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洞见》（言论）.docx

赵本山被抛弃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文/木虫
赵本山被中国主流社会抛弃已成定局，虽然老赵使出浑身解数，意图力挽狂澜，但最终无济于事，而且落得个不自重，不自尊，不自爱的杂耍形象。其实，赵本山被抛弃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而绝非赵本山一人之力能够改变。可惜的是赵本山至今也没有想通、想开，想透、没有解开其中的秘密。
赵本山的小品艺术是一种搞笑艺术。其来源于东北二人转，以后虽有发展，但本质没有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幽默，二是低俗，其低俗主要表现在具有以下两种文化倾向。
一是文革文化的影子，赵本山的小品不尊重人，尤其是对残疾人，瘸子，盲人，哑巴，肥胖者，极尽挖苦之能事，其搞笑艺术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之上。不尊重他人的人格，不尊重他人的感情，不尊重他人的思想，不尊重他人的生活，不尊重他人的身体，不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的习惯，不尊重他人的生命，致使赵本山小品艺术，愚蠢、麻木、低级、霸道、无知、肮脏、甚至是流氓的习性充斥其中，是自虐，更是虐人。
二是封建文化的糟粕，赵本山艺术中，凡是身体有缺陷的人地位低，妇女地位低，单身汉地位低，上智下愚，官智民愚，男尊女卑，封建宿命，读书做官论的思想十分明显。表面上看是一种幽默，一种诙谐，实质上是一种封建思想的糟粕。其挖苦的对象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没有诚信的商人，不是麻木不仁的富人，不是丧失廉耻的人性，不是被铜臭污染的法律。其所谓艺术对社会没有救赎，没有改造，对人性没有启发、没有引导，对道德没有提升、没有发现，而是对那些善良的穷人，有生理缺陷的痛苦人，落后的农村人进行挖苦、模仿、嘲笑、戏弄。
赵本山之艺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
一是缺乏时代精神，中国改革开放35年，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什么地步，赵本山不得而知。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落后文化，什么是文明文化，什么丑陋文化，赵本山不得而知。中国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时代艺术是什么，时代思想是什么，赵本山不得而知，一种风格吃到底，更谈不上引导。
二是缺乏时代道德，市场经济下的时代道德是什么，什么是当今社会的主流道德，什么是封建道德什么是现代人的，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样的道德才能引领一个民族，赵本山不得而知。其整个艺术中很难看到平等、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影子。
三是缺乏时代之美，赵本山艺术没有真正摆脱东北二人转的束缚，仍然是一种庸俗艺术，一种封建艺术，一种垃圾文化。他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脏乱差，一种恶心，一种无聊，甚至是一种以丑为美，以假为美，以欺诈为美，以愚昧为美的艺术形式。缺乏人性关怀，缺乏文明进步，缺乏诚信善良，缺乏真正的时代之美。
赵本山艺术绝对不是赵本山一个人的艺术，他的艺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走红近三十年，也绝对不是偶然的。赵本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他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水平，是一个群体审美能力的水平，是一个群体精神状况的水平。我们可以批评赵本山，但绝对不能责怪赵本山，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如果没有赵本山也必定会有一个其他什么本山来填补这个文化的留白。
赵本山艺术被抛弃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一种文明，一种觉悟。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当然包括赵本山在内，都应该为此欢欣鼓舞。这说明中国已经有了四个方面的改变。一是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二是中国人审美能力、鉴赏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三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四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历史是无情的，真理是永恒的，滚滚车轮缓缓向前。艺术也好，其他什么也好，顺之昌，逆之者亡，谁走在了人民的前面谁就是引导者，谁落在了人民的后面谁就是反动者。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的智慧，你的思想，你的胸怀，你的觉悟，你的文明，最终决定了你的高度。早在七年前，木虫写过一篇《赵本山的破帽子还能戴多久》的文章，并引发其粉丝的严重不满，而此时此刻，赵本山能否理解呢！
2014.11.2.
