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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 本 大 观 园 www .JP118. com 《新编日本通史》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编著 2004年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日本早期社会 第一节 日本列岛的黎明 一、日本列岛的形成与日本民族的起源 二、绳纹时代的日本 三、水稻的传入与弥生文化的诞生 第二节 日本古代国家的成立 一、邪马台国与古代国家的起源 二、卑弥呼的“鬼道”与早期神道教 三、倭人的
2、习俗与对外交往 第三节 大和国的统一与倭五王时代的日本 一、古坟与埴轮 二、“三角缘铜镜” 三、“大和国”的诞生与日本统一 四、大和国的国家机构 第四节 倭五王时代的对外通交与大陆先进文化的吸收 一、倭五王时代的对外通交 二、大陆移民的涌入 三、大陆先进技术的引进 第二章 飞鸟时代 第一节 推古朝改革 一、推古朝改革 二、中日通交的频繁化 第二节 大化革新 一、大化革新 二、白村江之战与迁都近江 第三节 天武之治 一、“壬申之乱”与天武朝的政治革新 二、律令的制定与律令制度的成立 第四节 飞鸟文化 一、飞鸟文化的特色 二、佛教艺术 三、儒学与道教
3、 四、国史的编撰 第三章 奈良时代 第一节 律令政治的展开 一、奈良迁都 二、藤原氏势力的扩大和朝廷内部的矛盾 三、国土的开拓 第二节 奈良朝的经济 一、班田制 二、租庸调制和徭役 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四、商业的发展 第三节 奈良朝的对外交流 一、8世纪初的东亚形势 二、与唐王朝的交流 三、与渤海国的往来 四、与新罗的关系 第四节 奈良文化 一、佛教的兴盛 二、儒学的影响 三、文学 四、建筑 五、绘画与雕刻 六、乐舞 第四章 平安时代 第一节 皇权旁落 一、平安朝的迁都 二、桓武之治 三、摄关政治的形成 四、院政 第二节 班田制
4、的瓦解与庄园经济的发展 一、班田制的瓦解与庄园的出现 二、庄园整理令 第三节 武士力量的兴起 一、武士与武士团的形成 二、平氏政权 三、源平两氏的争斗与平氏的灭亡 第四节 平安时代的中日关系 一、“遣唐使”废止后的中日交流 二、与渤海国的往来 第五节 平安文化 一、佛教的兴盛 二、史学成就 三、假名文学的诞生 四、艺术的发展 五、平安文化的特点 第五章 镰仓时代 第一节 镰仓幕府的建立与发展 一、镰仓幕府的建立 二、镰仓幕府的政治与经济 三、镰仓幕府的巩固一发燕尾服 第二节 镰仓幕府的衰落和灭亡 一、御家人制度的瓦解 二、镰仓幕府的灭亡 第三节
5、镰仓时期的中日交往 一、贸易往来 二、僧侣的交流 第四节 镰仓时期的文化 一、新兴佛教的产生 二、镰仓文学 三、镰仓艺术 第六章 室町时代 第一节 政权的变迁 一、建武新政 二、南北朝与足利幕府 三、室町幕府的统治 四、此起彼伏的“一揆” 五、战国纷乱群雄割据 六、织丰政权 七、丰臣秀吉的统治之策 第二节 经 济 一、室町时代的经济发燕尾服 二、农村自治体的形成 第三节 对外关系 一、对明交通与勘合贸易 二、明代时期的倭寇 三、明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四、与朝鲜的关系 五、与琉球的关系 第四节 文 化 一、室町文化 二、安土、桃山文化 三、
6、西方文化的传入 第七章 江户时代 第一节 幕藩体制 一、江户幕府的成立 二、幕藩体制的确立 三、禁教与锁国 第二节 江户时代经济的发展 一、封建领主制经济发展状况 二、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 第三节 幕藩体制的动摇 一、幕府统治的腐败 二、武士的贫困与商人势力的抬头 三、农民与市民的反抗运动 四、三大改革的失败 第四节 锁国体制下的中日交流 一、长崎贸易 二、文化交流 第五节 江户时期的文化 一、哲学思想 二、町人思想与町人文学 三、町人艺术 四、西籍的传入与兰学的发展 第八章 明治时代（上） 第一节 西力东渐与幕府的灭亡 一、西力东渐与开国
7、二、幕末社会政治形势 三、江户幕府的灭亡 第二节 明治新政 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二、富国强兵 三、文明开化 第三节 自由民权运动及近代天皇制 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 二、自由民权运动的激化及失败 三、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第九章 明治时代（下） 第一节 对西洋的屈从和对亚洲近邻的侵略 一、明治初期的西洋外交 二、甲午战前的东亚外交 三、甲午战争 四、日俄战争 五、对外侵略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节 明治文化 一、学术 二、艺术 三、教育 四、宗教 五、明治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第十章 日本走上法西斯侵略道路 第一节 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第
8、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内政治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形势 三、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 一、国内危机 二、大正民主主义与战后工农运动 三、田中义一法西斯内阁的统治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外矛盾的加剧 第三节 发动侵略战争与天皇制法西斯专政 一、1929年经济危机下的日本 二、法西斯专政的形成 三、全面侵华战争 四、伪满洲国和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东北 第十一章 太平洋战争及日本的彻底失败 第一节 战时法西斯体制的建立 一、国民精神总动员建立与战时经济编制 二、近卫体制的建立 三、大政赞翼会 四、产业报国会与战时经济 五、国家
