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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
作者： 景诵　白尘
    于漪曾经是甚或现在依然是中学语文教师，不，是整个中国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２００１年教师节期间，上海举行了庆祝于漪从教５０周年大会。方仁工、张定远、欧阳黛娜、钱梦龙、黄玉峰、程红兵、高万祥……这些在语文教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道贺。一时间群贤毕至，高朋满座，足见于漪在语文教学领域里的声望与影响。
    上海一位友人告诉我，１９８０年代，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时，大上海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前争睹她上课时的风采。事后，就连高教界也在谈论于漪与她的《海燕》。我听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问及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历史教授说，都在看《海燕》直播呢，《海燕》还有点看头。我相信这是真的。只要想想当初文学界是怎样的激动人心，《伤痕》、《班主任》等作品人们是怎样地争相传阅，就不会对此有任何疑问了。
　　于漪曾说，她是从讲台上成长起来的语文教师。她之所以在“文革”一结束便能冲出来，是与她在“文革”之前的教学成功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于漪及她的家人都有着这样的感触。现如今并不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于漪之子黄肃，谈及母亲的成功时非常自豪。他认为，他的母亲在“文革”之前就已经非常成功了——她的课上得非常好，至少，上海是拿不出几个像他母亲这样的优秀教师的。
　　于漪极富激情的讲课，奠定了她作为语文教学界一代情感派大师的地位。但于漪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自己的语文教学从实践的层面提升到了理论的层面。我们从于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她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论阐释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１９８１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一书，第一次对于漪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的语文教学实践与思想进行了综合评述，进一步确认了语言／语文是工具、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同时强调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而应该注意这门课程的思想性；１９８０年代初期，于漪又进一步强调，语言／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而是认知、思维的工具，在全面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于漪提出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同时继续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于漪则开始思考语言／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育中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问题。
　　１９９０年代，于漪的《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和《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论文引发并推进了一系列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语言的工具意义、文化载体意义、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语文学科的多重属性与多重功能以及它们的多层次多角度性……这里我们姑且先不谈于漪观点的正误，我以为，这些讨论本身对厘清语文教学是什么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作为一个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我觉得老佛爷真无论是世俗的声望还是学术的成绩于漪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身在基础教育领域里的于漪与罗竹风、陶本一、章熊、朱绍禹、顾黄初等身居高等学府里的语文学者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而另一些人，如程红兵、李镇西、李海林、陈军、高万祥以及于漪所在的杨浦高级中学的谭轶斌等受惠于于漪有多少，恐怕一时也难以说清。即如笔者也曾数次亲聆于老袒澹每晌街丈硎芤妗Ｓ阡舳缘贝淌Φ挠跋欤蘼凼巧疃然故枪愣龋际且谎阅丫〉摹?BR>　　　　　　　　　　　　　　　　　　　　　　　　　　二