  赵本山退出春晚是迟早的事
　　　　　　　　　　　　　　　　　　　　文·心灵朝阳
演艺圈名星推陈出新，如同天空的流星一样，匆忙坠落。璀璨总在眨眼之间，如同花儿的生命，闪得愈亮，愈是容易消失。赵本山在央视春晚活跃有些年头了，也算是一代演艺名人中，将春晚一等奖，笑拿到最后的一位了。
自赵本山从去年退出春晚后，就引起不少网友的争议。我在一个网站发过帖子，大家各有评说。有的朋友认为赵本山确实该退出了，有的朋友念念不忘本山大叔精彩的小品。可见本山大叔也是粉丝如云，甚至比他意料的还多。无论反对的，还是支持的，总而言之，大叔他老人家的影响力，也足够震撼这个时代了。
不知不觉，2013年的春节又将到来了！春晚的节目选拔还在紧锣密鼓当中。传说本山大叔又要上春晚了！期待的目光投来，议论发来，本人觉得，大叔还是退出的好吧！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那个五十年代的老农民，也确实不能代表当今的农民形象了。再演下去，委实的对咱农村也大不敬了！何况本山大叔，都是乘自家私人飞机外出演出的亿万富翁了，再转过身来演咱农民兄弟，是不是有点儿太嘲讽了吗？
可是想是这么想，人家大叔还是走到了央视春晚，据说还是哈文导演亲自邀请的呢！来就来吧，不能因为咱个人的想法，而影响了众多观众的口味啊！等到大年三十晚上，赵大叔戴着那顶毡帽，迈着一对稍显弯曲的腿，一口乡村老土话。不知道还有人笑得出来，笑不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凑的是热闹。没有赵大叔，可能晚会有些冷清。就象当年的赵丽蓉老师一样，突然乘鹤西去，我们不是大感空落吗？
年这个东西是喜庆，但却仍然带着几许悲凉。春晚退出的大腕太多了，不惟有赵本山，还有陈佩斯朱时茂，宋丹丹与巩汉林……想当年那些红极一时的名星，谁在春晚展尽风采，谁的身影退得就快。连赵忠祥和倪萍两位口牌主持人，却也是在红的发紫时，退居了二线。
当赵本山的节目在春晚走红之后，便连续获得了好几年的小品一等奖。甚至都让人觉得一等奖总是花落赵家，显得有些太频繁了，可能随机的东西，程序上也难以改变。而人的大脑也具有随机性吧？所以选票，仍然往他老人家的身上飘。
打算好今年春晚继续参见赵大叔，却突然又宣布赵本山退出春晚！这一进一退，着实令人迷茫，让人白忙活了一阵子。高兴的人恐怕乐不起来了吧？不高兴的，如我一样的人，都打好了心理准备战，却仍然是白忙活一场。缺了赵本山不怕，可以有第二赵本山、赵丽蓉、陈佩斯们接下来啊！其实，这才是观众期待已久的事。
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的拙文赵大叔肯定看不到，但我也想对他老人家说一句：其实赵大叔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培养好自己的戏班子。赵大叔也有心培养出小品名星，除了推出了小沈阳以外，丫旦后来也没怎么红火。赵家班只有大叔一人导演，一人的校长，没有结集各路明星，共显神威，以至于班子在大叔退出春晚之后，不能持续振兴，这也是他老人忧劳的一件大事吧！
郭德纲这个的人品本人不敢怎么恭维，但他确实培养出来不少徒弟。郭德纲本人不演了，还会有弟子们上台。办一个相声晚会，郭老板不愁找人。但是赵本山就难了！想象不出赵家班的戏，是不是都是小沈阳的味儿，还是丫旦那种呆滞型总而言之，要想班子的红旗不倒，还得有硬功夫才行。赵大叔的经营意识，缺少更大的胸襟，缺少郭家班的多才多艺，没有长远的谋略，央视一去，不知未来何去何从？
但愿今年春晚，赵大叔能够再输送一位李沈阳、赵沈阳、刘沈阳……呵呵，味儿太雷同了，可能大家也会觉得麻木吧
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2014-11-06 07:54:10
文化大革命是价值规律及其驱动的社会利益和感染的政治人物遭受打击的一段历史，是价值规律在政治高压下暂时被扭曲的一段历史。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崩溃，最终崩溃了文化大革命自身。一个政治纲领是被其经济纲领的底盘托起来的。当经济纲领的底盘瓦解了，高耸入云的政治纲领宝塔必然顷刻坍塌。文化大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败，本质上是由于其在经济上的失败。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
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汇成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经济务实主义者率先探索到潮流底层掩盖着的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并扎根于其中，开出了几朵带刺的玫瑰。
一　价值规律通过党内斗争显现出来
在本书第二章中，讲到商品经济规律的顽强显现，主要讲的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内的显现过程。现在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阐述这一命题。这涉及到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当代的生活，包括深入认识文化大革命。
价值规律的一般含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其中凝固的社会必要劳动。说得详细一点，就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化于其中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而所谓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下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价值规律也有其实现过程。因为供求的矛盾经常会造成某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高于其价值，而另一些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时低于其价值。然而，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资本总是向着利润高的部门流动。在这种流动中，既会消灭那些高利润率，也会消灭那些低利润率，从而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都做挣钱多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少了；都不做挣钱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就挣钱多了。在资本的流动中，挣钱都差不多，利润率也都差不多。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其价值上下浮动。用通俗的话说，一个商品的贵贱，最终取决于生产时花费劳动的多少。
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会有各种形式的垄断价格出现。垄断价格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的手段并凭借一定的条件，使某种物品的销售价格在较长时间内、在比较稳定的意义上偏离（高于或低于）其价值。
这种情况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当然，都要付出代价，都要以其他方面的支出作为维持条件，都要各种各样的凭借，都不可能维持永远。最终，价值规律会以其顽强的方式透过垄断的屏蔽曲折地表现出它的力量。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系无疑是一个更为绝对的垄断价格体系。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工商业，并在相当程度上间接掌握着农业及手工业，国家还掌握着全部外贸，掌握着国民经济以外的政治等诸种结构与力量。对国有企业的绝对的计划领导以及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相对的计划领导，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计划经济不仅表现在遍布一切的计划价格上，还表现在计划生产指标上，当然，还表现在其他方方面面。
