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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领域
第一节 煌学的基本概念
　　敦煌地处祖国西北部、河西走廊西端。这条走廊由于其较之北部沙漠、南部高原优越得多的自然和通行条件，遂成为连接我国中东部腹地与西北地区的天然通道。从世界发展史上看，河西又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最重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主动脉。
　　 国学大师 季羡林 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诚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交汇之地。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辟息息相关。《汉书 · 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曹魏时增至三道。《魏略 · 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远的新北道。南朝刘昭注《后汉书 · 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虚，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隋代裴矩《西域图记》记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于敦煌文书《沙州督都府图经》等有关史料见，唐代敦煌通往西域即辟有矟竿道、第五道、大海道、大碛道等多条道路。汉唐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成为中原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吐纳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使其可以长时期地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是丝绸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足迹。
一•  敦煌学的缘起
　　敦煌学的发端，是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今 17 窟的发现为嚆失的。
　　 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南约 20 公里 的鸣沙山东麓。这里干燥少雨，风大沙多，流沙常常会堆积在底层洞窟的洞口和甬道，如不及时清理甚至整个洞门都会被积沙封埋起来。公元 1900 年 6 月 22 日（ 农历 5 月 26 日 ），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圆箓）雇了几个伙计清扫堆积在第 16 窟甬道中的积沙，忽然发现甬道北壁后面似乎是空的。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北壁土坯拆开，结果奇迹出现了：该墙后面果然隐藏着一个小窟，里面满满当当地堆放着许多白布包裹，每一白布包里都裹满了古代文书，并有不少佛帙绣像和其他文物。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一些外国“探险家”的觊觎。 1907 年和 1914 年英国人斯坦因（ Aurel Stein ）、 1908 年法国人伯希和（ Paul Pelliot ）、 1912 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 1914 年俄国人奥登堡（ S.F.Oldenburg ）等接踵而至，将数万件精美的文书和绢画等文物掠往国外。莫高窟遭此浩劫，成为留在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伤痛。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二、“敦煌学”一名的提出
　　敦煌学尽管于 20 世纪初即已发端，然而“敦煌学”一名则是国学大 师陈寅恪 先生于 1930 年首次提出来的。是年著名学者北平 师范大学 教授 陈垣 先生完成了《敦煌劫余录》一书，遂请寅恪先生为之作序。寅恪先生在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问，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 20 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陈寅恪 先生高瞻远瞩，站在世界学术发展的高度，响亮地提出了“敦煌学”的名字，并且指出了敦煌学为 20 世纪学术的新潮流，预言了其迅猛发展的趋势，可谓极具慧眼。
三、有关“敦煌学”概念的讨论
　　从上述 陈寅恪 先生的序言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指的是对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于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中保存的精美的壁画、彩塑等的研究，以及敦煌简牍的大量发现和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敦煌学”的概念遂得以扩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举出老一辈著名敦煌学者姜亮夫和 周一良 先生的观点。
　　 姜亮夫 先生 1983 年发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一文（载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2 辑），他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而后敦煌文化之全部摄受推移之迹，可得而言焉。” 姜 先生在《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一文（载《西北师院学报》 1982 年 4 期）中更具体地说：“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纸'军用器（属于汉以来戍卒使用的），及一切杂器物、寺塔，乃至于长城的砖石等，都是敦煌学中不可缺少的从属品。” 姜 先生所表述的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书、敦煌简牍以及敦煌及其周边一带遗存的长城、烽燧、寺塔等考古遗迹。这一看法已普遍为敦煌学界所接受。
