为自己比他人更道德（如诚实、公平），比他人稍微聪明或一样聪明。他们对这种效应提出三种解释：
1 、可验证性：有无道德比智能商高低更难以观察与验证；
2 、可控性：有无道德比智商高低更能被人所控制与选择，更需个人来负责任；
3 、赞许性：有道德比智商高更被人称赞、更可取。
据上述观点，笔者推测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测量中可能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假设1：受测者对单项的概括性题目要比对多个生活领域的综合测量更易给予正向反应。
假设2：对家庭关系（婚姻、子女）的测量要比对物质条件（经济、住房与医疗）的测量更易引起受测者的正向反应。
以国内1989-2001年已发表的35篇有关老年人幸福感与生活质量的研究结果为分析数据，无论使用何种测量工具，这类研究所得的平均分均大于理想常态分布的中点，即都呈正向倾斜。而且单项的概括性题目要比多个具体生活领域的综合测量，家庭关系的测量要比物质条件的测量更易引起正向反应。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老年人、无论是青老年人与老老年人，都确实普遍地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这种正向分布的分数是老年人生活情况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也表明老年人可能为了维护自尊与面子而有意无意地在美化自己；或为了保持心理平衡与良好的心境而降低期望水平，忽略与美化事实；这些应对策略一般来说有可能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益无害。

认知功能的年老化过程、个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李德明1 刘昌2 李贵芸1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00101）
（2南京师范大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研究所，210097）
大量横向研究结果表明，成年人的认知功能随增龄而减退。我们过去的研究还观察到，成年人多种认知能力的个体差异随年老呈增大的趋势。除了遗传背景和健康状况的作用外，影响认知功能年老化过程及个体差异的原因很多，但过去没有作过仔细的分析。
本工作将着重对认知功能的年老化过程、个体差异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被试为20-90岁身体基本健康的成年人共1350例，职业不限，小学4年级以上教育程度，以10岁段划分为7个年龄组，组间教育程度基本匹配（平均受教育年限11.1±3.6年）。认知能力测验包括数字鉴别、心算、汉字旋转、数字工作记忆、双字词再认、三位数再认及无意义图形再认共7项分测验。实验在微机上进行。
结果表明：1、认知能力的年老化过程：各年龄组7项测验结果差异显著，60岁组明显减退，80岁后减退更为明显。2、个体差异的年老变化：用变异系数（标准差/平均值）描述测验结果的个体差异性，各项测验的变异系数值均随增龄而增大。3、认知功能年老化过程的性别差异： 4项测验性别差异显著（女好于男）；3项认知测验年龄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4、不同职业被试的认知能力：将被试划分为科技、文教、行管、医护、财会和工农兵等共6类职业。科技、医护和财会人员分别在数字工作记忆、汉字旋转和数字鉴别等测验表现较为突出。5、高、低教育被试的认知功能年老化过程：根据被试者受教育年限（>12年或12年）将被试划分为高、低教育组。高、低教育组7项测验结果差异显著；2项测验年龄与教育的交互作用显著。6、高级技术职称被试测验结果的分析：40岁以上高级技术职称被试组5项测验结果显著好于非高级技术职称被试组；高级技术职称被试组多项测验结果好于同龄高教育组，这种差异至80-90岁组仍然存在。
结论：成年人认知功能的减退是一个渐进的连续过程，约在60岁和80岁先后进入两个明显的减退阶段；个体差异的增大也遵循此规律。某些认知能力存在性别和职业差异。教育因素对认知能力的年老化过程有明显影响，高级技术人才到高龄仍保持较好的认知能力。

轻度认知损伤——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研究的新领域
王鲁宁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促使我国老年医学将在21世纪获得迅猛发展。以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AD）为代表的老年认知障碍疾患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老年痴呆因其高度的智力致残以及给家庭和社会造成的沉重负担已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广泛重视，近年来一直是神经、精神以及老年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点。目前尚无根治措施，因此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旨在延缓甚至逆转病情的进展一直是研究者的攻关课题。但如何识别早期症状，如何预测病情进展，以及采用何种处理方式等未获圆满答案，因此，人们开启了另一相关领域——轻度认知损伤（Mild Cognition Impairment， MCI）的研究工作。