9、总动员法 第二节 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战前的国际形势 二、太平洋战争的开始 三、战局的展开 第三节 日本法西斯末日及节节败退的战局 一、中国和其它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解放斗争 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 三、日本投降 第十二章 占领时期的日本 第一节 战时法西斯体制的建立 一、国民精神总动员建立与战时经济编制 二、近卫体制的建立 三、大政赞翼会 四、产业报国会与战时经济 五、国家总动员法 第二节 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战前的国际形势 二、太平洋战争的开始 三、战局的展开 第三节 日本法西斯末日及节节败退的战局 一、中国和其它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解放斗争 二、
10、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 三、日本投降 第十三章 走向经济大国 第一节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与旧金山体制的建立 一、占领政策的转变 二、旧金山体制的建立 第二节 经济的复兴 一、战后的经济危机 二、经济九原则和道奇路线 三、朝鲜战争特需景气 第三节 从政治独立到田中内阁的多边自主外交 一、“五五体制”的建立 二、反安保条约运动 三、岸信介内容的对外政策 四、政治自主与多边外交 第四节 成为经济大国 一、财阀集团重新组合和“经营齐全”原则 二、经济高速增长 三、高速增长的动力 四、高速增长的结果 第十四章 走向国际化时代 第一节 经济条件 一、70年代以
11、来经济稳定增长 二、企业国际化 三、金融国际化 第二节 政治活动 一、从铃木内阁到中曾根内阁 二、竹下登内阁与利库路特案件 三、从昭和到平成 第三节 冷战的结束与世界的多极化 一、日美同盟关系与贸易摩擦 二、与中国的关系 三、与俄罗斯的关系 四、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 第四节 文化观念走向 一、技术立国与教育改革 二、民族主义思潮的流行与日本文化的国际化 三、社会意识的走向与生活观念的变化 终 章 迈入21世纪初始的日本 第一节 21世纪初始日本面临的困境 一、经济持续急退 二、政局的动荡 第二节 小泉新内阁与“无圣域的结构改革”的提出 一、小泉纯一郎内阁
12、的成立 二、无圣域的结构改革的兰图 三、“小泉改革”的社会基础 第三节 继续为实现政治大国战力量目标而不遗余力 一、美国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变化及日本的地位 二、政治大国战略目标 第四节 实现军事大国的新动向 一、架空现行宪法，不断扩大自卫队的国际军事义务 二、《恐怖防止法案》与《有事法制》 二、重整军备，加速使自卫队成为具有战争实力的军事实体 后 记 历史年表 前 言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日本通史，从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的现代，凡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均作
13、了比较系统的铺叙。这是我所10余位师生2年多来通力合作的成果，虽然时显捉襟见肘、力所不逮之处，但我们依托集体力量实现优势互补，各自尽了最大的努力。 写通史难，写历史教科书更难，写外国历史教科书最难。为什么这么说呢？由于作者受专业限制，独立完成贯通古今的著作不易，多人合作则会造成结构松散、线索紊乱，所以说“写通史难”；教科书比一般的论著更注重客观性，仅仅掌握古今史料还不够，必须了解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所以说“写历史教科书更难”；如果写外国历史的教科书，必须与国际接轨，设法从国外获得资料，收集国际学术界的信息，当然还得具备娴熟的外语能力，所以说“写外国历史教科书最难”。 既然有这么多的“难”，我
14、们为何要知难而进呢？这里既有国外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原因。所谓“国外的因素”，主要指“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所谓“国内的原因”，则是对国内的研究现状还不太满意。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但却被主观地描述。虽然任何历史叙述均包含主观成分，但这与歪曲历史有着本质区别。日本的“历史”之所以成为“问题”，原因即在于某些日本人自述的历史，虽然自我标榜为“国民的历史”，[1] 但从周边国家看来，已经超出“主观偏差”的范畴，属于“恶意歪曲”的类别了。这些被严重歪曲的历史教科书，接二连三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不能不令有识之士深深担忧。[2] 从两层意义上讲，日本历史既是大和民族的历史，同时也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历史