　　 周一良 先生 1984 年为 王重民 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作序时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翌年他又在《何谓‘敦煌学'》一文（《文史知识》 1985 年 10 期）中说：“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 …… 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这一看法也很有道理。敦煌学资料涵盖范围极广，涉及到文、史、哲、经、法、社会、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它的确不是一门成系统的学科，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将其包容。然而话又说回来，既然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地叫作“敦煌学”，那么就还是称作敦煌学为好，亦可称作敦煌研究。
　　 事实上，在整个学科体系的分类框架中，“敦煌学”的位置并不好摆，现在通行的学科分类中将其放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下面，作为三级学科对待。显然这是不够科学的，是无法涵盖敦煌学的广阔内涵的，但也可能是一种不得以的作法。
四、敦煌学的定义及其基本研究领域
　　那么，如何对敦煌学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呢？我们认为，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这个定义有以下方面要点：
1•  敦煌遗书，除包括 1900 年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 5 万余件文书外，还包括 1944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土地庙清代残塑中发现的文书（完整写本 66 件、碎片 32 块）、其它零星发现（如 1965 年秋发掘 122 窟窟前遗址时出土《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领物残帐》等）以及 1988 年以来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批文书。
2•  敦煌艺术，除包括莫高窟保存的大量壁画、雕塑、绢画、纸本画、书法、石窟建筑等艺术品外，还涵盖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壁画、彩塑等艺术品。
3•  敦煌史地，包括敦煌及其周边一带（古瓜沙地区）保存的长城塞垣、烽燧、寺塔、古城、关隘、古代道路、渠道、墓葬等众多遗址及其出土遗物。
4•  敦煌简牍，早自 20 世纪初敦煌就陆续发现简牍。英国人斯坦因于 1907 年、 1913-1915 年第二、三次中亚“考察”时，就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烽燧遗址中分别掘得汉简 708 枚、 84 枚。此后 1920 年周炳南、 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 1979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1981 年敦煌市博物馆，以至 1986-1988 年在敦煌全市文物普查中均采到过汉简。上述前后七次在敦煌境内共发现汉简 2000 余枚。此外在敦煌周围的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区，如安西、玉门等地亦有简牍的发现。尤为令人振奋的是， 1990-1992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全面清理发掘中，发现简牍多达 35000 余枚，其中有字者 27000 余枚，同时还发现帛书 10 件。敦煌简牍的数量约占全国所出汉简总数的一半！敦煌简牍是敦煌学的又一笔巨量的价值无尽的宝藏和财富，它们的新发现把对敦煌出土的古文献的研究，由六朝至宋初的遗书上溯至西汉，向前推进了几百年，使其大大丰富和扩展，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亦由此得以延伸。曾有学者认为，敦煌简牍的研究不属于敦煌学，而应属于简牍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敦煌学与简牍学是不同的两门学科领域，但就对于敦煌简牍（还应包括其周围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区的简牍）的研究来说，它既属于简牍学，又毫无疑问地属于敦煌学。敦煌简牍是这两门学科的共有对象。众所周知，敦煌学本身即是以地名学的学科，既然在敦煌发现的古代文书、敦煌保存的石窟、敦煌一带遗存的古城址、古遗址等都属于敦煌学的研究领域，那么同样是在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简牍，又为何不属于敦煌学的范畴呢！
5•  以上四方面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敦煌学的领域还不限于这四方面，但主要是这四个方面。他如敦煌一带遗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文物的修复保护、敦煌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等，亦与敦煌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第二节 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其有关文献的数量和收藏
一、丝绸之路与敦煌吐鲁番文献
　　就在敦煌文书发现的或前或后，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地区也陆续出土了大批的古代文献，从而兴起了与敦煌学齐名的另一门专门学科－吐鲁番学。差不多与之同时，在新疆的库车、和田、古楼兰、尼雅等地，以及河西走廊的武威、古居延等地，也有大批古代文书、简牍、碑刻等珍贵文献和文物的出土。这些地区与敦煌地域相连，它们都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红线，把古代敦煌、吐鲁番、楼兰、龟兹、于阗、喀什、居延、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以及我国境外的一些地名紧紧地连接起来。这些地区出土的古代文物文献，都映射着丝绸之路的历史光辉，广义地来看，它们在文化内涵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应是属于同一体系的宝藏，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光互影。毋庸置疑，这些相关地区出土的文献文物都与敦煌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基于这个理由，我国学者还往往把敦煌学与吐鲁番学合称为敦煌吐鲁番学