轻度认知损伤是指老年人出现轻度记忆或认知障碍，但还不足以诊断痴呆的临床现象目前尚未形成一明确疾病实体（disease entity），但有作者称其为一临床实体（clinical entity）或临床症候群（clinical syndrome），即指出现上述症状的一组人群。该人群中部分患者有可能日后发展为老年痴呆，其介于正常老化与早期老年痴呆之间，故目前普遍认为MCI人群为老年痴呆症的高危人群。
研究MCI人群的意义在于以下两点。其一，MCI本身即可干扰老年人的正常生活，故应寻求医疗方法以求改善生活质量。其二MCI人群中部分患者认知功能持续恶化，最终导致痴呆发生。密切追踪此类患者，对了解认知衰退的临床演变过程，病理生理机制以及实行相应干预措施大有补益，可以做到对老年痴呆症真正意义的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并且涉及对老年痴呆进行有效二级预防等重大医疗卫生决策问题。
目前虽无世界范围内诊断MCI的确切统一标准，但广泛应用的推荐标准仍具有可操作性，其核心内容在于（1）除外可引起脑功能障碍的躯体或精神心理因素；（2）有记忆力下降或某项认知功能轻度损伤；（3）各种量表（含MMSE，ADL，CDR，GDS等）均不足以诊断痴呆。由于年龄组不同以及使用的标准有别，MCI的患病率差异较大，Barker等人发现50~90岁老年人群中存在MCI患病率在5.8%~18.5%之间。
MCI虽然是一临床症候群，但其是否存在脑内病理基础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因MCI患者获得尸检的机率远少于AD，故目前仅有少数资料说明MCI患者其颞叶内侧结构可出现AD样病理改变，而Meynert基底核区胆碱能神经元无减少。有限的病理资料表明似乎大多数MCI患者其脑内病理改变处于正常老化与AD之间的界限状态。
与病理资料相比，利用神经影象技术研究MCI较多，目前已有大样本观察结果表明，严格脑内海马结构 MRI定量测定，视海马萎缩程度可在群体水平预示MCI向AD的转化率，即海马结构越小，AD转化率越高。且其萎缩程度的预测价值独立存在于其他因素如神经心理量表测评或Apoe4基因表型。
此外在生物学标志及遗传背景分析方面亦有观察报告，如MCI患者脑脊液中Tau蛋白增加而淀粉检疫蛋白A1—42水平下降，且脑脊液中高Tau蛋白或低A1-A4者均易由MCI转化为AD。另有作者认为ApoE4携带者MCI患者较易进展为AD。
目前MCI研究正处于升温阶段，许多观察结果还有待大量临床资料验证，如果说MCI研究是深入探讨老年痴呆新的切入点，那么此项工作也更具挑战性，因为大量资料涉及下列问题，MCI的确切定义如何，究竟采用何种诊断标准方可既敏感又特异的筛选MCI患者，如何预测MCI转换为AD，采取某些干预措施能否阻止MCI转化为AD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问题是——MCI研究更具科普性，涉及社会人群的方方面面。因为老年人群体的轻度认知损伤症状十分常见，但又十分轻微，极易忽视，究竟哪些具有病理意义，哪些为生理现象，需要认真区分。且有些症状并非病人自身察觉，而需要其亲人、朋友、照顾者去发现观察。因此相关知识不仅有关专业工作者应该具备，而是凡与老人群体接触的人士均应了解，包括非专科医护人员，照料者社会工作者，一定这样才可以提高全民对包括痴呆在内的老年认知缺陷疾病的认识，才能使早期诊断、干预成为可能。

75岁以上老年人轻度认知损伤的患病率
及血管性危险因素研究
解恒革 王晓红 王振福 王鲁宁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脑卒中、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饮酒等血管性因素与老年人轻度认知损伤（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但上述血管性因素对非痴呆老年人，尤其是75岁以上的老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研究，国内少有报道。另外 ，昏迷是脑功能严重紊乱的表现，以及对老年人远期认知功能的影响研究罕有报道。为此，本研究基于军队离退休干部人群，探讨了血管性因素与MCI的关系。
对象与方法：本研究数据来自军队离退休人员痴呆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结果，总人群中非痴呆的年老老年人（≥75岁）311名，占20.86%，年龄最高87岁，其中75-80岁者约占85%，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6.91%，高中文化占15.44%，大学以上文化占27.65%。血管性因素的调查主要包括：冠心病、心肌梗塞、心律失常、脑梗死、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和昏迷病史，以及吸烟史，饮酒史。认知功能的评价主要依中文版简短智力状态检查（MMSE）进行检查。本研究中MCI的诊断按照本研究前期已经制定的MMSE界值，并参照文献制定，即MMSE成绩低于文化水平和年龄匹配组MMSE均值的1个标准差。