仅从计划价格而言，在国有企业内，就涉及到资金的调配，涉及到轻重工业之间以及工业各部门之间的资金调配，涉及到积累与消费之间的调配。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国家通过计划价格也就是对农民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销售工业产品的方式积累资金。这就是所谓的“剪刀差”，这就是计划价格偏离价值。说得通俗了，就是在国家与农民的交换中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产品价格偏高。
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国家凭借着巨大的垄断优势以计划的形式（也就是以某种强制的形式）对商品交换的价格做出规定，虽然这种规定确实要付出方方面面的代价，包括政治方面的代价。
然而，这时价值规律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呢？价格是否就可以在国家的强大力量、政治的强大力量以及计划经济体系的强大力量下长时间地、较大幅度地偏离价值呢？
历史表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同样起着作用，而且以极为顽强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仅就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言，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表现形式：
第一，它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或缓和或尖锐的矛盾斗争中。
单就国家对粮食作物的计划领导而言，就有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看到的那个矛盾斗争过程：因为粮价低（低于其价值），农民就将自己的投入转向其他种植和经营领域；因为国家实施了对粮食统购统销的高度管理，粮食作为商品并无第二个买家，而国家又以下达计划种植亩数的方式规定种粮面积，农民就有了在种植面积上作文章的对策。
而国家又有种种方式来保证计划价格下的计划种植亩数，包括在农村种粮问题上开展各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粮食的种植。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同偏离以粮为纲”的种植经营方向的斗争。这种斗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说到底是国家的政治力量、行政力量、计划力量、组织力量、意识形态力量与价值规律之间的斗争。
当国家保证了农村的粮食种植面积，维持了对粮食的计划价格下的统购统销，国家付出的是与农民矛盾斗争中消耗的各种政治资本。
第二，价值规律的力量还表现在党和国家在决策中的种种考虑。
虽然有强大的国家垄断，有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然而，当共产党及国家的领导人在考虑与农民进行产品交换的价格时，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公正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对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也是经常考虑其价值的，所定之计划价格也绝非悖离产品价值十万八千里的。决策者经常在价格上费思索，在剥夺农民与休养生息农民这两方面关系的尺度上是经常犹豫和迟疑的。
毛泽东本人也经常讲到这一点：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又不可过大。他不止一次讲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轻、重”这个顺序来兼顾，表明他也看到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问题。只不过最终的决策结果还是更多地考虑了国家的积累与经济上的集中。
看到这个统帅全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在涉及到计划价格的时候表现出的种种前瞻后顾，本身就表明价值规律的影响何其伟大。计划价格似乎可以偏离价值，但是计划价格在偏离时却胆战心惊。
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始终驱之不走的一个危险幽灵。
第三，更要补充说明的是，价值规律的力量还通过党内的斗争表现出来。
如果说“农业学大寨”运动那种强化的阶级斗争以及无穷无尽的大批判所贯彻的不计成本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是党内在农业问题上的一条路线的具体表现，那么，自然就有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条路线的表现，那是一条几十年中一直遭受批判的路线。
当我们看清楚政治路线的经济实质时，就可以说，商品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党内表现为一个倾向、一个派别、一条路线、一条道路，那是一条与“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路线相对立的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在政策上对农民利益的尊重，究其实质，是对价值规律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尊重。
价值规律决定着农民的利益，驱动着农民的趋向，而且最终感染到党内，在党内政治路线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
第四，价值规律的力量最终表现为迫使僵化的计划价格体系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系破解。
仅就价格体系而言，它最初表现为对计划价格的调整，譬如国家对粮、棉等农作物的收购价格做出调整，使之更接近其价值。接着又表现为国家对很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予以放开，这在实质上缩小了计划价格的范围，扩大了市场价格的范围。
再往下，就表现为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广泛承认与接受。先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继而理直气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下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目前的改革中不断扩大范围，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主流。
我们看到，价值规律透过计划经济体系的巨大强制性力量，以顽强而曲折的方式经过一个不算很长的历史时期，终于显示出其全部合理性。
今天的中国已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市场经济，是价值规律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有其特殊的曲折历程，它经历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改革过程中的斗争。