二、敦煌文献的数量和收藏
　　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古代文献究竟有多少，它们的庋藏情况如何？
　　 据新近有关资料统计，敦煌文书分藏于世界上十余个国家：
1•  英国 藏品由斯坦因于 1907 、 1914 年两次从莫高窟劫来，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总数约 13300 件（指自然件，其概念不同于卷，下同）左右，包括 12 种文字的文献。
2 、法国 伯希和于 1908 年劫来，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总数约 6000 件，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大量吐蕃文、回鹘文等文字写本。
3 、俄罗斯 藏品主要由奥登堡于 1914 年劫来，总数约 19000 件，绝大部分收藏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约 350 件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4 、日本 藏品主要为 1912 年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劫来，另有购自中国大陆的民间流散卷子。其中橘瑞超所得，由大谷光瑞转至旅顺原关东厅博物馆，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中国，计有 663 件，上世纪 50 年代绝大部分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吉川小一郎所得计百余件。购自中国民间的不少于 600 件。日本藏敦煌文书总数约 750 余件，分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46 件）、国立博物馆（ 72 件）、东京书道博物馆（ 153 件）、龙谷大学图书馆（ 65 件）、三井文库（ 112 件）、大东急记念文库（ 14 件）、大谷大学图书馆（ 38 件）、奈良唐招提寺（ 42 件）、奈良宁乐美术馆（ 2 件），以及京都有邻馆、天理大学图书馆、九洲大学文学部图书馆、东京国立图书馆东洋馆等处和一些私家手中（私家所藏不少于 184 件）。
5 、中国 藏品主要为劫余部分，分藏于京、沪、津、沈、宁、杭、台、港及甘肃的一些地方。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约 16000 件，含 1957 年从旅顺博物馆调拨的 623 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212 件，大部分是上世纪 50 年代向达任馆长时从社会上购得。
　　 上海图书馆藏 187 件，系建国初由上海市文管会接收过来的和历年收购所得。上海市博物馆藏约 80 件。上海龙华寺藏 10 余件。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300 多件，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25 件，均为历年收购所得。
　　 辽宁省博物馆藏 100 余件，大连旅顺博物馆亦有少量收藏。
　　 南京图书馆藏 32 件。南京博物院藏数十件。浙江省图书馆藏 20 件。
　　 敦煌研究院藏 800 余件，含 1944 年所出土地庙文书和历年收购、零星出土写卷，尚不含新近莫高窟北区出土文书。
　　 甘肃省博物馆藏 138 件。甘肃省图书馆藏 32 件。西北师范大学藏 24 件。甘肃中医学院藏 4 件。
　　 敦煌市博物馆藏汉、蕃卷式文书 415 件，其中吐蕃文 337 件、汉文 78 件，又有吐蕃文箧页式写经 8482 页。
　　 酒泉市博物馆藏 103 件，其中吐蕃文写经 24 件、残片 66 片。张掖市博物馆藏 1 件。高台县博物馆藏 6 件。永登县博物馆藏 8 件，其中 4 件可能出自吐鲁番。武威市博物馆藏吐蕃文箧页 7 页。定西市博物馆藏 10 件。安西县博物馆藏数件至十数件。
　　 台北国立图书馆藏 153 件（潘重规调查），台北中央研究院亦有收藏。台北藏品总数约 200 件。
　　 此外，据云四川省图书馆和新疆社科院亦有一些藏品。大陆和台港地区私家藏卷数量不详。
　　 以上总计，中国收藏敦煌卷式文书约 19000 件，又有吐蕃文箧页 9648 页。
6 、美国 藏品不少于 25 件，分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9 件）、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3 件）、福格艺术博物馆（ 2 件）、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3 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3 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3 件）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 1 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1 件）。
7 、丹麦 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收藏 16 件。
8 、德国 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图书馆收藏 3 件。
9 、其他 据悉，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瑞典人种学博物馆等亦有收藏，数量不详。
　　 总计现存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卷式）不少于 58100 多件，又有吐蕃文箧页 9648 页。
一•  吐鲁番文书
　　包括吐鲁番墓葬和其他一些遗址所出各种文字文书，总数约 42400 件，另有碑砖 276 块，分藏于中、英、德、日、俄、芬兰等国。
