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太早了!.doc

中国模式”？太早了！
——答《香港商报》记者顾安安
（2010年1月21日）
袁伟时

香港商报：袁老您好！您如何看待近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这场争论？您的立场是什么？
袁伟时：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谓中国模式。当前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处于转型社会，现在谈中国模式太早，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
香港商报：您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袁伟时：第一，过去的60年，前30年的经济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错误道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最后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等于说前30年经济建设没有成绩，国家投资做了很多基础建设，铁路、公路，大工厂，这些是不能否定的。但问题是，第一，这些基础建设的投入产出很不相称，成本非常高；60年代开始搞的“三线建设”，就是活标本。第二，是不牢固的。它们不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而是政治挂帅，如果不彻底改革是巩固不下来的。
后30年，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模式，就要看这30年的成就来自哪里？无非是在经济领域里接纳了现代文明的成果。比如农村半遮半掩地恢复了私有制，把农村相当一部分的经济自由还给了农民，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在城市，也是逐步将经济自由还给公民，造成了现在的经济繁荣。但是，即便是在经济自由方面，到现在也还没有彻底解决，成为一个阻碍中国继续发展，以及在经济领域里不断出现腐败、垄断等不正常现象的重要因素。所以，所谓的“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里没有。有的话就是垄断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个是不正常的，应该下决心消除，而不是盲目吹捧。经济领域里所有经得起风雨的成就都应该来源于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的自由竞争，中国目前显然还没有完全做到。
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我们学的还不够。假如不是邓小平两个“当机立断”的话，中国还走不出困境：第一个是79年当机立断决定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尝试与世界市场接轨。第二个是91年到92年之交明确决定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没有这两个决定，中国仍然会在困境走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吹捧“中国模式”，我认为不符合实际。
香港商报：您所理解的“中国模式”特点是什么呢？建国60年凭什么取得如此成就？
袁伟时：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政府都要推动自身经济发展，中国显得特别强有力，原因在哪？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体制。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有一个《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任何地区的党委是领导一切的，当地的政权、当地的武装、当地的社会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体制是在战争环境下形成的军事体制。这个体制延续到共和国成立后，就变为一个从中央到社会基层，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是在共产党组织的严密领导和控制下。所以这个党的动员力量是特别强大的，这个体制是古今中外没有的。苏共在学校、工厂中的组织不起领导作用，他们实行一长制，校长、厂长的领导不会受到所在单位的共产党组织的干扰。
在这种体制下，上面有什么决定，要是正确的话，会贯彻得很容易；要是错误的话，后果也很严重。就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动员体制，跟私人资本或者国有的垄断资本结合，后果会怎么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是需要考量的。我认为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效率很高。比如私人资本进来，要给予优惠，不用通过啰嗦的民主程序，党委决定给多少土地、减多少税收就给多少，权力很大，在任何国家，征地、减税都不可能那么快的。而且各个地方一旦竞争，相互比较还可以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如果明显违法，当地党委和政府，还会与商人联手钻空子，掩盖漏洞。另一面呢？官商勾结、腐败，不顾环境后果，GDP主义，等等。如果把这个称作“模式”，就会固化下来，甚至越来越强化，那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思想、文化、学术领域情况又怎样？回顾60年历史，前30年选择了计划经济，这就是社会科学的错误，不懂得现代经济学，不懂得市场经济学。我们的一些领导者不但不尊重学术自由，而且习惯以自己的知识水平判断是非，官大学问大，恶果累累。这个领域的问题不解决行吗？现在的思想文化领域，有“自由恐惧症”、“阶级斗争多疑症”，动不动上纲上线为阶级敌人蠢蠢欲动，搞颜色革命。其实背后就是权力丧失恐惧症，生怕丢掉手中的权力。在这几种“病症”下，如何能出杰出人才？你说“中国模式”这样搞下去怎么行？在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从教育着手，从根救起，从根本上改变。要从进入小学开始，就着手培养有自由思想、法治意识、独立观察能力和足够的现代文明的知识素养及基本技能的现代公民。
我刚才所说的都是“中国模式”的特点。我不知道吹捧“中国模式”的人有没有正视这些问题。
当然，现在和文化革命期间不同了，2001年毅然加入WTO，带动整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开始按照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改造中国经济。中国的成就来源于经济上融入世界，按照现代经济的规则改造自己。但是，这个任务还没完成，规则还没完全学会，健全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法治还没有牢固树立，中国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学习阶段。另外，投资不应该以政府投资为主，应该以民间资本为主，这也是无法回避的改造。这两个改造任务还长远得很，艰巨得很，现在就开始侈谈中国模式，早了一点。
香港商报：建国60年来，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特别突出。海外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非常震惊，以致“中美共治”论调大行其道；而在中国国内，官场纲维明显紊乱，社会矛盾越积越深。您认为今日中国为何深陷矛盾之中？