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应用t检验或检验。多因素分析中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MMSE和血管性因素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年老老年人MCI的患病率为14.8%，MCI组MMSE的平均成绩为25.0±1.1。单因素分析显示，有脑卒中和昏迷病史的患者，其MMSE成绩低于对照组，在昏迷患者中MCI的患病率也高于对照组，经检验有显著性意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脑卒中、昏迷和年龄与MMSE成绩呈现出显著意义的负相关关系，比如在其他因素稳定的情况下，患脑卒中后MMSE成绩将减少0.72分。脑卒中和昏迷等9个因素共同作用，可解释MMSE成绩改变的14%，而昏迷、脑卒中和年龄单独作用分别引起MMSE分值变化的9.3%，2.3%和1.6%。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昏迷是影响非痴呆年老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的独立危险因素，其患MCI的危险性是无昏迷史的10.7倍（95%CI：4.1~28.1）。脑卒中也可能是MCI的危险因素2.3（95%CI：1.0~5.2）
讨论：昏迷、脑卒中是影响非痴呆年老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的重要危险因素。血管性因素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损伤作用具有共同特点，即通过缺血而发挥作用。通过本研究并结合文献报道，我们认为脑老化复合缺血损伤是除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以外，导致老年人认知功能损伤的重要机制之一，血管性因素是加重脑老化的临床表现及进程的因素，本研究结果综合体现了我们先前提出的缺血加重脑老化损伤的论点。另外，由于血管性因素的可预防性，本研究也为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减退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成都地区老年期轻微认知功能损害患病率调查
邱昌建 唐牟尼 张伟 韩海英 戴静 卢江 吴赛 王双红 陈建民
郭林晋 丁玉琼 李胜先 刘协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610041）
老年期轻微认知功能损害（MCI）作为Alzheimer病（AD）的危险因素及老年期痴呆的临床前期症状，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关注。正确认识、及时检出MCI对AD的预防和早期治疗非常重要。为此调查成都地区55岁及以上老年人轻微认知功能损害（MCI）的患病率，人口学特征，危险因素。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根据与城区距离远近将成都市所辖19个区市县分为四层。纳入标准：1）有当地正式户口或虽无户口但在调查地连续居住一月以上，2）年龄为55岁或以上（1945.12.31以前出生）：排除标准：户口虽在本地但外出一月以上。应查4323人，实查3910人（90.45%）。调查分为筛、复查诊断两阶段。筛查用一般情况量表、CMMSE、ADL、CES-D、体格检查及神经系统检查表，复查诊断用老年期痴呆诊断问卷（包括Pfeiffer功能活动量表、Fuld物体记忆测验（FOM）、快速词汇测验（RVR）、积木测验（BD）、数字广度测验（DS）等）、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版本）、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MMSE诊断标准参照Petersen等诊断MCI标准：1）主诉记忆损害；2）日常生活能力正常；3）一般认知功能正常；4）与年龄不符的记忆损害，认知检查有记忆损害；5）达不到痴呆标准；6）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评分0.5；7）排除抑郁等原因引起的可逆性认知损害。
结果表明：MCI患者平均年龄（77.17±8.86）岁，正常老人平均年龄（66.35±7.95）岁，MCI患者平均年龄、在当地居住年限高于正常老人，而受教育年限、文化程度、男性比均低于正常老人，各项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MCI的患病率为2.4%。城镇MCI的患病率1.5%，农村MCI的患病率2.5%，但差异无显著性。男性MCI的患病率1.8%，女性MCI的患病率2.9%，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患病率，差异有显著性。文盲MCI患病率4.0%，明显高于非文盲者。随年龄增长MIC累积患病率增加，且女性高于男性。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越大，脑血管病、骨折、听力下降者，抑郁分高者患者患MIC的风险越大。CES-D分大于等于16分者均进入抑郁复查，排抑郁障碍因记忆下降、反应迟钝引起的认知损害，MCI患者因记忆下降可伴有抑郁情绪。