1 、中国 主要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吐鲁番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等处，总数约 12000 余件。其来源大体为三部分：一是建国前零星所出及 1928~1938 年期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于新疆考古时所得，约 300 余件；二是 1929 年自日本转自旅顺的大谷探险队劫得品；三是 1953 年至 1978 年我国学者先后 13 次于吐鲁番地区从事科学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 495 座）所获文书，约万件，另有砖铭 259 方
2 、日本 共收藏约 8000 件。主要为大谷探险队于 1903~1912 年间在我国新疆所获，又称大谷文书，大多掘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约 7730 多件。另奈良宁乐美术馆藏购自中国的吐鲁番文书 180 件，中村不折藏品中亦有吐鲁番文书 21 件。
3 、韩国 藏于首尔（汉城）博物馆。 1914 年大谷光瑞为解决西本愿寺经济困难，变卖约 2000 件吐鲁番文物给汉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其中文书至少约上百件。
4 、英国 为斯坦因劫得，约文书 276 件、佛经碎片数百片、墓志 17 方。
5 、德国 为 1902~1907 年间格伦威德尔（ A.Grunweldel ）和勒柯克 (A.von Le Coq) 探险队三次探险劫得，总数超过 20000 件，其中回鹘文文书约 10000 件、汉文文书 3400 余件，其余为吐蕃文、粟特文、婆罗米文、鲁尼突厥文、中古波斯文、西夏文等文字文书。
6 、芬兰 为 1906~1908 年间曼涅尔海姆（ C.G.E.Mannerheim ）在新疆所得，计 2003 件，其中汉文文书 1917 件、回鹘文文书 70 件，存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二•  塔里木盆地文书
　　塔里木盆地缘边的古楼兰、库车（古龟兹）、尼雅、和田、麻扎塔格等地所出简、纸文书，据郭锋《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的一个综合统计》，约有 6300 件左右，主要收藏于瑞典、英、法、德、日、中、美、俄等国，其中中国国内藏约 596 件。
三•  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所出简纸文书
　　除敦煌外，河西走廊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出土简纸文书计约 90120 余枚、件：
1 、黑城文书 出自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西夏、元代城址），总数估计约 20000 件。其中 1909 年俄国科兹洛夫劫得文书 8000 余件和千余件艺术品，英国斯坦因劫获文书约 4000 件，我国国内藏黑城文书约 3000 件。日本、瑞典等国亦藏有西夏文书。
2 、居延汉简 先后有两批出土，总计约 32000 余枚。一批是 1930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 11000 余枚，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另一批为 1972~1976 年间甘肃省博物馆在居延考古发掘所获，约 2 万余枚，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 、敦煌汉简 已如前述，先后 8 次于敦煌地区共出土简牍约 37000 余枚、帛书 10 件，其中悬泉汉简约 35000 枚（有字者 27000 余枚），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4 、武威汉简 总计出土 608 枚。其中 1959 年磨咀子 6 号、 18 号汉墓发现汉代《仪礼》简 469 枚、王杖简 10 枚、其它简 11 枚； 1972 年旱滩坡汉墓群出土汉代医药简 92 枚； 1981 年群众交来磨嘴子所出“王杖诏书令”木简 26 枚。
5 、其它地区汉简 1977 年于玉门市花海乡汉长城烽燧遗址出土汉简 91 枚， 1986 年高台县罗城乡常封村出土木牍 1 枚， 1971 年甘谷县渭阳乡十字道村北刘家山坪汉墓中出土汉简 23 枚， 1978 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 号汉墓出土简牍近 400 枚。
四•  其它
　　中亚塔吉克斯坦境内碎叶河附近慕格山唐城遗址（据考为唐代碎叶城）出土文书 81 件，多为粟特文写本。
　　综上统计，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河西、西域地区共出土各类简纸文书约 206650 余件（枚）。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新疆、河西及周边一带尚存各种碑刻砖铭约 4000 余方。如此这一地区总计所出各种碑石简纸文献近 25 余件！以敦煌、吐鲁番为中心的河西、新疆地区堪称我国，也是世界上古代文献蕴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而这些还仅仅是指留有文字记载的材料，尚不包括数十万平方米的壁画、上万身彩塑，以及大量的绢画、纸本画、墓画等等，而这些也是形象的史料，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如此宏富的宝藏，不能不令人世人惊叹！不要说有如此多的东西，即便是一篇文书、几枚简牍，都有可能为我们打开一扇历史的窗口，使我们窥探到被历史的汪洋大海早已淹没了的史实，发历史之幽光，且不论多达十数万件珍宝。敦煌吐鲁番学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是可见。
第三节  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出版
　　从事敦煌吐鲁番学，首先离不开对于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一些学者为了振兴祖国的敦煌学事业，不远万里，前往伦敦、巴黎等地，一字一笔地抄录敦煌文书，然后拿回国内研究，付出巨大艰辛，精神颇为感人。时至今日，世界各地所藏敦煌文献已大多整理出版，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已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主要有下列一些：
　 《敦煌遗书缩微胶卷》，上世纪 70 年代末制成，主要收录英藏、法藏和北图（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
　 《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收录有关户籍、名籍、地亩文书、寺院名牒、契约文书等。中华书局 1961 年出版。
