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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伟大人格

[阅读：995 次] 日期：11/03/22 来源： [字号：大 中 小]

提 要：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岳阳楼记》的灵魂和精神闪光点。分析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和伟大人格，主要表现在以众心为心的理念、崇文重教矢志不移的言行、出将入相力主改革的胆略和自奉节俭的典范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范仲淹 先忧后乐 伟大人格
作者李祝华，建德市地方志办公室（邮政编码 311600）。

范仲淹于北宋庆历六年（_046年）应好友滕子京（巴陵郡守，同榜进士）之求，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形象地描绘了岳阳楼的雄奇景色，后提出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最后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结语。这句名言既是全文的主题思想，又是全文的灵魂和精神闪光点。
范仲淹，字希文，生活于北宋王朝（960—__27年）前期。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于苏州吴县，大中祥符八年（_0_5年）27岁，蔡齐榜进士。仁宗皇祐四年（_052年）病逝于去颍州（今安徽阜阳市）赴任的途中徐州。享年64岁。范仲淹宦迹35年在仁宗朝。
仁宗在位4_年，天下不太平。水灾、旱灾、风灾、火灾、雨雹灾、海潮灾、决河、瘟疫……几乎每年都有，大的25次[1]。这是天灾，也是统治阶级漠视群众生死利害所致。赵翼说：北宋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2]，加上皇帝挥霍，对辽、夏的赔款，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3]。
宋初，全国财力集中于中央，皇帝“府库羡溢”。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岁入岁出相抵还余大半，到了仁宗皇祐元年（_049年），已经无余。仁宗朝军人数量达_40余万，成为国家财政极大负担。就在北宋建国30年后，太宗淳化二年（99_年），暴发了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4]。此后，张余起义、宋斌起义、刘吁起义、赵延顺起义、陈进起义……仁宗即位后_034年，范仲淹46岁时，暴发王伦起义，1047年有贝州王则起义。
北宋统治者，一直处在内外交困、鱼游釡中的局面。这时期，学习孔子之道，少有大志，接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仲淹，就“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忧”这个“天下”。范仲淹于仁宗明道二年（_033年）就谏议仁宗皇帝裁冗兵、冗员、冗费，改革吏治。

一、以众心为心的理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重视和强调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并不是个人对现实生活困苦和自身生存发展困难的忧思与焦虑，而是对个体和社会两方面关注和忧虑。对个体而言，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是对道德境界提升和道德价值追求不够的忧虑，即“士志于道”[5]。“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6]；对社会而言，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是指个体对社会群体生存发展的关注，即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7]。也就是说，心忧天下，心忧百姓，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体现。
民本观念一直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民本观念与平天下的目标是一致的。儒家认为只有人人各得其所，个人才能自得其乐。民是社会最底层，疾苦最深重，又是社会的根基。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只有“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使民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太平”。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8]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9]这种儒家学说，体现在范仲淹身上，则是“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正是从“以众心为心”的思想观念出发，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这种忧乐观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使范仲淹能主动接触草野，了解人民生活，同情百姓的悲惨境遇，从而关心民众疾苦，体察民情，为民请命。如仁宗修宫殿，范仲淹就直谏：“侈土木，破民财，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是对皇帝的当头棒喝。明道二年（_033年），江淮、东京一带大旱，相继又遭受严重的蝗灾，仲淹力请仁宗救济百姓，质问仁宗：“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皇帝无话可答，遂命仲淹安抚江淮灾区，赈济安抚灾民，蠲减租税[10]。景祐元年（1034年），在苏州为官，“州大水，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入海”，为保护农田，他督修的护海堰，至今遗迹仍在。

二、崇文重教矢志不移的言行

范仲淹 “以天下为己任”，不仅致力于国家政事，也崇文重教。他以儒家治国为宗旨，以教育兴邦为己任，主张“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11]。大中祥符八年（_0_5年），他进士及第，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擢进士者，相继于时”[12]。此后历任睦州、苏州、饶州、润州、延州、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的知州，虽处江湖之远，仍不忘重儒学教育以兴革天下，处一州必兴一州之学。他常说：“吾儒学之职，去先王之经，则茫乎无从矣，奚暇学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神惟一，死生以之。”[13]表达他为振兴儒学至死不渝的决心。主张以儒治国的范仲淹，提出学校的课程亦是儒家经典，以六经作为陶冶品格、增长才能的准绳，这就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为国培养大量人才，也对扭转当时“尊天奉道”的社会风气做出了贡献。