纵观中国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特别能够看清楚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互关系，看清楚那些基本的经济规律如何在看来壮阔且纷繁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来，并透过壮阔纷繁的政治斗争最终表现出虽然简单却不可抗拒的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价值规律及其驱动的社会利益和感染的政治人物遭受打击的一段历史，是价值规律在政治高压下暂时被扭曲的一段历史。在一片“全面专政”的政治强音中，价值规律及其决定的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有可无的。
然而，历史才是真正的长远派和秋后算帐派。在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解析中，我们会在一个非常深刻和广阔的意义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败，本质上是由于其在经济上的失败。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崩溃，最终崩溃了文化大革命自身。一个政治纲领是被其经济纲领的底盘托起来的。当经济纲领的底盘瓦解了，高耸入云的政治纲领宝塔必然顷刻坍塌。
在往下的论述中我们还会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同时就是商品经济的胜利，是价值规律的胜利。那已被近三十年的改革注释得明明白白。
二　价值规律力量的更充分展示
我们在前面仅就价值规律顽强表现的有限范围做了描述。所谓有限，第一，它仅就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做了描述；第二，在讲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时，主要限于计划价格、计划种植这样的范围进行描述。现在，让我们把这种描述进一步展开。
首先，就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而言，要揭示这里更全面的生产关系内容。
应该说，就生产、交换、分配而言，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对农民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指导与干预，它们通过计划的价格以及计划的生产指标（例如种植面积的规定）来保证。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商品经济关系。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在这方面有过阐述。他们知道，所谓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是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它们之间的产品交换，从理论上讲无疑属于商品交换。
只不过他们这种承认是非常有限的，是非常不响亮的。而这种有限的、理论上的承认，在经济实践范围内又常常更多地予以忽略。最终体现出来的，是计划至上。
这使我们更深刻地想到所有制的原因。
如果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所有制，那么，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应该是充分展开的。然而我们看到，不仅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家的完全管辖下，集体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国家的管辖下。这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的一个本质特征。不存在国家控制之外的一个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国有化的性质。
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农民的经济集体没有绝对的经营权，只不过是反映了它没有绝对的所有权而已。而国家对这种集体所有制有着经营上的指令权，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拥有所有权。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这种集体所有制的诞生本身是在国家行为的参与下、以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方式实现的。
而当前中国农村进行的改革，不仅在计划价格、计划种植上表现出一定的放开，从而体现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表现为对农村所有制关系的改革。
当农村由最初的“责任田”性质的改革到“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的改革，我们看到，不仅国家与集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劳动关系的变化，而且是很深刻的所有制性质的变化。当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十年不变地长期使用，这种使用权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带有所有权的性质。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权和使用权或者说所有权和经营权似乎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其实又是两个相互渗透的概念。因为对立的事物并非是绝缘的，常常又是相互转化的。所有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根本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而使用权和经营权则常常是某种程度的所有权。
一辆国有企业的汽车，它的司机自然对它只有使用权，然而，当他独自一天天驾驶着汽车行驶在公路上时，他在某种程度上随意支配着这辆汽车，就表现出了所有权的性质。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车到了司机手里，就是司机的了。
不要小看这个生动的事例，只要我们具有辩证法的逻辑，在生活中就经常可以看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转化有时显得很细微、很隐蔽，似乎可以忽略，却常常含着深刻的意义和重要的动向。
关于这一点，共产党人也有所觉察。斯大林就觉察到过。毛泽东也曾觉察到过斯大林的这种觉察。
他在一份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关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
在这里，斯大林无疑看出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实际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永久的使用权已经很大程度上带有所有权的性质。
同样，“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的使用权也已经带有很大的所有权的性质。中国农村目前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所有制领域的变革，保证了农业生产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这一切看来是政策的改变造成的，实际上却是价值规律本身显示了力量。
价值规律的伟大力量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还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历经几十年，表现出其不可抗拒的力量。