结论：MCI患病率（2.4%）较成都同地区阿尔茨海默病（AD）的患病率（2.05%）略高，这类患者是AD高危群体，值得进一步随访，并宜采取早期干预措施。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大力开办老年大学、老年读书活动，预防血管、耳聋退行型疾病，适量补充维生素A、C、E、雌激素等能预防MCI的发生或阻止MCI进一步发展成AD。

轻微认知功能损害研究进展
邱昌建 张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 610041）
正常老化与痴呆，特别是与Alzheimer病（AD）之间的界线或其过渡阶段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在临床研究与年龄有关的认知损害中，轻微认知功能损害（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IC）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概念。MCI的预测性研究和早期预实验尤引人注目。
一、MCI及相关概念
老年人群中，非痴呆性的认知损害颇为常见，以至曾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老化过程。1962年，Kral首次提出“良性老年健忘”（benign senescent forgetfulness）的概念，将其描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损害，通常以抑郁症状为其特点；其临床症状还有不能回忆事情的细节，远事遗忘，以及意识到存在记忆问题等。1986年，Crook第一个尝试建立与正常老化过程相关的认知损害的诊断标准，并提出“年龄相关的认知损害”（aging-associated cognitive impairment， AAMI）。1994年，Levy提出了“年龄相关的认知下降”（Aging-associated cognitive decline，AACD），描述的认知功能进行性下降，是纵向的研究，涉及更多的认知功能。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IV，DSM-IV）中有与AACD 类似的概念，“与年龄有关的认知下降”（Age-related cognitive decline），指的是由于生理老化过程引起的认知下降。
MCI与“轻微认知障碍”、“非痴呆性认知损害”一样，也是基于病态的认知改变，仅适用于老年人，通常不认为它是系统性疾病的直接结果，而是老年痴呆，特别是Alzheimer病的重要危险因素。1997年，Petersen等最初定义MCI为主诉有记忆损害，并且有与年龄不符的记忆损害证据，一般认知功能正常，日常生活功能正常。
二、MCI的诊断
目前尚无MCI统一的诊断标准。Morris等诊断MCI的标准如下：1）有记忆损害的证据；2）一般的认知、日常保存；3）达不到痴呆诊断标准；4）临床痴呆评定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CDR）评分0.5；5）插入式记忆检查得分低于同年龄常模1.5个标准差。
Arai等诊断MCI的标准如下：1）病人或家人提供有记忆减退；2）一般智能检查和初筛显示一般认知功能正常；3）独立日常生活能力同以前相比，没有明显下降；4）不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三版修正版》（DSM-III-R）痴呆诊断标准，也不符合美国国立神经病语言机能紊乱和卒中研究所及相关疾病协会（NINCDS-ADRD）的AD诊断标准；5）标准记忆功能量表检查显示有客观记忆损害；6）年龄60-89岁；7）CDR评分0.5。
Petersen等建议的MCI诊断标准如下：1）主观记忆损害；2）词汇检查一般智力功能保存；3）与年龄不符的记忆损害；认知检查有记忆损害；4）日常生活功能完整；5）达不到痴呆标准。多数学者使用此标准。
国内有关MCI的研究较少。
三、流行病学
由于MCI定义、诊断标准、调查工具、调查人群不同，流行病学的资料报告结果不一。
四、 MCI与痴呆的关系
MCI普遍被认为是正常老化与Alzheimer病之间的过渡阶段，已被建议作为一个疾病分类实体。MCI发展成AD的危险因素有：高龄、存在APOEε4等位基因、精细运动缺乏、病前低智商。
五、药物治疗
Sherwin等对治疗MCI患者的常用药物（如雌激素、谷氨酸受体调节制、抗炎剂、抗氧化剂、单胺能增强剂、麦角碱、神经肽、拟胆碱类药物等）的文献回顾发现，治疗MCI最有希望的是甘氨酸衍生物、γ-氨基丁酸（GABA）衍生的吡乙酰胺和雌激素。
六、存在的问题
1、MCI诊断标准上存在的问题
2、MCI是AD的前驱症状，还是一个异质性的临床综合征？转变成AD与未转变成AD之间也可能存在区别，也可能是不同的亚型。
3、 目前MCI的治疗都是基于AD的治疗策略。如果MCI患者转变成血管性痴呆，治疗方案则完全不同。

认知功能障碍老人的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
戴静1 刘协和1 马渝根1 何洪高2 王林3 王克家3 陈仁意4 谢庭菊4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610041）
（2成都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3四川省第三人民医院）
（4成都衣冠庙干休所）