三、出将入相力主改革的胆略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据夏州（今陕西横山）一带。西夏不断扰乱宋境，到了元昊即位（_03_年），成为宋朝北方的劲敌。辽、夏交替侵宋，使宋疲于应付。康定元年（_040年），在越州任知州的范仲淹临危受命，被宋仁宗派往延州主持西北的防务。范仲淹经过实地调查后，向仁宗建议：宋军内应修固边防，精练军队，对外应坚壁清野，实行屯田，安定党项和汉族人民生活。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大大损耗了西夏的战斗力，扭转了宋军被动的局面。特别是庆历二年（_042年）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并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10天后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重要战略作用的孤城——大顺城。大顺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无法撼动宋界。边境流传一首民谣说：“如今的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但是由于政府制度、军事制度的禁锢，当时虽然扭转了被动局面，仍未能完全消除西夏的威胁。仁宗庆历四年（_044年），范仲淹56岁时，宋廷与西夏议和，西夏表面上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银7.3万两，绢_5.3万匹，茶3万斤。
庆历三年（_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掌副宰相事，参与政务的决策。仁宗征求其政见，他没有歌颂盛世，而直言不讳地说：“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修武备、减徭役、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等10条改革政见，为神宗熙宁二年（_069年）王安石变法，提供了施政的基础。范仲淹把“改善吏治”作为最关键、最中心的一环，是当务之急，切中要害。范仲淹派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到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范仲淹认为，这一法令实施几年之后，便可使“农利大兴”“下无饥岁”[14]。仁宗随即颁行了一些新的法令，实施这一富国利民的改革。下诏在全国州郡建立学校、岁贡群士，发起了著名的“庆历兴学”运动，庆历年间，北宋的地方学校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庆历新政”。但庆历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阻挠，施行不到一年即被叫停了。在庆历四年下半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诸人亦被排斥出朝廷，推行的“新政”也在此后明令废罢了[15]。但范仲淹的改革志向，匡时救弊、济民富国的初衷却至死不悔。

四、自奉节俭的典范

范仲淹在朝廷和地方任要职数十年，宋对待大臣的俸禄是优厚的，但据《宋史》本传记载：“其后虽贵，但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当了大官，平日吃饭只一个肉菜，来了客人，才准备两个以上的肉菜，家中人仅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范文澜称赞他是“最廉洁的名臣”。他的俸禄一是施舍救济贫困人民，知越州（今绍兴）时，一下属死在任上，家中贫困无力归葬，范仲淹不但捐俸雇船，运送灵柩，并写诗给所经关津曰：“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关津果然给予关照。一是设置义庄，兴办公益事业。如在今山东邹平县置义田4顷36亩，以赡养继父朱姓后人。在杭州任知州时，子弟劝他到洛阳治宅第，树园圃，作为养老之地，仲淹坚决不肯，说：“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也。”[16]去苏州省亲时，把3000匹绢悉数散于亲朋故旧。并置上等田千亩，赡养同族，建范氏义庄，亲自订立管理制度。
范仲淹每天“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然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17]。平日告诫儿子们说：“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18]知苏州时，他买一宅基地，风水先生占卜此地当出卿相，范仲淹说：“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将这块地捐出来建府学，让家乡的学子都有当卿相的机会。后来这里成了有名的苏州府学[19]。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处包含着一个“忧天下”的思想。范公一生的艰苦卓绝奋斗，也切实地践履了“忧天下”的思想。他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以牺牲自己；他以廉从政，不求安逸，把个人之乐，放在将来全民之乐之后。充分概括了儒家学术中兼济天下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的理想。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经典和核心内容，具有历史价值、现代价值和永恒价值。
学者们的深层次的研讨，肯定了范仲淹的完美人格，肯定了他是一个完人。他的思想对人类进步，对中华民族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曾经谈到：中国历史上不乏许多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但二者兼有的，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号召全体党员都要学习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而且这种精神是人民永远所需要的。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他要求所有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温家宝总理2006年4月6日在接见华人华侨代表时说：“天下最大事，莫非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的座右铭，我要用行动去实践。”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党中央这样的长期不懈的正确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取得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取得巨大进步，涌现了像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丛飞这样处处为人民所急，为人民所想，不计个人利益的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正是有他们这样真正代表“先忧后乐”思想和光辉业绩的先进人物的带领，推动着当今整个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注 释
[1]〔元〕脱脱、阿鲁图：《宋史》（卷十），《仁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
[3]同注释[1]（卷二七六），《樊知古传》。
[4]同注释[3]。
[5]《范仲淹全集》，《附录—传记》之《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并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第812页。
[6]同注释[1]（卷三一四），《范仲淹传》，第10276页。
[7]《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8]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9]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七）。
[10]同注释[6]。
[11]《孟子·公孙丑下》。
[12]〔宋〕黎清德：《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13]《范仲淹全集》（卷九），《奏上时务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14]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45页。
[15]同注释[14]，第46页。
[16]《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五二）。
[17]同注释[16]。
[18]《范文正公言行拾遗录》（卷一）。
[19]程应镠：《范仲淹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责任编辑 方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