15、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正面看，7世纪以来，日本锐意学习隋唐文化，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员；从反面看，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亚洲邻国，试图建立“东亚共荣圈”。 上述正反两面均说明，如果要客观而全面地描述日本历史，那么我们不仅需要敏锐地洞察其内部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必须恰如其分地把握其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如果过分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关联，容易忽略日本历史的民族特色，甚至把其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支；如果过分强调日本历史的民族自主性，容易产生主观偏差，甚至会陷入“皇国史观”的泥潭。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感到有必要从中国人的立场撰写一部“日本历史教科书”，力争尊重客观事实以还历史本来面目，因而古代部分比较偏重中日间的文化及贸
16、易关系的叙述，近代部分侧重于对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批判。当然，古代中日之间也发生过“白村江海战”及倭寇的侵扰，近代也不乏文化交流的美谈佳话。 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悠久的传统，在清末时已经达到“巨细无遗”的程度；相比之下，中国人研究日本历史起步很晚，清末和抗战时热过一阵，“文革”期间停顿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周一良、汪向荣、胡锡年、吴廷璆等老一辈学者先后复出，艰辛地开垦出一片处女地；继而王金林、王晓秋、武安龙、严安生等俊彦脱颖而出，在各自领域颇多建树。现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等均在培养日本史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为学术界储备了后续力量。
17、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的一些成果引起日本史学界的关注，如汪向荣的“邪马台国”研究、王仲殊的“三角缘神兽镜”研究、王金林的“奈良文化”研究、严安生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等，均处于国际学术界的前沿。 然而，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我国学者处于领先地位的领域限于局部，仅在中日关系史的某些点面有所突破。就整体而言，我们比不上欧美同行，与日本史学界的差距则更大。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主要在哪里呢？我想从两个方面进行反省。 首先，基础设施没有建设完善，严重阻碍后进学者的成长。如没有组织全国力量编写各类教科书，听说有些大学的日语专业使用日本初中或高中的历史课本，这
18、是令人非常痛心的现象；再如全国至今没有一个日本历史的专业刊物，许多优秀的成果缺乏发表的园地；还有专业必需的工具书，如年表、辞典、史料集等严重匮乏，几乎没有一部中国人自主编写的大型工具书。 其次，研究人员缺乏独创思维，对日本学术界亦步亦趋。如果你仔细阅读国内几部流布甚广的日本史著作，看到“中国人来日本”、“日本人去中国”之类的语句，有时会怀疑作者不是中国人。“日唐关系”、“日宋贸易”、“日清战争”等是日语词汇，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中不正常，我们应该称作“唐日关系”、“宋日贸易”、“甲午战争”。连术语都套用日本的，内容和观点就不见得会有大的创新。 鉴于国内学术界日本史教材的匮乏及模仿日本过甚的风
19、气，我们虽然自感势单力薄，但认为有责任做些开拓铺垫工作，于是就有了集体撰写这部《日本历史》的计划。如上所述，本书是在内外因素的刺激下着手编撰的，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且是多人合作的集体作业，所以笔力分布不均、内容良莠不齐、章节衔接不顺等弊病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这部用中国史观撰写的日本历史，相信会引发读者——包括日本读者的思索和深省。换一个角度通览日本历史——本书为你开启门户，希望你有所新见闻，有所新感受。 王 勇 2003年5月8日于武林寓所 注释： [1] 日本曲解历史的著作不少，流毒颇广的如西尾干二编的《国民的历史》，扶桑社，1999年10月版。 [2] 2001年4月3日
20、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会长西尾干二）主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获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4月9日，王勇在《东京新闻》发表题为《背负历史的涵义》专稿，表述了中国学术界的立场。 第一章 日本早期社会 第一节 日本列岛的黎明 一、日本列岛的形成与日本民族的起源 人类的历史据说最早可追溯到地质学上的洪积世时期。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研究，在新生代第四纪洪积世，由于冰川作用，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1万多年前的全新世，海岸线和气候急剧变化，新地层的形成和侵蚀愈加强烈，随后冰川融化，海面上升，陆桥被淹没，日本列岛遂成为今日与大
