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为什么“颇不宁静”——与钱理群教授商榷”.doc

朱自清为什么“颇不宁静”
——与钱理群教授商榷”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一篇写景抒情散文。文章开篇“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就定下了感情基调。作者走在小煤屑路上的感受是：“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光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表达了对现实强烈的不满。接下去，作者在见到月光下荷塘美景时，也只是产生一种“淡淡”的喜悦。当听到塘边蛙鸣蝉叫时，就立即产生“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愤懑之情。
以前，专家学者一般都认为:“《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作者‘心里如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注①）近年，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认为，“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仅归因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是不全面的”。（注②）由于在研究本文写作背景时，未能准确而客观地把握作者生活的具体环境和当时的思想境界，因而对朱自清“颇不平静”原因的分析都不能令人信服。
下面，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时生活的具体环境。
1925年，朱自清因到北京大学任教而到北平。知识分子一般特别看重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可是北平有什么自由呢？1926年3月，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到执政府前请愿的群众遭到段祺瑞执政府军警大刀铁棍砍杀，被打死打伤二百多人，刘和珍等女师大学生也在遇害之列。反动御用文人陈西滢之流，有在报刊上说《闲话》放流言的自由，可是写《记念刘和珍君》揭露反动军阀暴行、驳斥流言的鲁迅却不得不辞去教育部职务离开北平南下厦门。同年6 月，以揭露反动军阀镇压群众和压制民主自由的暴行而著称的《京报》报馆被查封，“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的著名记者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以“赤化”的罪名残酷杀害（注④）。1927年4月28日，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因宣传自由民主、宣传马克思主义也被张作霖以“赤化”的罪名残酷绞死（注③）。面对这些亲历亲见的、轰动舆论界、震撼文化界、震惊全国的惨案，作为一个爱学生爱自由、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朱自清，是绝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在内心掀起波澜的作为一个血性青年，朱自清在1926年3月23日写下了以亲历者和目击者的身分揭露段祺瑞执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合谋制造“三 一八”惨案滔天罪行的文章《执政府大屠杀记》就是明证）。所以，这种没有任何自由的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应该是朱自清“颇不宁静”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章中“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当时北平在军阀统治下那种毫无自由民主的白色恐怖现象而言的。
再让我们来探究一下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时的思想境界。
仔细阅读《荷塘月色》后面几段，“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 ……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法消受了。”“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些句子中，作者为什么要把“这儿”与江南进行对比？显然是为了突出自己还“惦着江南”,留恋着“江南”，因为从文章引用《采莲赋》和《西洲曲》就可以明白，他还沉浸在“江南的采莲”的“嬉游”热闹(“恐沾裳浅笑，畏倾船而敛裾”)和自由欢乐（边采莲边唱“莲子清如水”之类情歌）的幻想之中，因为他是一个向往“属于自己的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因为1924~1925年在“江南”他曾经亲眼看见过国民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景象。所以钱教授说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是朱自清“颇不平静”的根源(注②)，就有令人怀疑之处。
第一，钱教授说，朱自清是一个“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赞同共产党的以“以暴制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道路，以为“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注②)。这样一个对共产党并不了解的、远在离发生政变的上海武汉有数千里之遥的朱自清，自然也不可能对蒋介石先在上海镇压工人群众、再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反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后又“宁汉合流”，汪精卫蒋介石一起“分共”，屠杀共产党人等一系列背叛革命的事实真相有清楚的了解。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在1928年2月写的《一封信》中称之为“南方这一年的变动”的用词中看出来。其原由也不难理解：在蒋介石完成公开叛变部署后的1927年4月，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还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辟谣”，要求共产党员和群众同国民党“开诚合作”(注③)。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叛变革命”是当时一些共产党清醒者的认识(注③) ,一般人(除了亲见亲历者外)或是在见到共产党的内部文件、或是在革命胜利后见到新中国的历史教材,才可能有这种认识。因此，以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在那时便能对蒋介石屠杀工人及汪精卫“分共”等行动的实质和目的有明确的“叛变革命”“反革命”等清楚的认识，是不切合作者当时思想实际的。
第二，钱教授说朱自清“在1927年国内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注②），也值得商榷。首先，当时国内的重大政治势力并不仅只国共两大派，还有奉、直、晋、皖等各派系军阀；尖锐对立的政治力量应该有国民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与共产党等。其次，朱自清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那里走》里说，他和他的朋友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注②）。这些自白中的“党”，决不仅仅是指共产党，谁都知道，“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按照党的方式生活”，这是任何“党”的特征。而由于朱自清是一个愿意为自由民主而牺牲，但不愿意为任何“党”去作无条件的牺牲﹑不愿意去按照任何“党”的方式而生活的﹑想“自出新裁”的﹑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况且又处在既憎恨心狠手辣的军阀，也不了解“以暴易暴”（注②）的共产党，又对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的行径“目瞪口呆”（注②）的情况下，他愿意“进”或“退”吗？这一点，我们从他一生始终既没有参加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的事实中也可以得到旁证。所以，他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不是因为“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注②)而“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而是因为对国民党镇压工人群众的行动感到惊讶失望和不满无奈，不知道自己一心向往的自由民主究竟到哪里去找、何年何月才能找到。钱教授以为《那里走》中的“党”是指共产党，以为朱自清这样一个埋头学问的学者能像激进知识分子或今人一样想什么或进或退，是对他当时的思想境界估计过高了，也是不符合他当时思想实际的。
由此可见，若准确地把握写作《荷塘月色》时的社会环境，客观地分析作者当时的思想境界，朱自清“颇不宁静”的原因应该有：对当时军阀黑暗统治白色恐怖、压制言论思想自由的强烈不满。对国民党背弃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葬送追求自由民主大好局面的“目瞪口呆”惊讶不满和对御用文人为反动军阀辩护鼓噪的愤懑。作者从当时的现实和报刊的文章中知道，军阀统治下的北平是的的确确再也没有自由和民主了，国民党领导的曾经革命的江南，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机勃勃的局面也化为乌有了。天啊，到哪里去寻找一心向往的自由民主呢？只有象妻一样不谙国事的“迷迷糊糊”的人才能安安稳稳的“睡熟”，每一个热爱自由民主而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都可能“心里如一团乱麻”、“心里颇不宁静”，“也可以说是一团火”。
正因为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写出了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能激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鸣，所以，文章也就一直为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所推崇。而现代的中学生，没有那种毫无自由的体验，所以，文章对他们的感染力就“一代不如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