两种所有制之间存在着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起作用，似乎今日还便于理解一些。那么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化经济中，情况又怎样呢？
从理论上讲，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所有国有化的经济内，任何产品的交换都不改变所有权，所以它们都不是商品。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价值规律，有的只是计划经济。
然而，实际的经济管理又使他们感到，不能完全忽略商品的价值规律，否则一切计划都失去参考的依据于是乎，他们就有了“价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非常模糊的，实用的，权宜的，不透彻的。这种说法包含着理论上深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实际上反映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
他们试图抹杀价值规律；他们又不能够完全抹杀价值规律。当他们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经济的工具时，又常常感到这个工具十分扎手。价值规律始终是共产党人敬畏而又厌恶的东西。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讲道：“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的经济计划。教科书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他们现在做法的一个真正的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毛泽东还在同一份笔记中继续这样写道：“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亏了，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
在毛泽东的这两段论述中，我们深刻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与价值规律的矛盾，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想消化价值规律、又常常难以消化它的尴尬两难的境况。应该说，这个矛盾始终是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上遇到的最根本的矛盾。
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表明它的社会主义体制没有能够消化这个矛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进行，表明它在逐渐有效地消化这个矛盾。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更为强大，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有着民族以及传统文化上的更强有力的统一性。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展开，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计划经济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地盘让给市场经济。市场作为调节生产与流通的杠杆，正在撬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僵硬环节，打通各种滞涩堵塞的渠道。
一系列相关经济政策的出台，起码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对“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生产与流通也都赋予了更多的商品经济认识，也都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价值规律的崇高权威。目前，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不仅表现在国家和农民之间，而且在整个“全民所有制”经济范围内扩展开来，颇有些波澜壮阔之相。
与此同时，价值规律的力量又在所有制的改革中表现出来。
我们不仅看到各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及合资企业出现，而且大批赫赫然标榜着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也纷纷出现了承包、租让及股份制等改革形式。即使完全保持国有化性质的企业，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其独立的经营权。
市场经济要求所有的国有化企业有充分的独立经营权，而充分的独立经营权又造成了市场经济的扩展。正像我们前面分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绝对绝缘的。相当规模的独立经营权自然隐含着某种所有权性质。
中国的改革在目前是一个一切都在流动状态中的运动。合法性总是被合理性突破，合理性又常常为自己取得合法性。形式为内容所突破，内容常常又为自己取得必要的形式。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规定、又要不断改变规定的时代；是一个特别需要规定、又不可太生硬规定的时代。

正是各种经济活动、各种架构与政策都在相互拱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在继续推进这一变化。
这是整个生产关系领域内也包括所有制关系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它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
生产关系总是体现为一定的方针、政策及法规，因此，这也是一个方针、政策及法规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意识形态要为方针、政策及法规的变化提供社会舆论与思想基础，因此，这也是意识形态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整个上层建筑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
当然，今天中国的改革所造成的这个变化，并不是突兀出现的。
揭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心理原因
在中国，没有几个人理解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更没有人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柯云路“文革”小说代表作
《芙蓉国》
—精华选载— 
 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一言不发地听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今天是1966年7月18日，他刚刚从武汉飞抵北京。当人们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时，他摇了摇头，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立刻来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此刻，看着一屋子团团围坐的部下们，他有着非常从容而又沉稳的心态。一个大政治家并不需要频频出击，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时机做出有力的行为。