21、陆脱离的岛屿。但大陆居民仍可利用日本海左旋环流和季风渡海赴日，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一些为追逐动物而至的大陆人逐渐定居下来，成为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并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文明的种子。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增加，因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母体文化。 地近寒流暖流、气候温暖潮湿的日本列岛适宜动植物的生长，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居民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群居洞穴，打制石器，并进一步发明了陶器（即先土器），迈开了由蒙昧走向文明的新起点。人们根据陶器表面的绳纹式样，将弥生粗陶出现以前的约6000年间，通称为“绳纹时代”，长期以来以此作为日本历史的源头。然而，1946年相泽忠洋于今群马县新田郡岩宿发
22、现的一些粗制的黑曜石打制石器，它们被鉴定为早于绳纹时代。此次偶然的发现把日本历史的源头提前到 “旧石器时代”。岩宿遗址的发现，使人们掌握了一把通向远古迷宫的钥匙。至今日本列岛上发现的旧石器遗存总数已达约4000处。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的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学术界曾经根据发现的人骨，提出从距今80万年前后至1万8千年前后，日本列岛上曾居住着“明石原人”、“葛生人”、“牛川人”、“三日人”、“港川人”、“滨北人”及“圣岳洞人”等。但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近年来深入研究的结果，考古学界已明确否定了除冲绳县港川以外的人类遗骨的定性。产生定性错误
23、的原因，一是由于考古发掘技术的局限；二是出于对日本文化的崇敬，故意拔高，妄目推前年代；三是极个别人对考古遗物的伪造。尽管大多数原有的定性被推翻，但是从发掘的石器、陶器和居住遗迹表明，日本民族很早就劳动、生息在列岛上了。关于日本民族的祖先从何处而来，考古学者樋口隆康指出，进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移民主要有五条途径：北路（来自桦太即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南洋路（来自南太平洋诸岛进入本州东部）、朝鲜路（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仅进入本州中部）、东中国海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和冲绳路（来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 [1] 二、绳纹时代的日本
24、 公元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稍后，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代。绳纹遗址最早发现于19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但以东日本分布密度最高，最主要的为贝丘遗迹。在绳纹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前期器形为尖底深钵，花纹有繎丝纹、押型纹、贝壳纹等。中期以后，器形主要以平底钵形、瓮形、圆筒形等，花纹除绳纹以外，还有贝壳纹、爪形纹、涡纹。后期的器形呈现多样化，深钵、瓮形外，还有瓶形陶器和碗等，花纹以磨消绳纹为主。关于绳纹陶器制作技术，目前存在两种主要说法，一种为“渡来说”，即来自南太平洋诸岛的移民或来自北亚的移民带来了陶器的制作技术，这种技术逐渐为土著人所掌握，创造出绳纹陶器。另一种为“本土说”，即
25、陶器技术是自发产生的。根据考古学界对爱媛县久万川石灰岩断崖处遗址发掘的调查报告可知，在相当于1万2千年前的第九层中发现细隆纹陶器；在相当于1万年前的第六层发现了无纹陶器；在相当于8千年前的第四层发现了押线纹陶器。据此可知，该遗址为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绳纹时代初期的遗址。 [2] 因此，可以认为，绳纹陶器的制作技术可上溯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及绳纹时代，中间未出现明显的断层。事实上，陶器的使用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日本的陶器制作技术是石器时代最早的移居者们带来的，陶器工艺以后的变化发展也离不开来自外部的刺激，这已为日本考古界所认同。 绳纹人的生活是一个以聚落为中心的闭塞世界，居住竖穴和铺石
26、洞穴，他们的生活用具有打制的石镞、石枪以及用鹿骨制作的骨镞，还有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 [3] 拔牙习俗甚为风行。拔牙的涵义，或为结婚标记，或为近亲服丧，或为护身御敌的咒术，更是一种成年式的习俗。 陶俑最早出现于绳纹早期遗址，中期以后大量出现。根据地域的不同，陶俑的形状和制作也相异。表现突出的是乳房和膨隆的腹部，普遍认为这是从女性的形体抽象制成的。有学者认为，绳纹时代日本曾盛行女神崇拜信仰，女性陶俑都是与生殖繁荣相关的女神像。绳纹中期遗址发现的大型龟头形石棒则是一种性器，是作为崇拜对象而出现的。它与注口陶器的注口部分看作性器是相对存在的