　 《敦煌宝藏》，黄永武编， 140 册，影印英藏、法藏、北图藏（部分）敦煌文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1~1986 年出版。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5 辑，唐耕耦、陆宏基编，既有影印原件，又有释文，第 1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2~5 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年出版。
　 《敦煌大藏经》， 63 册，徐自强、李富华等编，星星出版公司、台北前景出版社 1990~1991 年出版。
   《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5 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 出版。
   《俄藏敦煌文献》,1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 1992~2003 年出版。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 1994~2005 年出版。
   《中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7 册，中国国家图书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以来出版。
   《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潘重规编，台北石门图书公司 1976 年出版。
   《甘肃藏敦煌文献》,6 册，敦煌研究院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9~2000 年出版。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 1994~1997 年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1999 年出版。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1995 年出版。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1997 年出版。
   《浙江藏敦煌文献》，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出版。
   《敦煌汉简》，2 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91 年出版。
   《敦煌悬泉汉简释萃》，1 册，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出版。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出 3 卷，郝春文编著，第 1 卷科学出版社 2001 出版， 2 、 3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吐鲁番出土文书》，10 册，武汉大学历史系等编，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出版。
   《大谷文书集成》， 3 册，日本小田义久主编，第 1 册京都法藏馆 1984 年出版，第 2 册 1990 年出版，第 3 册未刊。
   《俄藏黑水城文献》，1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 年出版。
   　除上而外，一些学者对于敦煌吐鲁番文献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选、校注，推出了一批专著。如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 1980 ）、《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出版社， 1983 ）、周绍良等《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 1987 ）、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 1989 ）、姜伯勤等《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4 ）、黄征等《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 1995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2 ）、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伏俊连《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 2000 ）、汪泛舟《敦煌石窟僧诗校释》（香港和平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2 ）、王三庆《敦煌类书》（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马继兴等《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英国 F.W 托玛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刘忠等译注，民族出版社， 2003 ）等。 1997~1998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又系统推出《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周绍良主编），已出 10 册，含有契约文书（沙知辑校）、社邑文书（宁可、郝春文辑校）、表状笺启书仪（赵和平辑校）、天文历法文献（邓文宽辑校）等。
    敦煌艺术方面，近几十年来的出版物亦很多，如：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 1982~1987 。
   《西域美术》（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 3 卷，英国韦陀编，日本上野阿吉译，英国博物馆与日本讲谈社联合出版， 1982~1984 。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 14 、 15 卷《敦煌壁画》，段文杰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第 7 卷《敦煌彩塑》，段文杰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90 。