袁伟时：任何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人家一赞扬你，“北京共识”，“G2”，就很开心，忘乎所以。但是中国人怎么就不好好想想，现在的人均GDP在世界排名还处在百名之外。另外，从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看，中国模式是否成立？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矛盾尖锐化。过去我们拼命解决温饱问题、生存问题；当生存问题解决的后，人就会进一步要求捍卫自己的权利，要求自己的公民权利一一实现。当你侵犯其财产所有权、言论自由权等等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就会引发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用什么办法解决？只有按照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这是现代文明的规矩。总不能以中国特点为名动用暴力去解决吧？假如还是用压制的方法解决，只能造成更大的矛盾。
其实，公民意识觉醒，要求完整的自由权是带规律性的现象。革命以后，要尽快建立正常的政府，建立民主、法治制度，才能赢得公民的认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民国初年，就碰到这样的情况。1915年4月，袁世凯称帝前夕，梁启超上书规劝：“参政权与爱国心，关系至密切。国民不能容喙于政治，而欲其与国家同体休戚，其道无由。愿大总统建设真实的民意机关，涵养自由发抒之舆论，毋或矫诬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1]人们喜欢讲爱国主义，但不理解现代公民爱国的基础；不理解碗里有肉了，为什么骂娘的声音更强烈？梁启超入木三分，说清了这个道理。这个箴言，是中国走向共和的经验总结，不可忽视。
所以从这几点看，我认为中国模式现在还是不成立的。中国现时还是转型过程中，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在博弈，无论支持哪种主张，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不要将中国的缺点、弱点固定化。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全面现代化以前，人均GDP进入世界前10名以前，必须特别谨慎小心，不要头脑发热。
香港商报：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被西方归结为“中国模式”的作用，如果按您的说法，中国模式是不存在或者很脆弱，那何来这个模式的优越性呢？
袁伟时：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很简单，一个国家要发展，基本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稳定，另一个是自由。起步阶段是经济自由；要成为现代化的社会稳定的创新国家，则必须确保公民自由权利完整实现，确立法治和民主。有些国家尽管没有民主，但有经济自由一样可以发展起来。这两个条件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能发展，就是社会稳定下来，自由度扩大。自由度扩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打开国门，敢于同世界接轨。加上要补基础建设十分落后的课，经济就发展起来了。最近公布去年GDP增速是8.7%；我估计今年可以保持这个势头，可以达到10%以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稳定下来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都会有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年均增长可以达到10%乃至更高。中国目前正好处在这个高速发展时期。顺便讲点历史：抗日战争前的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在内部战火连绵、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经济仍然持续向前发展，而且发展速度也相当快；以工业来说，1912—1920年间，年均增长13.8%；1912—1936年间则是9.2%。[2]而当时的外部环境比现在差得多，世界经济危机频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更非现在的金融危机所可比拟的。
还有一个因素，这次金融危机，是在银行业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恰恰在进入这个世纪前后提前将银行的包袱化解了。当时剥离了银行不良资产，注入了一大笔资金，提高了自有资本比例，这又给中国抵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还有，2005年前后，中国还引进了外资改造中国的银行，逐渐转变成健全的现代商业银行的。这样一来，商业银行就要按国际规则来运作，不良资产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也加强了。加上中国的金融还没有完全开放，所受的冲击相对轻一些。
当然还有一条，就是中国政权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效率特别高，这也是中国特点，不用通过民主程序，拨款、投资都是自上而下。当然，这点也是要警惕的，风险比较高。
香港商报：潘维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表示，西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市场加专制”的观点属于“骂大街”，不算严肃的研究。他指出，世界上还有从未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也没有“成功”。在您看来，中国确实属于“成功”的一例吗？对于“市场加专制”的观点您如何看？
袁伟时：我对中国政治缺乏系统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国内外公认的事实。在中国肃清专制流毒任重道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稳定和自由是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都没有例外。这可不是什么中国特点。一个国家落后则各有各的原因，必须具体分析。
国内有不少人喜欢以印度经济比中国落后，来证明中国道路优越。他们忘了印度也是在国大党领导下长期学习苏联，搞所谓“社会主义”，国有化，才步履蹒跚的。从这方面看，中印两国是难兄难弟；中国只是比印度早十年觉醒而已。他们到90年代才大梦初醒。但不要忘记，他们可没有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大灾大难后不得不立即改弦易辙。
还有一些人喜欢拿拉丁美洲、菲律宾等国说事。他们所以发展缓慢，原因是热衷“革命”或政变，没有处理好国内的矛盾，社会动荡不安，当然发展不起来了。
香港商报：最近，中国思想界先锋人物之一李泽厚先生也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认为认为谈模式为时过早。他表示，“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力过大。”但是，潘维在其书中却指，中国模式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本放在首位。您认为，中国真的达到这种意识状态了吗？中国真的实现民本了么？还是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官本位”？
袁伟时：我没有读过潘维教授的书，不知道他完整的意思是什么，无法评论。
我想说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为专制君主的献策。民本思想是在前现代社会为改进当时的专制统治服务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明君必须亲民，以免丢掉社稷。接受这一条，当然比做暴君或昏君好。不过，拿这个与现在的政权相提并论，我不知道是否合适。
中国现在是不是“官本位”？路人皆知，值得讨论吗？

原载深圳报业集团主办：《香港商报》2010年2月1日星期一 A16版

[1] <上总统书>（国体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4页。
[2]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