27、 [4] 除陶俑外，还出土了熊俑、猪俑和猴俑等动物俑。一般认为它们是一种具有护符性质的物品。绳纹后期作为咒物的女性陶俑制作风行，可能是显示了集团性宗教信仰的强盛。绳纹时代一般死者都是呈屈肢状埋葬的，此还有蹲葬、伸展葬，随葬品很少。关于为什么采用屈肢葬的葬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所需面积小，节省劳力；手足缩屈成睡觉或休息姿态；屈肢为母腹胎儿的姿态，以此祈求再生；为了防止死者再度还生。 绳纹时代的日本社会，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由一个个母系家庭构成的原始共产制经济单位。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定的区域，住的是简陋的竖穴。从千叶县姥山贝丘竖穴
28、遗迹来看，在直径为6米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平面内，其中央有用石块或陶片围成的圆形灶炉，聚落附近形成的贝塚也很有规则。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聚落是在一定统率者的支配下过着有组织的生活，依靠集体协作从事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活动。当时的生活原则是以聚落为单位实行自给自足，彼此在相当范围内互相进行交易。如用于制造石镞的黑曜石就存在许多交易圈。其中以长野县的和田峠、九州的阿苏和北海道的十胜等黑曜石的产地为中心的交易圈的半径约200公里。 [5] 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绳纹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农耕。绳纹人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渐渐悟识到植物的生长规律，为了确保季节性植物食品
29、的稳定收获，植物的种植栽培便诞生了。作为掘土工具的石斧和摘穗用的石刀，在近畿、九州、四国地区等遗迹中已广泛发现。近年来，一些绳纹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炭化米、大麦粒等的压痕；北九州福冈市板村遗迹中，发现了绳纹后期的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田间小道。这些发现生动地说明在绳纹后期已栽培栗、麦、稻等作物了，后期绳纹人耕作经验的积累，为后来弥生时代水稻的广泛耕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与原始农耕相适应使用的陶器，无论从绳纹陶器的形态还是纹饰来看，都有相当进步。但从烧制陶器和制造陶器的技术来看，可以说还停留在很幼稚的阶段。绳纹陶器中残留有许多黑斑，这种黑斑显然不是绳纹
30、人想制造黑色陶器的结果，而是因为不了解造窑技术和其效应，满足于低火候、低温烧制的陶器。绳纹时代的各种技术随着时代前进多少有些进步，但就制陶技术来说，不是直线发展的，绳纹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带有“畸形性”。“尽管在陶器和石器加工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才能，但是生产力的停滞却使石器时代人的精神内容不能不停留在低级阶段。以物质为材料进行造型的能力之高涨，与组成社会的人类思想认识之低下，形成了原始社会文化奇特的不平衡。” [7] 如此畸形发展的文化，势必要被一种新的先进的文化所代替，于是伴随着水稻耕作技术及金属工具的传入，弥生文化便应运而生。 三、水稻的传入与弥生文化的诞生 约在公元前2
31、3世纪，日本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时期以1884年在东京弥生町向冈贝塚发掘的比绳纹陶器先进的球形陶壶为契机渐受世人瞩目，该陶器被定名为弥生式陶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的时代被称为弥生文化时代。经过考古学者的论证，人们逐渐明白，弥生陶器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绳纹晚期来自大陆的新文化要素促使日本列岛发生了“农业革命”。这种新文化要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日本各地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农耕遗迹和金属工具。 [8] 据考古发掘，绳纹后期九州地区已普遍种植水稻，稻作文化要素显然从海外传播而来。关于稻作的传入路线，主要有四种见解：华北迂回传播说；朝鲜间接传播说；南方迂回传播说；江南直接传播说。迄今，朝鲜间接
32、传播说仍为日本和韩国的许多学者所倡导，也即从中国江南北上经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南部传到九州北部，而后传播开来的。中国学者多倾向于“江南直接传播说”。近日遗传学专家经过对近畿地区弥生时代的池上曾根和唐古·键两处古代人居住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进行脱氧核酸（DNA）鉴定，进一步证实水稻是从中国大陆直接传到日本。 [9] 水稻的种植和铁器的开始应用，是弥生文化的重要特征。水稻传入不久，农耕技术迅速地从九州地区传布到近畿地区，并波及全国。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住居和村落发生变化；陶器的器