   《中国壁画全集·石窟壁画》，段文杰主编，其中敦煌壁画为第 14 至 23 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 年起出版。
   《河西石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8 。等等。
第二章 丝绸路上的敦煌

     第一节 丝路开通与汉代敦煌的开拓

    一、史前时期的敦煌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史前时期敦煌存在的最早的文化遗存应为火烧沟文化。火烧沟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河西中西部的山丹、民乐、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敦煌马圈滩、南湖等地均发现火烧沟类型遗物。火烧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较多的与夏商时代相似的青铜器，如出土的陶柱足方鼎和商代铜方鼎相似，出土的铜镜与夏代的铜镜相似，与商代妇好墓的铜镜也相似。所以，火烧沟文化的相对年代大致为夏商时代，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从出土遗物来看，火烧沟文化表现为一种农牧兼营的生产方式。农业上除了使用石制斧刀、锄等石磨工具外，还使用了铜制的镰、刀、斧等，这都能显著提高耕地、收获的效率。同时，在墓葬中普遍而大量的使用家畜殉葬，一方面反映了畜牧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分工的加强。从遗址中发现的绿石珠、玛瑙珠、海贝和蚌饰来看，原始商品交换已经发展起来。火烧沟文化已存在贫富与等级差别，墓葬随葬品少的仅有陶器 1、2 件，多的达12、13 件，还伴有金、银、玉器和象征权力的铜锤、玉石锤、玉斧等，其中人殉与家畜陪葬的墓共20多座，这表明河西地区的先民已基本结束野蛮时代，进入了早期奴隶制社会
    据文献记载，活动在敦煌地区的最早民族应为古羌族。古羌人散布在今陕、甘、青和四川、宁夏的广大地区，即文献中所称的“氐羌”、“羌戎”、“西羌”、“西戎”。商周时期有关氐羌的文献资料，今天能够见到的非常贫乏。就仅有的、极其零散的资料来看，当时所谓氐羌，应是泛指上古居住在西北高原上的游牧部落，其社会形态尚处在部落阶段。先秦时期氐、羌并提，即羌为氐羌的总称，而且氐羌与奴隶制的商王朝存在纳贡关系。《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 …… 姜姓之别也”，说明西羌源于姜姓。“姜”从女，本为姜族女子的氏，为一种有别于他族族群的族名。姜、羌乃一音之转。《诗经》记载周之始祖后稷为姜嫄所生，说明羌人和周人可能既是邻居关系，又是近亲关系。在商代后期，羌人经常受到商王朝的征伐、掠夺和奴役，乃至沦为商王朝的属领，受其直接统治。这是羌人积极参与周武王伐商的历史原因之一。到了春秋末期，羌人开始南下和东徙，与华夏族错居，此时的氐羌开始分化，而氐羌真正分化为氐族与羌族则是在汉代以后，其标志是有了各自较为固定的分布地区和语言。氐人分布在秦陇之西南，南近巴蜀，即今川、陕、甘接壤地带；羌人分布在秦陇之西北，北连匈奴，即今甘肃中部、西部和青海地区。分化后的羌人未进入中原，长期活动在西北地区，成为史前时期生活在河西与敦煌地区的主要民族。
    战国至秦，聚居在敦煌河西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和月氏。早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敦煌以东、直至乌鞘岭的广大河西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并在秦汉时期进入奴隶社会。据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论证，乌孙的聚居地则为包括敦煌在内的酒泉以西一带。秦朝时，月氏发展成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控弦者可一二十万”，而乌孙则比较弱小，成为月氏侵夺的对象。月氏不仅侵夺了乌孙的土地，而且还杀死了其首领难兜靡，迫使乌孙部众离开河西西迁。约秦汉之际，匈奴强大起来，匈奴冒顿单于大败月氏，月氏被迫放弃河西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匈奴占据河西后，将今武威一带划归休屠王统辖，张掖及其以西的酒泉、敦煌划归浑邪王统辖。
    可见在汉武帝统一河西之前，河西地区一直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先后生存着羌族、乌孙、月氏与匈奴等族，史前时期的敦煌历史与这些民族的发展史密切相关。
    二、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西域一名，始于前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我国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皆可称之为西域；就其狭义而言，则主要是指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即葱岭以东、甘肃敦煌以西之地。
    匈奴占据河西、西域及我国北方的大片土地后，经常侵掠中原，不仅中断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阻塞了中西陆路交通，还与居住在青海高原的西羌相连接，并联合起来，对西汉王朝的西北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威胁着汉朝的安全。然而，西汉建国之初，国势虚弱、经济残破，无力抵御匈奴的进攻，只得采取“和亲”政策。汉武帝即位后，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增强，已经具备了抗击匈奴的物质基础。据《汉书》记载此时的汉王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决心抗击匈奴。此前，他听说为匈奴所迫而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世仇，心怀怨恨，常思报复，于是决定选拔有胆识的人，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等民族，共同抗击匈奴，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汉武帝公开召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以汉朝使节的身份率团第一次出使西域。他们从长安出发，进入河西走廊后，便被匈奴扣押。匈奴单于对张骞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起初对其威吓，继而又用高官利禄诱惑，并迫使张骞娶匈奴女为妻，试图以此来泯灭他的意志。但是，张骞坚贞不屈，牢记使命。在被软禁十年以后，终于趁匈奴不备，和随从甘父等人一起逃脱。
