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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清醒的导读者
少云中学 陈美莲
在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选编了不少名家名篇，在我们的周遭也经常耳闻目睹这样的“经典”，或是那样的“名著”。在“经典”和“名著”的光环下，人们都怀着顶礼膜拜之虔诚来仰视它，于是很多人在并非真切感受它的经典时也人云亦云着，甚或有人即使心存怀疑也忌于它的光环而说着违心的话。这样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学生中，还有我们的老师身上。如此又怎能咀嚼到作为经典的经典处，到头来却是葬送了其作为精华的获取。
其实这样的阅读方式是受到了“超保护的合作原则”的影响。所谓“超保护的合作原则”通俗地说，即因为你对名家有基本的信任，对其文章有“超级”保护意识，确认其作品是内涵深刻、艺术性强的经典作品；因了此种信赖，假若读不出其中的“好”，你也会使劲地反复地读。说得极端些，就似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究实质人们是因着皇帝那崇高的地位而盛赞那一件所谓世间最美的衣服，然而那美丽的衣服却可能是子虚乌有，所以我们要做的决非是那些用别人的脑子思考的“鹦鹉式”的“大人们”，而是要做一位没有皇帝概念的真实的“孩童”。
语文老师的导读者身份要求他更应具备清醒的意识，在打破“超保护的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读出经典的真味。
打破“超保护的合作原则”既要无视王者的尊贵，更不必太过在意名家的权威。名家所写未必全是名篇，经典之作亦非处处经典。
因其“议论脱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而被历代文论家誉为“文短气长”之典范的北宋大家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就曾引发过争议，“名文未必无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冯谖能否称‘士’”、“孟尝君是否能得‘士’”；而笔者却对文中“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颇有微词：难道孟尝君“得一士”便可“南面而制秦吗”？众所周知，大凡举事，成就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它涉及天时、地利、人和，以“一士”定乾坤，岂不可笑？
宋代大文豪苏轼脍炙人口的名篇《石钟山记》此文也有瑕疵：东坡以“事不目见耳闻而不可臆断其有无”之议论来指出李渤未能获取石钟山命名真相的原因即属败笔若说“臆断”，东坡却在臆断了。笔者以为，李渤之陋不在“事不目见耳闻”，他亦曾亲赴该地，扣其石、听其音；他陋于自己所得结论失之片面，只重其音，而未曾观其形、察其因，深入探究石钟山得名的诸多因素的真相。《石钟山记》一文之不足在于议论与叙事有脱节之嫌，未中肯綮。
也许我也是一孔之见、一家之言，但名家名篇、名人名著未必无懈可击；盲目推崇、抬头仰视绝非阅读名篇的可取之法。做一个清醒的解读者即要站稳脚跟平视它、思想之，真正读到其精美之处，并客观地冠以经典之名。
其实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有其众多复杂的原因。例如《背影》的成功与当时的社会不无关系，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与当时众多的父亲形象是迥异的：“五四”是一个反封建反传统的年代，“是个‘打死父亲’的年代”，所以五四文学的父亲形象较多是负面的，而《背影》中跃然跳出一个好爸爸的形象一下激起了无数读者之共鸣，所以《背影》的声誉鹊起某种程度而言是生逢其时，逆文坛潮流而行所致。当然，《背影》在篇章结构的布局、语言表达、细腻的情感等方面也是较出色的，也是其成功的因素所在。
再如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在当时能脱颖而出，与之作品填补那时陷入孤岛之中的文坛的空寂不无关系：“张爱玲就像一颗流星，划过抗战时期枯涸的文坛”；柯灵曾这样议论：“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府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点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她的作品引发了人们对陷入孤岛的一种关注。现在，文坛又起“张爱玲作品热”，究其原因，她的作品很是符合了现代人对于三十年代繁华都市的怀旧情结。
所以文学外部、甚至文学之外的原因，诸如写作的社会背景、个人际遇、文坛潮流、政治思潮等都可以或可能成为其成功的缘由之一。只有对此有较为深入地了解、考察，才能更全面、准确、客观地解读到其真正经典之处。
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最关键的还是其文学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内容的和形式的。譬如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和“我”的形象塑造，当时文坛许多作品受到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我”是一个有着先进于鲁镇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祥林嫂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劳动妇女，这正暗合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身份。鲁迅先生不落窠臼地设计了“我”被祥林嫂问及有无魂灵时的尴尬，可见“我”并无启蒙之力。作家没有盲从当时的启蒙思潮，而是站在更高的门槛对此提出了疑问，进行反思。鲁迅先生的深刻正在于其对社会敏锐的洞察力，因此好的作品应有与众不同的见地、高于众人的思想。
好的内容必须有相应的形式为之映衬，否则的话它可能成为一本好的哲学书、政治书，而非好的文学作品，材料的取舍、顺序的安排、叙述视角的选择也是大有讲究的。《孔乙己》便是这样一篇独具匠心之作：他以独特的视角——以“小伙计”为叙述者——讲述故事。试想一下，让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会有何不同效果呢？让孔乙己自述，也许会使读者为之掬起一把同情泪，痛恨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酒店老板作为叙述者，也许在以上基础上还能让读者读到他对孔乙己的嘲讽与不屑，深味到他对孔乙己的嘲讽与冷漠；然而作者却选择了最不起眼的“小伙计”，当你读罢掩卷时，你最终是被小伙计潜移默化去了，与其一起发出对孔乙己的嘲讽，抑或是对“小伙计”的变化充满了哀叹？而后者恰是作者以“小伙计”为叙述者的真正用意。 “小伙计”从一个对孔乙己尚有一丝同情的天真孩童变为世故麻木、酒店老板的同流，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当时统治者的思想对于老百姓的毒害之深。所以以“小伙计”为叙事者让读者读到了多重含义：对孔乙己的同情、对酒店老板的鄙视、对“小伙计”的悲叹、更有对当时社会弊病揭露的触目惊心！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名著的赏析难免也有一个不断深入，日趋完善的过程。对于名家名文，既要有打破“超保护的合作原则”的精神，不迷信名人，还要关注文学外部、甚至文学之外的原因，当然更要侧重于文学内部的因素的研究。
作为语文教师，对于文学作品我们首先要成为清醒地解读者，而后更应成为学生阅读名篇的引领者，将解读之法：打破“超保护的合作原则”，不仰视、不盲从，不人云亦云，更不能因之是名篇而产生逆反心理，需平和心态、端视作品，读出经典之经典处。
语文老师应努力成为一个理智的导读者。