掌握政权到了这个年龄，他尤其显得深思熟虑游刃有余了。
康生眼镜后面那张瘦而多皱的脸，张春桥眼镜后面那张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脸，江青黑眉眼镜后面那张目光闪烁的脸，陈伯达眼镜后面那张有点浮肿的短脸，姚文元那张惟一没戴眼镜的圆圆的胖脸，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着他。他们在汇报北京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江青的话最多，其次是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话不多，姚文元话最少。无论话多话少，这些围拢在他身边的人都像一个忠诚的战斗小组。
隔着缭绕的烟雾，他们的目光都在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应。这样略皱着眉沉默不语地听着这些如临大敌的汇报，他有一种特别从容的好心态。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尔他也会问一两个细节，譬如北京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仅仅二十四所重点大专院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将近三万人遭到不同性质的批斗。”
毛泽东抽着烟背靠着沙发很舒展地坐着，继续听着汇报，
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身边低声请示：“刘少奇同志来了，他想向您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等人此时都停下汇报，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毛泽东抬起手用手背轻轻向外摆了摆。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员是他贴身的小护士，叫李秀芝，一个连江青也不敢轻视的年轻女性，她点点头轻声说道：“我就说您休息了。”毛泽东略抬眼看了看她，没有表示反对。李秀芝步履轻捷地走出客厅，去做安排了。
汇报还在进行，毛泽东却在心头浮现出一丝隐隐的冷蔑。眼前浮现出刘少奇那不阴不阳让他看着不顺眼的面孔，同时过眼云烟般掠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场面。
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个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毛泽东当时就说：“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词严地强调了这个治党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插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
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性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
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党章》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这样想着，眼前又浮现出今年6月初的情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含威不露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显得相当恭敬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前沿前倾着身子。邓小平用两肘撑着大腿，恭恭顺顺地看着他说：“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请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也连连点头。毛泽东很平稳地说道：“还是委托你们主持一段工作，各种情况你们相机处理。需要我回去时，我会回去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要紧。”他当时在心里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真正展开，你们就都变了个样。以前你们的得意忘形到哪里去了？”看着刘少奇、邓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组大面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状。他游泳看书过了半个夏天，可以出来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间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眼前的汇报还在进行。他既是在听具体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感觉。眼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6月初在杭州露出的那点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眼前这班人却像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伦之乐就是身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

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按部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日夜围绕在身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员一见到他都如绽开的鲜花般露出羞怯的兴奋。整个世界更灵敏地反应着他的意愿，到处一触即动。
当他在各省市视察时，能够感到他的巨大权力在空间上的移动。当他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杭州、武汉游泳晒太阳，与簇拥着他的人海阔天空地谈笑时，北京的一切还在他的掌握之中，还要听他的指挥。全国各地走一走，才更自在，更舒畅，更悠闲；悠闲完了，再到庄重严肃的中南海指挥政治，更是一件非常有兴致的事情。
江青总是喜欢打断别人的话，张春桥正在汇报北清大学的情况，她就插话进来：“现在北清大学真正和工作组斗争的是造反派第二号人物呼昌盛，武克勤态度暧昧。”毛泽东摆了摆手：“她是反北京市委起家的，这个基本立场她不会改变。”康生扶了扶眼镜说道：“武克勤只是有些观望而已，主席一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她会紧跟而上的。”毛泽东又摆了摆手：“凡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派今后即使犯错误，都要想办法保护。”江青在黑框眼镜后面眨了眨眼，看着左右的同僚说道：“主席这个指示我们一定照办。”陈伯达连连点头，康生也连连点头，张春桥、姚文元更是连连点头。
毛泽东心中讽刺地笑了。现在的江青比前些年顺眼了，不过再顺眼，他也很不愿回忆延安时期与江青故事的开始。那时江青刚到延安，每当他作报告时，她总是想方设法挤到第一排，仰起面孔目光崇敬地看着他讲话。他承认，作为大城市来的年轻漂亮的女性，江青的目光也曾激励了他讲演的热情，当时的江青相貌是很出众的，大大的黑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后来的发展，特别是进城以后的故事是他最不愿意回顾的。看着江青在这个年龄还忸捏作态，不由得心生厌恶，一闪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