目的：调查三种不同来源老人的生活质量、认知功能及可能的相关影响因素，根据MMSE将他们分为认知功能障碍组与认知功能正常组，比较他们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的差异，以及老人主诉的认知功能因子与认知功能客观检测结果的相关关系。
方法：采用自评方式调查一般资料，包括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健康状况，并以他评方式完成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焦虑自评量表（SAS）、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和日常生活功能量表（ADL）。
结果：认知功能正常组老人的生活质量好于认知功能障碍组。生活质量受抑郁、婚姻状况及认知功能的影响。认知功能障碍组老人主诉认知功能因子与MMSE得分的相关系数更高且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认知功能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以认知功能作为分组的依据，则两组间生活质量有统计学意义。认知功能障碍组老人主诉认知功能因子与MMSE得分的相关系数更高且有统计学意义。

痴呆病人攻击行为与抑郁等相关因素分析
龙彬 陈美娟 宋立升 高哲石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201108）
痴呆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约70%——80%痴呆患者在病程中表现非认知性的行为和精神异常，其严重的障碍为身体性攻击行为，这种行为可产生对病人的伤害和对照顾者的影响。攻击行为可能与许多因素相关，而晚近Lyketsos等发现痴呆患者的抑郁与攻击行为之间有关联。本研究调查住院痴呆病人攻击行为及其相关因素，重点了解攻击行为与抑郁的关系，以期对临床提供一定的参考。对78例住院痴呆病人进行调查及资料分析，采用Cornell 痴呆抑郁量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MSE）、日常生活能力量表（BEHAVE-AD）、Cohen-mansfied激越问卷（CMAI）、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总体退化量表（GDS）。由经过培训的四位本科医师进行上述量表评定，其中4-7量表评定为前二周情况。统计方法：全部数据采用SAS6.12统计包处理，主要方法为方差分析，直线相关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以Cornell总分≥8分为界值，抑郁病人为28例，AD为16例，VD为12例；以BEHAVE攻击行为分≥3分为界值，攻击行为病人有52例，男30例，女22例，VD为20例，AD为32例。抑郁组和非抑郁组比较，结果显示抑郁组病人在CMAL、BEHAVE-AD及BEHAVE总评与非抑郁组相比，有显著差异。攻击行为组与非攻击行为组比较，结果显示攻击行为组与非攻击行为组之间HAMD、Cornell量表分有显著差（P<0.01）。对HAMD、Cornell及攻击行为量表CMAI、BEHAVE-AD及BEHAVE-AD总评进行比较，发现有一定的相关性，说明攻击行为与抑郁有一定的关系。从BEHAVE-AD攻击行为分量表值≥3分为因变量，病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病程、病史中攻击行为和抑郁、入院时MMSE及ADL分、HAMD总分、Cornell总分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病程长，文化程度高、丧偶、ADL分数高、Cornell分数高者，攻击行为频度高。晚近Lyketsos等发现抑郁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相当密切，对抑郁给予恰当治疗后攻击行为可相应改善，因此认为治疗痴呆病人的抑郁症状是控制身体性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法。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该作者等的观点，攻击行为与抑郁是有关联的。攻击行为与病程长、文化程度高、丧偶、日常生活能力差及抑郁等相关，尤其与抑郁关系密切。

痴呆心境评定量表（DMAS）的信度和效度测定
陈美娟 龙彬 丁宇杰 陆燕华 施明辉 钱竹书 宋立升 高哲石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01108）
分析痴呆心境评定量表（DMAS）的信度和效度。被试为30例符合CCMD-2-R关于Alzheimer病或血管性痴呆诊断标准的病人，由临床医生根据是否存在抑郁症状判定为抑郁组（16例）和非抑郁组（14例）。5位精神科医生参加评定，对16例病人进行了联合评定，评定员之间一致性良好，ICC=0.87，F=135.44，P<0.01。31例样本除接受DMAS评定外，同时接受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简易精状况速检表（MMSE）、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和大体痴呆评定量表（GDS）的评定。结果表明：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的DMAS各单项分比较，共有12个单项分二组间有显著差差异（P<0.05或<0.01）。单项分与剩余总分的相关系数（rs）0.19~0.17，P均<0.05或<0.01，DMAS与HAMD的相关性良好，rs=0.68，P<0.01。因子分析结果，DMAS各项可归纳为5个因子，分别为：（1）情绪体验（2）焦虑/抑郁（3）自我评价（4）活力缺乏（5）易激惹。项目的归类基本合理，具有临床可解释性，说明DMAS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DMAS的信度与效度良好，项目设置适合于痴呆伴有抑郁的评价。