33、形和用途发生变化；纺织技术突飞猛进；原始宗教信仰出现。这些变化与考古发现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等史料所载可相互印证。 弥生初期，农耕工具虽然主要还是木器、石器，但是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工具，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青铜器和铁器制作的风行，日本列岛进入铁器时代。金属文化传入日本，或由大陆移民携来，或为中国朝廷赐予，或经交易获得。由于弥生时代直接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因此与铁器主要生产工具不同，青铜器主要是作为武器和礼器盛行于世。特别是在弥生时代后期，铜鉾、铜剑和铜戈等完全失去作为实用武器的性格，铜铎也丧失本来作为乐器的机能，它们演进成共同体的神圣礼器。从考古发掘分析，弥生时
34、代的青铜器可划分为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青铜利器文化圈和以畿内为中心铜铎文化圈。1984年岛根县荒神谷遗迹发现358年铜剑，距该处7米处还发现畿内制的铜铎6件、北九州制的铜鉾16件。由此可见，两大文化圈并非孤立，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和影响。 第二节 日本古代国家的成立 一、邪马台国与古代国家的起源 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与此相应，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集团渐趋消亡，以地缘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迅速产生并日益壮大，至弥生中期部落国家初现端倪。公元1世纪成书的《汉书·地理志》载，当时的日本“分为百余国”，这些部落小国定期向汉朝（乐浪郡）朝
35、贡。至后汉时发展成“三十许国”，从安帝永初元年帅升等复数国王参加朝贡来看，日本当时尚未出现统一王朝。至桓灵年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在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山地斜坡、高地等处的高地住宅遗址，普遍发现筑有壕沟，并拥有石制、铁制武器。佐贺县吉野里遗迹除出土了铜剑和管玉外，还发现大量折损的武器和残缺不全的人体骨骸，在其四周存在长达2500米的壕沟。由此可知，当时日本已进入阶级社会，分立的小国之间斗争尖锐残酷，正朝着更广阔范围的政治上的统一发展。在相当于魏晋时期，在九州北部诞生了国家联盟“邪马台国”。 学术界普遍认为，现存《魏志·倭人传》各版本所载邪马壹国之“壹”为“台”之误，邪马壹国应为
36、邪马台国。然古田武彦指出，原文本作“邪马壹国”，“邪马台国”则为后人擅改。 [10] 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见解，即“九州说”和“近畿说”。 [11] 从考古资料以及九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九州地区是易接受、吸收大陆先进文化的自然合理地带，最早与大陆通交，且扼守通往半岛的要道，该地区的国家政权最有可能与曹魏结盟，曹魏也不可能避开必经之路九州而通交近畿地区的国家政权。 诞生于北九州的邪马台国统治着二十余个小国，其国内“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以婢千人自侍”。可以想象，这种存在着“大人
37、下户”和奴婢等级、严格上下贵贱差别的邪马台国，阶级制度和身份制度已经确立。邪马台国还建立了一套包括辅臣、“大率”、“大倭”、“大夫”等机构的国家机器，其应是日本列岛上第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关。 [12] 《魏志·倭人传》载：“女王国以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说明与邪马台国同时在近畿地区已有国家兴起。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青铜利器文化圈和以畿内为中心铜铎文化圈的对立，表明了近畿地区也存在着势力强大的国家政权（或国家联盟）。大量的考古发掘显示了该地区的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布局集中且有规则的铜铎和铜镜的大量出土，说明前大和地区的国家已建立了政治统治制度。邪马台国和
38、前大和地区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并行不悖地发展着各自地域的经济和文化。 [13] 这说明了邪马台国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至少北九州和畿内地区的发展水平是相近的，即在九州存在着邪马台国的时候，在畿内地区同时存在着另一个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在这两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争夺霸权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统一日本列岛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大和国”。 二、卑弥呼的“鬼道”与早期神道教 古代人的生活与现代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侯或地形等自然条件左右，人们既切身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泽，又对频生的自然灾害感到无限恐惧，因而常把自然的威力归结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古代日本也