　　对于漪这样一位名师，从内心里生发出一种由衷的崇敬之情是自然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于漪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审视。而且，我以为也只有这种审视，才足以让我们对于漪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当然并不仅仅是针对于漪的。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与道的问题。无论是从“文道结合”的角度，还是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于漪是以道为先的，有时甚至牺牲文，以文祭道。她的所有的激情与语文的诗意，都是建筑在“道”之上的。文本的自觉意识并没有在于漪的精神世界里形成。她有时无法从文本的张力出发来寻求对文的教学与阐释，转而以道来释文。对某些陈旧的宏大话语的过分因袭，可能是于漪的悲剧。因为这种宏大的话语方式压制甚至牺牲了老师和学生的个性。我看过很多于漪的教案与课例，都有这样的感觉：她对课堂的驾驭与把握更多的是从共性上去探求的。思想先行，可能是于漪甚至是那一代所有语文教师的文本认识论。道统先于语文的意识，这是于漪的缺陷，也是那一代语文教师的悲哀。我有时真的感到很困惑，我不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到底承载的是时代的重负呢，还是在自发乃至自觉地品味着这种宏大话语的快意？所以，在面对于漪时，我们觉得将语文还给语文，可能是最重要最务实的事。这种话说起来可能过于沉重了些，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这份清醒。
　　第二个问题就是于漪“与时俱进”的高速度。当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之前，语文教育界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她的教育思想恰逢其时；当１９８０年代语文教育界提倡“发展智能”时，她也修缮自己的观点予以响应；而当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强调“重视语言能力训练”，她以及她的拥戴者们，也能够从她的体系中，梳理出重视语言训练的观点；而当１９９０年代语文教育界强调“人文”时，于漪又俨然成了语文教育界“人文”的旗手；当近几年“宣传新课标”时，于漪同样激情四溢，积极之状不亚于任何一位年轻教师……于漪的语文教育思想简直给人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感觉。客观地说，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谁的思想都难免打上些微时势的印痕，但于漪转换的速度毕竟太快了，让我这个后生小辈即使在后面拼命地追都有一种“赶不上趟”的感觉。
　　仔细阅读于漪关于人文的许多著述，我觉得对“人文”的真切涵义，于漪自己恐怕也并不十分了然。往深层揣摸，我恍然发现，于漪孜孜追求的所谓“人文”，仍然是几十年未根本更易的在语文教育中进行的思想、道德、情感教育。在于漪那里，变的也就是一种提法而已，而内在的原核好象一直都是根深蒂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于漪与其说是一位语文老师，不如说是一位挺立在语文教育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
　　于漪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这固然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张志公曾对此感叹地说：“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对这种心态下的于漪，我从不怀疑她的“遗憾说”的真诚，但我还想说一句：真正的遗憾其实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对语文教学本身的叩问，而应该是对一种教育文化的叩问。
我忽然对于漪的价值产生了一种探究的欲望：于漪的价值是不是仅仅只存在于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语文教师身上？伟人之所以是伟人，那是因为他们经得住时间的推敲，有着非同凡响的穿越时空的力道。我这样说，可能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于漪只能产生于那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极端匮乏的时代，而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资源日渐丰富的时代，可能也不再需要于漪这样的名师了，因为于漪们是无法以他们的精神力量来引导这一代人的成长的。
　　　　　　　　　　　　　　　　　　　　　　　　　　　　　三
　　由于漪我还想到了另一个话题：我们时代的大师。
　　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太多了，特别是语文大师。改革开放以来，像雨后春笋一般，冷不丁就会冒出一个来。可是，在我的感觉里，大师总得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砥砺才能锤炼出智慧与哲思的光芒。在中学语文界，至少在教学技术和语言修养、文学修养、理论修养（这里的理论修养要求更高一点，包含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教育学理论等）甚至人类文化视野等方面都要臻至很高的境界才可谓之大师。说白了，这样的大师集天地钟灵、人文毓秀于一身，百年之中，大浪淘沙，也就数人而已。而如果精英辈出，则肯定是一种假象。现在的一些语文教师年纪轻轻就跻身特级之列，靠着应试得来的一点荣耀，在那里自诩为大师，有的甚至就是靠语文的手段以自肥。我不知道这是语文的悲哀还是语文教师自身的悲哀。
　　而更令我浩叹的是紧跟其后的一些青年语文教师，他们非但没能挣脱于漪时代就形成的对语文的桎梏，反而以一个高考战士甚至斗士的形象苦苦挣扎于应试的泥潭里。我不禁想问一句，我们这样一代代地沉湎在高考的题海丛林里，中学语文教育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呢？就在那天的报告会上，我耐心地听完了于漪的一个私淑弟子上的一节研究性课程。我觉得，她的课完全游离于文本之外，更别说什么文本的内在精神了。我不知道这样的课好在哪里，示范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坐在台下，我静静地看着她在台上一招一式地演出，心头无尽的感伤涌动，几欲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