退休老年人心理社会应激因素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姜乾金 杨挺忠 闻吾森 卢抗生
（浙江大学医学院 310006）
探讨退休老年人心理社会因素与身体健康的关系。被试为298例退休老年人，平均年龄62.24±6.86岁，男66例，女232例。施测艾森克人格问卷、特质应对问卷、生活事件量表和90项症状自评量表，以及做有关身体和血液生化学检查。统计分析心理应激因素与健康水平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情绪不稳定性（N分）、消极应对和SCL90总分等心理社会指标与血小板功能、血甘油三脂和载脂蛋白B等指标有部分相关；患有心血管病、糖尿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的退休老人存在较多的消极心理社会因素，包括内向和情绪不稳定、心理痛苦症状多和消极的应对方式等。消极的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对老年的心血管系统有直接的和不良的生化方面影响，与老年身体疾病也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本文结果显示，目前老年大学中的退休老人身体健康水平较差。
患有不同疾病的老人在各种心理社会应激因素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患有心血管病、糖尿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的退休老人存在较多的消极心理因素，包括内向和情绪不稳定、心理痛苦症状多和消极的应对方式等。但这种身体疾病和心理社会因素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尚待进一步探讨，一般的认识是因为不同身体疾病的长期影响造成心理环境的损害再导致上述各种测定量分的变化，后者反过来再影响躯疾病的康复，但这也不排除首先因为个体心理社会应激因素方面的差异而诱发身体疾病、加重和难以痊愈。
消极的心理社会因素如消极应对、不稳定个性和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与退休老人的血小板功能、甘油三脂和载脂蛋白B等血液生化指标有部分相关，显示消极的心理社会因素对老年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从而可以部分解释本组冠心病与较多的消极心理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
本调研提示，针对退休老年群体中的不同疾病患者以及个体不良的心理社会应激因素，开展相应的老年心理卫生工作，将对老年心身保健起重要作用。

北美老年心理健康研究新进展
缪青
（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系）
老年心理健康是一个内容广泛涉及多学科领域的老年研究课题。在20世纪中叶老年学研究兴起的时候，这一问题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而且相关的讲座已经触及到一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题目。例如，老年幸福感（well-beijing），生活满意度（happiness and life satisifaction）以及成功的老化（successful aging）等。
和当时北美流行的经验研究相一致，在60-80年代的老年心理健康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研究者着重探讨了什么因素与老年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成功的老化相关。这些研究检验了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系列指标：例如健康状况、自我意识、自信，社会经济状况，生活事件，家庭和社会支持，生活方式和健康策略等。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展开了有关什么是老年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成功的老化的讨论。有人认为，老年幸福感包括正面和负面的情感，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士气；有人认为老年幸福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理想的状态和追求，是一按照个人设定的标准和目标所做的主观评估。有些学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幸福感，满意度和成功的老化是表达心理健康的同等程度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到对信仰与精神以及宏观环境的考察。