39、不例外，而且围绕祭祀、祈祷神的“神事”相当发达。原始神道的图腾信仰的主要表现为对生殖器的崇拜，至今袒露象征生殖器的石偶或石棒仍残存于日本各地。至弥生时代，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大约于弥生时代前期，在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和丰收后答谢神灵恩德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日本的原始神道教。先是以崇拜谷神、土地神为主，后来受到大陆传来的儒、佛、道及萨满教的影响，原始神道的天神、地祗、人灵逐渐完整和系统化起来。原始神道的祭祀出现了“神篱”及“盘境”等。至古坟时代，祭祀仪式逐渐复杂，祭祀期间临时性的房屋被永久性殿社代替，神社神道逐渐诞生。5世纪大和朝廷统一日本后，演变成为以天皇氏族神——天照大御神为
40、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祗系列和礼仪，这种所谓的皇室神道是神社神道的核心。 原始神道的中核是巫术和祭祀活动。《魏志·倭人传》中，倭人死后“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及重大决定时“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等记载的巫术活动，是日本神道教的原始形态，弥生时代以后的原始宗教，本质上是农耕仪式。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目的在于祈求丰收和感谢神灵赐予的丰收。“其俗不知正岁四时，但记春耕、秋收为年纪”，当起源于弥生时代的农耕仪式。 [14] 《魏志·倭人传》中记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对于卑弥呼的“鬼道”，学界的见解主要有
41、三种，即原始巫术说、道教说、原始神道说。 卑弥呼深居宫室楼观不是道教中的清静无为的修炼，其为王之前仍可示人，“为王之后，少有见者”是为了维持“鬼道”的神秘性、“惑众”性，“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也是为此目的。“宫室楼观”并不是道教的“楼观”，而是倭女王卑弥呼的祭祀场所——殿社。日本原始神道的祭祀，先是选择一定的洁净地划为“圣域”，种植常青树作神灵的依止场所，称为“神篱”；或选一定的岩石叫“盘座”，周围用石头围砌起来，称为“盘境”。至3世纪，日本的神道祭祀场所肯定比“神篱”、“盘境”豪华，作为倭女王卑弥呼保持神秘性的祭祀场所也肯定会建造巨大的殿社并四周“城栅严设”。
42、 《魏志·倭人传》记为“鬼道”，正反映了魏使对日本固有的民族信仰和礼仪——日本神道教的见解。或许当时像《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样，称神道教为“本教”、“神习”、“德教”、“古道”或“神道”等，其具体内容并没有固定下来。对于3世纪来往于中日两国的使者来说，未必能以一个统一的称谓来称呼当时的神道教，他们拿当时中国人的价值标准，结合东汉末年诞生的符水道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而称倭女王的祭祀场所为“楼观”、其所事的神道为“鬼道”。我们认为，从祭祀场所为固定的“宫室楼观”来看，卑弥呼所事的“鬼道”已隐约表现出神社神道的性质。 [15] 三、倭人的习俗与对外交往 据考古发现，绳纹
43、时代倭人已佩带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和纹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三国志·倭人传》载，男子“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可见列岛的纺织技术进步，这与倭人以农业为主、“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棉”等是分不开的。邪马台国向曹魏贡献的“斑布”、“倭锦”、“绛青缣”、“绵衣”、“皂布”及“异文杂锦”大概供统治者专用，这充分说明当时手工业已较发达。此外，从女王壹与上献的“白珠”、“青大句珠”等装饰物来看，倭国还出现了专门制作供统治者赏玩、装饰等工艺品的部门和工匠。“倭锦”和“异文杂锦”上也肯定与弥生陶器一样绘有
44、图案，虽然不能确定其图案是否为花草、禽兽或人物。至隋代时，倭王开始着冠且“以金银镂花为饰”，很有可能受中国的影响。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则说明了倭人以文身用来装饰，而且“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断发文身乃是古代中国江南吴越地区的习俗之一，倭人文身习俗当来自中国江南地区，《晋书·倭人传》载倭人自谓吴泰伯之后，应是有凭有据的。 如上文所述，绳纹时代后期日本列岛上存在许多交易圈，至弥生时代倭国交易更为活跃。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产品的增多，相应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魏志·倭人传》载：“国国有市，交易有无”，对马国“乘船南北市籴
