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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与沈从文

1902年12月28日凌晨，湘西凤凰县的一个行伍之家降生了第五个孩子。他学名岳焕，20余年后改名为沈从文。沈家原为簪缨世家，至祖父一辈入了军籍，父亲沈宗嗣曾是驻守大沽口炮台的一员裨将。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湘、川、鄂、黔四省的交界，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沈从文具有苗族血统。年幼的从文十分聪颖好动，他因经常逃学而不得不多次转学，逃学被发现时还要受到学校与父亲两方面的处罚。然而家乡的自然风物深深吸引着他，他与童年的玩伴流连忘返于家乡的山水之间，总是积习难改。
沈从文自幼便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沈从文与水确实有着不解之缘。高小毕业后，沈从文还不满15岁，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读一本大书”。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沅水流域各地。沈从文这样谈到家乡的河流：“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5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15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带给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在水中或岸上讨生活的剽悍的水手、靠作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纷纷来到沈从文笔下，给他的创作增添了鲜明的地域色彩。
1921年，沈从文脱离军队去北京，“找理想，读点书”。他先报考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未被录取，此后一边去北京大学旁听，一边练习写作。1924年，他的习作初次在《晨报》发表，从此沈从文便步入文坛，辛勤笔耕几十年。在离开故乡将近10年之后，他曾经回忆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沈从文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把这些印象写成小说，为自己也为读者复现出湘西生民朴素的生命形态，使我们了解中国现代作家最偏僻的背景里种种瑰丽多姿的场面。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沈从文的地区小说以江河小说的形式提供一部短短的历史，作品在体现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政治情况上比福克纳作品对于美国南部政治情况的体现显得更为充分。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实现了他做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
1923年，沈岳焕改名为沈从文，并开始用休芸芸、懋琳、甲辰、窄而霉主人等笔名陆续发表作品。沈从文共创作了40余本书，其中，重要的短篇小说集结有《龙朱》、《旅店及其他》、《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新与旧》、《主妇集》等，中长篇小说有《边城》、《长河》等；此外，还有散文《从文自传》、《湘西》、《湘行散记》、《烛虚》等，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在北平那些举目无亲、贫困艰难的日子里，沈从文之所以能够笔耕不辍，有对家乡的眷念，现实生活的逼迫，也有古今中外著名作家成就的鼓舞，“用一种‘见贤思齐’心情来勉励自己，应付面临现实的挫折困难。”此外，沈从文还得到了郁达夫、徐志摩以及胡也频、丁玲等人的帮助。1926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停刊。而后，他改执教鞭，曾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
1933年9月，在北平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由于他和同人的勤奋努力，报业日趋兴旺，成为北方作家群的主要文学阵地。抗战爆发后，沈从文辗转赴西南联大任教，并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大公报》等几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在云南生活期间，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发生了较大变化。杂文式的随感录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主体。《云南看云》、《黑厣》等散文作品往往在琐记式或漫忆式中，借景抒情、寓理言志，把抽象而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具体化、形象化，进行“抽象的抒情”。这段时间的作品显示了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新的追求。
他提出了他的三个基本概念：“生命”、“美”、“爱”，力图以此统一从个体生存到社会文化建构的宏大体系。悬置一切文化存在、社会现象，从个人体验出发，确立或发现一个抽象而永恒的“生命”本质，是沈从文这一时期全力以赴的总主题。解放战争期间，沈从文认为自己的思想、生活以及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建国以后，“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开始长期从事古代文物研究。他以极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地投入新的事业。除极少数诗和散文之外，他基本上中断了文学创作，慢慢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1980年，沈从文应邀访美。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论及这部作品时，作者自己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5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6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蓬勃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由此，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作者称：“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究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对读者的预设，似乎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边城》也许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在这里，沈从文创造出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式的情怀。对于《边城》之后的《长河》，沈从文的创作初衷更加明确，要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来作朴素的叙述”。“来提到20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边远偏僻的湘西，作家感到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将难以维系。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
正如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