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综合性指标来研究心理健康问题，例如使用多向指标来评估成功的老化：自我接受，正向社会交往，自主意识和生活目标。与此同时，研究者也更加强调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合。这表现在：
1、 进一步拓展关于成功的老年的观念，提出了一些有关老年的可调节机制和补偿功能的模型；
2 强调对老年生活意义的解读，越来越多的使用定性研究和方法来补偿定量研究的不足；
3、 推出有为的老年（productive aging），自觉的老年（conscious aging）等新理论，激发老年的创造力和活力；
4、 积极发展老年学批判理论，大力加强正面的积极的老年学研究。一些学者尖锐批评，现代社会发展了系统性的对老年人的歧视，老年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批判年龄歧视。
正象一些学者指出的，80年代以前的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忽略了理论研究，研讨老年幸福常常只是从个体的微观结构入手，研究视野十分局限。传统老年研究的一个突出缺点是仅仅把老年人当作一个弱势群体或是带来麻烦的负面群体来看待，因而在研究策略上一味强调解决精神压力，解决孤独感等等负面的问题，忽视了从积极有为层面的经验研究。同时，这些研究也忽略了结合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来探讨老年心理，例如国家政策变化，社区和健康服务对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今后，要大力推进从积极有为的层面来进行老年心理健康的研究。许多老年学者指出，面向21世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教育良好，生活富有，身心健康，他们是社会的主流而不再是一个少数群体。未来的老年学研究虽然不能停止人的衰老，但却可以阻止社会对老年人的歧视。

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
王 健
（大板大学人际科学研究科）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首先需要对其现状有正确的评价。目前人们主要侧重于单一的指标，例如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内容来测量。本研究目的在于，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编制适合测量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量表。此量表尊重老年人自身的价值观，并尽可能概括日常生活全方位，使研究相对定量化，并探讨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为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供科学的依据。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某市老年大学学员及国有企业的离退休职工。发放问卷300份，回答完整可作统计分析者共228份，其中男112份，女116份，年龄介于60~9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7.2岁。
二、测量工具
1、中文版QLI量表：QLI共分为两部分，一是询问各条目对于被试者的重要程度，二是针对相同条目被试者的满意程度。
2、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本研究引用其中的“对自己年龄的态度”的因子来判定中文版QLI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
3、社会支持量表：引用了肖水源的“社会支持量表”中的三个项目，其余项目自行编制。
4、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退休前的工作及婚姻状况。
所采集的数据经整理后，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和讨论
1、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由四个因子组成，分别为“社会相关性”、“健康与自立”、“生活状况”、“人际关系”。其信度与效度也得到了验证。
2、对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分析
⑴与子女数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其相关程度微弱，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