45、一支国“耕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随着倭人走出海岛，通交汉魏及三韩，海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据考古发掘，九州和本州等西日本各地出土了大量王莽时期的货币——“货泉”。 [16] 《后汉书·韩传》载：“（辰韩）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市之。”与曹魏之间主要是朝贡贸易，据《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可知，倭国贡品的数量远不如中国朝廷的赠赐品多，赐予的“好物”中有黄幢、铜镜、大刀等有效传达出曹魏支持卑弥呼的政治信息。这些赠赐品大大地满足了朝贡国统治者在生活“奢侈品”上的需要和经济贸易的获利，但朝贡主要目的仍然是以政治上的利益为中心的，特别是在动乱时期。 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2千多年。
46、公元前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海内北经）上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写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3世纪成立的《三国志》开始为日本列传，详细记述日本列岛风俗人情和中日通交的史实。明确记载倭使至国都的史籍为《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57（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还赐以“汉委奴国王”金印。 [17] 107（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说明倭国王帅升是当时该地区军事力量最强、生产力最发达且能代表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国王。[18] 景初二年（238年，今人多据《梁书·倭国传》等史籍改为景初三年即239年）六月曹魏授予倭女王卑弥呼“亲魏倭
47、王”，授予倭使难升米“亲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亲善校尉”等爵号。据《魏志·倭人传》所载，倭女王国朝贡曹魏共有四次，分别为238（景初二）年六月；240（正始元）年正月；243（正始四）年；247（正始八）年。 据《晋书》记载，晋“文帝作相”（258年）后，邪马台国又遣使数至。266（泰始二）年又遣使重译入贡。可见邪马台国与中国保持交通直到3世纪后期。至413（义熙九）年，倭国才同高句丽、西南夷并献方物。可以认为3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日本列岛内部发生了巨大变革，这就是日本列岛的统一进程。从《宋书·倭国传》载倭王武致宋顺帝的上表文表明，倭王武的祖先进行了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征伐战争。 第三节
48、 大和国的统一与倭五王时代的日本 一、古坟与埴轮 3世纪中叶后，日本列岛的地域国家加快了兼并步伐，不断扩大规模和开拓疆域。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北九州的倭女王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可以推知统治者生前的权势和威望。根据对全长200米以上的大型坟墓数量和地点的统计可知，迄今发现的大型坟墓有36个，大多建造于4至5世纪。4世纪的大型古坟主要集中在奈良，5世纪移向大阪，6世纪风光不再，这与大和朝廷的发祥、扩张、衰落的历史正相吻合。位于大和地区的箸墓古坟全长达276米，充分证明3世纪后期的大和地区已逐渐成为日本列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和地区的前方后圆墓制
49、最早出现在4世纪，以后逐渐向四周扩散并成为定式，说明了大和联盟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波及到广阔的区域。关于前方后圆坟的起源，学界有多种见解，但“中国祭坛起源说”，也即前方后圆坟吸纳了祭坛的“天圆地方”要素，前方部是地上统治者举行祭祀的场所，后圆部则为供奉化升天神的祖灵之地说较为确切。 [19] 巨大的古坟埋藏着丰富的随葬品。其数量和质量，均远远超过弥生时代的出土文物。在琳琅满目的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埴轮（明器）和铜镜。埴轮是一种素烧粗陶，表面呈灰红色，分园筒器和象形器两种，盛行于整个古坟时代，用途、器形等与弥生陶器判然有别。其中象形埴轮千姿百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面貌。千叶县姬冢古坟发
50、现45件排成队列的埴轮群，其规模虽不能与西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同日而语，但其用意应当是一样的。据《日本书纪》（垂仁天皇纪）记载，烧制成人马、器皿形状的埴轮是用来代替活人殉葬的。大阪府堺市的大山古坟（即仁德天皇陵）出土的埴轮约2万件，绝大多数属于园筒埴轮，围绕坟丘周沿紧密配列，大半埋入土中，上部露出地面。这使人想起中国的祭天圆丘四周的围墙。规模巨大的古坟和数目众多的埴轮已隐隐显示了大和王权的强大和日本列岛统一进程的加快。 二、“三角缘铜镜” 古坟的随葬品中，除千姿百态的埴轮外，还有各类木器、贝器、铜器、铁器、石器、玉器等，其中代表性的宝器，非三角缘神兽镜莫属。195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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