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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士总理陆征祥
06历本 0605212112 黄一如
陆征祥，字子欣，号慎独主人，中国现代史上唯一一位“修道士总理”。1871年生于上海，1949年死于比利时，终年78岁。他的一生不可谓不有些异乎寻常。从小小的翻译员开始，直登到了外交绝顶，做了外交部长；还做了民国第二任国务总理。最后进了修道院，8年后晋升为司铎，75岁时成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所以掌故学家徐一士称他“早任坛坫，中陟中枢，晚作畸人。洵近世名人自成一格者。”
作为自成一格的人物，他书生气十足，有人比较中肯地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
这种不争、温文尔雅的性格，决定了他在从政路上是个权利欲望不高的人，他一直被人推着向前。但是若是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了，即使是不得已，他也会很负责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但是在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也很容易造成个人的悲剧。
民国成立之初，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如同水火一般，内阁数次更迭，政府更像走马灯一般。唐绍仪辞职之后，袁世凯见陆征祥是无党派人士，又奉行“超然主义”，正合他的政治需要，便命他组阁。于是陆征祥在1912年6月17日，成了民国第二任国务总理。7月18日，也就是在他担任国务总理半个多月之后，第一次出席了参议院会议与诸位参议员见面。他秉承袁世凯旨意，向参议院提出补充六个阁员名单，但是六个阁员的提议却遭到否决，说陆征祥“把提出阁员名单比作‘开菜单，作生日’”因为陆征祥在那天的演说上，谈了些个人经历、生活、家庭等一切趣事，以拉近与听众间的关系。这在西方政治家中是及其正常的，但与中国传统政治人物的作风格格不入。他们便以此借题发挥。事实上，参议院否决六阁员的真正原因是多数参议员对于袁世凯提出的国务员人选和袁世凯本人的不满。但他们不敢直接向袁世凯开火，在这样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没有什么背景的陆征祥自然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了袁世凯的替罪羊。从1912年6月17日任职，到1912年8月21日辞去国务总理，前后才两个来月。
让陆征祥在政治上真正受挫的是，“二十一条”的签订和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他一心要维护国家利益，甚至在办公室内挂上“不忘马关”四字来提醒自己勿忘国耻。但1915年，在签订“二十一条”问题上，他陷入了两难。不签，怕日本会出动武力，当时的中国已经不能再雪上加霜了；签，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折磨。无奈签字后，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为补救，他建议中国参战，到和会时，再进行修改。一战结束后，中国以胜利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陆征祥原本想借此漂漂亮亮地打一个翻身战，谁知巴黎和会却让他外交报国的理想彻底破灭。回国后，山东省人民因为陆不签字，害怕日本人的报复，于是派“民众代表团”天天到外交部缠住他不放。陆征祥诚恳地对他们说：“政府令我签字，我没有签，结果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山东同胞。我若签了，则得罪了全国同胞。诸位请想想我是否该签。请诸位回去后对山东同胞说：我陆某愿和山东人民一起受苦。”
从政之路，让陆征祥身心俱瘁。他在回忆录中悲愤得写到：“弱国无工艺，弱国无外交。”1927年7月5日，56岁的陆征祥，脱下了世俗的服装，换上了俭朴的本笃会修士会衣，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宦途。其实这并不是陆征祥心血来潮，而是深受三个人影响的结果。这三人，就是他父亲、妻子、老师。正如他自己所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裁成我者吾师也。”
他的父亲陆云峰和母亲吴金灵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陆云峰是外国传教士雇佣的“传教员”，“以助基督教牧师传教为生”。陆云峰不愿儿子走科举之路，也不送孩子上私塾，怕冬烘的学究用陈规陋习束缚小孩，于是他就以《新约福音》为课本，自己做起了陆征祥的启蒙老师。所以陆征祥从小就接触了基督教。在儿子1892年将去俄国时，陆云峰亲自到北京送他。这一别，便再没有重聚。不过他给儿子留了一笔财富，就是送给儿子一个“天”字。他告诉陆征祥，“天最可靠，人不可靠。余一生靠天，而觉天之可靠。……我一生靠天吃饭，深以为快。盼汝日后遭遇艰难时，亦发靠天吃饭之思念，万勿作向人乞食之计划。切嘱。勿忘！。”这里的天就是指天父上帝，他在劝勉儿子，凡事仰赖上帝。
他的恩师，许景澄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没有他，决不会成为外交家，以后也决不会成为修道院的修士和教士。”许景澄一心栽培陆征祥，两人感情笃深。陆随侍许景澄四年，驻俄使馆同仁，都叫陆征祥为“小许”。因为他不知不觉中，一切都仿效许景澄了。许是嘉兴人，陆是上海人。陆征祥竟忘记上海话而讲起了嘉兴话。许景澄对陆征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许景澄曾出使欧洲，目睹天主教会的势力，他对陆征祥说：“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武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在你的外交官生涯中，你将会有机会观察天主教。它有各种宗派和不同的教会。你选择其中最古老的宗派，进入它的领域并研究它的学说，实践它的戒条，观察它的管理方法。将来有朝一日，你结束了你的外交生涯后，你可能有机会进入这教会，成为这教会的入门弟子，遵守教会的内部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当你掌握天主教的核心力量后，你要把它带给中国……”就是这“宗教救国论”在陆征祥的心灵深处深深地扎下了根。
还有一个人，就是他妻子培德·博斐，比利时将门之后。当日中国风气未开，中国家庭的藩篱，外国人想融入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反对他们结婚的呼声是很高的。也包括他恩师许景澄。但陆征祥不顾一切，完全拜倒在培德小姐的石榴裙下。他自己说：“这是我生平唯一不听从恩师教诲的一次。”婚后夫妻两在精神与心灵上都能相互契合，他说“夫人之于我，真如生命之伴侣。”培德夫人信仰公教，但他从不劝丈夫改信仰，只是身体力行自己所信的教义。陆征祥在培德身上看到自己与她的差距。他说：“他看妻子，似乎是同路上山时，后面的人仰看前面的人。妻子的爱情又在无声地招他往前走，与自己并肩。”最终在1911年10月23日，在俄国圣加大利纳堂，他受洗归入了罗马公教。12年前，在这个教堂里，他和培德女士成为夫妇，12年后，也在这里，他两的精神生活再度结合为一。他自己说：“我两之间所能有的最后距离，也从此超越了。”在夫人病入膏肓之时，陆征祥曾对夫人许诺将会去作修士。夫人临终时对他说：“子欣，你生平一切都对得起我，只有一件事，我认为最不光彩（指在“二十一条”上签字）。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祖国。我死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学习过的修道院去服务。”1926年，培德在瑞士去世，次年在比利时下葬。埋葬了夫人之后，陆征祥也埋葬了自己的红尘生活。
在夫人死后，他想起恩师许景澄曾经说过的话：“汝醉心欧化，致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盍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如今，这话真如预言一般实现了。虽然遁入了修道院，但是陆征祥依旧是身在西欧心在神州。二战中，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次次以笔为枪，呼唤正义与公理。因此还一度还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并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曾呼吁，“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你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抗日战争结束后，有两名记者专程从中国国内赶到比利时采访陆征祥。陆征祥对于曾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向国人表示深切地忏悔，但是对于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表现地十分激动，感慨终于“在有生之年得见国家一雪前耻”。1949年l月，他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颤巍巍地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