    张骞逃出匈奴后继续西行，越过葱岭，先后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城）、康居（乌兹别克之撒马尔罕），又到达大月氏（阿姆河北岸一带）。张骞到达大月氏后，那里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月氏所占阿姆河一带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从事生产，生活安定。安居乐业的大月氏人无意东归，已不想再找匈奴报仇了。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都未说服大月氏王，于是只好东返长安。在返回长安途中，为避免再次被匈奴抓获，打算取道昆仑山北麓，沿祁连山脚进入青海羌中地，然后东出河湟返回长安。但不幸再次被匈奴擒获扣留一年多，元朔二年（前 126 年），张骞趁匈奴内乱逃出，回到长安。张骞一行一百余人，历经 13 年，历尽艰险，回到长安时仅剩二人，为了褒奖其功劳，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张骞此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为汉代解决匈奴大患，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征河西，重创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兵两路，大败匈奴。为了将匈奴彻底击溃，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再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的目的是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此时，由于河西已为汉朝辖地，张骞一行不仅顺利到达乌孙，而且使团规模也比上次大得多，人数达三百人，还带了大量的牛、羊及价值巨万的金、帛等物。张骞到达乌孙后，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地进行友好活动。由于乌孙内部分裂，未能统一，所以此次出使并未能实现同乌孙联盟共同攻打匈奴的目的，但乌孙表示愿与西汉建立密切的关系。当张骞返汉时，乌孙王昆弥派遣数十名亲信大臣为专使，带着几十匹著名的乌孙马为礼物，到长安向汉王朝致谢。
    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行程万余里，历时近二十年，倍尝艰辛，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骞的出使，以其亲身经历考察了被匈奴中断与阻塞了的丝绸之路，为我国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张骞还以其亲身经历证实和订正了过去对西域诸国的传说和零散记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使汉朝政府了解到了丝绸之路上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并由此与他们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奠定了基础。
    据《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汉代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陇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然后分为两路：南路：由敦煌西南行，出阳关，沿南山（昆仑山脉）北麓，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且末、精绝（今新疆民丰县尼雅）、于阗（今新疆和田）、沙车到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后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向南到达大月氏、大夏、罽宾、身毒等国。北路：由敦煌西行，出玉门关到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又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到疏勒，越过葱岭可达大宛、康居、奄蔡（在里海、黑海间）等国。
    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是汉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经丝绸之路，西汉政府把内地的丝织品、钢铁、竹器、漆器、陶器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方，而西方的葡萄、苜蓿、胡麻等物产，以及音乐、绘画、宗教也随之传入中国。张骞通西域沟通了被中断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使汉族与边疆各族，使中国与周边各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因此史书将张骞出使西域誉为“凿空”。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地处丝路要冲的敦煌也随之发展成为中西交通的枢纽。
    三、汉代对敦煌、河西的开拓经营
    河西归入汉朝版图后，为了建立制匈奴、通西域的强大根据地，便在河西地区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郡县的设置就是其中之一。汉在河西置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据《汉书 · 地理志》记载，汉代的敦煌郡共统辖6个县，即：敦煌（今敦煌市西沙州故城）、冥安（今瓜州县锁阳城）、效谷（今敦煌市东北）、渊泉（今瓜州县四道沟）、广至（今瓜州县破城子）、龙勒（今敦煌市南湖破城）。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地区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